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期以來美國國內一些勢力不斷藉口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問題大作文章，造謠稱中國在過去 20 年內曾通過中美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竊取美國先進軍事技術，危害美國國家安全。這給中美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嚴重破壞了中美兩國首腦互訪所創造的發展雙邊關係的良好勢頭。本文擬就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問題進行一歷史的回顧，探討一下 80 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技術轉讓的目的、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以及美國國內目前這種鼓譟對發展中美關係的不良影響。 　　

　　一、美國對華技術轉讓是中美關係發展良好的體現和戰略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中國進行技術禁運是新中國成立後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時美國已經糾集其盟國在 1948 年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 ( 簡稱“巴統” ) ，統一管制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出口。 1949 年美國制定了《出口管製法》，控制一些具有軍事用途的產品和技術進入社會主義國家，並根據出口對方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與美國現存以及潛在的關係狀況，以及對方所奉行的政策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等七個因素，將出口對象分為七組—— Z 組、 S 組、 Y 組、 W 組、 Q 組、 T 組和 V 組 ( 按管制嚴寬程度順序排列 ) 。新中國成立之初被列為 Y 組，在與美國的貿易上享受與蘇聯一樣的待遇。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軍隊赴朝參戰，美國把中國列為 Z 組，開始了對中國的禁運。 1953 年，在美國的指使下，“巴統”成立了專門的中國委員會。美國這種對華技術禁運政策一直持續到 70 年代中美關係改善前。

　　美國對華技術禁運的鬆動是隨着中美關係的改善而實現的。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共同的戰略利益將中美兩國推到一起。雙方領導人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逐步採取了一些友好姿態。 1971 年 4 月，作為改善對華關係的一個信號，尼克松政府結束了對中國的禁運，重新將中國劃入 Y 組，允許向中國出口相當於對蘇聯出口商品的 70 ％。隨後向中國出口了十架波音 707 飛機。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後，美國在改善對華關係方面裹足不前，對華技術出口政策也沒有大的進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國一直堅持對中國和蘇聯採取同樣的出口政策，不能出口蘇聯的技術和產品也絕對不許出口中國。

　　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的解禁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必然結果。 70 年代末，蘇聯在全球的擴張達到高潮，美國則處於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戰略劣勢。這促使美國加快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對華技術出口被提到議事日程。 1978 年春，在國防部長布朗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建議下，成立了由不同機構人員組成的委員會，專門檢討對華技術轉讓和含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問題。 11 月，美國通知英、法、聯邦德國等，“美國將不再禁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向中國出售武器”。但此時，美國對華禁止出口武器和嚴格的技術轉讓政策並未迅速改進。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關係正常化。 5 月，美國國防部專家向布朗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增強中國對付蘇聯的軍事能力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在此基礎上，布朗向卡特建議放寬對華出口具有高技術產品的限制，並得到卡特政府的同意。 1979 年 9 月，美國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國防部長威廉·佩里率團訪華，與中國軍方專家就美國向中國轉讓軍民兩用技術和對中國軍用物資銷售問題進行了專業性磋商。佩里回國後，美國國防部宣布，它已批准美國公司提出的向中國出售包括防空雷達、運輸直升機和電子檢測設備在內的 20 多個申請。

　　 1979 年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促成了布朗提前訪華，加快了中美在軍事領域的合作，推動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1980 年 1 月，布朗在訪華期間答應向中方提供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地球資源衛星。 3 月，美國國務院公布了“第 81 號軍品控制簡訊”，列舉了六類 30 種不同的可在“逐案審理”基礎上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包括防空雷達、通訊設備和運輸設備等。 5 月 25 日，卡特總統宣布將中國從 Y 組劃出，單獨列為 P 組，以示與蘇聯不同，並使中國能得到非殺傷性軍事設備。同月，美國國防部批准向中國出口 212 架貝爾特直升機，並放寬對中國出口計算機和通訊設備的限制。至此，美國在對華技術出口和轉讓政策上終於邁出了漫長、審慎而又艱難的一步。

　　美國對華技術產品出口與技術轉讓是中美戰略合作的重要內容，在促進雙邊關係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中美建交後，卡特政府雖然在對華出口政策上有所放寬，但仍有很多限制。 1981 年 7 月里根總統提出了新的對華技術出口政策，即“雙倍政策 (the double threshold policy) ”——允許美國廠商向中國出口的技術和產品在性能和水平上可能是美國向蘇聯出口的兩倍。但由於“雙倍政策”是建立在與對蘇出口比較的基礎上的，概念十分不清楚，總統的意圖沒有得到實現。 1983 年初，美國政府又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認為進一步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制符合美國的切身利益。 5 月，里根總統指令將中國從出口管制的 P 組升為 V 組，並於 11 月 23 日生效。

