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枚是康生的妻妹，最通俗的叫法是小姨子。因為高英培有段相聲里管小姨子叫“小肥皂”，很是膾炙人口，所以一說蘇枚是康老的小肥皂，就更便於理解了。 康老原本在山東老家有妻有子，但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和所有的老一輩革命家一樣 —— 與封建包辦婚姻決裂，來到大上海追求進步，進了當時上海最進步的上海大學，那是1924年。第二年，康老入了黨，在學校，認識一個進步女生，叫曹軼歐。 曹軼歐原本也是有丈夫（曹軼歐女士果然有遠見，這個丈夫後來背叛革命，當了叛徒。），但是和康老一接觸，一起搞搞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就產生感情了。康老年輕時還是很帥的，英俊挺拔，氣宇不凡，加上革命者也不管舊道德那一套，於是一個甩了家裡的老婆，另一個甩了家裡的老公，在1927年組成革命家庭。 蘇枚原名叫曹文敏，又名曹更新，那時候革命者都用很多名字，是曹軼歐的妹妹，原來也有丈夫，名叫劉曉浦，是烈士。 從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開始，小姨子蘇枚就和姐姐、姐夫住在一起；1933年康老一家去莫斯科，蘇枚跟着；1937年，康老回延安，蘇枚一起回來；1947年康老去山東土改，蘇枚也去；1949年6月康老開始養病，從青島到杭州，蘇枚還是形影不離。 1950 年在杭州，蘇枚曾經跳樓自殺，摔斷一條腿，事情鬧得不小。據傳是姐妹倆爭風吃醋，曹軼歐畢竟參加革命早，黨性強，會鬥爭，把妹妹氣得跳了樓。康老極力掩蓋，非說是別人推的。但康老和小姨子這不清不楚的風流韻事，還是在黨內逐漸傳開了。估計只是高級幹部間流傳，廣大群眾並不知曉。否則後來康老精神抖擻的給革命群眾講話，鼓鬥爭幹勁，號召揪人，台下不免這樣議論紛紛。 革命群眾甲：你知道今天在台上講話的是誰嗎？ 革命群眾乙：知道啊。康老。中央首長，理論家。 革命群眾甲：你知道他那個事嗎？ 革命群眾乙丙丁戊等：啥事？啥事？？啥事？？？ 革命群眾甲：就是他和他小姨子…… …… 革命群眾乙丙丁戊等：哎呦，真不要臉，這麼見不得人的事都幹得出來，還中央首長呢。 …… 今天看來康老和蘇枚的曖昧關係，已成黨史定論。不過，有些材料，也可推出康老和蘇枚之間或許不像被政治醜化的那樣不堪。 蘇枚在1945年曾和黃火青同志結婚。這段婚姻持續時間不長。現在的說法是康生這個壞蛋從中搗亂，破壞革命同志家庭。反正康老已經在黨史上被徹底否定，估計也沒有翻案可能，所以有壞事就由他來背鍋，更何況這事也符合男女情愛邏輯。康老也是人，也會吃醋。 但 1958年，蘇枚和張鼎丞同志結婚。這事就有點不太好解釋。黃火青（1978年任）和張鼎丞（1954年任）兩位同志都擔任過最高監察院檢察長，連嫁兩個最高檢察長，蘇枚也不算低就。我們假設，1945年黃火青還不知道康老和蘇枚的關係。那麼1958年，這事就瞞不住了。張鼎丞同志是高檢一把手，屬政法戰線，信息靈通，這“好事”他能不知道？難道他肯和康老的緋聞女友、二奶（舊社會叫姘頭）組成家庭？何況，蘇枚跳樓發生1950年，黨的高幹們多已風聞。 就算他肯，那他敢嗎？康老在黨內一直以心狠手辣、翻臉無情、整人有術而著稱，誰活得不耐煩了，敢去撬康老的妞？蘇枚和張鼎丞這段婚姻持續時間也不長，大約一年。 1967 年4月，正是康老最得意、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在中央政法幹校工作的蘇枚突然服大量安眠藥自殺。隨後康老認定這是政治謀殺案，又製造一起冤案，迫害一大批人。蘇枚一生，甚是悽苦，三次婚姻都未得善終，和姐夫康生又不清不楚。女人在政治漩渦里，比起男人，另有一番苦處。 在公開出版物《康生評傳》中，他們的關係被定性為 —— 通姦。康老也自然逃不了“生活糜爛、作風腐化”這頂帽子。不過平心而論，即便與小姨子通姦，但是康老的生活作風在黨內高級幹部中仍然屬於較為乾淨一類 —— 僅僅只有蘇枚這一個“二奶”。他和蘇枚這麼長時間相處，感情深厚還勝於一般夫妻。 要說康老糜爛，那些肆無忌憚地玩弄服務員、衛生員、文工團員的老革命、老首長，又該如何形容是好？ 