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戰爭到大爭論——歷史篇（上）

作者：看雨

無聲的歲月

望着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這撲面而來的一幕幕慘烈悲劇，每每總是無法按耐自己的思緒。我總是，總是在想，如果這些事件發生在康熙年間；如果大清王朝對洋務運動多一點耐心；如果很有才幹的慈禧多一點大略，亦或是主政的不是一個宮廷女人；如果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多點警覺和防備，亦或是南洋艦隊和福建水師給予北洋艦隊哪怕一丁點的支援；如果光緒有康熙一半的才幹或者耐心；如果那個綠林鬍子在皇姑屯事件中沒被炸死，而只是受了傷，如果如果如果...。如果這些如果真的發生一個，我們這個苦難民族可能就不用承受這麼深重的災難和屈辱。可是歷史冷冷地瞥我一眼，無聲地告訴我，在它這裡沒有如果，只有正在逝去的記憶。

鴉片戰爭

近代的屈辱，讓我們再也想不起來，我們的文明曾經是如此的輝煌。有史以來，直到19世紀以前，沒有一個文明在任何方面真正能夠對中華文明形成威脅與挑戰，我們就這樣一直默默領先了世界幾千年。在這幾千年裡，中華民族一直以她偉大的創造力滋潤着整個人類，哪怕直到19世紀，新興的歐洲也不是依靠財富和商品貿易上的優勢，而是不得不依靠鴉片和槍炮才敲開那扇古老沉重的大門。

今天，我們依然痛恨和嘆息着那個中央帝國的傲慢自大、昏庸誤國，可是，看看我們千年以來的記憶，沒有任何一股勢力曾經丁點地優越過我們，我們一直以來事實上就是如此優越偉大。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幾千年來，都是別人從我們這裡學習，別人那裡，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少之又少。我們從古至今都是其它國家和文明的榜樣，這一事實在我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變更過。跑來做生意的歐洲也同樣如此，他們的貨物雖然有點稀罕，但在我們這裡用處並不大，我們不可能因為這點東西大驚小怪，驚動全國，何況他們更需要我們的東西，每年都有大量的銀子進來，這和以往的經驗一樣，證明了我們帝國的先進與優秀。我們沒有理由把他們放在眼裡，是的，就是這樣，千年以來的經驗和現實的情形，都告訴我們，我們沒有理由不這麼做。

然而，這一本該正確的認識在瘋狂擴張、先進但是卑鄙野蠻的歐洲面前，顯得如此荒謬可笑。從工業革命中興起的歐洲用他們的槍炮征服了整個世界，然而在這個古老龐大的帝國面前開始卻也是小心翼翼，耐心地和她做着生意，不幸的是，他們拿不出象樣的東西來打開市場，卻不得不每年運送大量的茶葉、絲綢、瓷器、漆器回去，再輸送大量的黃金白銀支付大清國。可是巨大的貿易逆差無法讓日不落大英帝國心理平衡，於是，水手的陋習在卑鄙的陰謀下，成為了國家行為，成為了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殘忍的牟利手段，而這一手段悄悄地讓大清國付出了1700萬人生命的代價，只剩下破敗不堪的國家經濟和滿國瘦骨嶙峋的病夫。而歐洲也把這一切看在眼裡，一聲不吭，暗暗地把她推向深淵，目睹並促使着這個朝廷的腐朽和帝國的沉淪。

大清國真不容易，在鴉片陋習如此深重的時候終於作出銷禁鴉片的決定。在虎門，林則徐沒費多大力氣，就銷毀了鴉片237萬餘斤，而“乾嘉之際，吸食者漸多，則不過千箱。道光初年，已逾四千箱；十二年，多至二萬三千六百餘箱”，我不知道按染毒的程度，這是多少人的生命；按中國今天的法律，這是多少人的腦袋。然而，在自由民主的英國國會的授權下，在賠償鴉片損失的要求中，這個古老封閉的帝國終於與那個它從來蔑視的世界開始了正面衝突。其衝突的結果在西方人眼中和現實情形一樣，根本是沒有疑問的。

就這樣，那扇古老沉重的大門，被毒藥和槍炮打開，這個古老的中央帝國和世界開始了第一次遭遇。裡面的人懵懂地看着這個世界，還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未來的百年厄運。