　　美國這一政策公布後，向中國出口技術及其產品的申請迅速增長，但審批手續十分複雜。一般項目審批手續需 200 天，其他項目則要 270 天，此後還要“巴統”審查三個月。在“巴統”內，由於由美國審批後報到“巴統”的向中國出口的項目增長迅速，其占“巴統”收到的同類申請的比例不斷上升。 1982 年美商向“巴統”提出的申請占“巴統”所收到申請總數的 54 ％， 1985 年更上升到 95 ％。由於美國申請的急劇增加，“巴統”接到向中國出口的申請也相應飛速增加 [1] 。

　　這種複雜的審批手續使總統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制的意圖不能實現。美國商人在向中國出口技術和產品過程中，與歐日商人相比處於不利地位，僅審批時間就為前者的兩倍。故從 1985 年起，美國多次協同“巴統”調整政策，不斷簡化審批手續。至 1988 年，美商共提出 6900 份對華技術產品出口申請，價值 36 億美元，獲准 6200 份，占申請項目的 91 ％ [2] 。

　　冷戰後的美國對華高技術出口是在新的限制基礎上謹慎進行的。 1989 年 6 月 5 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命令，停止一切對華政府間和民間的軍品銷售，停止對中國出口管制政策放鬆的審議。 7 月 14 日、 15 日，參眾兩院通過一系列提案敦促布什政府對中國實施更嚴厲的制裁措施，重新研究對華核技術輸出及其產品的出口，凍結實施對華技術出口已經給予的優惠待遇。此後美國國會通過的 1990 年和 1991 年的《對外關係授權法》規定暫停給向中國出口的某些商品——列在《美國軍火清單》上的防務用品、美國製造的用中國火箭發射的商用衛星發放許可證。美國關注中美關係的專家評論道：“在 1989 年政治風波前，美國國防部每周都收到 30 多個對華出口申請，之後，對華出口軍品控制單上商品的任何申請，如果沒有特別的豁免，都被拒絕。制裁不僅用於新協議的簽訂，而且運用於包括可追溯到 70 年代所有現存協議的實施。幾百個商業出口申請被拒絕，商業的和政府間的合同被中斷。” [3] 這樣，中國原擬進口的軍民兩用技術以及真正用於民用而被美國看作具有潛在軍事用途的技術和產品受阻。據不完全統計，僅中國航空航天部就有十個此類合同被終止，另有十個合同被推遲 [4] 。

　　在當今國際社會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條件下，完全割斷中美雙邊之間一切有關高技術的交往與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由於技術的進步，一些限制早已過時，對這些產品的限制嚴重影響了美國出口商的利益。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對這些限制的重新放寬在制裁宣布不久就重新開始了。 1989 年 7 月，布什總統採取個案處理的方式批准波音公司向中國民航出售四架波音 747 飛機。 12 月，布什總統援引《對外關係授權法》——該法規定如果總統向國會提出報告，以為給某一商品發放出口許可證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那麼暫停給這些商品發放出口許可證的規定就可以免於執行——通知國會：為了美國的利益，他將簽發“亞洲衛星一號”的對華出口許可證。同月，又批准向中國出口高級計算機和其他一些高技術產品。 1991 年 12 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宣布布什總統決定解除因 1989 年政治風波而中斷的四宗對華軍售項目。雖然如此， 1989 年美國對華的一些高技術禁運的規定在布什政府時期並沒有太大的鬆動。 　

　　二、美國對華技術轉讓成為美國內政治干鬥爭的一個議題 　　

　　克林頓是借美國經濟再一次進入衰退之機擊敗布什而入主白宮的。上台之後，他提出以維護美國經濟安全、擴大對外出口為主要任務。而技術含量最高的商品是美國最具競爭力的商品，若堅持對華技術產品的禁運顯然是不利於其振興經濟的目的的，也是美國企業界所不能同意的。克林頓上台不久，赴硅谷闡釋其振興美國經濟的計劃，當地企業界 20 多位經理向其抱怨，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條例妨礙了美國計算機和其他先進技術對中國的出口 [5] 。因此，克林頓在取消對華技術制裁方面繼承了布什時期的政策，繼續逐步放寬對華出口限制。

