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南京城老虎橋的模範監獄內，寂靜無聲，犯人們已經熄燈入睡。長長的走道上，響起了獄卒“托托”的皮鞋聲。沉重的腳步聲一直走到一間特殊的號子前才停住，獄卒手中一管碩大的手電筒在黑暗中驟然亮起，向號子內已經睡下的囚犯們毫不客氣地照了過去。

       這是一間關押特殊犯人的號子，裡面全是名字已經打入另冊等候處決的死囚。雪亮的光柱引起囚犯們的一陣騷動。這些死囚知道，監獄內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但凡行將處決某個囚犯，獄卒通常會在前一個晚上來死囚號子巡視，並特地打起手電，朝囚犯們的臉上一個一個掃過去，像是要驗明正身，如果最後手電光長時間停留在某一個人的臉上，那就意味着這個倒霉的傢伙第二天要上路了。

　　“每當這個時候最令我惱火。死就乾脆死了，這個樣子實在很沒有尊嚴。”一個曾經在這個號子裡呆過的死囚，在僥倖生還大約十年之後，對新婚妻子私下談起了這段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這個在死囚號子裡還奢談尊嚴的人，就是因殺妻而獲罪的張靈甫。

　　早在張靈甫中學還沒畢業的時候，父親張鴻恩就給他說了一門親事，對象是鄰村的姑娘邢鳳英。邢鳳英與張靈甫同年，是個勤勞樸實的鄉村姑娘，只是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目不識丁。張靈甫平素對父親頗為孝順，投身軍旅後偶爾回家探親，也曾與老父抵足而眠以示親情，當時年少的他沒有要公然違逆父親的意思，不過他在外求學，對父親自作主張為他說親似乎並不心甘情願。張靈甫後來離家，長年以來對邢鳳英不相聞問。

　　一對沒有感情基礎、教育背景迥異的青年男女因父母之命而被撮合，在那個時代屬司空見慣，許多時候在當事人之間釀出的卻是一杯難飲的苦酒，甚至一些偉人們年輕時候也曾為此面臨過尷尬，張邢兩人的這類婚姻悲劇，也不脫特定時代的烙印。

　　張靈甫惹出命案的妻子吳海蘭，是四川廣元人，她的父親在廣元縣城裡是一個頗有名氣的銅匠，家道小康。吳海蘭在當地的女子學堂上過學，當年小縣城裡女孩子受過正規教育的很少見，吳海蘭有文化又是個漂亮的川妹子，在廣元這個小地方就比較引人注目，眼界也就高起來。

　　與一般花天酒地的國民黨軍官相比，張靈甫還是屬於比較愛惜羽毛的，在私生活方面相當檢點，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這倒是與他日後的上司王耀武頗為相似。張靈甫死後多年，留在大陸的原整編74師軍官曾有人在有關的文史資料里發表過回憶文章，在提到張靈甫的為人時，多表示印象中他性格豪邁直爽，好附庸風雅但不好色，對部隊裡的風化事件懲罰極其嚴苛。有一次，他的師文工團團長拐帶別人的妻子，被人告到他那裡，他查實之後立即下令處死，而且是砍頭示眾，手段頗為血腥。

　　在平時這個冷血軍人卻儼然儒將一個，他閒暇時喜歡在營中里看古書、練書法、填詞作賦，業餘愛好收集古玩字畫、攝影、養花弄草，似乎仍保留着當年北大歷史系書生的遺風，與一般人從文藝作品裡得來的張靈甫形象很不一樣。不過張靈甫畢竟是個職業軍人，他的另一個愛好則與風雅完全無關了。張靈甫喜好馬術，他的騎術高超在軍中是出了名的。有一次，胡宗南的第1師新得了一批戰馬，其中有一匹馬性情特別暴烈，誰都不讓上身，有人就把張靈甫找了去，他拉起韁繩三跨兩騎就把那馬制服了。他不但愛騎馬，還愛馬成癖，幾乎把馬當寵物一樣飼養，後來當了軍長師長，還三天兩頭往馬廄跑，親自督促豢養之事。在他當團長的時候，曾經發生過這麼一件事，有一次，他的一匹愛馬得了肺炎，獸醫束手無策，張靈甫見愛馬痛苦喘息臥以待斃，他陪伴在旁傷心不已，竟然手撫馬鬃情不自禁潸然淚下，據說那匹馬也對着主人涕淚涔涔，一人一馬，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在軍中傳為異談。

