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上的賀龍，口銜煙斗，指揮若定，這幾乎成了他給人們留下的最難忘的印象。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一位“百戰沙場驅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閒”的風度。

然而，生活中的賀龍展現給人們的卻是另一番風采……

豐富的個人特質

賀龍有着豐富的個人特質，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熟悉他的同志嘴邊總會掛上微笑。關於賀龍的傳說多得不可勝數，有許多是百分之百的事實。賀龍從小就識字不多，但會寫自己的名字。他下達命令的時候，總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戰士的左手上。戰士回到自己的連隊，背誦完命令，就舉起左手，出示賀龍的親筆簽名。

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開始自學讀書寫字，他幾乎全憑記憶，每學一篇課文，就反覆誦讀，直到學會了裡面所有的字為止。賀龍也許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級指揮員粗疏一些，然而在外向的粗疏中，卻隱藏着對被壓迫者的深切同情。他是一個愛嘻鬧的人。在街上，他喜歡逗弄孩子，常“抱起一個掙扎着的小孩，夾在腋下走半條街，然後把他放走，用一個銅板或一塊糖哄得他高興。

賀龍曾對人談起過自己的人生哲學：“我相信運氣，你不能阻擋它，既不能把運氣關在門外，也不能插上門不讓它進來。只要有運氣，總是會走運的。”

賀龍又高又壯。“賀龍同志象老虎一樣強壯。”朱德同志這樣稱讚他。“我在長征中，一次也沒有看見過他顯出疲憊的樣子。好幾次，他還背着負傷的戰友呢！”

的確，僅從賀龍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他的全身，從頭到腳，都充滿躍動的活力。賀龍是不能靜坐不動的。他的動作，和他那聲如飛雷的南方鄉音一樣令人矚目。

賀龍是很容易識別的——口裡叨着他喜歡用的煙斗、鬍鬚濃黑而整齊。他那充滿俏皮的眼睛，總含着笑，仿佛在尋找諷刺的好材料。賀龍曾對人說：“他開始留鬍子的時候只有地主軍閥才留鬍子，他不相信為什麼農民就不能有鬍子。”賀龍喜歡和他的政委關向應下棋。誰輸了，就得把鬍子剃掉。雖然這種事不常發生，但有時賀龍的鬍子確也不見了。關向應同志曾對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女士談起對賀龍個性、品格的印象。他說：“賀龍是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有着一種特殊的戰士風格。他作決定迅速而明確，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作戰時計劃得非常仔細，他所有的決定都是穩當安全的。他對待部屬很周到，但他們如果犯了錯誤，就嚴格執行紀律。他的政治理解力是很強的，並且對黨誠實和服從，總是小心謹慎地遵循黨的路線。作為個人，賀龍為人和藹而樸實，幾乎是孩子似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強壯，喜歡騎駿馬。他抽香煙——除此以外就沒有什麼別的嗜好了。”

賀龍活躍健談，他講起故事來，手舞足蹈，談諧有趣，不愧是這方面的老手。他常講到他小時候的事情：“年輕的時候，只要一提起我賀龍的名字，地主馬上就會收拾細軟逃命。”這時，他總是預先傳言他還有好幾英里地遠，然後敲響地主的大門，微笑着說：“哈，我來了！”賀龍從不講究形式。長征中，他要麼打赤腳，要麼穿草鞋，腳上總裂着大口子。他對於軍隊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問他為什麼他有三萬人的隊伍，卻說只有一團人，他揚起頭來哈哈大笑說：“我數不過來！”一次賀龍視察青島海軍學校，卻走進歡迎他的儀仗隊中，和張三拉拉手回李四家在哪裡，中午又在院子裡和學員們蹲成一圈吃飯，鬧得偌大一個食堂空着，蘇聯高級顧問很不高興。賀龍說，我就看不慣這一套。

賀龍顧全大局，絲毫不帶有私心雜念。他與肖克在戰爭年代結下了密切而持久的戰鬥情誼，被美國記者、《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哈里森·索而茲伯里稱為“一對生死朋友”。一九三1934年，這兩位將領在貴州東北部的印江縣木黃鎮會師。四天之後，他們進入四川，在南腰界舉行了慶功宴。這次會合，完全沒有象毛澤東和張國燾的會合那樣引起那種病態的猜忌。