　　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受到美國對華總政策的影響。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打破了曾經作為美國對華政策基礎的聯華抗蘇共識。美國對華政策不斷成為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議題。首先，圍繞對華最惠國待遇以及人權問題，在政府和議會之間、在國會內部出現了歷時數年的辯論。接着，圍繞對華政策到底應該是“接觸”還是“遏制”，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期間，台灣這一中美關係中的關鍵問題因為美國對台出售先進戰鬥機和美方邀請李登輝訪美，引起中美關係兩次大的波折。在這樣的氛圍下，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和出口政策不斷受到各種各樣的所謂中國向巴基斯坦、伊朗、利比亞出口核技術的謠言影響。美國政府還時不時借之施加新的制裁。如克林頓上台不久，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於 1993 年 8 月 25 日宣布，美國有“確實的證據”證明中國違反《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的有關規定，向巴基斯坦出售了 M — 11 導彈技術，為此決定對中巴實行為期兩年的二類制裁，即禁止向中巴出口電子設備、太空技術及軍用飛機。同月在北京進行訪問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拉理·普雷斯勒表示，除非中國公開宣布今後不再出售違背導彈及其技術控制的武器，並接受檢查，否則美國國會將通過新的針對中國的法律 [6] 。直到 1994 年 10 月中美雙方簽定導彈聯合聲明，美方才又宣布取消這些技術制裁，放寬了民用技術及其產品的出口。但在軍品的出口方面，步子遲緩，直到今天，美國對軍品的出口限制仍然沒有取消，未恢復到 1989 年以前的水平。

　　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和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成為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議題。如 1985 年中美雙方達成的有關雙方核技術合作的協議，本來是為促進美國利益而制定的——里根政府與中國簽訂這一協定之初，希望利用中美在核技術領域的合作實現其外交政策目的：推動中國實行更加嚴格的不擴散政策，加強出口管制；使美國公司能在中國競投中國的合同，增進中美關係等 [7] 。這一協議在 1989 年被中斷，迫使雙方在這一領域的合作長期無法進行。儘管在此期間，中國加入了國際原子能機構，並成為指定理事國，承諾不幫助無核國家發展核武器，還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全面核禁試條約》等一系列國際公約，並在 1997 年 9 月頒布了核出口管理條例。但直到 1997 年江澤民主席訪美，雙方在這一領域的合作才重新啟動，簽訂了《關於和平利用核技術合作的意向性協議》。 1998 年克林頓訪華時，雙方最終簽訂了這一協議。但其實施至今還受到中國“核間諜案”的影響，無法認真落實。

　　另一個爭論的焦點是中美在衛星發射領域的合作。 1988 年，里根總統批准出口美國衛星由中國火箭發射。美國現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伯傑稱美國政府的政策完全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刺激中國幫助美國制止導彈技術擴散，提高美國在全球衛星生意中的競爭力，有助於向中國傳播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 [8] 。由於 1989 年新的出口限制，批准用中國火箭發射商用衛星的申請需要總統的豁免。布什總統在 1989 年到 1993 年的三年中為九項衛星計劃發出這種豁免。克林頓延續了這一政策，在上台後的五年中為 11 項這種計劃發出了豁免。在 1996 年 2 月的一次發射過程中，發生火箭爆炸、衛星被毀的事故。事後，美方合作者勞拉公司派專家到中國與中方專家一起就事故的原因做了調查，找出了失事原因。誰知兩年後，美國媒體報道，在為美國空間衛星公司工作的科學工作者向中國提供了關於制導系統的專門知識，把中國核導彈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嚴重威脅了美國的安全。甚至有些議員指責說中方是故意將衛星引爆的。就在克林頓訪華前夕，包括眾議院長金里奇在內的 152 名眾議員以“美國向中國出口敏感導彈技術問題尚未查清”為由，聯名致信克林頓，要求取消他的中國之行。克林頓決定為了美國的利益提前訪華後，美國國會匆忙組成了以加利福尼亞共和黨參議員克里斯托夫·考克斯為首的調查委員會，歷經六個月的調查於 1998 年 12 月向國會遞交了長達 700 頁的報告，指責中國在過去的 20 年中通過偷竊手段獲得了美國軍事技術中某些最機密的技術，包括核武器設計技術。報告還提出了限制向中國出口的 38 項措施 [9]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國有關向中國轉讓衛星技術的調查報告尚未正式公布，美國輿論界再次就中美之間的技術合作問題尋找藉口。 1999 年 3 月 6 日，《紐約時報》報道，“中國原子能間諜從美國的實驗室竊走了原子彈機密”。隨後，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刊載此類消息，稱早在 80 年代初就有一位在加利福尼亞州一實驗室工作的出生在台灣美籍科學家，將美國中子彈的機密資料泄露給中國；到 80 年代末，又有人將美國 W — 88 核子彈的技術交給中國，使中國改進了核子彈——減少彈頭的重量，增加了威力——改進後的彈頭可以裝在瞄準美國的多彈頭洲際導彈上，嚴重威脅了美國的安全 [10] 。最後他們把目標鎖定在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身上，指責他利用到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將機密泄露給中方，因此中國才會製造出了類似的東西。中國七位著名科學家於 1999 年 2 月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公開信，列舉了許多證據予以駁斥。但至今未見哪家美國報紙有勇氣發表這封公開信。 3 月 18 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公開表示：中國盜竊美國核技術機密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但此事遠沒有過去，調查還在進行。無論結果如何，這件事已對中美關係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 　　

