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戰爭到大爭論——大爭論篇

作者：看雨

大爭論的社會背景

資本主義政策和社會主義政權之間的矛盾，是觸發這場爭論的根本原因。這種矛盾，突出表現為資本積累與人口之間的矛盾，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開始分裂。改革開放的推行，讓民族的綜合國力極大增強，民族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另一方面，由於經濟自由主義政策本身和現存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的缺陷，致使財富的積累逐漸朝少數群體傾斜，民族內部出現了資本與人口之間的裂痕，而作為資本的代言人即得利益集團和廣大群眾之間，利益衝突越來越大，帶來深刻的社會問題。

資本和人口的對立，給中國帶來了極為嚴重的隱患，這不象西方發達國家，其資本總量和他們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頂端優勢地位保證了資本和人口之間的矛盾不會朝激化方向發展，但不等於說在這些國家，這種矛盾就不存在，一旦經濟衰退，矛盾會立即激化，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歐洲最近的極右勢力抬頭，跟它們的經濟停滯，存在必然的聯繫。而對於中國，既沒有巨量的資本讓中國的平均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也不具有足夠的優勢地位向世界轉嫁內部矛盾，強勁的經濟增長，也由於資本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被資本全部吸走，兩極分化隨經濟的強勁增長而加劇，事情正在朝惡性方向發展。

這種對立同樣給政府帶來兩難的處境，一方面，它需要民族經濟的儘快騰飛；另一方面，這種騰飛中的大部分好處因為流向少數人，而讓它遭受公眾越來越嚴厲的譴責。更嚴峻的問題是，政府官員的立場越來越動搖。不符合資本的要求，官員將得不到資本的暗中資助甚至面臨資本的打壓，晉級的機會非常渺茫；而按照資本的要求施政，面對的則是公眾仇視的眼光。單靠個人的品行和道德的壓力根本無法跟資本所擁有的力量相抗衡，這個政權會因為官員的蛻變而發生性質改變，接下來的，就可能是資本為了自身的安全，要求這個政府改變政治制度，修改憲法等等，例如今天的私產入憲炒作（註：1），但這些帶給中國的可能是革命的災難。而在狹路相逢的時候，資本不可能和十億人口抗衡。

政權的性質就這樣發生動搖，其民族色彩並不會由此改變，但制度的不完善，則很可能讓它蛻變成資本主義政權。然而，民族未來的命運，依靠少數的資本擁有者，不可能完成使命，因為世界的資本擁有者的力量要遠遠大於他們，即使他們擁有的財富和資本總量再增加十倍，都無法與之匹敵，更何況這條道路培養他們的同時，也為他們培養了越來越多、無法估量的內部敵人。相反，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道路，從一開始就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到朝鮮戰爭到社會主義建設，所向披靡，對外顯示極其強大的戰鬥力，對內，則顯示無比的建設力量。可以說，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是這個民族能夠與世界抗衡的唯一道路。

在底層人民的生存壓力面前，擋在即得利益者前面的民族政府成為事實上的資本所有人的保護傘，穩定成為專制的藉口，政府成為譴責的對象。事情隨着社會的兩極分化不斷惡化。然而，曾經是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保守勢力完全被擊垮，冷靜的人們也看到了之間的差距，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各種觀點的人群並沒有自己的代言人，而隨着經濟增長，擴大的網絡世界給他們面對面的交流提供了工具，於是大爭論從這裡波瀾壯闊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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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私產入憲，最近網上炒作得很厲害，不得不說幾句。私產入憲的炒作，除了一些書呆子外，還很有可能有即得利益者的暗中操縱。這些人如果不是無知，就是極度膽大妄為，他們看不到或者甚至蔑視中國共產黨的第四和第五個字。私產入不入憲，並不等同國家該不該保護私有財產，而是在民族命運前途和個人利益發生衝突時，國家的立場問題。私有財產入憲，不僅意味着政權的徹底變色，成為一個徹底的蔣介石政權，也意味着底層人民除了革命一途，否則再也無法擺脫在經濟上的奴役地位。私產的神聖地位，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當生存成為一種選項，人們就開始用石頭、鋤頭、槍炮來對私產的地位進行投票表決，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這麼進行。私產入憲爭論的擴大，將嚴重分化中國人群，這將是嚴重的階級立場對立，可能會帶來激烈衝突。一旦衝突發生，請不要指責勝利者，頭顱是從這裡開始累積的，始作俑者就在當前。

大爭論的立場分析

把大爭論中的立場輕易地分成左派和右派顯然只是從表面看問題，單純地從言論上進行立場判斷，沒有真正看清楚這場爭論的本質。這場爭論中的主體，至少有四個群體在激烈爭論，我把他們分別稱為極左派、政府左派、民族右派和國際右派。這些派別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和現實原因，除了政府左派對政權表現出一定的認識和支持外，其他各派別對政權都有不同程度的對立立場。