需要指出的是，大清王朝沒有象日本那樣，進行徹底的明治維新式的改革，這不能輕易地用腐朽和保守來解釋。這並非為清王朝辯護，只是想陳述一個認識。一句話，清王朝對傳統文明的態度和日本有深刻的差異。儘管日本很早就吸收了中華文明和傳統，但對大和民族來說，這還是一頂帽子，就是帶着再怎麼舒服，那畢竟不是自己的，所以他們稱這種文明為東方文明而不是日本文明。看見一頂更好的，雖然有點捨不得，但舊帽子不是不可以拋棄，更何況，這個中央帝國和它一直有着相當的衝突。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日本在選取西方文明時，沒有多少歷史和心理負擔，而採取一種實用主義方式，實際上，日本人在大量吸收西方技術的時候，東方文化傳統在他們那裡也保留得很完整。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華夏文明和西方技術不能共存的觀點，沒有多少說服力。或者說，洋務運動在那時情形下，是一次很正確的改革道路。

可是，這於中華民族是全然不同的，因為那頂帽子是祖宗留下來的，是自己的，不是別人的，它維繫着中華民族的尊嚴與榮辱。它有史以來就一直給中華民族帶來無上的榮耀。附帶在這帽子上的情感根本無法割捨。這在今天也是一樣，下崗工人的心理失衡就是一個例子，更為鮮活的，卻正體現在那些無視這份情感，極力指責也是由文人執政的清王朝腐敗保守的文人身上，就是那股窮酸氣。和文人執政的清王朝非常相似，他們總是指責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卻從來不去改變自身。現在看來，典型的四個文人執政王朝：晉、宋、明、清，都是文人政權，也最終全都折辱於外族之手，文人那些天花亂墜的話實在不可信。

洋務運動和甲午戰爭

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結束以後，大清王朝迎來了自己的喘息之機。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一些政治和軍事家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強敵，在慈禧的政變中，他們也登上了中國的近代政治舞台。從那以後，大清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洋務運動。

甲午戰爭的失敗，讓這次偉大的、本應大書特書一筆的洋務運動蒙上了一層暗黑的陰影。人們似乎忘卻了它對於中國的偉大意義，實際上人們早已亡失了它的幾乎所有記憶，只剩下這四個字：“洋務運動”。然而，這一次運動，它的偉大，它影響之深遠，卻遠遠超出了它的歷史時空，直接影響着中國的整個近代進程。中國的近代化運動正是從這裡，從洋務運動開始，正是洋務運動開始了這個古老中央帝國對世界作出的第一次積極反應。

這一場運動的領導者，不是斜陽西下的大清主子，更不是那些長於義理之辯的官宦文人，而是那些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成長起來，並逐漸成熟的政治軍事家。他們在這些不斷的軍事和實際政治行動中，目光開始穩健，廣遠；他們才認識到這是千古未有之巨劫奇變。於是，他們開始了千古未有的舉動，他們作出了當時他們、當時這個中央帝國最正確的唯一選擇：洋務運動--同樣是千古未有的第一次低姿態、務實地向蠻夷學習。

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這些人的領導下，中國終於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天平天國運動還沒有完全結束）之後，開始了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洋務派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洋務運動。於是就有了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相繼問世。在短短幾年中，就已經具備了鑄鐵、煉鋼以及機器生產各種軍工產品的能力，產品包括大炮、槍械、彈藥、水雷、和蒸氣輪船等新式武器，用於裝備近代化的軍隊。洋務派創辦的近代化軍事工業企業，是中國大地上首次出現的中國人自己的資本主義工業，這更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進步。是中國在解放以前，所達到的中國近代化的最鼎盛時期。

可以說，當時的中國近代化發展之迅速，是西方望塵莫及的，大清在短短三十年之間，工業水平已經能夠在局部和歐洲一較上下，甚至有所勝出。這一方面，是因為大清帝國雖然屢次戰敗賠款，卻畢竟千年積累的一點家底子這些敗家子還沒辦法全部揮霍掉；另一方面，洋務派的目光遠大和步伐穩健也是改革得以推進的最為重要的主觀原因。客觀上說，天平天國運動對中國的意義，就是培養了這樣一批開天闢地、領導中國近代化的洋務派。