　　張靈甫那時才年屆而立，看書寫字玩馬，不見得就是願意清心寡欲，只是軍中本是男人的世界，戰爭歲月又行蹤不定，加上他性格內向不苟言笑，總是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有女人，人家也不敢對他拋媚眼。朋友看在眼裡，知道他老家的一段婚姻名存實亡，就有好事者為他撮合新人。

　　有軍官朋友向他介紹了吳海蘭。吳海蘭年輕有文化又長得如花似玉，張靈甫見了很是滿意，而女學生吳海蘭一見這位年輕的中央軍團長英俊瀟灑，玉樹臨風，也不免動了春心。你有情我有意，兩人很快就墜入了愛河，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張靈甫是個軍人脾氣，辦事講究速戰速決，再說部隊隨時都有可能開拔，沒那麼多花前月下的酸講究，沒過多久，他就與吳海蘭在廣元拜堂成親，這算是他的第一次新式婚姻，時間大約在1933年冬。

　　本來張靈甫娶了吳海蘭之後，兩個人的婚姻還是相當美滿幸福的。吳海蘭長相漂亮，賢惠能幹，這個四川妹子還能像北方人那樣擀得一手好面，張靈甫是西北人，喜食麵食，吳海蘭的手藝很對他的胃口。小夫妻倆琴瑟和鳴，感情篤深，不久女兒張雲芳也出世了，一家人其樂融融，軍中的朋友同僚都很羨慕。

　　既然是一對恩愛的歡喜鴛鴦，張靈甫怎麼會衝冠一怒殺紅顏呢？

　　關於張靈甫殺妻一案，坊間流傳着多個版本，但基本的情節是差不多的：張靈甫誤信謠言，懷疑愛妻不忠，因而醋勁大發，不問青紅皂白拔槍怒射，釀成了轟動西安的“團長古城殺妻案”。

　　在這些眾多版本故事的作者中，大概唯有吳戾天是唯一與張靈甫有過接觸者。吳戾天，本名吳鳶，早年是王耀武的副官，抗戰時在74軍軍部任職，解放戰爭時期隨王耀武去了山東，在第二綏靖區任職。1984年，他在陝西省的文史資料上發表了《我所知道的張靈甫》一文，其中談到了他所聽說的關於殺妻一案的傳聞。

　　吳戾天在文中寫道：

　　“1935年紅軍到達西北後，第一軍跟蹤尾隨與紅軍對壘。第一軍的眷屬，都住在西安，張妻帶着孩子(不滿三歲)和其他軍官眷屬住在一起，他在前線忽然得知妻有外遇的信息，就借春節假期來到西安，摯妻兒回戶縣省親。除夕之夜命妻到後院菜地割韭菜做餃子，正當其妻彎腰割韭菜時，他陶出手槍，從背後將妻擊斃(一說這次事件，是張的同事楊團長開玩笑釀成的，這團長到西安探親，回到部隊後與張在閒談中，談到西安家屬情況時，說有一天看到張妻與一男性逛街，張本性多疑而殘忍，就信以為真，致釀成人命)。”吳戾天(吳鳶)《我所知道的張靈甫》(《陝西省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1984年9月)。吳鳶在抗戰期間任職74軍軍部，他對張靈甫過去的了解，應來自於同事間的傳聞，故此文對張靈甫的籍貫、事件發生的時間及內情和妻兒情況等記述多有不實訛誤。