極左派的現實政治認識相當糊塗，他們甚至認為政權已經變色，稱為一個專制的資產階級政權，中國已經蛻變成資本家的樂園，這讓他們對政權和即得利益者都相當仇視。並且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還是相當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但這並見得能讓他們變得清醒，反而讓他們變成狹隘和極端。這是一個少數群體，他們所執著的極端意識形態色彩，為社會絕大多數公眾所排斥，而且大部分都是由相當年輕的新生代構成，遠遠構不成對社會的威脅。

政府左派並不是無條件支持政府的立場，事實上他們和政府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一方面他們認清維護這個政權是這個民族得以生存的起碼條件，另一方面，他們對現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激烈反對。這是一群比較有清醒的歷史和民族意識的理性群體，對歷史和現實看得比較清楚，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影響正在慢慢發揮出來。他們以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理論如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依據，是一群民族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自身存在巨大的缺陷，一方面，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早期理論的運用同樣是實用主義的，他們只是把這些理論中對他們有利的部分拿來，而對這些理論本身的問題缺少全面的認識，這使得他們的理論根基不能讓人信服；他們對政府的維護，使得他們對現行政策的批判處在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們強烈批判現行政策，另一方面，他們對政府的支持讓他們前面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他們的政策主張同樣讓人心存疑慮，由於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缺乏必要的思考，他們對未來的設想很容易讓人們覺得要回到過去那種年代--取得了巨大成就、付出了巨大代價，再加上平均主義。他們清醒，但在這場大爭論中，他們並不占大多數。

而民族右派和政府左派的激烈爭論是這場大爭論中的持續的熱點，但這讓人有點哭笑不得，因為純粹是窩裡反，他們的立場的共同之處要遠遠大於他們之間的差異，這也是這場大爭論儘管持久熱烈，卻保持相對溫和、沒有急劇惡性對立的一個基本原因。

民族右派實際上也是民族社會主義者，但由於對歷史很不全面和扭曲的認識，讓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權立場上持否定態度，而社會的兩極分化讓他們對當前政權更加不滿。所以他們把這一切的原因歸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專制所造成，這一點導致他們與政府左派存在巨大差異，政府左派並不認為政權本身出現巨大問題，而是把矛頭指向現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即得利益者。然而，這種並非立場而是認識的不同，讓他們之間立刻形成完全不同的陣營。民族右派由於對5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從政治上持否定態度，這導致他們對社會主義理論的全部拋棄，轉而向其他意識形態尋求理論支持，在沒有其他理論可資參考的情況下，一個歷來遭到批判、但顯然被西方政治現實支持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思想被他們接受了，這幾乎成為他們唯一的理論武器，其中自由主義大旗一直被他們高舉。

但他們還是民族社會主義者，一方面，他們儘管對政權本身持否定態度，卻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民族立場，他們稱之為愛國不愛政府；另一方面，他們對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帶來的下層人民的生活壓力寄予極大的同情和深切的道義支持，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社會主義立場甚至比持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武器的政府左派還要堅定。

跟政府左派的舉棋不定、捉襟見肘相比，民族右派的觀點和立場之間存在着更嚴重的南轅北轍、自相矛盾的問題。他們的自由主義觀點與其說來自他們清醒的認識，倒不如說是對政府和現實憤懣的非理性表達。他們一方面堅持着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對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帶來的社會問題給予最強烈的譴責；他們一方面對即得利益者充滿了憎恨，並對底層人民給予無限的同情，但他們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主張又一再為即得利益者的存在和剝削給予理論上的支持，換句話說，他們正在用這種理論把人民推向更深的深淵。民族右派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社會主義立場。

但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右派與政府左派相比，人數更為眾多。隨着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會有越來越多的底層人民因為對政府越來越不滿，在觀點上更支持他們的主張，儘管他們再次掛起毛澤東的頭像，更加懷念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時代。這一點需要深切關注。

中國的國際右派和極左派相比，人數同樣屈指可數，但個個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大腕和小明星，數起來比較方便。例如“包遵信 劉曉波 任不寐 廖亦武 余杰 謝泳 劉蘇里 趙誠 王童 笑蜀 樊百華 蕭瀚 陳威威 劉霞 王東成 王康 朱學勤 余世存 嚴鋒 張遠山 周澤雄 賀衛方 徐友漁 袁偉時 高華 秦暉 崔衛平 韓三洲 喻希來 葛劍雄 蕭功秦 雷頤 魏甫華”和海.外.民.運等等等等。他們和民族右派不一樣，他們有着崇高的、神聖的、普遍的、高等的、全人類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他們的眼裡顯然只來自無知拳民的愚昧本能，只有他們才是全世界最高等的精英。但讓人傷心的是，無論是左派還是民族右派，給他們的總是極其沉重的無辜打擊。在保守勢力和西方價值觀共同作用出來的這種最高等的精英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實在讓人感到萬分遺憾。