“他是個出色的將領”，賀龍在“文化大革命

”中蒙冤慘死後，肖克聲音沉重而滿懷激情地說：“他是個偉大的革命戰士，是我敬愛的老上級”。

　賀龍的婚姻家庭生活

賀龍早年趕馬馱運，長途跋涉，生活很艱苦。由於勤儉精明，還是為家裡掙了一些錢。武昌起義勝利，推翻清王朝。桑植到處傳說：“民國反正，窮人翻身。”隨着賀龍趕馬收入有了點錢，生活也開始好轉。也就在這時，他們家庭成員多了一位新人。那是在一九○六年賀龍十歲時，臘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賀龍與比他大幾歲的原燕羅界鄰居貧農女兒徐月姑成了親。

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個女兒叫賀金蓮。幾年後徐月姑病故於南昌暴動。這是賀龍的第一次婚姻。

南昌起義後賀龍去湘鄂西拉隊伍，女兒賀金蓮留在上海。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賀金蓮自幼體弱多病，這時不僅無法及時治療，而且為了對付敵人的搜捕還要經常搬家藏躲，日日夜夜擔驚受怕，這樣搬來搬去，沒有多少天就把孩子給拖累折磨死了。

賀龍對這個在苦難中出生而又夭折的女兒十分疼愛懷念。後來他回憶起這件事，還悲憤地說：“上海還埋着我們賀家一口人嘛！”金蓮去世二十多年後的1935年秋，賀龍帶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六軍團，從桑植劉家坪出發開始長征。在告別家族時，還從衣袋裡掏出一幅鞋扣絆，說：“這還是金蓮給我做的布鞋上的扣絆！”

賀龍的第二次婚姻是在長征前開始的。他在湘西娶蹇先任為妻（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與肖克結婚）。蹇先任出身豪門，結婚後與賀龍感情甚篤，跟隨賀龍參加革命，出生入死。1935年11月，賀龍正在前方，蹇先任生下一女。當時賀龍正好打了一個大勝仗，王震發電報把這個消息告訴賀龍，電報上寫着：“祝賀賀副主席生了一門迫擊炮。”賀龍看了後非常高興，大笑不止。後肖克為賀龍的這個女兒取名為賀捷生，意為“戰鬥告捷時所生。”

賀捷生出生十八天就隨賀龍指揮的紅二方面軍長征，被稱為“最年幼的紅軍”。她隨紅軍到達陝北後，抗日戰爭爆發。因賀龍南征北戰，只好把她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帶養。直到解放，賀捷生才回到父親身旁。

蹇先任後在戰鬥中犧牲。1942年，賀龍與薛明結婚。婚後，兩人相敬如賓，一起度過了無數個難忘的歲月。戰爭時期，為了革命，賀龍與薛明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賀龍戎馬倥傯，今日陝甘寧，明日冀中，晉西北，轉戰於黃河兩岸，出沒在敵前敵後，然後就是跨越秦嶺巴山，進軍大西南。兩人少有短暫的相聚，多是長久的離別。

1944年9月，陝北延安連降大雨。二十八日，薛明為賀龍生下一個男孩。毛澤東當即給賀龍打去電話說：“賀龍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1944年薛明懷有身孕時，賀龍的老搭檔關向應即為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當時，關向應與薛明商量說：“如果是個男孩，應該找一個我們大家都喜歡的名字給孩子。大家都喜歡岳飛，所以孩子的名字應該同岳飛的名字有聯繫。賀龍的字是鵬舉，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岳飛的名和字中各取一個，就叫‘鵬飛’好了。”不久，關向應病逝，賀龍十分難過。為了有紀念意義，賀龍也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賀鵬飛”。

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黨搶奪勝利果實，賀龍率部隊進軍豐鎮、集寧，車過延安的柳樹店的家裡時，保姆抱着賀鵬飛在路邊迎候，賀龍在卡車上伸出手來和賀鵬飛握握手，只說了句：“長大了當兵。打完仗再見！”然後就驅車遠去。全國解放後，特別是賀龍一家來到北京後，黨和國家給予賀龍的責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於繁重的軍政工作。平時總是清晨匆匆離去，夜晚遲遲歸來，再加上長時間外出開會、視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更少了。對此，賀龍心裡始終深感愧疚。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賀龍受到迫害。周總理為了保護賀龍，於1967年1月19日派人把賀龍夫妻送到了京郊的山區。兩人總算朝夕相處了，然而卻是在那樣的境遇之中。

這年夏天，林彪一夥背看毛主席，繞過周總理，把黑手伸到了賀龍夫妻的住處，加緊了對賀龍的迫害。不久，七十一歲高齡的賀龍患了糖尿病。林彪、“四人幫”集團對賀龍進行了兇殘的迫害。他們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四十五天幾乎斷絕了水的供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飲水。薛明臉不洗，口不漱，忍着難耐的乾渴，為的是讓賀龍有口喝。

