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共建國之初，作為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 員，並無自己獨立的對外政策。而且當時日本新敗，國力疲憊，中共對日本的外交也沒有 特別的興趣。 1960年代中蘇交惡，毛澤東開始打出“反帝反修”的孤立外交政策。但這 種光榮的孤立外交也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北京開始反省，尋求開 辟 對外經濟聯繫來擺脫國內經濟困境。就在這時，日本的經濟迅速崛起，成為新 興的經濟 強國。196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注重對日外交，主要是通過民間渠道加 強對日的經濟聯繫 。當時中共頻繁邀請日本左派人士訪中，頻頻向日本示好，毛澤東的著名“感謝日本侵略 ”，也是對日示好外交的高潮。

1972年的中日建交談判頗為順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共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 日建交後中國向日本贈送一對大熊貓，引起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 成為日本關心中國 的第一次熱潮。現在不少人批評中共當時不該放棄戰爭賠款， 不過中共放棄戰爭賠款有 其明智之處。一來二戰時的所謂“四強”：美國蘇聯英 國中國，美蘇英都放棄了對日戰 爭賠款要求，如中國一味索要，顯然有失大國身份；二來台灣的國府早已代表中國放棄了 對日戰爭賠款，中共再索要的話，在國際法問題上也會十分被動。

另外中國從放棄對日戰爭賠款中也得到了相當的實惠。日本對中國政府長期提供巨額的低 息借款，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到現在為止，日本一直是 西方國家中對中 國進行有償無償援助最多的國家，這裡不能不說有日本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感謝因素。 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前期的一段時間裡，中共的對日政策一直是友好優先，比較淡化中 國被日本侵略的歷史問題，中日間也沒有出 過大的外交波折。1985年，中曾根首相參拜 靖國神社後，遭到中方的強烈反應。 此後，中曾根沒有再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他給出不 再參拜靖國神社的解釋是：“考慮到中國方面的反應……”，這不僅讓人感覺到是中國政 府外交的一個勝利，也 讓中國人感到較有面子。

1980年代後期以來，蘇聯東歐爆發共產主義信仰的意識形態危機，東歐蘇聯的共產黨政權 相繼倒台，這使中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感。一個政黨總要有一個意識形態，失去 了共產主義教義，中共靠什麼思想和精神團結人民呢？於是 愛國主義就成為取代共產主 義團結人民的新意識形態。在中共代表大會上，體現 共產主義精神的國際歌也被民族主 義的國歌所取代。

要搞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要樹立一個靶子或一個反面教員，以便讓愛國志士的愛 國情緒 有一個發泄的地方。以前中共與美國、蘇聯這樣的大國搞對抗，為此付出 了沉重的代價 。為此中共接受了以前的教訓，不再樹立美國、蘇聯這樣的政治軍 事大國為愛國主義攻 擊的靶子。日本二戰後經濟上雖然有所作為，但政治上一直是一個二流國家，樹日本為愛 國情緒發泄的靶子，似乎不會付出很大代價。更重要的是日本有侵略過中國的歷史，很容 易喚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所以日本是進 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最合適反面教員人選。

1980年代後期以來，北京不斷揪出日本的歷史侵略問題，試圖以此來對中國百姓進行愛國 主義教育。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慰安婦、東史郎事件等，都加深 中國百姓對日本的敵 意或反感。可是中共發起的這場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並沒有收到預想的結果。當時中共以 為中國人會把“愛國”推廣理解為“愛政府”，更進一步就可以引導為“愛黨”。可是不 少中國人並沒有簡單地把“愛國”理解為“愛黨”，反過來卻利用“愛國”來進行“反黨 ”。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獨特的愛國方程式：寸步不讓對外強硬的抗爭派，不惜一 切代價 對外鬥爭的主戰派，就是愛國的最高典範。根據這個方程式的圖解，岳飛、 文天祥等人 被俸為愛國的偶像。相反主張對外和平友好、妥協退讓的秦檜、李鴻 章等人，都被圖解 為十惡不赦的賣國賊。當前中共的對外政策是低姿態外交，妥協退讓的時候很多，根據中 國傳統的愛國方程式，中共的這些行為都可以輕易地 解釋為賣國行經，經常被反共人士 利用中共自己搭起來的愛國大炮來炮打他們自己。