今天的我們提起這場偉大的運動，從來不考慮當時的環境，認為這場運動不徹底，不成功，大清官僚的腐敗無可救藥。可是，歷史如果給了中華民族一丁點的機會，如果能夠讓這場運動再持續下去，所有的問題會就象歐洲那樣，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來逐漸解決，象腐敗等問題程度和現在相比，雖然頗為可觀，但不是不可解決。即便是最嚴重的保守問題，也會隨着新的生產關係的發展，人們思想觀念逐漸會得到更新。如果沒有甲午戰爭，中國本來，本來是可以象歐洲一樣，只需要這些偉大的先行者的推動，她就可以按照自然的規律，邁向新生。可是，歷史沒有給他們機會，沒有給他們一丁點的機會。

以後我們還會看見，就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一樣，中華民族，只要革新勢力上台，她就不可避免，遭到世界最兇狠的打擊。甲午戰爭，就是日本再也看不下去大清的崛起，於是它便拼盡全國海軍之力，和大清展開一場世紀的角逐--它帶來了帝國的沉淪和大和民族的崛起。於是，當歷史又過了一個世紀，這個歷經苦難的中國才終於又回到她的起點--再一次改革開放，只是這一次換了一個全新的政權，最強有力的政權。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把當初未完成的任務繼續進行下去。

然而，洋務運動對近代和現代中國的影響，不僅僅是這些在後來被逐漸摧毀的民族工業和軍事力量。影響更為深遠的，卻是在這場運動中，為中國培養和積累了大量的接受西方知識和思想的卓越人才。當時，民間依然為保守勢力所占據，還沒有幾個地主會開明到讓自己的子女留洋求學的地步。正是洋務運動的帶動，後來才出現很多的開明地主出資讓自己的子女留洋求學，而這些早期的學子後來在民族危難之際，成為了民族之棟梁。

洋務運動發生後，於1862年 6月開辦了“同文館”，設英、法、俄文三個班，隨後又增加了算學、天文、物理、化學、外國歷史、地理、萬國公法、醫學、生理等課程。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近代學校，它為中國造就了第一批外語和外交人才，從同文館畢業的學生中有二十八人後來做了駐外公使一級的外交官。同文算學館成立後，又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洋務運動期間，還開辦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廣州魚雷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旅順魚雷學堂、江南陸軍學堂、上海操炮學堂等一批軍事學校，至1890年，單為海軍就培養了一千三百多名水兵、軍官和專業技術人員，還包括為國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嚴復、鄧世昌、劉步蟾等人。1872年，清政府開始向海外派遣留學生，十四年間派出了七批，共二百多人。這些人回國後，在許多領域代替洋工程師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國產軍艦都是由他們製成的。新式海軍艦艇的管帶、大副也大都由留學生擔任，中國第一條獨立修築的鐵路──京張鐵路，也是由留美學生詹天佑設計修築的。洋務派建立的新的教育體制，如分年排課、按班級授課以及考試、升級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本節的大段史料摘自冀城的《自強·進取·抗爭──洋務運動三十年》）

洋務運動留下的家當在後來的民族的災難中，並沒有留下多少，到共和國成立那天，什麼也沒有剩下了。可是它留下了最重要的東西--它培養和它帶動培養的人才，這些人才，從嚴復等人開始，開啟了後來的啟蒙運動，領導了中國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一直到共和國的成立。就是他們，從歷次的民族救亡運動中，錘鍊出了中華民族的靈魂。

應該帶一筆的是，今天右派文人的老祖宗，在這裡面作用也非常大，洋務派和保守派進行了長期的激烈鬥爭，保守派抱着“中國文化獨尊”論不放，“洋人以勢力勝，中國以禮義勝”，“所恃者，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之維”。道義一直是他們的一張王牌啊。

百日維新和辛亥革命

當洋務派隨着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倒台，在整個大清朝里，再也找不到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來領導這個民族了。幾個迂腐幼稚的酸秀才和一個少不更事的小皇帝，根本就難堪重任。如果光緒能有半點康熙的才幹，中國或許還能走上另一條安康一點的道路，但他沒有，他也許有拯救大清朝命運的心思，卻無半分領袖的才幹和忍耐。對付一個老乞婆，居然要用最終噬己的牛刀。於是隨着譚嗣同荒唐地向袁世凱曉以義理，又隨着這幾個君子頭顱落地，百日維新，就這樣宣告了中華民族的革新從改良走向革命的道路。

