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雲·

　　一．塘沽停戰協定和華北自治

　　１９３２年１月，試圖實行“積極抗戰”方針的孫科政府失敗下台後，蔣介石、汪精衛聯合政府成立。“積極抗戰”的政策無人響應，“不抵抗”政策又被民眾所反對。於是蔣汪聯合政府選擇了第三條道路，按汪精衛的話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蔣汪聯合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解決９·１８事變後的東北懸案。蔣介石委託他的拜把兄弟黃郛（當時任北平政務委員長）和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秘密交涉停戰的問題，１９３３年５月在天津附近的塘沽正式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着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塘沽協定由於得到了汪精衛、孫科等國民政府要人的承認，蔣介石的責任並沒有表面化。但塘沽協定在中國民眾中引起了很大的憤慨，不少人認為黃郛是主要責任者，有人還向黃郛居住的院內扔投炸彈。雖然塘沽停戰協定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面。

　　１９２７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範圍只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復榘，山西省：閻錫山。日軍占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制力。對於軍閥們來說，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都來源於手中私家軍隊。而要養活一支私家軍隊就必須有自己的地盤，有自己的經濟來源。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　“華北自治系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面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復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復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２月１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

　　２月２２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在國民黨內部遭到很大的反對，８月汪精衛提出辭職，但被國民黨中央慰留。

　　１１月１日汪精衛遇刺重傷後，國民黨內部的對日和解派開始凋零，對日強硬派成為主流。

　　二．蔣介石對日立場的改變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２·２６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狂熱的軍人所控制。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也深感憂慮，認為事態發展下去必然超越中國退讓的底線，中日間的戰爭必至。１９３６年６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國民黨５屆２中全會，是國民黨對日方針的轉折點。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此後南京政府開始對日本採取強硬政策。

　　日本２·２６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５屆２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１２月３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塘沽停戰協定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因為長城以南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裝地帶原是張學良的地盤，塘沽協定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張學良以下野和出國外游的方式表示抗議。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週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張學良等人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對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贊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採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

　　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按蔣介石的話，這叫做“君子之約”，“言必信，行必果”。不過從後來的歷史來看，蔣基本承諾了他的“君子之約”。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１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１０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的請願，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但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使蔣介石抗日的信心大增。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的對於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面的援助。

　　三．蘆溝橋事變

　　１９３７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召開５屆３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復榘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面挾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乾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迴避責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８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頗多，二十九軍的將士對天津軍的牴觸和敵對意識較強。為了緩和與二十九軍的關係，１９３７年４月天津軍司令邀請以張自忠為團長的二十九軍幹部代表團前往日本進行為期６周的訪問，在日本受到了“盛情款待”。但這並沒有改變二十九軍和天津軍的緊張關係。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橋附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

　　應該說１９３７年的蘆溝橋事變和１９３１年的９·１８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９·１８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

　　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９·１８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原二十九軍副將秦純德在國際法庭上提出的起訴材料“七·七事變紀實”中，也迴避了到底是誰先開的第一槍的問題。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

　　日本方面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打完仗後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是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輿論界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９·１８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份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貌似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只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在蘆溝橋事變後，蔣介石表示了堅決抗戰的態度。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蔣介石的講話表明中國準備進行長期持久戰的戰略和決心。

　　四．導致全面戰爭的上海戰役

　　蘆溝橋事變爆發時，中國有１９１個陸軍師，２００余萬人，日本陸軍的現役部隊為１７個陸軍師，２５萬人。乍看上去中國軍隊似乎有擊敗日本軍隊的希望，但實際上中國軍隊在重火器、機械化運輸、通訊器材、彈藥方面同日軍有巨大差距，空軍和海軍更是無法相比。另外中國軍隊的多數是地方雜軍，對中央軍犧牲他人保存自己實力有所猜忌，這也是中國軍隊的一大弱點。

　　儘管中國在軍事上直接擊敗日本軍隊幾乎是不可能的，但中國在國土面積、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戰爭潛力方面比日本有明顯優勢。所以中國取勝的唯一途徑就是用全民戰爭、持久戰、消耗戰的方式來拖垮日本。這樣中國雖然不能直接打敗日本使其繳槍投降，但可以拖垮日本，使其被迫放棄對中國的侵略。後來越南也是用這種全民戰爭的方式拖垮和趕走美國人。要充份發揮全民戰爭的效果，戰場越大、戰線越長越有利。如果把戰場只局限於華北，顯然不能充份發揮全民戰爭的效果。於是蔣介石決定在上海開闢新戰場，將日本拖入全面戰爭的泥潭。

