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上軍事鬥爭在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鴉片戰爭，從海上敲開了中國封閉已久的國門，由此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二十年之後英法聯軍的侵華艦隊捲土重來，再次用堅船利炮突破中國的海上藩籬，然後驅兵北京城，點火焚燒了圓明園。1884年，法國遠東艦隊在侵華戰爭中肆行於中國東南沿海，在馬尾全殲了中國的福建水師。十年之後的甲午戰爭，更是上演了一幕蘭色的歷史大悲劇，日本海軍全殲中國海軍北洋艦隊，區區島國將泱泱大清帝國徹底打跨。幾年過後，八國聯軍的艦隊又不費吹灰之力，迫使清朝政府接受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將中華民族徹底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深淵。此後的中國，更是國門洞開，有海無防；外國侵略者的軍艦在中國的領海和內河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地。

　　據不完全統計，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百餘年間，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國主義列強，從海上入侵中國達84次，入侵艦艇達1860多艘，入侵兵力達47萬人。百餘年裡，中國由一個完全獨立的封建主權國家亦步亦趨地淪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深淵，中華民族在此歷史過程中雖不斷奮起抗爭，但更多的則是歷盡劫難，飽嘗屈辱。回顧這一段不幸的民族歷史，我們不難看到：外敵的不斷入侵、特別是來自海上的外敵不斷的入侵，成為中華民族歷史大劫難的直接根源。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更是一部列強從海上侵略中國並頻頻得手的歷史。如果說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是構成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演變的重要內容之一；那麼，在海洋方向入侵與反入侵的軍事鬥爭，則關繫着侵略與反侵略戰爭的勝負成敗，從而也就決定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命運。

　　二、中華民族在海洋方向的奮力抗爭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對國家所面臨的海洋方向的嚴重危機有着較為清醒的認識，並陸續提出了一些應對之策。以30餘艘艦船和不足萬人組成的英國遠征軍，遠涉重洋侵犯中國，使擁有近百萬常備軍的中國軍隊一觸即潰。清政府從全國調兵遣將，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武器裝備，但在歷時兩年的戰爭和綿延數千里的戰線上，竟然沒有打過一場勝仗，沒能守住一處重要陣地，最後落得一個割地賠款的戰敗結局。這一嚴酷的現實，使朝野上下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強烈震動；並迫使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睜開自己的雙眼，用客觀冷靜的目光去仔細審視周圍早以變得陌生的外部世界，進而去思考國家與民族的前途與命運。

　　林則徐堪稱為清朝高級官員中睜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出於抗擊侵略的需要，他特別重視學習和引進西方軍事技術及裝備，大膽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則徐的委託，編撰出一百卷的偉大著作《海國圖志》。面對強敵自海上入侵的嚴酷現實，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指導思想下，魏源大膽提出了建設海軍海防的一系列主張，開中國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為近代中國傑出的海防思想啟蒙家。魏源指出，抵禦強敵入侵的上策是要“嚴修武備”，尤其要嚴修海上武備，因為入侵之敵主要來自海上。他從直觀的認識出發，指出：“夷之長技，一戰艦，二火炮，三養兵練兵之法”，主張必須老老實實向擁有“堅船利炮”先進武器裝備的西方國家學習。針對當時視西方先進科技為“奇技淫巧”的強大的封建頑固保守勢力，魏源冒着大逆不道的罵名，巧妙引證古代歷史予以駁斥，並再三強調指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四夷者，外夷制之”。鑑於“海戰全爭上風，無戰船則有上風而不能乘”，在其著名的《海國圖志》一書中，建議在廣東虎門設立造船廠和火器局，專門建造堅船利炮。魏源甚至還規劃出創立中國近代海軍的初步方案，要用250萬兩白銀建成擁有110艘西式軍艦和三萬名官兵的一支海軍力量，聘請外國人來傳授西方先進的海軍技術和訓練方法，精習駕駛、攻擊之術，期成“必使中國水師可以駛樓船於海外，可以戰洋夷於海中”的有利海防態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愧為偉大思想宗師的魏源還將目光投向了國家的經濟與財政等領域，大膽倡議開發工商業以富國力，並主張集中財力訓練精兵。他更強調尊重人才：“國家之有人才，猶山川之有草木”，竭力倡設培養海軍人才的考試制度，以培養大批人才作為建設強大海軍力量的基礎。魏源這些積極的思想主張，出現於當時閉關鎖國的鐵桶天下，實屬難能可貴；這些思想對其身後出現的大辦海軍海防的熱潮，產生了重大影響；並為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建設和近代軍事工業建設做好了必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在魏源《海國圖志》問世的時代，還出現了林福祥的《平海心籌》、嚴如煜的《洋防輯要》、李光建的《海防新編》、桂文燦的《海防要覽》、徐金鏡的《海防事宜》等一大批探討海防問題的著作，給當時氣息窒人的中國社會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一度形成了一個“睜眼向洋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探索熱潮。以林則徐和魏源為代表的這批有識之士及其著作，在19世紀40年代閉關鎖國的鐵桶天下，為近代中國海軍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拉開了歷史的序幕。在此後數十年清王朝苦心營辦近代海軍海防事業的曲折歷程中，時時處處都顯現着魏源等偉大啟蒙思想家的思想蹤影。

