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 vs.IRAQ　戰爭的經濟後果

　　整個戰爭史就象芭芭拉·圖克曼給她那本名著起的名字一樣，是一場“愚人的行軍”。關於戰爭的理由布什政府已經說得足夠多了。但是，關於這場“第二次海灣戰爭”的費用問題，它卻還仍然沒有給出任何官方或者正式的說明。當人們還在為是否應該進行一場戰爭相互爭辯的時候，往往會忽視對戰爭成本的估計。不過，其實大多數人仍然會保持着這樣的心理底線：只有在一場戰爭的成本——這不僅僅指錢，也包括對鮮血的消耗——不太高的時候，一場戰爭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設想一下，如果這場戰爭對美國造成的傷亡最後數以千計，如果它會花費大量的金錢，如果它會導致高額的增稅和嚴重的經濟衰退，或者，如果美國會因為它那種對平民的無情攻擊而變成國際社會中的公敵，那麼，身處白宮和國會的決策者們也許就不該象現在這樣迅速地做出開戰決定。這意味着，要想避免在那部愚蠢的歷史中添入自己的一章，就需要對整個戰爭所要帶來的經濟後果有某種清楚的預期。

粗略的正確

　　在談論經濟因素的時候，我們指的不僅僅是軍事開支，也不僅僅是預算開支。更有意義的工作，是去估計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所要付出的全部經濟代價。換個通俗的說法，是要衡量所有那些因為訴諸武力而損失的麵包和黃油。所以，這種估計就得把戰爭對石油市場以及其他相關市場的衝擊，它對“宏觀經濟”的衝擊即它對美國經濟的整體影響包括在內，除此之外，戰後美國在對伊拉克實施占領、重建和新國家建設時所可能需要的開支也都應該包括在內。當然，這種預先作出的評估在確切知道美國即將採取的戰略之前，肯定不會是精確的。也許凱恩斯的名言可以用來為這種粗略辯護：粗略的正確總比精確的錯誤強。

　　無論是軍事開支還是其他開支，都需要以對“情節”的設想為基礎。其中一種是所謂“速勝”的情節。這種情節類似於第一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它是戰略與運氣的結合：這包括了薩達姆和他的高層領導團體被抓或者被殺，伊拉克軍隊迅速投降，以及美國軍隊成功地阻止了北方庫爾德地區或者南方的騷亂。這種假想性的情節在由眾院預算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所提供的報告中，被稱為“新戰爭A”。它包括開始時的30天到60天的空中打擊和地面戰鬥，以及之後兩個半月左右的軍事占領。事實上，這是所有可以想象的戰爭情節中花費最少的一種。

　　相反，如果戰爭骰子的點數偏向了另外一邊，那麼就會發生所謂“被拖住了的戰爭”。分析家們已經指出了一系列這樣的情況：由於伊拉克軍隊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象巴格達這樣的城市區域而導致的戰爭時間的延長；對石油市場的不利衝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的擴大；恐怖主義分子在全世界的行動；高額的占領/維持和平的費用；沉重的設施與國家重建的費用；花費巨大的人道主義援助；對美國整體經濟的震盪；以及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

　　下面的表1是最後的分析結果。其中，第一欄中的數目是那種最好的情況：大約1200億美元。它所依賴的假設是：美國在軍事、外交和對新伊拉克的國家建設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第二欄中的數目對應的是那些不太好的情況。最後總計的結果，則是把各種不好的情況加在一起獲得的。可以說，這個數字是“最差情況下”的開支。而它所依賴的各種假設則是：戰爭時間被延長，建設一個新的伊拉克國家的費用巨大，戰爭摧毀了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設施，美國在伊拉克遇到了長時間的軍事和政治抵抗以及對於戰爭的敵對情緒。如果把這些不利因素加在一起，結果將是大約1.6萬億美元。而且，其中的絕大部分都不是直接的軍事開支。

直接的軍事開支

　　應該首先指出的是，下面對軍事費用的估計只包括因為戰爭而增加的費用。因為，無論是否發生戰爭，第82空降師的軍餉還是得付。所以，只有那些象運輸、戰鬥支出，以及軍需消耗的支出才會被計算入內。