　　因上文作者曾經與張靈甫在同一個部隊共過事，他所聽到的這個傳言為不少作者所採信，相信也成了後來別人撰寫該事件的藍本。

　　《民國高級將領列傳》中的《張靈甫》一章，對這一事件是這樣描述的：

　　“但是，張靈甫是一個非常冷酷寡情的人，其醋勁在同事中出了名。一天，張靈甫見一位同事探親返部隊，便問：“你可看見我的太太？”這位同事打趣地說：“看見啦，在電影院門口，你太太穿着旗袍。還有一位小伙子，西裝革履的倆人可親熱哩。”張靈甫是一個遇事很認真的人，聽說妻子“不貞”，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一連幾天悶悶不樂，脾氣變得越來越粗暴，見誰罵誰。他認為這是難以容忍的恥辱。但直接提出離婚，又怕成為同事們的笑柄。後來，他向胡宗南請了假，帶着一支手槍回家，極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對妻子說：“我有好長時間沒吃過餃子了，你為我包一頓餃子吧。”妻子聽後便爽快地到菜地割韭菜。張靈甫便尾隨在後，待妻子剛蹲下去割韭菜時，即拔出手槍，對妻子後腦就是一槍，妻子一頭栽倒在地。他槍殺妻子後，既沒聲張，也不掩埋屍體，就返回部隊。”南昌陸軍學院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五集)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11月

　　上述情節，顯然也是脫胎於吳戾天的版本，只是情節演繹得更富於戲劇性。

　　張靈甫在1935年冬請假離隊確有其事，至於蓄意帶槍回去殺妻之說，則是想當然的訛傳。在他請假的時候，情況尚一切如常，當時他只是從松潘高原下來後回家去休假探親而已。

　　由於一直在前線奔波與紅軍作戰，張靈甫把妻女安置在了西安，吳海蘭當時借住在張靈甫的堂兄大哥張德甫的家中，位於西安蓮壽27號，那是一座前後兩進的大院子，張德甫家住後院，前院的鄰居是一對李氏姐妹。

　　當張靈甫回老家探親時，他先到了西安堂兄家裡，和吳海蘭一起小住幾日。小別勝似新婚，開始的時候，小夫妻倆形影不離，白天一起逛街吃飯，晚上一同出去看戲，很是快樂甜蜜。

　　“五叔父回西安後，就住在我伯父家裡。那時他回來和吳海蘭的關係很不錯的，他們經常出去玩得很開心，還帶我一同去易俗社看過戲呢，我還記得那晚看的戲叫《韓寶英》，戲文講的是韓寶英救石達開的故事。”張靈甫的侄子張居正當時十多歲，正在西安讀小學，他還清晰記得案發前後幾天所發生的事：“有一天晚上，他們夫妻倆不知為什麼事發生了爭吵，五叔父在發脾氣，我伯父就出來調解。第二天，五叔父與吳海蘭一起回鄉下老家，後來便發生了悲劇。事情發生的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我們的住處，記得那天我出門上學，在半路上還遇見了他，他隻身一人往家裡走。回到家後，他把吳海蘭的衣物付之一炬，後來我伯父將他訓斥了一通。”張居正先生2004年3月對筆者採訪的書面回復

　　張靈甫回鄉下老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筆者曾向張靈甫的長子張居禮求證上面文章所描述的情節。

　　張居禮先生說：“這件事發生時我還沒有出生，我所知道的情況是聽我母親(筆者註：指邢鳳英)說的。據我所知，他們兩人(筆者註：指張靈甫和吳海蘭)當時在家裡的後院談話，不在菜地里。我母親就在現場不遠處，但並不知道兩人在談些什麼。後來就聽到一聲槍響，我母親大驚失色，嚇得掉頭就跑，也沒顧得看清是怎麼回事。因為事發突然，我母親雖然在現場，但也不太清楚當時的狀況和開槍的原因。至於不在場的外人傳說，我不便評論。所謂割韭菜包餃子，顯然是在編故事了。事情發生在冬天，大冬天的陝西，那塊地里會長韭菜？”他接着補充道：“說實話，有些事情就是人家在這麼傳說了，其實究竟為什麼開的槍，有什麼內情，現在很難說得清楚。”2003年10月筆者對張居禮先生的電話採訪