但與他們的普遍正義的呼聲相比，中國經濟上的國際右派則正在攜帶大量的資金無私援助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民族政府對他們的打擊是相當嚴厲的，但這似乎很難改變他們的國際主義的理想信念和決心。

這場大爭論對中國的未來有着非常深刻的影響，它和民族未來的道路選擇緊密關聯。我們應該清楚認識這場大爭論的性質，否則會對爭論的走向發生誤判。儘管夾雜着國際右派的雜音，這場大爭論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政權和資本主義政策的矛盾背景下，由八九動亂所觸發的一場民族社會主義思考，是對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的全民族關注，是民族社會主義在十字路口前的困惑，爭論的主體都是民族社會主義者。這場大爭論將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的價值觀、政治制度、經濟政策和未來民族走向。在這十字路口前，這場大爭論還沒有結束，或者由她再次喚醒民族意志，或者民族意志從此泯滅，希望和危險同在。

個人的觀點

什麼是社會主義？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但社會主義特徵卻在很多社會中得到表達，即使是中國的古代社會。歐洲社會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特徵，工會、社會保障和保險業深刻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野蠻形態，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中國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完整的一次表達，但它只是領袖按照自己的設想，利用強大的集權系統，所推行的政策形成的狀態，依然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到目前為止，社會主義只是作為思想理念、政策形式等方式存在，很多國家在制度上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色彩，但完全從制度上確立的社會主義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但這些依然沒有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我看來，是一種不同於西方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這種政治制度中，公眾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隨着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社會經濟解放。這種表述說明不了什麼問題，類似的表述也早已經在各種各樣的理想中一再重述，最重要的還是制度上的實現。

我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觀點早就在《中國改革政策建議》（後列）中進行了闡述，這就是新民主集中制，這一制度的核心特徵就是人事罷免權下放，上級保留舉任權和行政罷免權。這是關於選舉權完全不同的分割，它既不同於集權制度下的選舉權全部歸上級保留，也不同於西方民主制度的選舉權完全下放。集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從來都是極端對立，但在這裡統一到一起，由新民主集中制所建立的社會同時包含了兩種社會的良性特徵，同時摒棄了集權社會的專制和西方民主社會的無組織現象。一方面，它通過上級保留舉任權和行政罷免權，保證了集權特性；另一方面，它的民主特性通過民眾的各級人事罷免權得到保障，並且，其集權特徵也因為民主而加強。相關的內容在《中國改革政策建議》中已經給予簡單的論述，這裡不再提及。

這種民主集中制下的社會的最基本特徵並不是民主，民主已經通過罷免權得到保障，而是和諧。這種社會的所有權真正掌握在公眾手中，他們通過罷免權進行表達，而領導階層則掌握領導權、管理權和分配權。但是領導階層的這些權力受到了罷免權的制約，他們不能再用這些權力為所欲為，他們的分配政策必須為首先為公眾服務，否則公眾將用手中的罷免票來表達他們的所有權要求。這就是我所想要表達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制度缺陷的補充，沒有這一制度，公眾始終不能真正掌握政權的所有權，施政者的行為也就得不到真正的約束。這一制度也與三個代表關聯：代表，誰說了算？

說這種民主集中制下的社會是一種和諧的社會，不是指它有一種靜止的完美，相反，它始終保持經濟利益分配上的變化，分配關係始終動態調整，而不是象平均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分配關係始終不變，一種是絕對平均，另一種則由資本決定。新民主集中制下的社會，其利益分配由領導階層和公眾共同決定，在社會財富比較稀缺時，人民會用他們的罷免票來要求領導階層在利益分配上向公眾傾斜，通過一種平均性質的行為來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向平均主義傾斜；在財富豐富時，領導階層則可以在不觸犯公眾利益的情況下，讓財富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分配，向富裕社會邁進。整個社會可以和平在各種社會形態之間平穩過渡，而不是象以往那樣，必須通過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才能進行財富的再次分配。

並且，在這種社會下的公眾，具有完全不同以往的品質，他們主人翁地位的確立會讓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急公好義，也變得更加自信，他們的工作熱情不同於私有制下被僱傭關系所束縛的工人，也不同於大鍋飯下懶散的職工，這種品質的國民，只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曾經出現過。相反，對官員的要求卻變得非常苛刻，腐敗和平庸的官員將遭受一輪又一輪的罷免票淘汰，勝出者必然才能卓越、意志堅強。能達到權力的頂峰者將是最傑出的精英，也只有這樣的精英才能真正代表民族的意志，公眾的要求，才能真正領導這個民族邁向未來。