　　三、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 　　

　　冷戰後期美國對華技術出口政策完全是美國單方面根據其國家利益的需求而決定的。其重要目的是為了聯華抗蘇，改變美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對蘇聯所處的不利地位。對華技術轉讓和技術產品的出口，是作為加強中美戰略合作回擊蘇聯擴張的手段而採取的。卡特時期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回憶說，增加對華輸出先進技術被視為中美戰略合作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中美之間以技術轉讓和武器出售為代表的戰略合作，與其說是限制蘇聯的行為，還不如說是為了懲罰蘇聯的侵略行為 [11] 。在此過程中，美國企業界為經濟利益所驅，不斷促使美國政府放寬對華技術轉讓方面的限制。但美國政府一直非常謹慎，常常是進一步退兩步。如中國雖然從 1983 年起被列為出口審查中的 V 組，卻不能受到與該小組其他成員同等的待遇，是該小組中唯一受“巴統”審查的國家。有研究表明，美國還不斷將對華技術出口與雙邊關係中的其他問題聯繫起來，在具體問題上發生摩擦時，技術轉讓常常被當作對中國施壓的槓桿。在向中國出口武器問題上，甚至在中國的內政，如計劃生育等問題上，都發生過與技術轉讓相聯繫的作法 [12] 。

　　冷戰後美國對華技術出口與轉讓體現了雙方在貿易上的互補性，符合兩國利益，最能促進雙邊關係。高技術產業是美國最具競爭性的產業。如 1998 年在美國對外出口中，技術產品所占成份已達其對外總出口的 1/4[13] 。而中國在這一領域有很大的需求。高技術領域最能體現雙方在貿易上的互補性。如，在核技術領域，美國大約有 100 座商用反應堆生產全美大約 19 ％的電力，目前美國國內尚沒有核電站待建。而中國有最大的潛在核電市場，目前只有三座核電站在運行，但計劃在 2020 年之前把核發電能力增加至少 5000 萬千瓦。它意味着在今後 25 年內，美國對中國的商用技術出口及其設備的出口可能達到 500 億～ 600 億美元之間。根據設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核能協會稱，其中美國供應商對中國的出口額每年可達 16 億美元，這些出口可保證 2.5 萬個技術性就業機會 [14] 。

　　美國的航天計劃不論在技術能力還是開發方面都居世界領先地位，但對美國衛星的需求超過美國國內的發射水平。如在以承擔得起的費用發射衛星的能力方面美國遠遠落後於中國。使用美國國家航天和航空局及其所屬的承包商或五角大樓的設施發射 1 磅的載荷需要花費 1 萬到 1.2 萬美元。而中國僅收 4000 到 5000 美元。對於發射一顆商用衛星 ( 如勞拉航天通訊公司獲准從中國發射的衛星 ) 來說，可從這種價差中節省 5000 萬美元或更多一些 [15]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只發射了 296 顆商用衛星，據美方估計，今後十年，美國將發射 1200 顆商用衛星 [16] 。在這種供不應求的市場上，中美雙方合作將給雙方帶來豐厚的利益。