　　蔣介石無視第一次上海事變時達成的中國不在租界附近駐軍之協議，主動將他的嫡系部隊部署到共同租界附近的非武裝地帶。上海共同租界的國際委員會向中國政府抗議中國軍隊違反協議，被蔣介石置之不理。日本人沒料想到蔣介石一改以往忍辱負重的態度，會主動在上海開闢新戰場。當時日本在上海只有幾千人的海軍陸戰隊，沒有什麼準備。８月１３日，中國軍隊主動向上海的日海軍陸戰隊發起進攻，日軍倉促應戰，並緊急從國內派兵增援，揭開了第二次上海事變的序幕。　日本軍部的“事變擴大派”當初只是設想把蘆溝橋事變擴大到華北地區，並沒有在中國全土展開全面戰爭的計劃。可是蔣介石的上海攻勢，使日本軍部對戰爭的指導發生了混亂。日本軍部剛開始還不想擴大上海戰線，８月１５日只派出了最低限的２個師團（３萬餘人）的增援部隊，但蔣介石將其精銳部隊７０萬投入上海，使用人海戰術給日軍造成極大的傷亡，迫使日本不斷增兵。由於現役部隊的人數不夠，日軍不得不薊７ｂ時召集預備役部隊參戰，最後日本投入上海的兵力達３０余萬人。

　　１１月５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後，國民黨軍主動撤退。在２個半月的上海戰役中，日軍戰死２萬４千餘人，戰傷３萬餘人，幾乎可以與日軍歷史上最慘烈的日俄戰爭旅順戰役（死傷６萬餘人）相比。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役中雖然沒有取得直接的軍事勝利，但上海戰役迫使日本把局部戰爭升級為全面戰爭，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戰爭的泥潭。所以說上海戰役在戰略是相當成功的。

　　五．幾點反思

　　一些文章認為蔣介石完全是在張學良西安事變的逼促下，才被迫改變對日妥協政策走向抗戰的道路。這其實過份誇大了西安事變的作用。當然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對日政策的改變有相當的影響，但並不是主要原因。在西安事變前的國民黨５屆２中全會上，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就有明顯轉變，顯示了強硬的態度。蔣介石對日態度轉變的最主要原因，應該說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在９·１８前後的一段時間裡，儘管日本狂熱軍人的暴走，日本的文人政府還是表現出克制的態度，還是有誠意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與中國的衝突。在那一段時間裡對日本的妥協退讓，是有可能換取和平的。因此不應該過份指責蔣介石當時的妥協不抵抗政策。後來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上台，對中國採取強硬的高壓政策。在此情況下妥協和退讓已不太可能換來和平，所以蔣介石轉而採取進行抗戰的不妥協態度。

　　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軍部並不想把戰火擴大到整個中國，只設想打一場短期的、局限於華北地區的速決戰，在短期內一舉摧毀中國軍隊的主力，迫使中國人屈服。戰後的１９４６年，美國戰略調查團對日本的侵華戰略進行了調查，該調查團的調查報告中說：“對於日本的侵華戰略，本調查團對多數日本將校進行了訊問，這些日本將校均表示當時既沒有侵占中國全土的必要，也沒有侵占中國全土的欲望……。沒有料想到１９３７年的華北事變，會引發與中國的全面戰爭。”這個報告比較客觀地說明了當初日本沒有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戰略動機。

　　當時日本人以為蔣介石在蘆溝橋事變後，會派主力軍隊前往華北保衛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日軍進行軍事決戰。但蔣介石並沒有直接派兵去保衛華北，而是轉而進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將日本拖入了全面戰爭的泥潭。因此一些日本人聲稱日本原本不想和中國進行全面戰爭，中日間的全面戰爭是中國人挑發的。然而中國取勝的唯一出路就是與和日本進行長期持久的，不以爭奪領土為目的的消耗戰，將對手消耗拖垮。如果當時蔣介石在華北跟日軍進行一場爭奪領土的決戰，中國不僅必敗無疑，還要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

　　蔣介石說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怕鯨吞，就怕蠶食”，這是非常正確的。如果中國試圖和日本打局部戰爭，就會導致日本不斷蠶食中國的被動局面，不如乾脆進行一場全面戰爭。蔣介石在抗戰初期擴大戰線，誘敵深入的戰略，奠定了中國取得抗戰最終勝利的基礎。蔣介石預言中日戰爭持續下去，將引發世界大戰。在大戰中日本將與美國和蘇聯為敵，並最後失敗。中國可以乘勢收回東北和華北的失地，達成完全的獨立。後來歷史的發展印證了蔣介石的戰略預言。相對而言，日本在蘆溝橋事變以後的對華戰略上，卻顯得十分混亂，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日本對華戰略中心是要對中國政府進行“武力懲罰”，試圖用武力打擊迫使中國人屈服，迫使中國政府改變反日、排日的政策。這其實和中國當年出兵“懲罰”越南的動機有某些類似。這種愚蠢的戰略導致日本的最後失敗也是毫不為怪的。

　　當然日本並不是沒有一流的戰略家，石原莞爾可以說是當時日本極有眼力的戰略家。石原認為戰爭要見好就收，一旦越過了勝利的極限點就是失敗的開始。他主張軍部改變對中國的高壓政策，停止華北分治運動，只要中國承認或默認滿洲國，就將華北的主權交還中國。石原堅決反對把蘆溝橋事變擴大到整個華北，認為這是重蹈拿破崙超過勝利極限點的愚行，只能使日本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後來戰爭的發展的確應驗了石原的警告。不過石原這樣有眼力的戰略家並沒有被重用，而是一群短視無知的狂熱分子主宰了日本軍隊，這些狂熱分子的愚行最終導致日本帝國的毀滅。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雖然不敵日本軍隊，但中國的戰略家勝過了日本的戰略家，這是中國能取得最後勝利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