延安時期，凌雲曾在康生任部長的中央社會部工作了５年，接着又隨他領導的中央土改工作團一起到達山東，其間有大半年的時間當過他的秘書。從１９５０年起到“ 文化大革命”，又長期遭康生和曹軼歐的誣陷與迫害。後來凌雲系統地了解到康生製造的“謀殺蘇枚”案的詳實情況，並由此聯想起親身經歷或間接聽聞的一些往事，回憶和思索，使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蘇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軼歐的親妹妹。１９２８年由康生介紹入黨。歷史上曾被捕，出獄後，康生給她恢復了黨籍。 １９５０年春夏間，康生與曹軼歐在杭州療養，蘇枚同他們住在一起，有一天蘇枚突然跳了樓。康生硬說是保衛人員把她推下樓去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還把“殘害蘇枚”作為當時任他秘書的沙韜的一條罪狀。蘇枚跳樓無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到中央政法幹校任政治部副主任。 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上午１０時許，正當造反派組織到處“揪叛徒”時，蘇枚竟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了。當時是蘇枚的兒子發現房門緊鎖，呼叫沒有人應，便從廚房破窗而入，發現蘇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無法叫醒，當即報告校方，叫救護車送往北京醫院。經搶救無效，於當日下午３時４７分死於醫院急救室。 屍檢自殺，偏說他殺 為了查明蘇枚死因，北京醫院進行了屍體解剖和藥物檢驗，於４月１８日對蘇枚之死作出結論。結論報告說：“根據患者處於昏迷狀態，各種反應均消失，血壓下降，唇印紫紺及心電圖檢查有心肌缺氧等臨床現象，死亡後病理解剖在胃內發現有大量藥物存留，經過驗定該藥物為導眠能。小便檢驗導眠能為陽性。因此患者死亡原因為安眠藥（導眠能）中毒。” 另經總後勤部、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衛生部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等單位多次化驗鑑定，結論是一致的：蘇枚是服安眠藥自殺身亡。由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幹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也對屍體進行了檢驗，對現場進行了勘查，均未發現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跡，故排除了他殺的可能，認定蘇枚確屬自殺。 但是，康生和曹軼歐堅決不接受蘇枚自殺身亡這個確鑿無疑的事實。他倆不等醫院的結論，也不等公安部門現場勘查的結果，當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醫院向政法幹校造反派的人講述起蘇枚的生平，說蘇枚在白區工作如何勇敢，如何有貢獻，“是個好同志，不會自殺”。責令公安部成立“蘇枚被害案件調查組”，並要立即為蘇枚開追悼會。康生說：“你們不開追悼會，我們開家庭追悼會。”開追悼會時，康、曹特意帶一個警衛班，威風凜凜，到場示威。 追悼會前，康生、曹軼歐多次接見政法幹校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還連續召見聯合調查組聽取匯報。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的第五次匯報會上，康生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蘇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勢力打擊她是必然的”。“她雖然受到打擊，不等於動搖革命信心”。他強調“要從一個具體問題看出階級鬥爭”。其實康生是害怕醫院檢查和現場勘查作出的科學結論。 