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拿來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燒壞了。

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地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里竟然結了一層蜘蛛網……

賀龍與薛明就是這樣在患難中度過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時四分，賀龍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總理矚託，寫下了《向黨和人民匯報》，將賀龍遭受迫害時的生活情形公諸於眾……

賀龍的兒女們賀龍與蹇先任生下的女兒賀捷生，解放後不久考上了“北大”歷史系，畢業後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在那裡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間，因受牽連，被剝奪公民權利，下放勞動改造，這期間，她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被審查達五年之久。在這期間，先是前任丈夫棄她而去，接着父親慘死，繼而十二歲的女兒上吊自殺。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後，她才暫時解脫，回到北京，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

1975年4月，賀捷生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尋找賀龍遺骸，補行喪禮，訃告國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賀龍的骨灰安置儀式將秘密進行，“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治喪、不報導、不宣傳”。賀捷先十分氣憤，再次上書毛主席，並請鄧穎超同志轉交給周總理。

周總理在醫院得知真情，當即親自給毛主席寫信，並附上賀捷生的信。過了兩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來打電話給賀捷生，表示自己將抱病前往參加賀龍的骨灰安葬儀式並親自致詞。

賀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於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後又陸續復出的元老們關係密切。那時，她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盡了各種辦法。她雖然不會抽煙，但隨身總帶着一包煙和一個打火機，為的是在緊要關頭及時燒毀材料。

現在她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同時，為圓昔日文學夢，在業餘時間寫起書來，創作了一些頗受歡迎的文學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暢想曲》、《擊斃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崑崙》和《人民文學》上發表。不久，由她執筆編寫的電影劇本《殘月》，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並獲得很大成功。

1978年，鄧穎超親自為賀捷生舉行婚禮。新郎叫李振軍，當時任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軍區政委，是一名儒將，在戎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戰，而且能吟詩作對。

1988年，賀捷生被授予大校軍銜。薛明與賀龍結婚後，共生有兩女一子。女兒分別叫賀曉明，賀黎明，兒子就是賀鵬飛。賀曉明曾在北京市旅遊局外事辦工作，後加入富利公司。賀黎明“文革”之後畢業於北京外貿學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實業公司事務部當秘書。“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難，與廖承志之子廖平結為夫妻。

賀鵬飛小學時就讀於北京育才小學。1962年，於北京男四中高中畢業，學業一般，據說體育成績相當好。有趣的是，賀龍當時任國家體委主任，不知二者有無關係。賀龍希望鵬飛進清華大學讀書，但他還達不到清華大學的錄取線，而象這樣的高乾子弟本可以保送進大學，然而賀龍嚴於律己，沒有這樣做。這一來，賀鵬飛竟連續兩年沒有考上大學，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補習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華大學。

文革初期，賀鵬飛成了清華大學“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與幾個高乾子女左右了清華大學的紅衛兵運動，據說他們當時旗幟鮮明地支持劉少奇。後來，隨着賀龍夫婦相繼被打倒，他本人也從“紅五類”變成了“狗崽子”。賀龍被打成“反革命”後，當時的中央文革發通輯令捉拿賀鵬飛。賀鵬飛和賀曉明把妹妹賀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後，兄妹連夜逃出北京，改名換姓，在一條往返於津滬的貨船上當苦力糊口為生。當時賀鵬飛大學尚未畢業，周恩來經過多方打聽查找到他們兄妹的下落並擔保不再逮捕他們，賀鵬飛和賀曉明這才回到學校繼續學習。

1967年10月，賀鵬飛患了重病，無法就醫，當時尚未被打倒的陳毅仗義執言，才把他送進了醫院，但一場大病還沒有痊癒，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頭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以“企圖外逃”把賀鵬飛、賀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乾子弟送進少年管教所審訊了半年。

賀黎明從少管所出來後被下放到陝北“插隊落戶”，賀鵬飛則進了一家工廠當工人。文革後，賀鵬飛因學的是機械專業，所以進了北京市機械進出口公司。工作期間，與當時在該公司任資料員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女兒馮露結婚。

賀龍平反後，賀鵬飛於1979年前後參軍，並於1980年在清華大學及國防科技大學研修軍事工程誘導戰術。八四年初升任為總參謀部通訊部副部長，同年七月任總參謀部裝備部所屬“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年底升為裝備部副部長，次年升為裝備部正職。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為最年輕的少將，屬於正兵團級軍官，主管全軍軍事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