　　但在近二十年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國再次落敗。英法聯軍的勝利，再次顯示出海軍艦隊實施海上機動作戰的巨大優勢，清朝統治集團中有更多的人看到了這一點，於是創建強大海軍以抵禦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由於處於封建專制之下的中國沒有工業及其造艦制炮的技術和人才，咸豐皇帝在1861年拍板決定向西方購買一支近代化的海軍艦隊。幾經周折，花費巨資買來的卻是一支掛着外國旗幟的“阿思本艦隊”，朝野輿論一片譁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這支不倫不類的艦隊。在為此付出了67萬兩白銀的“學費”之後，中國人充分領略了海權在握的西方列強的狼子野心。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病逝，清軍剿滅太平軍之大局已指日可待。次日，由恭親王奕訢領銜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強烈要求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以圖自強的奏摺，在暮氣深重的紫禁城激起了沖天的反響。這份奏摺還附呈了李鴻章寫給總理衙門的一封信，其中數語，確為當時高級官員們不敢想更不敢言：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蠹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萌發了一場頗具聲勢的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這場運動在當時封建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環視之下，緊鑼密鼓地登上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舞台。1862年，曾國藩主持創設的安慶內軍械所仿造的“黃鵠”號輪船建成下水；1865年，在李鴻章主持下，江海關道丁日昌購買了上海虹口美商開辦的一家旗記鐵廠，並在此基礎上創辦了極其著名的江南機器製造局。

　　悉心於經世致用並極力研究外洋事務的閩浙總督左宗棠於1866年向清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同虛設，星馳飆舉，無足當之”，“而中國海船則日見其少，其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簡率。海防師船尤名存實亡，無從檢校，致泰西各國群起輕視之心，動輒尋釁逞強，靡所不至”，“若縱橫海上，彼有輪船，我尚無之，形與無格，勢與無禁，將若之何？！”針對嚴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的建議。左宗棠特別留心注意到，不僅西洋各國的艦船越造越精，而且東鄰日本也開始仿造輪船，並派人到英國學習造船技術；他斷定日本在數年之後必有大成。為此他發出詰問：“彼此同一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如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在左宗棠的多次懇請之下，清政府終於在這一年批准他創辦了福州船政局(下設有造船廠和船政學堂)；這是中國近代海軍海防事業的第一個也是極其寶貴的造艦育才大基地。