　　關於這場眼前的戰爭，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誰將取得勝利。因為軍事專家們從來不會懷疑美國會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如果它用占絕對優勢的兵力進入伊拉克，而且又有強烈的意願去克服所面臨的障礙的話。所以，關鍵性的區別是在於衝突持續的時間，對伊拉克所造成的全部損害，平民的傷亡，引發後繼的非常規戰爭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衝突向伊拉克邊界之外蔓延的程度。

　　迄今為止，對於戰爭開支只有兩個詳盡的研究，而且都是由國會的預算分析家作出的。其中一個是由眾院預算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作出的。另一個則是由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作出的。

　　眾院的研究是“從上而下”的那種。它以1990-1991年的那場戰爭為基礎來預計第二次海灣戰爭的開支。按照這一研究，戰爭所需要的人員數目是25萬人。而預計的費用則在480億美元到600億美元之間——利息不計。這個數字比上一次海灣戰爭略少。後者的開支是800億美元，如果按照今天的美元來計算的話。

　　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方法與此不同。它是“自下而上的”。它首先計算各種戰爭因素的開支，然後再加總。CBO的計算結果是，戰爭需要徵調數量在37萬左右的軍事人員部署在伊拉克境內或者伊拉克附近。

　　我們可以利用CBO關於戰爭因素的假設來對比兩個國會預估。對於被眾院稱為“新戰爭A”的那種情況，也就是那種速勝的情況，CBO的公式算出的結果是440億美元，而眾院的估計則是在480億到600億之間。如果以這兩個研究為基礎，一個粗略的估計是，一個短期而迅速的勝利將會花費500億美元。

　　這兩個報告都沒有對那種“被拖住了的”戰爭進行預估。而它的開銷依賴於衝突的時間長度，它蔓延到其他國家的程度，以及戰爭中的額外開支。試想一下，作為一個具有合理數目的預估，如果伊拉克的鄰國拒絕為美國提供使用基地和飛越領空的權利，而伊拉克又對美國展開城市巷戰，那麼，衝突的時間可能會拖延到一年。這樣，既然時間增加了幾乎一倍半：從將近4個月或者4個半月增加到一年，開支也應該上升大約一倍半，也就是從500億美元上升到1400億美元。當然，這也僅占美國GDP的1.5%。也就是說，它的水平和墨西哥-或西班牙-美國戰爭的水平相當，而低於花費更多的越南戰爭和朝鮮戰爭。

戰後的開支

　　伊拉克戰爭除了直接的軍事開支之外，還有那些衝突之後最終無法避免的開支。下面的估計包括了美國在戰爭結束之後的10年間的潛在費用。

　　毋庸質疑，所需考慮的第一個範疇主要是在戰後長時間地建立一種實質性的占領，以及進行有效的和平維持。根據CBO的估計，占領所需的費用每年可能在170億到450億美元之間。這個數字是美國在科索沃的維和部隊每年花費的下限，而如果戰後的伊拉克處於一種對美國充滿敵意的環境，如果這一環境更象是約旦河西岸而不是巴爾幹半島，那麼真正的支出就會遠遠高於上面的數字。

　　而且，維和行動所需要的時間是不可預測的。對日本的占領持續了7年的時間。而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都在韓國保持了超過3萬人的軍隊。很難想象，成功地占領伊拉克所需要的時間會少於5年。事實上，它很可能輕易就超過20年。儘管沒有公開的全面估計，但是，這方面最少的估計也要750億美元，最高的估計則會達到5000億美元。

　　第二，在某種程度的秩序被建立起來之後，美國和它的盟軍就必須轉向設施的重建和新伊拉克的國家建設問題。不過，關於美國到底想在伊拉克達成什麼樣的目標，以及將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這仍然是不確定的。可能的選項有這樣幾個：在“改朝換代”之後把選舉首領的任務交給部落首領會議，就象它在阿富汗一樣；或者，美國會建立一個占領軍統治，就象在戰後的德國和日本那樣，也就是說，把一個西方式樣的憲法、自由媒體、自由選舉還有其他西方民主的基本設施賦予伊拉克；最後，美國可能會為中東的民主制度引入一個新的馬歇爾計劃。

