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圍困戰役——悽慘的死亡之城

悠悠往事：從更大的視覺來看國共長春被圍戰役

作者：音樂陣地

　   國共長春被圍戰役在毛澤東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中雖然不大，但卻首開了解放戰爭中我軍充分利用其他戰術和平解放一個大城市的先河。正因有遼瀋戰役中長春和平解放的先例，才會有後來平津戰役中我軍和平解放北平的巨大戰果。我想當年固守北平的傅作義將軍最後選擇了全體國民黨守軍和平改編的原因，第一應是北上的東北解放軍僅用29個小時就拿下了被國民黨自羽為城防固若金湯的天津城（足可見解放軍的攻擊力），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國民黨守軍在長春被圍戰役中，在解放軍長期、持久、堅定的圍困下，最後也只能無奈地去選擇起義、改編的結局（足可見解放軍圍城戰術的威懾力）。

其實長春在解放戰爭時期共有兩次解放。第一次是1946年4月14日，蘇聯紅軍撤離長春回國，東北解放軍周保中部隊攻進長春，經過兩天激戰全殲守城國民黨軍兩萬餘人，最後占領了長春。但由於國民黨軍隊不久大舉地北進，東北解放軍於5月22日主動撤離，全體棄城而去。但兩年以後，東北解放軍經過在東北農村的大規模土改運動已羽翼豐滿，兵強馬壯了，在1948年5月再次死死包圍了長春城，經過長達近5個月的漫長圍困，兵不血刃地又一次占領了長春城。

具體情形是東北人民解放軍經過1947年的冬季攻勢，將東北國民黨軍隊壓縮於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參見東北冬季攻勢)。1948年3月，東北解放軍先以5個獨立師對長春形成初步包圍；4月增加兵力，並組成圍長指揮部。對長春實行長圍久困，展開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至9月，東北解放軍多次粉碎長春守軍突圍和搶糧的企圖，共殲其4000餘人，並爭取1.8萬餘人投降。10月14日，解放軍攻克錦州，東北戰局發生急劇變化，困守長春的國民黨第60軍軍長曾澤生將軍於17日率部起義。解放軍控制長春東城。19日，西城防區內的新編第7軍官兵也紛紛投誠。隨後，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率部放下武器。至此，長春和平解放。

　　1948年5月，東北解放軍統帥林彪先打長春的部署被毛主席否定，於是採取了“圍而不打”，即以大部隊先插到南邊攻陷錦州，再下瀋陽，迫使長春守軍被迫投降的戰術。最後不戰而攻下長春。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採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 6月中旬，東北野戰軍進一步明確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的總方針，組成圍城指揮所，由肖勁光任司令，肖華任政委，統一指揮第12縱隊的第34、35師，第6縱隊第18師，獨立第6、7、8、9、10師共八個步兵師及一個炮兵團擔負圍城任務。自6月25日起，對長春正式開始實行久困長圍。以方圓45公里，縱深25公里為範圍劃為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運入長春，禁止人員出城。對有十萬重兵守備堅固設防嚴密的大城市實行圍困，在解放軍戰史上還是首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鬥爭中摸索總結。東北解放軍在包圍長春後成功地採取了軍事包圍、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結合的方針，最後拿下長春。

長春是在偽滿淪陷期間膨脹發展起來的城市。“九一八”前後，日本集中國內一批一流專家，採用歐美式建設理論，到長春進行規劃設計。綠化系統，既吸收了霍德華的田園城市理論，又注意到整體環境。新區採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統，以保持公園綠地流水清潔，利用天然溝渠造成藉助於地形的綠化帶。主要幹道採用電力、電訊、照明線路地下化，新住宅區設置電力路線走廊。為適應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採用平面環狀交叉，設計了許多圓形廣場。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萬，劇增到“九一八”前的七十萬左右。其中日本人為十四萬。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為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餘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誌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繫呼吸運動的熱量。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准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也稱：在台灣國軍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地區大舉反攻，長春國軍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就能扭轉。但是全城近五十萬張民眾的嘴，也間接地成了守城國民黨軍隊的的沉重負擔。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8月1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進。但圍城的東北解放軍卻早已森嚴壁壘。

6月28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強迫逼出；二、組織群眾向我請願；三、搞抬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眾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擊護送群眾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眾，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8月17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飢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採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9月9日 “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一）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餘，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也曾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遼瀋戰役”之時，長春的國民黨守將是鄭洞國將軍。他是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的國民黨抗戰名將。守城的主力部隊也是國民黨驍勇善戰的王牌軍隊新7軍和來自雲南的國民黨第60軍共計10萬重兵。10月10日國民黨雙十節，蔣介石派飛機到長春，給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空投手令，命其不惜代價向瀋陽突圍。鄭洞國回電：不能突圍。10月14日，解放軍攻占錦州，國軍大勢已去。10月15日，蔣介石再次向長春空投手諭：“否則，即以違抗命令論罪，應受嚴厲之軍紀制裁。”同時，蔣介石還附鄭洞國一紙親筆信：“倘再遲延，將不能等候矣。”