孫中山，雖然信念堅定，卻同樣迂腐，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他才有所覺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當他在黃花崗把自己的精英全部送入虎口時，便已經向中華民族表明，他沒有足夠的雄才來承擔領袖的重任。可是，大清朝已經腐爛不堪，幾乎不再需要什麼推力，隨時都能倒下。在孫中山的努力全告失敗的時候，鮮血也讓愚鈍的中華民族有所清醒，終於一個兵營的混亂就宣告了大清王朝的轟然垮台。

在這些幼稚的革命者面前，老奸巨猾的袁世凱輕鬆地取得了勝利，如果他也具有孫中山一樣的信念，中國從此或許走向新生，但是洋務派的垮台，使得大清朝里只剩下一些自私愚昧，權欲薰心的保守大員。袁世凱的皇帝美夢最終沒有敵過輿論、歲月，乃至軍事的壓力而死去。中國就迎來了一個全新的，與千年古國完全不同的社會--十幾年的北洋政府。

也許在今天的自由民主者看來，這個政府完全算不上是自由民主政府，可是它是。它有在他們眼中最先進的憲法，它在名義上有他們所想要的各種自由。它的政府正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具有各種現代民主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形式。學生工人可以任意舉行罷課罷工，報紙可以刊登任何觀點的文章，人們享有現在西方社會的所有自由權。

可是無論有意無意，至今還沒有人告訴我們，自由民主的北洋政府這段時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處境最為兇險的一段時期。大清王朝的失敗，也不象這段時期這樣，處境如此險惡。而挽救這個民族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個反覆無常、背信棄義，大字不識幾個的土匪鬍子張作霖。

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和皇姑屯事件

要弄清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和皇姑屯事件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深刻影響，就必須清醒認識北洋政府的性質。北洋政府是由革命者和地方保守勢力合作建立的一個共和政府，這一政府具有現代西方政治制度最忠實的形式。在生產力發達程度和政治制度的表面關聯中，這種政府應該說，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理想的政府，它會象西方列強一樣，領導中國從此走向民主自由、繁榮富強。但現實是，這樣的一種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荒謬最無能的政府，它不僅無法抵抗外辱，連內亂都無法阻止，甚至它本身就是產生內亂的根源之一，使得當時的中國實際處在一種極度無政府狀態。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古代的中國，也許不僅對中國沒有壞處，甚至能引入民主思想，促進中華民族的進步。但是，當時的國際環境是，中國那位從甲午戰爭中崛起的近鄰正在虎視眈眈地看着這一切，早已準備對中國下手，割取這塊肥肉，直至完全吞併。而這時候中國政府卻已經無能到極點，根本無法阻止大和民族的這一企圖。而保衛這一民族不被吞噬的，正是那個從土匪起家的張作霖。擋住外患的，就是這位自私短見的雄才，他反覆無常，背信棄義，一直在西方列強那裡周旋，縱橫捭闔，極力保證東北的這塊肥肉不落入最兇惡的近鄰手中。他為了自己的私利，卻在他的生涯里，阻止了日本的任何企圖，保衛了中華民族的安全。他是北洋政府那個時期唯一的亮點。

不知道為什麼，五四運動，至今還有人把它看成是自由民主的運動。可是它的矛頭所對準的正是這自由民主的北洋政府。實際上，這個政府的無能早就被中國人民看在眼裡，不滿一直在中華民族心中累積，外交上的失敗僅僅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把五四運動看成是反封建運動完全沒有明白這場運動的意義。因為當時輿論環境非常自由，任何人可以合法地發表各種觀點，僅在五四運動後的一年中，就出現400多種刊物，反封建根本不需要如此大動干戈。反帝實際上是政府的任務，當反帝成為一場運動的口號，實際表明的是這個政府不合格，需要一個新的反帝政府。五四運動的發生，正是民族情感從民眾深處的全面爆發，它是一場民族主義救亡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次從民眾那裡自發產生的積極民族運動它表明，在民族利益面前，任何政治制度都得讓步，這是這個民族的不可予奪的要求。民族意志開始在民眾中覺醒，並尋找自己的代言人。