　　看來只有張靈甫自己才能說清楚了。此案發生十年之後，他的最後一任夫人王玉齡聽說了這樁案子，當時年僅十八歲的王玉齡竟然傻乎乎地去問丈夫：“要是我在外面亂交男朋友，你會怎麼處置我？”

　　張靈甫被天真的新婚妻子觸及早年的傷心事，哭笑不得，只是看着她搖頭苦笑，沒有說話。

　　“我當時真的很幼稚。”王玉齡說：“我還對他說：‘我要是真的出了這種事，隨你怎麼處置，我們家人是不會去告你的。’他不解釋，只是沉默地擁抱我。後來才告訴我說：‘是她拿了我的東西，我問她又死不開口。事發前晚，我們已經發生過爭執，我心裡很不痛快。第二天帶着孩子坐馬車回長安鄉下。從西安回家的路上，總會經過我母親的墳地，她知道我每次回家都要在那裡下車，在母親的墳前祭拜過後再回家，以前她都會跟我一同下車，那天她拒絕了，我當然很生氣。回到家查問她一些事也不答話，那我就火更大了……’”2003年12月筆者與王玉齡女士的訪談

　　至今為止，這大概是我們能夠從當事人最親近的人處，得知他親口對此事說過的唯一只言片語。

　　張靈甫無意再說下去，也沒有解釋吳海蘭到底拿了他的什麼東西，以致他大光其火。直到張靈甫死後多年，當年與他私交甚篤，曾經長期在他手下任職的劉光宇劉光宇抗戰期間長期是張靈甫的直屬部下，解放戰爭後期曾任國民黨軍第100軍副軍長(軍長杜鼎)，屬陳明仁兵團。陳明仁長沙起義時，劉光宇與杜鼎因拒絕跟隨而率部譁變，後轉赴台灣。與王玉齡偶然談到此事，開口就是驚人的一句：“她偷了張靈甫的文件。”

　　劉光宇講述的，是另一個鮮為人知的殺妻內幕。

　　原來，張靈甫當年並非因為懷疑吳海蘭有外遇而打翻醋罐子，而是發現她擅自拿走了他的軍事文件，卻交代不出理由，因而懷疑妻子可能受人利用而怒火中燒。前面說過，當時胡宗南的部隊一直在川陝一帶與紅四方面軍激戰，當地也有共xxx的地下組織活動，張靈甫疑神疑鬼，擔心妻子可能沾了共xxx的邊，但在事情沒搞清楚之前又不便聲張，於是就暗地裡向妻子盤查，不料吳海蘭對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氣急敗壞，越發懷疑妻子背着他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此事若是換了別人，或許還有轉寰的餘地，偏偏剛從血肉橫飛的前線回家的張靈甫，血管里還瀰漫着隨時會散發出來的殺戮的戾氣，他的性格容又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吳海蘭有可能通共的嫌疑，對愛妻的“背叛”行為極為震怒，加上當天心頭已經鬱積了一股邪火，極度的自尊和冷血頓時膨脹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拔槍的瞬間，眼睛裡已經沒有曾經深愛的妻子，只有“赤黨”的疑犯了。據2003年12月筆者與王玉齡女士的訪談

　　吳海蘭死在了丈夫的槍下。因為事涉通共之嫌，事發後張靈甫怕傳出去有口難辯，便推說是感情糾葛。這是關於張靈甫殺妻案的另一個版本，也就是所謂張靈甫學吳起殺妻求將之說的由來。聯繫到後來張靈甫被輕判的事實，以及劉光宇和他的密切關係，此說似也不像空穴來風。