在西方人眼中，對外強硬和對外妥協，並不直接與愛國聯繫在一起，並不認為對外強硬特 別值得讚揚。比如主張軍事解決伊拉克問題的強硬布什總統，並沒有被 美國人讚揚為特 別愛國；而主張和平妥協解決伊拉克問題的前總統卡特，也沒有被美國人批評為賣國賊。 但中國的文化中，除了強硬抗爭之外，不存在妥協退讓的空間。

儘管中國一直讚美強硬抗爭的愛國主義，可是從歷史上看，這樣的愛國主義自宋代以來從 來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實際的利益。我們讚美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 等人，又何曾給 中國贏得什麼實利？相反那些被斥為賣國賊的傢伙們，倒是在挽救中國方面有過不少作為 。如果沒有秦檜的和平工作，南宋小朝廷堅持與金國死打硬拼的話，恐怕江南的半壁江山 早就亡於金國了；沒有李鴻章對西方列強割地 賠款，大中華很可能早就成為西方列強的 殖民地。

試想當時中國第一打不過洋人，第二又不肯割地賠款認輸，剩下的豈不是只有亡 國一條 路了？本來南宋對金國稱臣，滿清對列強割地賠款，都是丟卒保車的顧全大局之策。可是 中國的愛國者總不理解丟卒保車的戰略思想。

再繼續深究一下中國歷史上愛國英雄的功勞，不難有以下的發現：明亡於清，是 因為崇 禎帝后期朝廷中被岳飛式的主戰派所壟斷，不顧國內農民造反頻發的不利 形勢，硬是不 與清國停戰講和。如果崇禎帝朝廷中有幾位秦檜式的主和派當權， 明未必會如此簡單地 亡於清。同樣清庭在慈禧後期也被主戰派所壟斷，不顧任何後果地對各國列強宣戰，不僅 引來八國聯軍的軍事入侵，而且使人們失去對清庭 立憲自強的信心，成為清朝亡國的直 接導火索。

中國的抗日戰爭之所以取得勝利，也不是死打硬拼愛國者的功勞。抗戰8年，真正的大戰 其實只打了1937和1938年2年，以後重慶和延安都是避戰不出，保存實力，才挨到日本戰 敗的一天。如果抗戰期間重慶和延安主動出擊，試圖發起趕走侵略者的反擊大戰，中國恐 怕早就亡國了。中共在總結經驗時常說：“‘左’造成的危害，往往比‘右’造成的危害 大得多。”如果把愛國比喻為“左”，把賣國比喻為“右”，也不難得出愛國造成的危害 ，往往比賣國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的經驗教訓。

再轉回到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問題。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直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共發難， 唯獨日本政府從不在人權問題上為難中國，而且還表現出對北京的理解。 天安門事件後 ，日本是唯一沒有對中國政府進行制裁的西方國家。在1990年代 中期以前，日本政府從 未對北京表現出敵意，可是中共卻把和自己示好的“鄰人”作為愛國主義精神發泄的反面 教員來開刀。

在1990年代初開始的反日大合唱中，有人甚至找出早已過時的春秋戰國時代“遠交近攻” 理論，提出一廂情願的“聯美抑日”設想。不久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一聲 炸彈，炸飛了“ 遠交近攻”理論；海南島軍機的相撞，撞醒了“聯美抑日”的美夢。北京終於明白，真正 有搞垮中共政權企圖的國家是美國，日本本來並沒有這 個企圖，可是中共的反日宣傳和 舉動，已經開始把日本推上與美國共同反中的夥伴。

日本政府1985年因為中共反對而停止靖國神社參拜，1989年天安門事件未對北京進行制裁 ，1995年日本村山首相訪中時又對侵華戰爭作了明確的道歉，這些使一些人誤以為日本政 府軟弱怕中國，低估了日本會正面反擊的可能性。1998年 江澤民訪日時提出要求日本書 面道歉的要求，也是因為中共的對日政策智囊團作 出了過於樂觀的預測，以為日本政府 不敢拒絕中國的要求，況且日本已經向韓國書面道歉，也沒有理由不向中國書面道歉。

然而事實證明中共對日政策智囊團的預測是完全錯誤的。日本小淵首相不僅拒絕了江澤民 代表中共政府提出的道歉要求，而且還拿出對華借款作為反威脅，使江澤民的訪日十分被 動難堪。如果中共政府事先預測到日本不會道歉的話，也就不會提出道歉的要求。否則中 方貿然提出道歉要求而被日方拒絕，中方又沒有什麼反擊報復的手段，那麼要求日本道歉 豈不是自找難堪。果然從此以後中國政府再 沒有向日本提起書面道歉的要求，使日本感 到這是一個外交的勝利。