　　但中國自造軍艦發展海軍的道路並不平坦。1872年內閣大學士宋晉以“糜費太重”為由奏請朝廷停止建造軍艦，引起一番爭論。為解決經費之難和財源之缺，李鴻章於1872年創辦了輪船招商局，他說：“西洋富強之策，商務與船政，互為表里，以兵船之力衛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稅養兵船”，因而“今倡辦華輪，實為國體、商情、財政、兵力展拓之基局”。用今天的話來講，李鴻章是在努力探索一條軍用與民用相結合的海軍發展道路。生產力的低下和生產關係的落後，使“中國造船之銀，倍於購船之價”，加之“拘於成法，牽於眾議”，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思想並不統一，因此海軍海防事業不得不在泥濘不堪的沼澤地里艱難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灣。此事雖以和談告終而未開啟中日戰端，但它卻在中國朝野上下引起強烈震動並在清廷內部引發了一場“海防大討論”。其中，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最令人矚目，也確能反映出海軍海防問題在當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這篇洋洋萬言的奏摺中，他首先分析了嚴峻的國防形勢：“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實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在分析了前所未有的嚴酷對外形勢的同時，李鴻章還特別一針見血地強調指出，處理國際關係的根本在於國家的實力：“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弟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他還將海軍海防問題提升到新的社會發展高度來作認識：“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

　　在這次“海防大討論”之後，李鴻章又急切進言呼籲購買鐵甲巨艦；但腐敗的清政府卻不以為然，沒有大舉興辦海軍。1884年8月，中法戰爭馬江一役，福建水師全軍覆滅。戰爭剛一結束，年輕的光緒皇帝就鄭重頒布了“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上諭。隨即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宣告成立，海軍成為國家的經制軍種之一，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進入了一個黃金髮展時期。隨着大量外購的軍艦陸續到華服役，總理海軍衙門於1888年秋上奏獲准頒行《北洋海軍章程》，標誌着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它擁有鐵甲巨艦(在當時具有今天航空母艦的地位)2艘、巡洋艦8艘和炮艦等10餘艘，總噸位超過四萬噸。這是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發展的強盛頂點。

　　三、“傷心問東亞海權”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場典型的“海軍制勝”的戰爭。交戰雙方隔海相望的地理態勢，加之發動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圍繞制海權所制定的作戰計劃，都決定了海軍艦隊在這場戰爭中至關重要的地位。眾所周知的戰爭結果是，擁有龐大北洋艦隊的中國又一次慘遭徹底的敗局。

　　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北洋艦隊不可謂“兵不強，馬不壯”，以鄧世昌為代表的廣大愛國官兵不可謂作戰不英勇。但不幸的是，北洋艦隊在戰爭中卻初受挫於豐島、再遭創於黃海、最終全軍覆滅於威海衛軍港，從而徹底鑄成中國的敗局。中國建立了一支在當時亞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具有一流陣容及其實力的海軍，為什麼還是逃脫不了失敗的悲慘命運呢？

　　在以海軍制勝的甲午戰爭中，交戰雙方對海權的認識和利用(不論是自覺或非自覺)的程度高低，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戰爭的最終勝負結局。我們無法否認，在鴉片戰爭初次領教到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厲害之後，中國清朝政府和無數有識之士在海軍海防建設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物力，甚至一度建成一支在亞洲首屈一指的龐大艦隊。但為什麼中國發展近代海軍卻換不來國家的興旺發達，反而在反侵略戰爭中連連失敗？一言以蔽之的答案就是，中國發展近代海軍，從來就不是海權意識的產物，從來就沒有與發展海權相聯繫。

　　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者孫中山先生曾經非常深刻並高度概括地對此問題作了精闢的總結。1912年12月，中華民國第一任海軍總司令黃鐘瑛病逝。有感於當時仍然嚴峻的海防形勢，孫中山先生在其親筆題寫的輓聯中發出了“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時代浩嘆。的確，孫中山先生精準地看到中國屢遭外敵欺凌的癥結所在——海權。中國無海權則國家無興盛，甲午戰爭為之提供了最令人信服也最慘痛的歷史教訓。那麼，海權是什麼呢？