在這種環境下的國民將不再是一堆順民，相反，他們的心理品質更為健康，自信、獨立，並且善於合作，能夠形成強大的組織力量。社會的道德觀也將發生變遷，社會在保護弱者的同時，對強者更為承認，道德觀變得更為強健開放。

這種民主集中制，並不限於政治方面，作為一種不完全形式，可以應用到其他群體中，例如中學或者大學班級班長的任命和罷免，就可以採取班主任或者輔導員任命，學生在其任期結束時進行信任投票。

中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同時受到來自政府左派和民族右派的批判，這種批判並不是針對政策本身，實際上他們對政策本身還有一定的讚許，因為這帶來較快的經濟增長，他們針對的是這種政策中的分配結構，正是這種分配結構導致底層人民的貧困化。

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以科技產業為龍頭、工業體係為主體，農業產業為基礎，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然而這三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有權和管理制度問題。其中科技產業主要是管理問題，工業體系主要是所有權問題，基礎農業領域這兩種問題都十分嚴重。

前三十年的中國科技產業，是一個高度分工的科研體系，其分工的範圍和規模，是迄今為止最為廣大的，它主要服務於中國重大和基礎性的戰略科技目標，例如原子彈、航空航天、能源和運輸工業等。但在這些科研目標達到以後，不少相關機構的國家投入基本上變成維護性，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資金轉移到經濟建設當中，很多科研機構投入萎縮，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大中型科研機構並沒有採取相應的結構調整，還繼續保持以前的狀態，導致了我們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極其薄弱。

中國的大中型科研機構的弊病，主要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沒有根據當前情況，進行結構和機制調整所造成。這些機構的行政系統已經跟科技研發基本脫離，基本上只是行使辦公職能，而不是通過管理來促進分工和研發效率的提高。結果造成科研和行政相對獨立，科研經費主要靠課題負責人獨立申請，並支付大量的費用養活行政人員和後勤機構。這不僅增加科研人員的壓力，更嚴重的，致使我國的科研工作完全走向個體戶模式，項目申請、預研工作、理論研究、總體設計、技術研發、實驗設計、程序編制和調試等等都幾乎只有2-5甚至一個人來進行，整個科研單位的科研工作都是由這種小組組成，相互之間幾乎沒有聯繫，呈現一種極度的小農經濟狀態。在我所在單位，相同課題在各課題組簡單重複，並由於個體戶的研發模式，人力資源得不到優化配置，開發質量非常低下，僅僅滿足於論文的數量，創新能力被這種研發模式緊緊抑制。

但是，當今的科技研發已經遠遠超過了貴族和個體研發時代，絕大部分科研工作都是在精密分工的方式下進行。依靠這種研發方式，想出現大規模的突破，希望極為渺茫。占領高技術領域，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這才能真正保證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希望在高科技領域占領先機，單單靠這種小農模式的科研來進行創新，遠遠不夠，需要儘快轉變管理模式，把科研機構的行政和科研結合起來，根據國內外的市場情況，動態調集相關人力和物力資源，組織分工，促進研發效率的提高和創新機制的形成。

公有制企業的問題則主要出在所有權領域，所有權問題不解決，效率低下和管理混亂問題不可避免。所有權問題，在《中國改革政策建議》中已經討論過，就是這些企業的長期公有和短期私有、名義公有和實際私有之間的矛盾所決定。一句話，目前的公有制企業問題，就出在企業主上台，企業就是他的，下台，企業就是別人的這一問題上，公有制的公有，根本沒有從制度上得到真正體現。要使公有制企業的所有權得到履行，就需要從制度上完善所有權形式，這可以由企業職工通過新民主集中制來行使（對於集體企業等）所有權或者代理行使（國有企業等）部分所有權，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約束企業主的貪污腐敗行為。農村問題已在《中國改革政策建議》中較為詳細論述，這裡不再討論。

這些，就是我關於政治制度和經濟問題的觀點簡單概括。詳細論述，會在以後其他文章中另外進行。

大爭論的歷史意義

這場大爭論還遠遠沒有結束，它也不可能很快結束，它會隨着民族命運的起伏而波動，時而激烈、時而平靜，但它最終會結束。當它結束時，即意味着一個觀點最終被這個民族整體接受，中華民族從此將邁向一個渙然一新的天地。

無論什麼樣的觀點最終勝出，它都是中華民族的選擇，也都是社會主義者的選擇。我並不擔心中國真的滑向資本主義社會，這不可能。資本主義的前途會面臨着全民族的阻力，越是向它趨近，罷工、犯罪、動亂就會越頻繁，阻力會越來越大，最終會把共和國拉回社會主義。當然，社會主義也不意味着完全是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新的社會主義，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選擇，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妥協的結果。而中國的人口始終是最重要因素，龐大的人口保證中國最終走向社會主義，走向維護大多數人利益的國家。實際上，當政府決定動用強大的行政系統來恢復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製造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