他擺出理論權威的樣子，假惺惺地說：“要通過這個案件學會用辯證的方法，不是主觀片面，是實事求是，全面、客觀、辯證地看問題，做調查工作。”接着，他又說“調查中涉及很多技術，凡是接觸到技術，就很容易形而上學，如法醫、化驗、偵察，越是技術專家，越容易形而上學、片面”。 康生全面否認了醫院和公安部門做出的科學結論。 曹軼歐配合康生，憑空製造“謀殺蘇枚”的論據，提出了一大堆“謀殺”的疑點。說：蘇枚屍體的藥斑是“外傷”；廚房窗子的小洞是“人為的”；鋁壺底有兩個凸起，是“兇手”為嚇唬蘇枚敲打水壺形成的；奶鍋里殘渣發臭，有點水底，是“有人沖刷毀滅罪證”。最惡毒無恥的是說“胃裡的安眠藥是醫生解剖時放進去的”等等。這些為了掩蓋真相而製造出來的奇談怪論，當然經不起核證，被調查組一一否定了。 曹軼歐還毫無根據地亂懷疑人。她說，政法幹校副校長石磊住在蘇枚樓下，蘇死的當天，她在蘇家就見到石家的人兩次上樓歸還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這是打聽動靜。又說，幹校衛生科科長聞伯俊在北京醫院搶救時“出來進去，一定是在策劃什麼”。公務員段學思“不能因為是貧農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聯繫起來看”。先後被指名為“謀殺案”嫌疑人的共八位，曹強令調查組進行重點調查。 但調查組還是根據事實依然確認蘇枚是自殺。對此，康生、曹軼歐極為不滿，一再指責調查組 “不突出政治”，“單純技術觀點”。調查組把蘇枚自殺的證據材料匯總寫成書面報告，送給當時公安部的負責人李震。在事實面前李不得不承認蘇枚是自殺。但李震耍了個花招，他讓調查組“一次不要報這麼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報，時間長了，也就不了了之”。 濫捕無辜嚴刑逼供 １９６７年底再次風波突起。李震接到政法幹校某人的誣告，說王久成（政法幹校主任科員）私下到遼陽東北民警幹校，調查蘇枚歷史上的被捕問題。曹軼歐得知後，神情激動，全身顫抖。第二天，康生與曹軼歐指使謝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 被捕的有石磊、聞伯俊，罪名是“謀害蘇枚”。還以“進行黑組織調查”，“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動開始前，調查組一再向李震申辯：懷疑石磊與聞伯俊殺人沒有根據，王久成到遼陽搞“黑調查”沒有查對核實。這時，李震卻一改原來不了了之的態度，不顧調查組的申辯，強令執行，並另成立“幹校軍管組”和“石磊專案組”對所謂嫌疑人嚴刑逼供。 康生、曹軼歐利用了中央政法幹校歸屬公安部領導的特殊條件，藉口“防止案情擴大”，把“石磊專案”交給當時由公安部負責的“中央專案三辦”代管，並指令政法幹校軍管組組長兼任“石磊專案組”組長，實際上是直接對康、曹負責。 康生、曹軼歐把此案定性為“反革命謀殺”，多次在家中召見專案組負責人，當面作指示，逼令抓“兇手”。案件進行情況，“作戰方案”，以及專案人員的變動，受審人員到醫院看病，都要向康生和曹軼歐匯報，經他們批准。用“專案組”負責人的話說，“是在康老關懷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後來有人譏諷說，這是康生、曹軼歐的“家庭專案組”。 　　“專案組”成立後，捕人越來越多。石磊的妻子谷敏是西城區月壇辦事處的幹部，竟以“群眾專政”的名義，把她抓到政法幹校院內，私設公堂，單獨關押了６年。聞伯俊的妻子吳群是個家庭婦女，不分青紅皂白，也被逮捕入獄。１９６８年４月以後，又將政法幹校另一副校長張效良，衛生科醫生宋公田，公務員段學思等逮捕入獄。 　　北京醫院的內科女醫生顧惜春，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碰巧在急診室值班，參加了對蘇枚的搶救工作。根據蘇枚的症狀和解剖化驗的結果，她從醫生的職業道德出發，認定蘇枚是自殺身亡。為此，觸怒了康生、曹軼歐，顧惜春以有“嚴重問題”，被捕入獄。 　　１９６８年１月，政法幹校實行軍管。