　　不過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張靈甫對吳海蘭的懷疑並沒有尋獲確鑿的證據。但是，死無對證，張靈甫悔之晚矣。

　　案發之後，張靈甫並沒有馬上回到第1師，仍然若無其事地住在西安堂兄的家裡。一天，有人在《西安日報》上投書揭發張靈甫的殺妻事件，他讀後很是惱火，便向在該報當編輯的親戚打聽作者的背景，得知此事原來與前院的李氏姐妹有關係。因為是前後院的鄰居，吳海蘭生前與李氏姐妹常有來往，關係相當不錯，她的離奇失蹤，引起了她們的懷疑，也打探到了一點風聲。李氏姐妹中的妹妹李朝惠，當時在和楊虎城的機要秘書周藩伯談戀愛，周藩伯經常在周末用車來接她出去玩。張靈甫一聽，覺得事情不單純，他自忖此事雖然衝着他來，或許後面還有其他來頭，可能有人想利用此案打擊中央軍的聲譽給蔣介石難堪。這一來，他便心知難掩人口，如果被人揪住不放，後果一定大為不妙。但是罪已鑄成，一時間也無計可施，於是他決定先回部隊避避風頭，再作打算據張居正先生2004年3月對筆者採訪的書面回復。

　　吳海蘭被槍殺的事情傳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廣元，吳家的人悲痛欲絕，他們當然咽不下這口氣，殺人償命，自古就是這個道理，女兒冤死女婿槍下，兇手豈可逍遙法外？吳海蘭的哥哥吳正有長途跋涉，氣沖沖地從四川一路趕到陝西，打上張家的門來要人。張靈甫這時早已回了漢中的部隊。找不到兒子就找老子，吳正有找上了張鴻恩。

　　張鴻恩是個本分實在的人，兒子兒媳婦回家來團圓，原本是一件令老人高興的事情，誰知當天就在家裡出了這等人命案子，盛怒之下的兒子過後一句話也不解釋，鐵青着臉揚長而去，害得老人在家心裡七上八下。他明白這件事是自己的兒子理虧，無論兒媳婦有沒有做錯事，兒子拔槍殺人總是不對的。但是人死不能復活，兒子總歸還是兒子，現在吳家的人找上門來了，做父親的想息事寧人。張鴻恩拿出大把的現洋來好言慰撫吳正有，讓他拿着做個路費，實際上算是對吳家的一點補償，暗地裡希望能夠為兒子破財消災。

　　銀子收下了，吳正有的氣可沒平，他不甘心妹妹的一條命就這麼打發了。於是，吳正有開始了艱難的上告歷程。他先把狀子遞進了西安的地方法院，也曾到第1師的師部上告。但是人家收下狀子之後，都沒了下文。

　　吳正有在西安等了一段時間，沒有獲得任何消息，正不知如何是好，絕望之中突然想起妹妹生前參加過婦女協會，他就再次寫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婦女協會。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義憤填膺，加上報上原本已經揭露過這起案子，一時間輿論大嘩，聲稱要為吳海蘭討個公道，嚴懲殺人兇手，中央軍團長殺妻案一時在古城鬧得沸沸揚揚。女界雖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媽媽們也奈何不了軍隊，張靈甫依舊在胡宗南那裡當他的團長，繼續帶兵操練。

　　吳正有正沒奈何處，就在這個時候，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來到了西安，婦女協會的人趁機把吳正有的控告信轉到了她的手裡，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預一下。于鳳至接了狀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訴了宋美齡。那時宋美齡正在和蔣介石一起積極鼓吹新生活運動，旨在改造社會道德與國民精神，一看狀子，團長殺妻，不但有違社會道德，還明明觸犯了國法，怎麼能置之不理？於是她向蔣介石告了御狀。