　　在甲午戰爭前的幾年時間裡，美國海軍學院院長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就連續發表了《制海權對1660—1783年歷史的影響》和《制海權對法國革命和法帝國1793—1812歷史的影響》兩部偉大著作，以理性的思維總結了海權理論，從而震動了整個世界。馬漢的海權理論，將控制海洋提高到國家興衰的最高戰略層面。後來他進一步在《海軍戰略》一書中概括指出：“海權包括憑藉海洋或通過海洋能夠使一個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切東西”；“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對海權的運用便是海軍戰略。”馬漢的海權理論告訴我們，海權是一個戰略範疇，是國家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的核心與基礎。海權的實質就是，國家通過運用優勢的海上力量與正確的鬥爭藝術，實現在全局上對海洋上的控制權力。1890年，小羅斯福讀了馬漢最早的海權著作之後，立即激動地寫信給馬漢說：“如果我不把它當作一部經典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1901年，小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於是，馬漢的海權理論被帶進了白宮。原本長期奉行大陸戰略的美國人，就此開始建立一支在馬漢海權理論指導下的強大海軍，從而也就開始了美國人稱雄世界的新紀元。美國全美圖書館協會主席羅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著的《影響世界歷史的十六本著作》一書中，將馬漢的《海軍戰略》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一同並列，認為它對人類近代歷史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是的，歷史進入19世紀以後，世界各國、尤其是沿海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都無可選擇地與海洋聯繫在一起，國家的興衰榮辱也無可選擇地與海軍聯繫在一起。資本主義國家為貿易而向海外拓殖，為拓殖而拼命發展海軍；海洋和海軍實際上已成為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戰略問題。

　　擁有漫長海岸線的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下的中國，發展近代海軍並沒有真正看清楚這一不可抗拒的世界時代大潮，而始終局限於對西方列強炮艦政策的一種本能反應，僅僅是一種企圖重新關上國門的較低層面的軍事防禦對策。因此，中國發展海軍的整個過程始終呈現出一種“海患緊則海軍興、海患緩則海軍弛”的被動、消極和短視的狀態。即便是在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發出“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戰略動員令時，封建統治者也沒有能夠透徹地洞悉世界發展的大趨勢而改變和更新那種將汪洋大海僅僅當作天然屏障的陳腐落後的海洋觀念，仍然頑固地將發展海軍作為重關國門之策。因此在1888年北洋艦隊組建成軍之後，當清政府認為海軍已經發展到“用之自守尚有餘”的時候，便停止了海軍的繼續發展，甚至將有限的海軍經費挪用於修繕皇家園林。這種低層面的思維方式，使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陷入三個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國發展近代海軍缺乏資本主義經濟之“源”

　　從18世紀到鴉片戰爭的百年間，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四千萬兩白銀的水平上，其中田賦一項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經濟發展的停滯實際上已等於負增長，加之鴉片貿易造成了巨額逆差，使清政府長期處於財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在鴉片戰爭期間，欽差大臣林則徐等人所進行的海防振興事業，極少得到清政府在經費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籌集款項。其來源一是歷年洋商捐資的留成；二是動員商人臨時捐資；三是向廣東省大小官員和民間攤派。按當時建造之例價，一艘近海緝私快船需銀432兩，一座炮台為15000兩。林則徐當時深感“籌措經費，實為首務”；其實，他當時的舉措僅是很小規模的，但已感到經費上的頭痛了。

　　而及至李鴻章具體主持海軍發展的年代，這一矛盾就更加尖銳了。1875年，清政府決定從東南幾省的關稅和厘金中，每年抽400萬兩充作海軍經費，但因層層截留而從未滿額，海軍每年僅得到一半。此時，西方列強在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完成之後，蒸汽機被普遍採用，海軍裝備朝着大型鐵甲艦方向發展，其經費也與日俱增。1861年，中國購買那支掛洋旗的“阿思本艦隊”只需花費白銀150萬兩；而到1880年代僅購買一艘7300噸級的鐵甲艦，其費用就高達182.4萬兩。清政府向德國訂造“定遠”、“鎮遠”和“濟遠”三艦共需銀400萬兩。這筆經費就是臨時多方籌措的，其中有海防經費、輪船招商局所償的貸款、皖南鹽商的捐款等。由於經費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發展北洋海軍。由此可見，一個沒有資本原始積累的國家，一個沒有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封建落後國家，在當時是很難搞好海軍建設和發展的。

　　矛盾之二：中國發展近代海軍沒有資本主義政治之“本”