　　但是，美國始終有些人不這麼理解，他們將雙邊在技術領域的互惠合作看作是出口國對進口國的恩賜，橫生枝節。他們這麼做，首先受到影響的是美國出口商的利益。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對華技術出口和轉讓方面所重新設置的限制本來已經嚴重影響了美國在高技術這一美國最有競爭力的領域與其他國家出口商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如在美國對華技術限制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批准向中國出口的、屬於高技術的產品所需時間本來就比其他大多數國家多將近一倍。正是考慮到美國輿論界的鼓譟可能給美商造成的損失，國會對美國對華技術及其產品出口的阻撓是美國商界所特別擔心和堅持反對的。在美國國會組成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對中美衛星發射合作進行調查期間，國會向商務部發出了大量的、時間特別短的關於提供情況調查的要求，幾乎凍結了對向中國出口的許可證的審理。包括美國電子協會、美國進出口商協會、美國電子工業協會和半導體製造商協會在內的技術轉讓產業聯盟驚嘆道：“如果說這會在今年最後一個季度給美國出口工作者造成災難性的後果，那並不過分。” [17]

　　其次，嚴重影響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美國對外技術及其產品的出口占其對外總出口的 1/4 ，但克林頓任期前五年所批準的對華軍民兩用技術出口，只占美國對華總出口的 5 ％。美國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委員會在所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在高技術領域沒有對美國的競爭力造成威脅，但它將來可能造成這種威脅，特別是在機電產品這樣的領域。到 1996 年，電子產品已成為中國對美國出口數量最多的產品 [18] 。然而正是在這一領域，美國遠不如其他國家的對華出口。 1998 年美國對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只有 89 億美元，而日本是 151 億美元，歐盟是 148 億美元 [19] 。美國對中國技術產品出口的限制，削弱了美國在其最有競爭力的技術產品領域的競爭能力，增大了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而這又成為美國國內一些勢力攻擊美國對華政策、破壞美中關係的藉口。如果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及其產品出口所占比例上升到其技術產品在其總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那麼中美貿易額不僅會增加，中美貿易逆差也將會大大縮小。 　　

　　四、中美技術領域合作成為問題的含義 　　

　　美國在對華技術轉讓政策上的變化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政策的變化。冷戰時期，美國眼中的主要威脅是蘇聯，因此對外技術出口限制的目標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對外技術出口，包括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都是是圍繞着這一目標進行的。冷戰結束後，美國失去了主要對手，急於找一個對手。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仍然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成為美國一些輿論搜尋的下一個目標。“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一浪跟着一浪。在他們看來，中國加強國防現代化的任何行動，中美擴大軍事交流的任何努力，都是對美國重大的軍事威脅。特別是冷戰結束後，隨着國家安全和禁止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成為美國對外技術出口管制政策的核心，中國擁有核武器和導彈技術能力的事實，為這些人製造謠言提供了論據。美國既想利用雙方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影響中國在導彈和核技術方面的政策，又擔心這種合作會提高中國的能力。

　　在對華技術出口上的鼓譟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表現。在冷戰時期，技術合作、特別是具有軍事用途的高技術領域的對華技術轉讓是中美戰略合作的主要內容，是促進中美關係、對付蘇聯擴張的主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美國不應該忘記正是中美雙方在包括技術領域的合作，促進了雙方在戰略領域的合作，阻擋了蘇聯的擴張勢頭。在那一段時間內，美國並沒有提出對華技術出口威脅美國安全問題，因為那時對華出口技術甚至武器都是服務於美國國家安全目的的。然而如今蘇聯倒台了，美國卻忘了雙方在這一方面合作所得到的益處，反而說中國過去 20 年“購買技術的努力是一種嚴重的、持續的”“盜竊”活動。這豈不是一種以現在的觀念思考十年前的處境的過河拆橋的行為 ?

　　對中國技術出口成為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體現在總統與國會之間的美國兩黨矛盾由來已久。冷戰，明確對手消失結束，美國國內失去了凝聚力，兩黨矛盾進一步表面化、激烈化。這在克林頓政府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克林頓擊敗布什而當選美國總統對共和黨是一個打擊。因為在一些共和黨人看來布什當了八年的副總統，為 80 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任總統期間，他促使了東歐的垮台，蘇聯的瓦解，並且還取得了海灣戰爭的勝利，為冷戰後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創造了條件，為冷戰後世界秩序提出了“宏偉”藍圖。而克林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州州長，競擊敗了布什。他們始終難以咽下這口氣。因此，克林頓一上台，對他的各種各樣的指控就沒有停止過。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國會之所以要從與中國合作過的航空航天公司入手，是因為他們是民主黨的主要贊助者。如受到調查的勞拉公司總經理伯德納·施瓦茨據說是 1996 年對民主黨競選的最大讚助者。而克林頓之所以能臨危不懼堅持他批准中國火箭發射美國衛星沒有錯的原因——也是他回擊共和黨的主要理由——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已經執行了十年的政策……我並不認為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受到了犧牲。”即他的政策並不新鮮，只是布什和里根兩位前共和黨總統的政策延續。

