太平洋戰爭前日本的經濟危機 由於中國的堅持抗戰，日本不能不陷於長期戰爭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對擴大中的占領區的經濟與超經濟的掠奪，也無法填滿戰爭的無底的欲壑，結果是日本的軍費大幅度地增長了。1931~1936年間，日本直接軍費的累計額是51億日元，年平均為8.5億日元；1937~1941年間，直接軍費的累計額高達441億日元，年平均88.20億日元，即增長了10倍。而1937~1941年間，日本的工業總產值僅由120億日元增加到173億日元，即增長不到50％，非生產性的軍費增長遠遠超過工業發展的速度及經濟許可的限度，這不能不帶來與日俱增的災難性的影響。 1937年秋天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又給脆弱的日本經濟以當頭—棒。雖然對中國占領區的輸出額增加了40.7％，但由於國際貿易的衰退，1938年日本的輸出總額反較上一年度減少了20%以上。貿易條件也更形惡化了，如棉布，輸出的實物量減少了25.9％，而價值額卻減少了38.3％。出口銳減，使得只能是量出為入的日本進口額也相應地減少了35.2％，輕工業原料及糧食進口額減少幅度更高達52％~89%。市場需求及原料供應的劇減，使輕工業遭到嚴重破壞。1938年6月，輕工業停業的已占企業總數的49％，失業人數由1937年的7萬人激增至150萬人，半失業者更多達300萬人。 世界經濟危機固然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但就日本經濟危機的形成與發展言，主要並長期起作用的，仍然是戰爭與擴軍這一因素。不可否認的事實是，1939年以後，亦即在世界經濟危機已經過去之後，日本經濟才更加惡化了，並演發為全面的軍事膨脹型的經濟危機。 七七事變後日本經濟危機的表現是： 民用工業的萎縮。表面上看，1937年後的日本經濟仍在發展中，只不過是增長率顯著地壓低了。1932~1936年間，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0.5％，而1937～1941年間，年平均增長率卻下降到5.1％。但這一綜合性數字，掩蓋了日益深化的日本經濟危機。如以1935~1937年的平均產值為100，則1941年陸軍武器的生產指數為120，海軍武器為500，生產資料為120，消費資料約為75％。由此可見，1937年後的工業發展，只是一種假象，除與軍工生產直接相關連的部分重工業確有發展外，工業增長僅僅是意味着退出再生產過程的那一部分軍用產品產值的惡性增長。就民用工業說來，則無論是消費資料或生產資料的生產都逐漸衰退了。 早自1937年秋起，因軍需生產的急劇膨脹，日本就已面臨着資金、原料、動力、勞力及外匯分配上的嚴重困難。1937~1939年間陸續頒布的臨時措施法、臨時資金調整法、國家總動員法、限制僱傭職工令等，目的即在於壓縮民用經濟，特別是其中的消費資料的生產以保障軍需。為此，不僅禁止多達560項原料與商品的進口，而且，更規定諸如橡膠、皮革、鋁、鋅、錫等都不得供應民用，進口的原棉、羊毛、纖維漿等只能用以生產換取外匯的出口商品，這就使得1937年後的第二部類的生產連年下降。以1930~1934年的平均值為100，則紡織業的產值指數由1937年的133，下降到1941年的79，食品業的指數亦由1937年的104，下降到1941年的90。 如果說1939年前日本是依賴犧牲第二部類的辦法來強行發展第一部類的話，那麼，在1938年第一部類生產達到最高峰之後，日本已不得不犧牲第一部類中的民用經濟部分以強行擴大軍需工業的生產。剜肉補瘡不夠用了，就只能是殺雞取卵。1939~1941年間，普通鋼材、工作母機、煤炭等產值逐年減少。化工產值甚至低於1937年的水平。因此，雖然算進第一部類產值中的軍需品的產值大幅度增長了，然而，第一部類的總產值卻反而減少了近10％。1940年提出的“有重點的增加生產的方針”，實際上是無可奈何地承認了這一再生產過程遭到破壞的既存事實，並也表示了要進一步犧牲生產資料(更不用說消費資料)生產以發展軍需工業蠻幹到底的決心。軍需工業發展，歸根結底，是以生產資料的擴大為基礎的；事情發展到了軍需工業吞噬生產資料的地步，也就表明日本已瀕臨於經濟崩潰的邊緣。 農業生產衰退。 由於受到半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日本農業發展是很緩慢的，且長期不能自給。