　　從軍事經濟理論上講，“強兵”與“富國”實質上就是軍事和經濟的關係問題。一方面，軍事的本原是經濟，“強兵”最終要靠“富國”來實現；另一方面，軍事又對經濟有反作用，這種反作用既可能表現為對經濟的破壞和阻滯，也可能表現為對經濟的促進和先導，在後一種情況下，“強兵”則成為“富國”的推動力。馬漢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羨慕不已的筆調對享有“日不落帝國”之稱的大英帝國作了這樣的評述：“英國政府的優勢在於能利用它的威力巨大的海上力量這個武器。海上力量使它富有，並反過來保護了使它致富的貿易。利用它的錢，支持和鼓勵了它為數不多的援助者。它的艦船能夠抵達的地方，都有它的勢力，並且沒有人對海洋歸於它提出質疑。只要它願意，它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並且隨它一起去的是它的大炮和部隊。通過這種機動，它的部隊能成倍地增加，而使敵人部隊被分散了。作為海洋上的統治者，它堵住了海洋上的所有交通幹線。”

　　中國的近代化必須從“強兵”起步。因為沒有足夠強大的海軍，就不可能對付來自海洋方向的挑戰，國將不國，焉富之有？這本身就體現出“強兵”對“富國”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作為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物和先進科學技術的集中體現者，近代海軍又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觀發展規律。它必須有一定的發展環境和條件，從根本上講，就是需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如果沒有，就必須去建立和創造之。馬漢指出：“平時貿易是一支強大海軍的基礎”；“發展海權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點是喜歡貿易，包括必須生產某些用來交換的產品。”實際上，在大力發展近代海軍的強烈軍事需求的刺激下，中國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興起了喧囂一時的“洋務運動”，逐漸引進了大機器工業，採用了新的科學技術，培養了近代海軍所必備的專門人才，使工業、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進步伐。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中國明朝末年以來生長緩慢的資本主義萌芽得到較快發展，逐漸形成了中國最初的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造成了生產關係的部分改變。這實際上成為新的經濟結構的先導，實際上在為“富國”開闢着道路；而這也恰恰正是使中國富國強兵的唯一通途。

　　然而，封建王朝並沒能認清形勢而抓住時機，進而順其自然因勢利導，使“富國”與“強兵”有機地結合起來，互促相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和落伍。當不改變生產關係已不能滿足生產力發展之需要時，清王朝寧願限制生產力的發展也不許其越出封建生產關係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計地“禁海”，限制對外貿易，重農抑商，頑固抵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竭力維護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在這種情形下，中國雖一度“強兵”在先，但聽任“富國”滯後，終不能達到真正的“強兵”；於是，中國海軍衰敗，海上藩籬盡失，國家日益沉淪，其“自強”、“求富”的整個近代化事業亦終成泡影。

　　矛盾之三：中國發展近代海軍僅僅用之於“防”

　　近代海軍是應資本主義開拓世界市場的需求而生長的，與之相適應的軍事戰略歷來都是以進攻為主。而中國發展近代海軍的意識產生於對外敵海上入侵的被動反應，所以中國近代海軍尚在母腹中孕育之初，就單純是為了防禦，這與近代海軍本身的歷史使命相矛盾。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是為了海外貿易和向海外擴張的原始積累而積極發展海軍的，它們需要與進行全球貿易和開拓殖民地相適應的海軍艦隊，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戰術和技術。所有資本主義的海上強國對海權的運用都集中在海軍戰略上。這是以世界海洋為舞台的海軍戰略，是為整個國家發展戰略目標服務的海軍戰略。