　　值得思考的是，中國只有少量的導彈，而且中國自從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和武器，其中包括核潛艇、戰略轟炸機和 500 枚遠程導彈組成的戰略力量，且至今還沒有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連美國太平洋司令部丹尼斯·布萊爾在國會作證時也明確指出，“中國在軍事上構不成對美國利益的威脅。中國人民解放軍要過許多年後才能對美國力量形成重大挑戰。”顯然，現在面臨威脅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真正應該加強防衛的應該是中國而不是美國。美國口口聲聲說中國利用間諜在美國竊取技術，叫嚷中國有多少導彈部署在何處，同時又直言不諱地說是美國從在華的間諜那裡得到的情報 [20] 。可見是美國向中國，而不是中國向美國派出間諜，竊取對方的安全情報。因此，真正應該提高警惕，加強保密工作的應該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 作者單位：外交學院外交學系 ) 　　

　　注釋： 　　

　　 [1]Eugene K. Lawson ed., U.S. �� China Trade:Problems and Prospects, (Praeger Publisher,1998),p.201.

　　 [2] 黃志平著：《美國巴統是怎樣進行出口管制的》，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9 頁。

　　 [3]Robert s. Ross, “ National Security, Human Rights, and Domesic Politics: The Bush adminstration and China, ” in Kenneth A. Oye et al., Eagle in a New Worl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 Cold War (Harper Colins Publishers, 1992),p.293.

　　 [4] 同 [2] ，第 233 頁。

　　 [5]Jeff Gerth and Eric Schmitt, “ Chineses Said to Reap Gains In U. S. Export Policy Shift,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98. p.A1.

　　 [6] 劉連第、汪大偉編著：《中美關係的軌跡》，北京：時事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8 頁。

　　 [7]Tan Qingshan, The 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 From Normalization to Afer the Cold War, (L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4),pp.118 — 122.

　　 [8] 塞繆爾·伯傑：“在中國發射衛星對美國有好處”，《華爾街日報》 1998 年 6 月 3 日。

　　 [9]Daniel Klaidman and Melinda Liu, “ Forget About Cloaks and Daggers, In the Nuclear Age Chinas Playing a Whold New Espinae Game, ” News Week, March 22, 1999, p.1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1998.

　　 [10]James Risen and Jeff Gerth, “ China Stole Nuclear Secrets for Bombs, U. S. Aides Say, ”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99,p.A1.

　　 [11]Robert A. Manning, “ China: Reagans Chance Hit, ”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84, p. 95.

　　 [12] 資中筠：“利益的匯合——寫在中美建交十年”，《美國研究》 1989 年第二期，第 27 頁；拙作“美國對海峽兩岸技術轉讓和武器出售比較研究”，《美國研究》 1997 年第一期。

　　 [13]Ronald Brownstein, Julian E. Barnes, Kevin Whitelaw and William J. Cook, “ Red Scare: The Sensational Rhetoric Over the China Sacndal Obscures a Basic Question: Is China A Fridne or Foe, ” U. S. News And Wold Report, June 8, 1996.

　　 [14] 阿瑟·戈特沙爾克：“迅速擴大的市場”， ( 美 ) 《商業日報》 1998 年 1 月 30 日。

　　 [15] 格雷格·伊斯特布魯克：“使用廉價的火箭發射衛星”，《紐約時報》 1998 年 2 月 6 日。

　　 [16]Ronald Brownsteinet al, “ Red Scare, ”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ne 8, 1996.

　　 [17] 邁克爾·萊理維爾德：“出口商希望對中國的調查能夠統籌安排——國會的調查越來越多，所以出口審批工作拖延了下來”，《商業日報》 1998 年 11 月 19 日。

　　 [18]Jeff Gerth and Eric Schmitt, “ U. S. Says China Has Benefited From A Change in Exort Policy,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p.A.14.

　　 [19] “朱　基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演講”，《人民日報》 1999 年 4 月 16 日。

　　 [20]Jeff Gerth and James Risen, “ Intelligence Report a 2nd China Nuclear Leak, ” New York Times, April 8, 1999, p.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