　　建立一個新國家所需的時間顯然是高度不可預測的，不過，很難想象這樣一個任務可以用少於10年的時間完成。事實上，研究國家建設的學者已經提醒說，這一過程花費巨大而且充滿了不可解的難題。美國最近在海地、波斯尼亞、阿富汗地區的行動也表明，它還沒有發現任何迅速而且省錢的解決辦法。

　　具體來說，經濟重建和國家建設的花費，極大地依賴於戰後伊拉克對自己的目標設定。如果它在經濟上的目標是要在人均GDP上和埃及與伊朗一樣，而同時戰爭對伊拉克經濟的摧毀達到了50%，那麼這意味着重建所需的費用應該是人均800美元：即總共200億美元。這個數字和世界銀行對黎巴嫩、東帝汶以及前南地區重建所需費用的估計相近。 另外一種更為雄心勃勃的方案是，除了經濟重建之外，再出於國家建設的目的為伊拉克制定一套自己的“馬歇爾計劃”。二戰之後，馬歇爾計劃在4年的時間裡花去了美國133億美元。這相當於今天美國GDP的4.5%，也就是450億美元。

　　這個估計其實還是樂觀的。因為二戰後的歐洲重建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歐洲人自己的努力。而且，歐洲國家在戰前就已經大致完成了對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的基礎建設。考慮到這個因素，也許伊拉克的戰後國家建設需要的時間應該是6年而不是4年，於是，國家建設計劃的開支總數將會達到750億美元。這樣把新國家建設和經濟重建的整個費用加在一起，就是1000億美元。

　　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是人道主義援助。這包括對伊拉克（可能還有別的鄰近國家）的難民、傷員和病人的照顧。對這一因素的估計依賴於對風險人群、援助持續的時間和對戰後需求的水平。根據1990年代在巴爾幹的經驗，每人每年大概需要500美元。

　　一個合理的估計是，戰後的伊拉克可能會有1-5百萬人需要援助。如果援助持續的時間在1到4年之間，那麼用於這一項目的開支將會在10億到100億之間。

　　當然，如果伊拉克能夠用石油來部分支付上述的這些費用，或者其他國家願意分擔美國的負擔，最終的開支就會減少。如果伊拉克的石油產量能夠恢復到每天3百萬桶，那麼，按照現在的油價，它每年的收入將會有250億美元。不過，這筆錢不可能都付給美國。首先，250億美元對於今天的伊拉克來說，每個人頭上只有1000美元，而這筆資金的大部分都需要用來進口食品、機械以及其它日用必需品。其次，還有一些資金則要投資在重建和升級現在的伊拉克基礎設施上。另外，其他國家在1991年的戰爭之後向伊拉克索要的賠償數目超過3000億美元。這些要求至今都沒有被支付。如果把這些錢用在美國占領軍身上，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來說都是愚蠢的。

　　至於其他國家分擔美國開支的想法，考慮到美國這次的行動並沒有得到聯合國的同意，也沒有在國際上獲得廣泛的支持，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石油問題

　　石油問題涉及到兩個因素：伊拉克的石油設施在戰爭中被摧毀的程度，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這場戰爭的態度。

　　首先，這場戰爭也許會摧毀包括伊拉克、科威特、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整個石油設施。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時候，伊拉克在撤退時摧毀了科威特的大部分油井和其它石油設施。這一破壞行動導致科威特的石油生產停頓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而且戰前的生產水平一直到1993年才恢復：這距離1991年2月戰爭結束將近有兩年的時間。

　　除非在這場戰爭中伊拉克的領導人完全放棄抵抗，否則伊拉克的軍事力量很可能會去摧毀它自己的石油設施。也許在和平時期這種做法很難理解。但是在戰時卻很難不去考慮這種自我犧牲的舉動。同時，那種在石油設施中利用生化方法對石油加以污染的做法，則會造成石油市場上更大的恐慌。