除部分畜產品及小麥外，大米、大豆、蔗糖等部分或全部來自對我國台灣、東北及對朝鮮的掠奪。作為慢性農業危機的突出表現，1935~1937年間大米進口(掠奪)的年平均額(1246萬石)，雖較1925~1929年的年平均額(1001萬石)增長了24％，而作為日本主食的大米消費量，按人口平均計算，卻由1925~1929年的1.14石減少到了1935~1937年的1.06石，即減少了8％。如果說1939年前農業產量的增長雖然跟不上人口增長率但畢竟還有所發展的話，那麼，在這以後，無論是糧食作物或經濟作物的產量都絕對地減少了。由於徵調勞工與士兵，擴大軍事用地等，1937~1941年間，農村勞力減少了207萬人，農業用地減少了237 774町。另則，與1937年比較，1941年的農用生鐵減少了64％，氮、磷、鉀肥也因供給戰爭的緣故而減少了。結果是1940年的稻穀產量較前5年的平均產量減少了431.5萬石；而1941年的產量又較1940年減少了578.6萬石。1939年發生了嚴重的糧荒，迫使日本採行強制徵購的“供出制度”；1940年起，又強制農民縮減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以增加糧食生產；l941年起，更推行旨在壓低消費量的糧食定額配給制。凡此種種，表明太平洋戰爭前夕日本農業生產已陷入絕境。日本力圖擴大對占領區的掠奪，但竭澤而漁的做法只是使得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更行衰退。與1938年相比較，1939~1941年掠奪自我國台灣及朝鮮的大米進口的年平均額倒減少了20％。 財政瀕於崩潰。 占預算支出70％~80％的直接軍費直線上升，使國家支出與年俱增。1936／1937年~1941／1942年5年度間，日本預算支出累計達488.37億日元，較前5年的累計額107.55億日元增長近4倍，這就引起稅收大幅度增長，稅收總額由1936／1937年度的20億日元，上升到1941／1942年度的58億日元；按戶數平均計，1937~1941年間每戶稅收負擔更增加了2倍以上。1937年後勞動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全國商品周轉額又急劇減少，繼續擴大稅收額已面臨不可克服的困難。為了彌補日益增長的財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求助於公債和紙幣的發行。1931年的國債為60億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億日元，繼又增加到1941年的286億日元。早在1939年初，公債發行額便已接近當時閒置中的全國活動資金的總額；其後的公債的強制推銷，實際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業的活動資金，這當然就引起再生產過程的破壞——而再生產的擴大卻正是進一步增加公債發行額的基礎。與此相適應，公債的強制推銷也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雖然提出“公債消化第一”的原則，1939年的公債認購率只有89.2％，次年更又減少到78.5％。在此期間，通貨發行額也大幅度增加了，由1931年的13.30億日元，增至1936年底的18.70億日元。通貨膨脹影響及於當時資本與商品的正常流轉，曾遭到以民政黨為代表的工商業者的反對，成為統治集團內訌一度尖銳化的原因之一。七七事變後入不敷出的情況更趨嚴重，藉助印鈔機彌補赤字便成了常規。通貨發行額由1937年底的23.10億日元,，陡增至1941年的59億日元，遠遠超過流通過程中商品的價值總額，導致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以1929年批發價格指數為100，1937年為238.2，1941年為311.3。紙幣的急劇貶值，是對廣大人民的赤裸裸的掠奪，並也引起包括軍需品在內的商品價格的暴漲，從而又不斷地擴大了政府的財政赤字。1938年政府頒布了凍結物價的統制令以保障政府物資的採購，其結果只是促成黑市貿易的形成，更多的商品退出了政府管制下的公開市場。