在“專案組”迫害無辜的同時，按康生、曹軼歐的指示，政法幹校的“文化大革命”圍繞“謀殺蘇枚案”進行，開展“大揭發”，“查兇手”，“追後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軼歐再三強調，“蘇枚被害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問題”，凡是對蘇枚提過意見或對 “謀殺”表示過懷疑的，都被誣為“反康生”，“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遭到批鬥和挨整。 　　這起“謀殺”冤案，遭誣陷迫害的多達９９人。其中被捕押在監獄的９人，隔離關在政法幹校內的２３人，逼死２人，逼瘋３人，整成終身殘廢的１人。公務員段學思的妻子國淑琴是個家庭婦女，曾與蘇枚有過爭吵，被當時幹校內的恐怖氣氛嚇得服敵敵畏而死。政法幹校一時成了陰森地獄！。 　　１９６９年９月，在刑訊逼供下，從一個受審人員的口裡逼出了一套所謂石磊、聞伯俊、宋公田３人“謀害集團”的假口供。但供後的第二天，這個受審人員就一再翻供。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趙登程向康生、曹軼歐邀功報喜，一面在獄中將這個受審人員反銬雙手，戴上１６斤重的腳鐐，以致終身殘廢。曹軼歐欣賞逼出的假口供，特意寫信給趙登程“並蘇枚專案組的同志們，軍代表們”說，“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向你們致以親切的同志式的敬意。” 　　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康生和曹軼歐很不滿意。李震和趙登程為此批評 “專案組右傾”，“不如造反派有階級感情”。責備他們“只查歷史，不審現行，仗越打越遠”。只要誰對“謀殺”有絲毫懷疑，就被指責為政治上的動搖，是犯罪，“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問題”。於是“專案組”也就又搞起車輪戰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經過連續三天四夜的逼供，又在另一個人身上逼出一套假口供。 趙登程立即給曹軼歐寫信報功。信中說：“此案領導小組抓得很緊，完全按康老的指示擺在議事日程前頭。”“利用矛盾，各個擊破 ”，“現滿懷信心，乘勝前進”。趙登程還總結出“逼供信”的四條“經驗”：“辦案要立足於有，着眼於是；沒有證據怎麼辦，要從犯人嘴裡掏；棒子底下出材料，後半夜出戰果；一人供聽，二人供信，三人供定。”這些所謂“經驗”還於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在“中央專案三辦”的“活學活用”會上介紹推廣。 　　曹軼歐對“專案組”刑訊逼供、以假作真的行徑極為讚賞，又寫信，又送“語錄”，一再表揚是“高舉”、“活學活用”。在康、曹的鼓勵下，刑訊逼供愈演愈烈。他們要攻破石磊這個“堡壘”，但直到最後還是連一根稻草也沒有撈到。石磊同志是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關押了７年，受盡了種種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極大摧殘，九死一生，但他寧死不屈，頂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杆。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按照康生、曹軼歐的旨意，公安部領導小組謝富治、李震、趙登程等製造了一份報送中央的假報告，以逼供出來的假口供為依據，加上拼湊捏造，硬把蘇枚自殺說成是“謀殺”，誣說是石磊、聞伯俊、宋公田“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謀害的”。 謝富治等人同康生、曹軼歐一樣，最害怕他們所謂的“黑調查”，也就是害怕用揭開蘇枚歷史上的謎團。說“黑調查”是對蘇枚“進一步進行政治陷害，惡毒地攻擊康老”，“其用心險惡，無以倫比！”總之，蘇枚的歷史是觸動不得的。在“報告”中還說：“他們的黑後台還有待於深挖”。看來是想把他們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羅織進來，這才是真正的用心險惡。 　　