　　至於OPEC——它可能通過削減石油產量來對美國進行抵制。就象1973年在阿-以戰爭中那樣。或者，如果OPEC的石油資源落入了反西方勢力的控制之下，同樣也會導致這種情況。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經濟學家喬治·佩里最近研究了世界石油供給鏈崩潰的經濟後果。他分析了一個糟糕的情況，一個更糟糕的情況和一個最差的情況。

　　佩里對最差情況的分析所依賴的假設是在伊拉克出現了長期的戰爭。如果這種情況變成現實，世界的石油產量將每天平均減少700萬桶。當然這一減量可以部分地被美國的石油戰略儲備所補償：每天250萬桶。

　　這種後果所帶來的衝擊是，油價的劇烈上升，高通脹，以及財富從石油消費國向石油出產國的巨量轉移。在他那個“糟糕的情況”中，佩里預測石油價格將上漲3倍達到75美元一桶,而汽油的價格將上漲到每加侖3美元。對於美國來說，進口石油的花費每年將會增長2000億美元。同時，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將可能引發經濟蕭條。為了計算出具體的數字，我假設這個現象將會持續1年半的時間。

　　布什政府中的戰略家則可能會把賭注壓在另外一邊：一場對伊拉克的決定性的勝利，伊拉克的石油設施幾乎沒有受到損傷，戰後的政治局勢也非常穩定。這些因素會導致伊拉克石油生產能力的上升。而且會給油價帶來下調的壓力。不過，伊拉克增加其石油生產的速度卻不該被高估。一個合理樂觀的推測是，伊拉克在戰後的5年內可以增加到每天400萬桶左右的數量。這意味着，在未來的10年內，油價可能會有每桶1美元的小幅下跌。如果以每桶25美元計算，這將使美國在這10年中用於石油進口的支出減少300億美元。

對美國經濟的整體影響

　　最後一個需要考慮的經濟因素是戰爭對美國經濟活動的整體影響。在過去，重大的戰爭總是會帶來大幅度的國防開支的增加，從而造成經濟的繁榮。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珍珠港事件之前，國防費用的增加已經接近整個GDP的10%，同時帶動美國經濟走出大蕭條的陰影。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也同樣如此，只不過規模較小。

　　但是，第一次海灣戰爭只帶來了0.3%的GDP增長。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對股票價格和消費者心理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些因素抑制了消費支出，特別是耐用消費品支出，減少了商業投資的數量—而國防開支的增加卻並沒能彌補這一減少。結果出現了一個美國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從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月開始的經濟衰退。

　　第二次海灣戰爭的直接軍事開支估計將會很小。這意味着，它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將主要通過心理因素的途徑完成。一場類似於1990—1991年的衰退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從2002年夏天開始，股票價格已經下跌了20個百分點，美元持續貶值，而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接近10年來的最低點。如果美國得到的是一場速勝，那麼戰爭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則幾乎可以忽略。

　　但是，如果戰爭從一開始就不順利，那麼宏觀經濟結果就可能會變得非常糟糕。設想一種這樣的情況：大量的傷亡，遲遲不能結束的城市巷戰，晚間新聞中充斥着血淋淋的場面，其他國家對美國政策的批評廣泛流傳，以及關於使用生化武器的謠言或者現實，或者重型的恐怖主義活動：無論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在海外。如果是這樣，經濟上的反應可能會象1990—1991年那樣，或者象“9·11”之後美國經濟所經歷的那種急速下降。一個合理的結果可能是由這種拖延不決的衝突所帶來的總體衰退，範圍可能在美國GDP的2%到5%之間。按照現在的美元價值來計算，也就是在2000億到5000億美元之間。具體到數字，可以假設這個拖延不決的戰爭會導致一場類似於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的經濟衰退，也就是3450億美元。

　　當然，上面的分析不可能是精確的。而且實際的情況通常會在最好與最壞之間。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上面那種“最壞的分析”，也許還沒有能夠對命運的偏向做足夠充分的估計。至少，它沒有考慮伊拉克使用生化武器的可能性，沒有對人員傷亡—不僅僅是戰爭的直接傷亡，也包括占領期以及全球恐怖主義帶來的後果—進行估計，同時也把佩里對最差情況的分析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