　　蔣介石一聽有人告狀，說自己的黃埔門生無理殺妻，非常生氣，立刻吩咐下面將人送南京軍事法庭查辦。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十分為難。吳正有的狀子，胡宗南是知道的，胡宗南本人是復興社的骨幹分子，曾經莊重起誓要對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所提出的那些清教徒般的戒律身體力行，不能抽煙，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討小老婆，如今自己手下的團長惹出這種人命案子來，令他覺得有失第1師的顏面。胡宗南雖然賞識張靈甫的軍事才幹，對他年輕氣盛的魯莽行為並不以為然。然而張靈甫打仗確實是很有一手，在第1師里是屈指可數的一員得力幹將，胡宗南不忍心看着他年輕輕的就此毀了前程，張靈甫也可能以丟失文件為由為自己做過辯解，總之胡宗南當時就是護着張靈甫，拖着此事沒辦，還曾許諾來告狀的吳正有，以收他入伍做副官為條件讓他封口，但被吳拒絕了。現在蔣介石來了命令，胡宗南不敢再虛於委蛇了，他叫來了張靈甫，告訴他這下子婁子捅大了，現在案子已經鬧到了南京，校長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辦。

　　張靈甫自知，自己僅憑一時的疑心就大發雷霆槍殺了吳海蘭，追究起來沒有真憑實據，總是罪責難逃，既然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如索性把事情做得漂亮些，說起來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於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讓師長為難，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胡宗南與張靈甫畢竟一個部隊相處了六七年，對自己這個下屬憨直的脾氣還是比較了解的，知道他十分在乎自己的名聲，既然表示願意遵命服從，相信他一定言出必行。於是，胡宗南也不擔心他會半路逃之夭夭，對張靈甫既不綁也不押，放心地讓他自己一個人去南京投案自首。張靈甫十分感激胡宗南的信任，也信誓旦旦，表示先回家處理一點家事，不日即一定起程去南京負荊請罪。胡宗南二話沒說，竟同意放他先回家去了。

　　雖然嘴上豪氣萬丈，一想到自己因獲罪而前功盡棄，原本大好的前程化為烏有，前途又是凶多吉少，張靈甫回家途中難免一路悶悶不樂。人在落魄的時候，身邊家人的慰藉就顯得彌足珍貴。

　　張靈甫一進家門，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溫馨的家庭畫面。邢鳳英正一手抱着已經從奶媽家送到鄉下的女兒雲芳，一手持勺耐心和藹地餵小女孩吃飯。

　　此情此景，令相當大男人主義的張靈甫心裡有一種剎那間的觸動。眼前的這位村姑，自己從來對她不聞不問，她一直默默承受着他的冷落，替他在家照顧老父，甚至還為他悉心照顧他與別人結婚所生的孩子。面對如此溫良寬厚的女子，張靈甫饒是鐵石心腸，也不免生出幾許感動和歉疚2003年12月筆者與王玉齡女士的訪談，張靈甫曾經對王玉齡提及他當時回家時的這段感受。。

　　張靈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訴了家人，將歷年來的私蓄全都留給了家裡，在家盤桓數日之後，便只帶着幾套換洗衣服上路了，連盤纏也沒多拿，說是一路上自己可以賣字為生。

　　從陝西到南京路途遙遠，中間還要倒幾次車。張靈甫獨自一人離家，也沒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見所帶盤纏用得差不多了，就開始賣起字來。他的字寫得越大越見功力，字體工整蒼勁，寫的對聯條幅還真有人來買，就這樣信筆游蛇，竟讓他一路賺到了盤纏到達南京。他也果然沒有食言，徑自去軍法處自投羅網，被拘押於老虎橋模範監獄。

　　案子審完了，起先初審內定是要判處張靈甫死刑的，連名字也被打上了紅勾，擇期待決。

　　偏偏禍不單行，在被判處死刑之際，他又在獄中染上了瘧疾，幾乎奄奄一息。張靈甫賠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擊之下，他心灰意冷起來，反正槍斃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絕望地破罐子破摔，連申訴也放棄了，但求一死了之。