日本財政陷於惡性循環之中，赤字財政引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又擴大財政赤字，到頭來，是以資本與商品的自由運轉為條件的資本主義再生產遭到更大的破壞。 人民生活惡化。 30年代初期便已發生的絕對貧困化過程，七七事變後，因國民收入的實際減少及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而急劇發展了。貨幣工資的增加遠遠跟不上零售物價的上漲，使職工的實際工資不斷下降。1937~1941年間，貨幣工資指數增加了57%，零售物價指數上升了88%，結果是，在勞動強度極大地強化，工時延長到12~14小時的情況下，工人實際工資指數卻下降了16％(考慮到黑市價格，下降幅度當更大)。除賦稅頻增、地租暴漲、生產衰退外，促使農民生活惡化的又一要素是剪刀差的不斷擴大。1937~1941年間，農產品價格上漲了62％，而肥料等工業產品價格上漲了80％，工業消費品價格更上漲了100.7％。民用經濟的萎縮，使無法納入軍工軌道的中、小企業或手工業者大批破產。農產品及消費品的急劇減產，使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日益缺乏，定量配給標準不斷下降。據官方統計，以1937年每人每年的平均消費指數為100，到1941年，食糖的消費指數下降到76.9，肉類下降到66.9，蔬菜下降到76.1，衣料下降到62.3。1941年初，更被迫推行糧食、副食品定量配給制，除特殊情況外，成年人每日定量僅有350~390克。這就是說，日本人民已普遍生活於半飢餓的狀態中。 對外貿易瓦解。 戰爭經濟的發展，對進口的原料、燃料、設備或半成品、製成品的需求量日益擴大。然而，由於原來用以彌補外貿逆差的黃金儲備枯竭，更由於構成出口貿易主體的紡織業大幅度減產，1937年後日本已無力維持其傳統的貿易格局——輸出紡織品、生絲等，換取原材料、燃料等。據統計，1937~1941年間，日本輸出的棉織品由5.73億日元減少到2.15億日元，生絲由4.07億日元減少到2.15億日元，人造絲織品由1.54億日元減少到0.60億日元。這就使得原已被迫採行“進出口連鎖制”的進口貿易更趨衰退，並進而影響到日本經濟，使其逆轉，進而，則更危及以擴大軍需生產為宗旨的戰爭經濟的發展。1937年，日本出口商品的3／4是銷往美國與英聯邦市場，隨着爭奪市場競爭的加劇及日本和美、英關係的交惡，1937~1941年間，日本對美、英控制地區的輸出額由14.26億日元劇減到5.97億日元。1937年後，日形衰退中的日本外貿已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依賴於對中國占領區的強制輸出，到1941年，對中國的輸出額由7.90億日元猛增為16.58億日元。易言之，經濟實力不足的日本，已越來越嚴重地依賴暴力來推進貿易了。反過來，這又為戰爭的擴大提供新的刺激。美國實行的經濟綏靖主義，曾極大地幫助了日本的對華戰爭，但霸權鬥爭終究是不可調和的。1940年7月美國廢除了日、美通商條約，9月在三國同盟條約締結後美國宣布禁止廢鐵等11種戰略原料對日出口。1941年7月，美、英、荷相繼宣布凍結日本的資金，緊接着，美國禁止棉花、糧食以外一切物資對日本的出口，英國宣布廢除日英、日印、日緬通商條約，尤具影響的是，荷蘭繼美國之後也宣布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日本每年開採石油40萬噸，人造石油30萬噸，而消費量為540~550萬噸。進口石油來源的中斷對日本經濟及戰爭機器的運轉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就在宣布石油禁運後的7月31日，日本作出了向美國宣戰的決定。 1941年2月，企劃院總裁星野直樹宣稱：日本“已不能從滿洲及華北獲得充分的物資，不能不考慮從南方獲取物資，而且拿日本目前的情況來看，不能僅僅考慮依靠支付代價的辦法來進行輸入”。這就表明，遲至194l年初，因軍事膨脹型危機的發展，日本經濟已陷於走投無路的絕境，以致在統治階級看來，唯一的出路在於擴大侵略戰爭的範圍，藉助於赤裸裸的戰爭掠奪，亦即不“支付代價”方式來擺脫惡性發展中的經濟危機。 文章來源：百度網2006-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