正是五四運動的發生，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從此走向一個全新的階段。五四運動為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一批又一批，前仆後繼的民族精英。這種精英在五四運動發生以後，不再是少數人的自覺行為，而是中華民族革命力量的自然源泉。中國的革命，也就在這種源源不絕的力量支撐下，從此走向康莊大道。今天，這五四運動還被說成是自由民主的運動，可是正是它，導致了對自由民主都不感冒的兩個民族主義集權政府--蔣介石政權和共產黨政權的產生。

從來沒有勝利過的孫中山，在蘇聯的幫助下，終於把他的國民黨，建設成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政黨。同時，民族意志也把他當作代言人，源源不斷地給他補充力量，一支紀律嚴明，戰鬥力頑強的軍隊迅速發展起來，開始了一場民族主義革命--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這場戰爭勢如破竹，迅速讓中國走向統一。這時，儘管蔣介石開始無情地清洗着左翼力量，但中國的經濟和外交等各方面情況急劇好轉，民族似乎要走向振興的道路。

然而，那一衣帶水的鄰居，眼看着中國走向統一振興，再也無法保持耐心。在狡詐的張作霖背信棄義，不願兌付戰前承諾給他們的鐵路和招租權，並決定擁蔣；在他說出“勝負事小，引狼入室事大”後，他們伸出了自己的毒手，在皇姑屯結束了他的生命。

中華民族在蛻殼、在換血的時候，一直阻擋虎狼吞噬中原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極為不幸地倒下，巨大的民族災難馬上就要降臨到中華民族的頭上。可是這張骨牌又如此幸運地沒有在北洋政府時期倒下，否則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

中華民族的新生又要經歷一場腥風血雨的洗禮。

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我常常不得不相信，中國的崛起，冥冥之中似有天助。在鴉片戰爭中一敗再敗的大清朝，幾乎沉淪下去的時候，突兀起來一場太平天國運動，讓洋務派成長起來；在最無能的北洋政府執政的時候，張作霖硬是給中華民族頂過最危險的歲月；在民族遭遇最兇狠強暴的勢力入侵時，張大帥無能的兒子突然用他的槍口，促成了中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成立。中華民族在逆運中得以不亡，有許許多多這種非常偶然而巧合的事件發揮着轉折性的影響。這不是天意是什麼？

在那第一張多米諾骨牌被推倒後，大和民族的鐵騎就隨之而來，這次，它不再滿足於一點點局部的勝利，它的大陸政策就是征服和侵吞整個中國。這個民族，忘我之心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死去。在侵華過程中，他們甚至有從整體上消滅我們整個民族的打算。731部隊的細菌，就曾在中國的南方吞噬我們的平民。而那些製造者，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為了交換那些拿中國活人做試驗的血淋淋的資料，在他們的庇護下，一直是戰後日本的醫學界的最高級精英。這群日本人和庇護他們的美國人一樣，沒有任何心靈的內疚，沒有任何良心的譴責。

正當決定中國未來的兩個對手正要決定最後一刻命運的時候，正當西北的共產黨快被消滅的時候，日本侵華的開始，考驗着每一個中國人。這時候，民族意志再也等待不下去了，她又一次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張學良。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國或許就由此滅亡，如果不是西安事變，那個“引狼入室事大”的雄才的兒子，恐怕永遠是個民族的罪人。可是他的民族情感和他的老子一脈相承。於是，他用他的槍口，硬是逼使這兩大對手聯手，挽救民族的危亡命運。這個民族，最慘烈的一刻從此拉開序幕。

民族意志，在大和民族的鐵騎下，在她代言人的槍口下，終於被整體激發出來。在兩大生死對頭的聯手領導下，中華民族形成了有史以來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極度兇殘的敵人。她也第一次在外族面前顯示了自己最為頑強的力量，八年的抗戰最終顯示她的不可戰勝。

民族的這場勝利，不能不提到五四運動，正是五四運動為這場勝利提供思想和力量源泉。五四運動分流了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