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9月18日已經過去了，但歷史中的“九一八”卻永遠地給我們留下了永恆的話題與諸多的反思。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1931年9月18日是一個充滿屈辱、令人難忘的一天。71年前，日本駐中國東北境內的關東軍蓄意炸毀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中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以此為藉口，突然向瀋陽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並於次日占領了瀋陽。隨後，日本關東軍並向其他地區和吉林、黑龍江進犯。在蔣介石不抵抗命令下，張學良率領所屬東北軍退回關內，致使東北全境淪為日本侵略者占領區。
　　筆者之所以重述這段歷史，是因為確實有些人不清楚，或者說忘記了這段國恥。近日，記者在對北京市大、中、小學生的隨機採訪中發現，知道“九一八事件”的人寥寥無幾。一位小學生被問到“九一八事件”時，想了半天，才告訴記者：“從來沒有聽說過‘九一八’”；而在有的高中生眼中，“九一八”成了港台歌星的演唱會，有個高中生竟然認為，它“也許是外國的節日”；甚至在赫赫有名的學府，記者所採訪的數名大學生中竟無一人知道“九一八”的來歷。（《北京娛樂信報》2002年9月18日）所有這一切，不僅叫人感到出人意料，同時還伴有苦澀的悲哀。
　　被譽為“猶太良知”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維厄·瑟爾（E le ie．W ie se l），年幼時曾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在此期間，他親眼見到法西斯對無辜者慘無人道的迫害，親身感受到希特勒豢養的納粹分子對猶太人滅絕人性的屠殺。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儘管他在美國生活得很舒適和安逸，但他始終沒有忘記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難，他曾語重心長地告誡自己的同胞：“我們不但要記住美好的恩賜，也要記住邪惡的、令我們受苦的東西”，“遺忘大屠殺，就是二次大屠殺！”這飽含血淚的警世之言，告訴了我們一個簡樸的真理：任何漠視歷史悲劇的人，終將成為另一次的受難者。
　　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市有一座《散居各地猶太人史跡紀念館》，在紀念館的二樓牆壁上，深深地鐫刻着這樣一段話：“1937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了實權，在他的指揮下的德國人及其同盟者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其中150萬是兒童。當他們為了生存吶喊時，世界各國冷漠地旁觀着。”看到這發自心底的悲憤呼喊，無論是誰都會為之動容，都會在靈魂深處中受到極大地震動，也都會為自己的國家與民族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面前所表現出的冷漠與怯懦，感到恥辱和羞愧。筆者猜想，這段文字不啻重新撕裂了猶太民族已經癒合的心靈的傷口，讓他們再一次重新審視自己曾經遭受過的苦難，使他們在火與血的歷史回顧中同仇敵愾，凝聚起一種自強不息、奮不顧身的民族精神。
　　正是這種忍辱負重的民族精神，才會產生一位名叫西蒙·胡伯班特的猶太教比拉，為了自己的民族永遠牢記所遭受的凌辱，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險，在自己被殺害前的3年當中，跑遍了德國法西斯鐵蹄踐踏的歐洲大陸，收集並記錄下猶太民族每時每刻所經歷的厄運，細心地整理出猶太人在戰爭中蒙災受難的編年史，並將其放在牛奶罐中，隱藏在華沙羅夫里克大街68號一幢四層樓下。正是這種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才會產生年僅14歲的安妮·法蘭克，在戰火與飢餓的煎熬中，在幽暗的燭光下，寫下了控訴法西斯暴行，令人心碎的《安妮日記》。正是這種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才會產生從二戰結束至今，猶太民族以頑強不屈的意志和永不放棄的決心，一直通緝與追捕逃亡在世界各地的殘餘納粹分子的壯舉。
　　每年4月9日，以色列各地全都要拉響警報，所有車輛必須停駛，所有人，無論是高官顯貴還是貧民百姓，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必須佇立兩分鐘，為在納粹大屠殺中被害的600萬猶太人低頭默哀。
　　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當人類的生命與尊嚴受到凌辱，社會的公理與正義遭到踐踏時，不甘壓迫，奮起抗爭，自然稱得上是可歌可泣；但是，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將施虐者的邪惡與暴行如實地記錄下來，成為教育後人永誌不忘的史典，又何嘗不是一種戰鬥，何嘗不值得人們尊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者的行為更體現出弱小民族的堅韌品格。記錄歷史並非是為了著書立說，而是為了不要遺忘過去，因為任何背叛，往往從忘卻開始。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投降，在漫長的十四年的戰火中，我們死傷了4000多萬同胞，損失了1萬億美元的財產。如此慘痛的代價，在全世界各國的苦難史中都是罕見的。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同盟的戰勝國，我們至今也未舉行過全國規模的，全體人民參加的勿忘“九一八”國恥的紀念活動。日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等187名各界知名人士倡議：“九一八”之夜，全國鳴警一分鐘，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警示人們勿忘國恥，激發報國熱情。對於此，筆者舉雙手贊成。尤其是當作為當年侵略者的日本其政要，甚至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文部省同意修改掩蓋自己侵略事實的教科書；東京法庭判決戰爭受害者民間索賠案敗訴；日本右翼勢力叫囂修改“和平憲章”；日本國內有意忘卻罪惡，故意模糊歷史的時候，我們自身的醒悟與自強更顯得重要。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許多人雖然作為個體的中國人是以擅長博聞強記著稱於世，但作為群體的中華民族，卻如魯迅先生所言，太過健忘。
　　當人類能夠用語言或文字將自己的喜怒哀樂，以及經驗和教訓記錄下來的時候，記憶便成為了凝固的歷史。一旦一個民族有了這種記憶，便能夠將開疆拓土的壯舉，飽經滄桑的磨難，聲情並茂的詩詞歌賦、戲曲小說，縱橫捭闔的文韜武略凝聚成民族的精華，一代一代流傳下去。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其實就是本民族的精神素質和民族特性。
　　學者徐有漁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記憶是最寶貴的精神資源，不論對個體，還是民族，記憶就是歷史，記憶就是生命。是否有健全的記憶，是衡量個體和群體精神狀況和精神素質的一個標尺。”當“九一八”在一些青年人心中成為“演唱會”時，我們應該為這種忘卻感到自責。如果將中華民族善良的本性理解成無原則的退讓，將寬恕的美德當成記憶的忘卻，那無疑是對死去同胞的冷漠與麻木，對靈魂和自尊的踐踏與出賣，對歷史的遺棄與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