但此時的國民黨守軍已經在久圍之下，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戰鬥力和戰鬥意志。守備東城區的國民黨第60軍增澤生將軍，在中共的積極勸說下於10月16日選擇了率部起義。一夜之間，半個長春就變成了東北解放軍的防守陣地，這是守衛長春西城區的新7軍萬萬沒有想到的。對面三十公尺的半面城池一下子已經就成了解放軍的陣地。駐紮在中央銀行的國民黨東北“剿總”第一兵團司令部的高級指揮員和國民黨新7軍的長官們，迫於形勢的壓力下連忙同解放軍接洽商討投誠事宜。可是別的都好辦，就是司令官鄭洞國“誓死不投降”。10月 17日上午，在得知60軍起義後，鄭洞國召集新7軍師長以上軍官開會。與會者默無一言。末了，鄭洞國的一位老部下站起來說：目前情況，突圍已不可能，建議司令官暫時維持現狀，再徐圖別策吧。晚上，鄭洞國探望抱病在床的李鴻。李鴻的傷寒並不重，卻裝成不能多說話的樣子。軍部的其他將領也有意迴避鄭洞國。“我感到情況有些異樣。後來才知道，他們已與解放軍接洽投誠了。”鄭洞國在回憶錄中如是描述。在解放軍的巨大軍事和精神壓力下，新七軍於18日決定投降，以營為單位放下武器。繳械僅僅一個小時，僅38師的武器就堆放了四個籃球場那麼大，仿佛四座小山。19日10時，解放軍受降部隊在新七軍代表引導下，從四面八方開入市區，整個長春市只剩下一座中央銀行大樓尚為國軍占領。這裡是鄭洞國最後堅守的據點。

但已經大勢所趨，新7軍全兵團指揮員除了鄭洞國之外沒一人堅持再戰，並且已不能再戰。於是在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和新七軍副軍長史說、參謀長龍國鈞的周旋、安排下（當時兵團司令鄭洞國正在中央銀行內養病，具體事宜均由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負責；新7軍的軍長李鴻突患傷寒，新七軍的工作由副軍長史說和參謀長龍國鈞負責），經解放軍同意，10月21日早4點，中央銀行大樓——國民黨東北“ 剿總”第一兵團指揮部，突然槍炮聲大響(我母親聽到的槍炮聲）。但那些少數的守軍只是在做戲，在做給他們的長官鄭洞國看，也是在做給蔣介石看：我們抵抗共軍的進攻了，可是還是被共軍消滅了。就在槍炮大作的同時，鄭洞國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來生再見。然後，鄭洞國欲自殺，卻找不到手槍，原來，早就料到他會走這步棋的楊友梅，事先已讓衛兵把他的手槍藏起來了。自殺不成，鄭洞國只好聽從部下的擺布了。這些部下硬是帶着自己的司令，向解放軍投誠，使其免遭殺身之禍。

   曠日持久的國共長春圍困戰，終於在48年10月的一個長春初秋的早晨迎來了最後的守宮。



一場有如人間浩劫的長春被圍戰役 

    1948 年國共長春被圍戰役，可能是古今中外戰爭史上最大的一場人間浩劫，長春市現存的老人至今提及這段往事都會長嘆不已。當時與母親家隔街對面是一開糧油店的老闆，長春被圍後，糧店糧食均被悉數充軍，開糧店的人竟然也如同眾多百姓一樣朝不保夕，後來無奈走向逃出長春城的出卡子死亡之路。母親回憶，據當時一起出逃的活下來的鄰人講：那個糧店老闆出卡子後竟被盼望已久的第一頓飽飯給撐死，這不能不說是多麼大的一出人間悲劇，但又恰恰地帶有了幽默的色彩，真的稱的上是一生與糧為伴，至死不渝。