根據萬物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的普遍定理，中國的反日大合唱，必然也會引起日本的反中 大合唱。不管是根據日本的民意調查數據，還是我們這些在日華人的親身體驗，都會發現 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程度在日益下降。以前日本輿論界是對中國友好為主流，現在反中卻 成為輿論界的主流。去年的日本瀋陽領事館事件本來不是一件大事，卻被日本媒體反覆播 放炒作，大大加深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反感。 一位日本報社記者曾私下對我說：他們編 輯部在是否應該高強度報道瀋陽領事館 事件的問題上有過意見分歧，但最後還是順應了 輿論界的反中主流。

由於日本政府是一個不得不順從民意的政府，日本民眾的反中情緒勢必影響到日本政府的 對華政策。自從小淵首相首開對中強硬外交以後，日本政府對中外交轉變為以強硬基調為 主軸。以前日本政府儘量不作給北京找麻煩之事，此後也開始 在李登輝訪日等問題上， 向北京作出警告性的報復，試圖讓北京明白反日將會付 出什麼代價。小泉首相上台後， 又進一步做出參拜靖國神社的讓北京為難之舉。

1月14日，日本東京一位市民手舉標語，抗議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當 天，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了東京靖國神社。這是小泉自2001年4月就任首相以來第三次參 拜靖國神社。

本來日本民間對參拜靖國神社贊成的意見居多，這也是導致1985年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 社的背景。但當時中國還沒有掀起反日浪潮，日本政府以“影響中國人的對日感情”為理 由不參拜靖國神社，的確對日本民眾有一定說服力。但現在 這樣的解釋已經不行了，中 國人的對日反感仇視已經升級，即使不參拜靖國神社也不會改變中國人的反日情緒，那麼 還有什麼必要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呢？

小泉首相開創了每年參拜靖國神社的先例，也給後人作出了榜樣，贏得了民心。 即使小 泉下台，他的後任首相如果停止參拜靖國神社的話，就要挨罵了。所以今後日本政府無視 中韓政府的反對，把參拜靖國神社經常化慣例化，已經非常可能。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近來小泉首相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也是北京掀起以反日為中心的愛國主義教育結出的苦果 。每次北京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如果只是發 一個不痛不癢的抗議，自然給人們一 個對日過於軟弱的感覺，成為反共人士批評中共賣國的絕好證據。中共點起的反日之火最 後燒到了自己身上，也是始料未及之事。

中國反日宣傳繼續搞下去的最後結果，很可能就是石原慎太郎等極端反中派的上 台，在 軍事與美國聯手遏制中國，外交上支持台灣獨立，經濟上限制中國商品進 入日本市場， 中國又能得到什麼好處？現在日本已是中國最重要海外市場之一， 每年中國向日本出口 大量服裝、日用品、蔬菜等，對日出口已成為很多中國人的飯碗。如果中國進行抵制日貨 的經濟報復，自己並得不到什麼好處，除了兩敗俱傷以外不會有什麼更好的結果。那麼中 國搞反日宣傳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如果說1980年代末期北京搞愛國主義宣傳教育，主要出於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 紛紛倒台 的危機感，那麼現在北京已經沒有這樣的危機感了。現在中共的治國思想是務實拜金主義 ，即所謂“發展是硬道理”，大家不再談什麼共產主義理想， 也不談什麼愛國不愛國。 賺錢發財至上，提高物質生活優先，已成為中國當代 意識形態的主流。在這種情況下， 再搞愛國主義宣傳教育，不僅不能提高中共的威信，相反很可能導致自打嘴巴的結果。中 共開始反省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得失。

中共十六大以後，顯示出在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方面後退的動作。最近中學歷史教學大綱有 關岳飛、文天祥等人“民族英雄”地位的評述，就是一個明顯的跡象。 同時中共也開始 考慮使日本脫離愛國主義反面教員的地位，中共的對日外交政策正在轉變，中共在悄悄修 補中日關係，亡羊補牢。以前日本政界常說“不要刺激 中國”，現在北京也注意到“不 要刺激日本”的必要性，新拍電影《南京大屠殺》 停演可能就是一個避免刺激日本的措 施。最近人民日報記者馬立誠發表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更是一個 明顯的與日本修好信號。

當然在中國已經掀起的反日情緒絕不會簡單地消失，同樣在日本引發的反中情緒也不會輕 易地平息，中日兩國關係要退回到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已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