　　處在這一時代的清朝政府，在起步發展近代海軍時卻全然沒有這樣高瞻遠矚的國家發展戰略。但說其完全沒有國家戰略意識也不確切，它畢竟是為了保持國家政治、經濟上的閉關自守而發展海軍的，其政治、經濟和軍事之間也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只不過從來就沒有從國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將三者通盤籌劃而去發展海軍。這種低層次的國家戰略，必然制約着海軍的軍事戰略。因為服務於閉關自守的國家政治目標時，海軍只被用於守衛海防，保住疆土；而不需要爭奪海權，不需要具備遠洋進攻的能力和信心，也不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戰術。作為中國近代海軍海防事業的主要經辦人，李鴻章的海軍海防思想也打上了缺乏海權意識的印記，並在甲午戰爭中造成中國海軍北洋艦隊的保守戰略。李鴻章對國防的基本主張是陸主海從，他說：“敵從海道內犯，自須亟練水師。惟各國皆系島國，以水為家，船炮精練已久，非中國水師所能驟及。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1879年，李鴻章在《籌議購船選將折》中說：“況南北洋濱海數千里，口岸叢雜，勢不能處處設防，非購置鐵甲等船，練成數軍決勝海上，不足臻以戰為守之妙。······中國即不為窮兵海外之計，但期戰守可恃，藩籬可固。”縱觀李鴻章二十年的海軍海防思想，我們不難發現其具有的三個基本點：1.陸主海從的海口防禦和近海防禦；2.不窮兵於海外的“建威銷萌”；3.強調海口要塞的防禦作用。顯然，李鴻章海軍海防思想中所缺乏的，是以艦隊決戰的方式爭奪制海權，正由於這種不是真正積極的海軍海防思想，決定了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中處於消極防禦的被動狀態。

　　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雖不允許北洋艦隊株守軍港而避戰保船，但他對北洋艦隊的作戰指導思想並不是積極的，這主要是由於他缺乏艦隊“海上決戰”的明確思想。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對北洋艦隊的作戰指導原則是：1.保全軍艦；2.尋找戰機襲擊日軍運兵船團；3.保護己方海上運輸線的安全。這裡，保全軍艦僅被用作保護自己的海上運兵線，這就必然使北洋艦隊本應具有的戰略使用價值被大打折扣，使這支頗具規模的海上機動攻擊力量充當運輸和護航隊，最多也只能充當針對敵方運輸船團的突擊隊，而不能使敵方海軍作戰兵力受到致命打擊，從而也就難以使北洋艦隊在戰爭中獲得徹底的勝利。

　　而要在甲午戰爭中取勝，則必須採取主動而大膽的海上攻擊行動，這就要求北洋艦隊隨時作好與日方海軍主力進行海上決戰的思想與物質準備，而絕非時時謹防或懼怕與日方艦隊進行實際上難以避免的海上決戰。與李鴻章的海軍作戰指導思想完全相反的是，日軍大本營非常明確地將通過海上決戰而殲滅北洋艦隊列為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的首要作戰任務(以此為其輸送陸軍主力進入渤海灣登陸進而實施直隸平原決戰而創造條件)。從純軍事的意義上說，日軍大本營這種明確的“海上決戰”的海軍作戰指導思想是可取的，這也正是李鴻章和中國軍政當局所亟缺的重要一條。僅此一點，是充分顯露出中日兩國在海軍戰略暨海權運用方面的明顯高下之差；其在戰場上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中國近代海軍的起步並不遲於日本，中國當時完全具有與日本同等的在亞洲崛起的歷史機遇。可惜的是，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沒有海權意識，沒有為爭奪海權而發展海軍的意識，而是企圖將一個產生並服務於資本主義的近代新軍種納入封建主義的陳腐軌道，企圖用代表和體現着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的堅船利炮去維護瀕臨死亡的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不論19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的執政者們對海權的重大戰略價值是否有共同的認知，但他們在海軍戰略方面的實踐，已最終充分證實和檢驗出海權的重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海權這一把無情的時代利劍，決定了近代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而依憑海軍制勝的甲午戰爭，也正是歷史對中日兩國的評判。甲午海戰所具有的重要啟示意義，也正在於此。

　　結語

　　新的21世紀已被世界各國公認為是海洋的世紀。海洋，從被人們視為是海上交通的介質，到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戰略資源寶庫，也大大出乎海軍戰略理論家馬漢當年的預料。隨着人類認識上的這一歷史性飛躍，海權理論也必將被注入更新、更豐富、更深刻的內涵；人類未來在海洋上的競爭勢必更加激烈甚至殘酷無情。有鑑於此，我們有必要對中華民族在海權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進行認真的總結和記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海洋世紀的激烈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