　　在張靈甫剛收押的時候，模範監獄的典獄長就和他的關係不錯，有時兩人天南地北的還聊得頗為投緣。典獄長當然知道一些張靈甫的案情，當張靈甫被初定極刑之後，他對張的處境表示惋惜和同情，並竭力為張靈甫打氣道：“這件案子的情況應該還有斡旋的餘地，螻蟻尚且惜命，你就此放棄未免可惜。”典獄長還悉心安排獄醫為張靈甫治病。也許是命不該絕，張靈甫憑着年輕力壯的原始本錢，不久之後居然起死回生，戰勝了病魔，於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聽從典獄長的勸說，向軍事法庭遞交了申訴書。2003年12月筆者與王玉齡女士的訪談，張靈甫曾向王玉齡講述過自己的獄中經歷。現在自然無法知道他找了什麼藉口為自己辯解，但是法庭顯然接受了他的申辯，因為對他的原判並沒有被執行。

　　在等待案件覆審期間，張靈甫閒來無事，在獄內也就是看看書練練字，而且在這段時間裡潤筆頗多，有人要是喜歡，他就隨手送人，坊間甚至有傳言，說當年南京夫子廟一帶有不少店鋪的招牌，就出自他的手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張靈甫在獄中反倒有得是時間面壁思過，修身養性，一場牢獄之災，使得他以往心浮氣躁的性子得以修練得沉穩了許多，以後很少再亂發脾氣。友人來信慰問，張靈甫回函自嘲曰：“為殺妻室做楚囚”。

　　寫字看書不過是打發時間，坐牢的心情總是落寞的。不過這期間家裡傳來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張靈甫走後不久，邢鳳英發現自己懷孕了，十月懷胎生下了一個男嬰，這是張靈甫的第一個兒子。

　　隨着兒子的出世，張靈甫似乎時來運轉，沒過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釋放了。據他家人的回憶，之前南京曾派人去西安調查過張靈甫的情況，來人一走就爆發了西安事變，之後張靈甫便獲釋回到了西安。也就是說，張靈甫的獲釋，並不是一般認為由於抗戰爆發而與其他戴罪軍人一起獲得政府大赦，而是在1937年初就被釋放了。

　　幾十年後，我們看到了對此事的一些評述，有人很肯定地判斷說，是蔣介石徇私枉法，偷偷放跑了心腹愛將；也有人言之灼灼，說是胡宗南或是王耀武在蔣介石面前替張靈甫說情：“張鍾麟這個人，打仗很有本事，不如把他放出來，讓他戴罪立功吧。”於是蔣介石順水推舟，囑咐張靈甫出去之後好好做人，把他秘密釋放了。由於張靈甫後來的確受到蔣介石的寵愛，這些說法似乎有後事得以佐證，不少人深信不疑。

　　事實上，這時的張靈甫資歷尚淺，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根本還排不上號，他真正出道獲得蔣介石的青睞，還是在八年抗戰的歲月。更何況，當時蔣介石攘外安內正忙得焦頭爛額，還因為親臨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加緊剿滅陝北的紅軍，而被張楊扣留逼其抗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說蔣介石在這個節骨眼上還有工夫親自為一個小團長特別費周折去法外施恩，在道德評判上固然可以給他加一點負分，卻並無依據。至於說胡宗南、王耀武等黃埔學長聯名擔保說情，則還在情理之中。

　　可是，殺人償命總是國法，即使張靈甫屬自首有從寬情節，憑什麼從寬到只關了不到一年就釋放了呢？當事人沒有留下任何解釋，按照常理，作為情殺案的兇手，服刑不滿一年就獲特赦關照的機會不會太高，如果從劉光宇講述的情節去推敲內情，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張靈甫很可能在獄中寫的申訴書中，辯稱懷疑妻子竊取他的軍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殺之。如此，他被上峰認為是衝動之下“大義滅親”之舉，屬情有可原，因而對他網開一面也就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