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的一篇社論中，《華盛頓郵報》稱，如果終止對外太空的探索，無疑相當於中國人在鄭和時代終止航海的冒險。“神舟四號”重新點燃了中國人探索外界的熱情嗎？“就像在太空裡乘坐公共汽車”，一位負責人對媒體這樣預測可能即將到來的太空旅行。將於2003年或2004年發射的神州5號有望使中國成為繼美國、俄羅斯之後第三個完成載人太空飛行的國家。但這一極具標誌性的事件仍淹沒在2002年底紛擾的新聞事件中，這一壯舉沒有贏得“英雄”式的祝賀。

　　但這也使這一事件可能回歸到其本來的意義。一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對於外太空的探索仍帶有強烈的國家爭霸色彩。當尼克松與赫魯曉夫在1957年展開廚房辯論時，他們都希望自己所代表的制度具有更強的優越性，所以當蘇聯最終將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軌道時，它令美國人與西方世界緊張不已。同樣地，對於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而言，幫助中國實現火箭的上天與鄧稼先的“兩彈”計劃一樣，是實現中國獨立與“東風壓倒西風”目標的關鍵步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科學探索變成了意識形態的爭奪。從人造衛星到登月計劃再到星球大戰，科學探索變成了科學家非功利的好奇心與政治人物的政治訴求不斷較量的遊戲。

　　沒有人比費米實驗室的第一任主任羅伯特·威爾遜更能表現出一位科學家在這種爭辯中的迷人風采。在回答國會質詢他建立粒子物理實驗裝置能否增強美國的國防能力時，他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新知識對榮譽與國家貢獻良多，它與保衛我們的國家毫無關係，但它使我們的國家值得保衛。”

　　阿波羅登月計劃除了清洗了美國人在1957年的恥辱，它還給因越戰而混亂與暗淡的1960年代美國帶來了奇蹟般的光彩。當億萬美國觀眾目睹着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時，他們重又回憶起肯尼迪時代的光輝與燦爛。當奧爾德林對阿姆斯特朗說：“美呵，美呵，壯麗的淒涼景色”時，它鼓舞的不僅僅是美國人。

　　而對於中國人而言，除去意識形態與國家的需求，科學探索還帶上了某種對自己的傳統與文化重新審視的意義。曾在1980年代後期風行一時的《河殤》就不乏武斷地認定，以科學為基礎的藍色的海洋文明，是對以中國為代表的陸地文明的一次洗刷，而秦始皇的長城和雄心勃勃的鄭和夭折的航海計劃一樣，是中國人缺乏進取心與征服欲的象徵。

　　當科學實驗越來越不再是愛迪生的燈泡研究，或是麥克斯韋爾的試驗室內的電磁實驗時，國家的意志就在科學探索中扮演了越來越具支配性的角色。是的，我們喜歡羅伯特·威爾遜先生富有尊嚴的回答，但它並不能在每一次質詢之前都確保成功。當美國國會在1993年砍掉了超導超級對撞機的項目時，那些粒子物理學家陷入了巨大的沮喪之中，哈佛大學物理系主任謝爾登·格拉肖掩飾不住自己的意志消沉，他甚至失去了威爾遜式的自信：“沒人能宣稱這類研究會能造出什麼實用的東西，那只是句謊言。就政府目前的態度來看，我所鍾情的這種研究不會有很好的結果。”

　　但在科學探索這一問題上，我們總要面臨重重矛盾。科學源於人們無法饜足的好奇心，科學重塑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念，但科學的結果也常常迅速轉化成實用性的工具。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整個20世紀，科學正迅速墮落為對技術的極端追求，它失去了最初的樸素而無窮盡的好奇心。但我們在承認科學的功利化傾向時，也同樣要承認，科學家本身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團，他們在口口聲聲強調科學的非實用性目的的同時，也同樣滿足了自己的實用性要求，除了科研經費，還可能是科學家的過度幻想。就像最近人們對於NASA的質疑，它所實施的火星登陸計劃缺乏目的，雄心勃勃的NASA科學家，似乎就是為了尋求與阿波羅登月相匹配的壯舉。

　　偉大的科學壯舉與體育與文藝成就一樣，是鼓舞一個民族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我們更需要了解，當我們過分局限於這個目的時，就很容易忽略這些成就的實質是促使人類的健全發展，甚至可能僅僅為了實現人類對遊戲精神的渴望。對於長期深受實用主義影響的中國科學界來說，我們還不存在過度的好奇心與預算間的矛盾，令人擔心的反而是對實用性的過分強調可能會壓抑真正的科學精神。我們希望神舟四號與未來五號的發射，能夠激發起中國人對未知世界的熱情，我們也能像庫布里克在1967年幻想2001年的世界一樣，對於未來做出科幻電影般的暢想。當更多的中國人在太空漫遊，並像加加林與阿姆斯特朗一樣目睹到地球原來只是個藍色的星球，而在浩瀚的宇宙中，我們是如此渺小與頑強時，他們對於中國的觀念也同樣會改變。

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