但是，冤案畢竟是冤案，假口供不能當真。從１９７１年起案件實際上搞不下去了。康生、曹軼歐咬住“ 謀殺”不鬆口；對石磊等人則關而不放，折磨得渾身是病。１９７５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陸續放出來。石磊是１９７５年３月２日放回政法幹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後的１９７７年，“專案組”還在阻撓對此案做出平反結論。 這年６月９日，“專案組”在寫給公安部負責人的信中說，蘇枚是怎麼死的，“這個結論不好作，也不能作”。“特別是結案過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為此案打擾曹大姐了”，“要給蘇枚之死做結論，必須通過她，這對她身心健康是很有害的”，云云。簡直是一派胡言。後來還是胡耀邦同志的果斷決定，公安部黨組於１９７８年５月做出了《關於因蘇枚自殺造成冤錯案件問題的複查報告》，報告中央。石磊等同志的冤案才相繼於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得到平反。 　　為揭謎底�熤乜刺K枚歷史 　　這樁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小姨子蘇枚為什麼要自殺，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組織“揪叛徒”的時候決心一死呢？這個疑問並沒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軼歐又為什麼這樣急於跳出來親自導演了這一出惡作劇？他們究竟要掩蓋什麼呢？ 　　不久前，原在濟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經退休的幾位老同志，向凌雲提供了有關蘇枚的一段歷史情況。從蘇枚這段歷史，是否能悟出點什麼呢？ 　　蘇枚（曹文敏）１９２８年由康生介紹入黨。１９３０年她和丈夫劉少甫被派到濟南，劉少甫任中共地下黨山東省委秘書長兼團省委書記；蘇枚在省委機關工作。他們的家在濟南市內順街一個居民院內，是省委秘書處的機關。 這時曹軼歐的前夫李應臣（曾是上海地下黨滬西區委書記，已叛變）也從上海來到了濟南，一次路過內順街時，正巧看到了出門倒水的蘇枚，當即密報給國民黨特勤機關，經過盯梢監視和密查，並派特工仲文煥帶家屬住到蘇枚家隔壁嚴密監視。不久逮捕了蘇枚與劉少甫。 接着，國民黨特勤機關在濟南以至山東省內到處進行搜捕，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相繼被捕的有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和黨的“一大”代表鄧恩銘、女革命者郭隆真等二十多位領導人，後來都被敵人殘酷殺害，唯獨蘇枚一人出獄生還。蘇枚出獄後不久，由康生恢復了她的黨籍，分配了工作。 　　蘇枚的這段歷史，現在是沒有人再去徹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軼歐為把蘇枚自殺硬說成是“謀殺”，用盡心計，真是無所不用其極，這究竟為的是什麼，是為死者蘇枚，還是為他們自己，發人深思。 　　從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７５年康生死，近三十年的時間，康生與曹軼歐的種種異常表現說明，他們的確是在保護、掩藏着什麼隱私，怕被人發現或被人抓住。 在本文開頭，凌雲提出這個問題是確實有理由的。在本文結束的時候，凌雲又引用一段從他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工作時記錄下來的材料：“１９７５年康生死前曾對人說過大體是這樣的一段話：１９２０……１９２１……１９２２……，沒有；１９２３，沒有；１９２４，沒有叛變；１９２５，沒有叛變；１９２６，我沒有叛變；１９２７，沒有……接着說，江青是叛徒，她３０年代在上海被捕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