   今年四月下旬我去大連公出，順便拜訪了舅舅家已近七十歲的大哥，當年長春被圍時他與舅舅也一起出了卡子，至今回憶起那段慘痛經歷仍然心有餘悸。酒桌上他對我講述了他們全家逃出長春的那段難忘情景，當年舅舅帶着全家推了一輛小車出了國民黨的哨卡後，就到了國共兩軍之間緩衝的死亡地帶，前方有東北解放軍的哨卡鳴槍不讓前行，後面國民黨兵也鳴槍不讓返城，於是在這塊中間地帶上一下子滯留了了大量的出逃難民。沿途餓死倒地的災民無數，奄奄一息的人也很多，而到了夜裡這塊地帶更是風雨交加，饑寒交迫。但也有些人在這個地帶上發了大財，用少量的食物就能換取災民大量的金銀硬通貨。舅舅臨離開長春時，聽說了一些出卡子艱難的傳聞，於是早有所準備，偷偷備了兩套醫院醫生用的聽診器，在中間地帶苦熬了三天，通過中間地帶的傳話人傳話，當時急缺醫療設備的解放軍才同意舅舅全家的放行，被編入了一個允許出卡的臨時人員的暫住點。舅家大哥說：當時年輕人和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以及有解放軍急缺器材的人還是可以分批次的允許被放行的。

    由於大哥當時還只是一個孩子，他還清晰記得剛出國民黨哨卡走不遠處，有一個地方，坐滿了上百個被遺棄的孩子。據講：那些孩子大多是被國民黨軍官遺棄的，由於城裡已經沒有了生路，那些自身都很難保的軍官已經照顧不了了這些還小的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把他們集中遺棄在這個百姓出卡子的必經之路上，僅寄一線希望指望出卡子的百姓能把他們帶走，給這些孩子帶一線生機。據講確實也有好看的、機靈的孩子被個別少數的百姓挑走，但大多數孩子最後還是在那裡自生自滅了，大哥現在還記得經過那段路時，許多坐在那裡的孩子惶恐無助的眼神，以及有氣無力的哭聲和那些已經倒斃了的小小孩子的屍體，由於當時舅家大哥也是那麼大差不多的孩子，至今回憶起這段依舊慘痛不已，他說這段記憶將會終生難以忘卻的。

    其實長春被圍的初期，對生活在這座城市大約50餘萬百姓的影響還並不算大，在臨圍長春的1948年春節前後，長春周邊的吉林市和周圍的一些城鎮有錢人都因共產黨的解放往長春跑，而稍富一些的農民由於東北解放軍在農村的土改也紛紛跑進長春城，據講當時從農村逃進長春的大車、爬犁也是絡繹不絕。而正是這些周邊市縣鄉村陸續湧來的懼怕解放的特殊民眾，在撤進長春後由於沒有太多家底和存糧結果被圍後最先糟了秧。當年的八月初，長春市區內開始出現在馬路和大街上有餓死人的現象，一些屍體在城市的角落裡陸續出現。那時因天氣炎熱，為了避免瘟疫的出現，國民黨長春市政府就成立了許多運屍隊，黎明前開始收屍。屍體剛出現的時候運屍隊還能夠及時地用救護車送往各個醫院的太平間。可是沒幾天，許多醫院的太平間死屍就裝滿了，又過一些天，運屍隊就組織了幾十輛大馬車把屍體全部運到郊外，挖坑深埋。到了八月末，餓死的人更多了，運屍隊大白天就開始收屍，隨便草草仍到郊外。於是又形成了狗吃人，人再吃狗的可怕循環。據講當時長春周邊郊外的狗因吃死人變得格外的肥，後來以致那些狗，竟吃紅了眼，見到活人都上來猛咬。長春解放後，政府無奈組織了打狗隊，光在市郊打狗就打了一個多星期。而到了九月末，城中室內室外餓死的人太多了，運屍隊根本運不過來，也就只能就地解散了。

    據48年10月24日當時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喉舌《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的報道：“ 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里，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另據後來東北解放軍戰後統計，圍困長春戰役一共餓死百姓10到12萬之多，這個數字後來原國民黨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也默然認可。

    長春百姓大批量出逃，東北解放軍鑑於城內居民成分複雜，尤其不少國民黨軍政人員也化裝成難民試圖混出城等眾多原因，在開始之初，圍城部隊一度對出城者在嚴格審查後才予以放行。後因在中間地帶死亡民眾劇增，到了八月中旬部隊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災民過封鎖線，並及時對出城災民予以救濟，後統計出城難民共被收容十五萬餘人。而據傳，城中走不了的百姓人吃人、用死人煉油再做食品賣、更有人炸人肉丸子販賣等眾多傷天害理之事，確實也大多存在，母親也知道當時國民黨軍隊曾槍斃那個做人肉丸子販賣的不法商人之事。



一個老人眼中的國共長春被圍戰役 

   前些天母親單位送來數袋新大米，我欲把兩袋有些生蟲的陳米扔出，母親說：不行！你信嗎？這兩袋米若在長春被圍時，能換來我們居住的整個樓。我無言，於是母親再次念叨起長春被圍時她所經歷的一些事情，悠悠往事重浮心頭。

    長春被圍時，母親已上高中，當時正是國共兩軍爭奪東北之時。世道混亂、民生凋零，許多事情，許多情景至今已年邁的母親都歷歷在目。那時在母親學校，國共兩黨都在積極爭取青年學生，有一進步教師在學校一夜之間到處都灑滿傳單後突然失蹤。解放後，年輕的母親在省委食堂吃飯再見到他時，那位教師已是省委的宣傳部部長了。母親回憶，長春被圍的初期，家中還有一些糧食，但我的姥姥執意要在院中打井，結果井打了很多天才見到水，許多糧食都被打井的工人和幫忙打井的人吃掉了，打井雖然浪費了許多糧食，但萬萬沒想到的是，後來還是這口井，救了我母親的一條性命。

    當時被解放軍圍在長春城中的國名黨軍最初還算是軍紀嚴明，母親家那邊駐紮的是被當時長春老百姓稱為“六十熊”的增澤生率領的國民黨第六十軍（後來全軍起義後，經休整改編派到了朝鮮，在參加抗美援朝的戰鬥中可一點都不熊），而被圍在長春的另一隻國民黨部隊，是王牌主力新七軍。隨着被圍的時間持續，國民黨軍可就滿街亂竄找吃的了，來自瀋陽的飛機每天都會向城中的軍隊空投有限的糧食，有時是降落傘，後來索性直接就是米袋子，百姓的房頂也經常被砸漏，母親的一個同學家中就被從天而降的米袋子砸壞，人也受了傷。但軍隊的糧食誰都不能動，若強搶或偷藏會被槍斃的。城中的百姓最初還有存糧，但慢慢地也就無糧可吃，漫長的飢餓隨之而來。人們無糧，就四處尋找所有能吃的東西代替，整個城中人心惶惶，家裡有糧的也不敢報露，否則會帶來殺身之禍。母親記得家中當時曾養只小貓，每天趴在窗台上，餓的脖子都抬不起來，眼睛也睜不開，後來不知了去向。母親還曾看見兩個國民黨士兵提着槍，步履緩慢地抓一隻餓的如他們一樣瘦弱的小貓。由於飢餓，同城的兩隻國民黨軍也開始搶奪空投的糧食，母親還記得，軍隊有時也槍斃搶糧的軍人，有個被槍斃的軍人是一個容貌很英俊的年輕人，當時穿的是洗的發白、異常乾淨的軍隊襯衣。

    圍困的持續使許多百姓紛紛冒死出逃長春，當時母親與姥姥雖家中沒糧，但每天還能吃一點存下來的糠來維持，而我大舅家由於孩子多，實在難於在長春繼續生存，就冒死全家去出卡子。母親回憶那時長春現在的南關大橋就是一個國民黨士兵的卡子，國民黨士兵允許城中的百姓出逃，但過了南關橋往前需要走很遠才到解放軍的哨卡，這個漫長的緩衝區於是就變成了一個很多出逃百姓的死路。當時的東北解放軍，是有條件、有時間段地允許城裡的百姓出逃，於是滯留在緩衝區的許多城中百姓在這條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路上，飢餓難挨，紛紛倒斃，餓死在出卡子的路上。但即使如此，出卡子對許多被圍在城裡的百姓來講也是一條不得不走的死路，因為此時的城中也是遍地餓蜉，變成了死亡之城。

    當時的母親由於姥姥身體不好，就只能目送我大舅推着小車出了長春南關的國民黨哨卡，大舅臨走時告訴我母親，在他家廚房的一個暗格里，藏有一小碗蓖麻子，讓我母親取回家慢慢吃。結果飢餓的母親取回蓖麻子，一嘗很香就一口氣全給吃了，於是回到家就中了毒，躺在床上，一病不起。母親後來多次說幸虧姥姥當時打的那口井，在那條街上鄰居大多出逃，連姥姥家對面開糧店的老闆也因沒糧全家出了卡子。但有一老中醫因家裡可能藏有存糧，就沒有走。那些沒走的鄰居，大多每天都要來姥姥院中打水，於是姥姥便與那個老中醫說，孩子吃蓖麻子中毒了，求他看看。老中醫看完後說：主要還是餓的，於是每天來打水時，都會在水桶裡面藏一碗或飯、或糠菜糰子等食物偷偷帶來救濟我母親，母親說：也正因這老中醫在餘下的二十多日的生死相助，國民黨軍隊終於起義投誠了，圍困終於結束，才使母親熬過了這場舉世矚目的生死之劫，得以生存。

    母親至今還清晰的記起長春解放那天的情景，白天有些槍響，到了下午東北解放軍就進了城，並分給了每戶二斤小米，囑咐要熬粥喝，不要做乾飯吃。母親還清晰的記得在夜色中看到的解放軍貼出的告示，下面有東北解放軍占領長春的第一位領導人的簽字：林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