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以套紅的版面，慶祝髮行一萬期紀念日。這一天，在天津日租界四面鐘一帶，報館舉行 了盛大慶典，蔣介石以下的大批高官，以及包括胡適在內的無數名流，紛紛發來了賀電。在賀電中，蔣介石談到，《大公報》“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五年，一 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胡適更為熱情洋溢，他以《後生可畏》的標題，認為《大公報》是“一個努力的孩子”，它的影響已經超過歷史悠久的《申報》和 《新聞報》，“安然擔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之聲譽”。

這一天，距離《大公報》“三巨頭”，吳鼎昌、胡政之與張季鸞接手《大公報》，僅僅四年有餘的時間。過去的年月，它憑 借“不黨、不賣、不盲、不私”的辦報宗旨，以及犀利深刻的社評、豐富活潑的欄目、手筆巨大的發行，為中國報業開闢了一個新時代。那麼，此時周旋應酬於各方 賓客中的“三巨頭”，他們能否想象，再有四個多月，他們為之嘔心瀝血的《大公報》，就要悄然地改變自己的航向？

一、

談及《大公報》，不能不談到它的靈魂人物張季鸞。

1926年夏天，作為一名失業報人，張季鸞前往天津，拜訪他的好友吳鼎昌。與他同行的還有《國聞周報》總編輯胡政 之。這一天，三人閒步天津街頭時，路過已經停刊的《大公報》報館，“門則緊閉，無人出入”。吳鼎昌心念一動，他問胡政之：“這是你抱過的孩子，你不想救救 他嗎？”

所謂“抱過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擔任《大公報》總編輯。據說，胡政之回答：“你肯給一碗救命湯，我就願意再當一次保姆。”（汪松年，《大公報史話》）

新記《大公報》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沒有記載，這一天張季鸞作了怎樣的表態，然而，從這裡開始，這個身材瘦小、面 色黑黃、曾被誤解為鴉片“癮君子”的失業報人，這個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長衫、“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中年知識分子，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 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報》總編輯前夕，張季鸞思考了中國報業的命運，並以此鋪墊自己的劃時代報紙。

二、

“清末以來，言論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張季鸞寫道：“舉國報館，千百數家，大抵呻吟、憔悴於權力財力兩重壓之下，岌岌不可終日。……民國之新聞史，亦即新聞事業失敗之歷史。”

那麼，這是為什麼呢？他回顧着五十年來的新聞史。

晚清以來，中國報業大致經歷了記事、政論兩個時代，前者以《申報》為象徵，後者則以梁啓超為代表人物。《申報》開市民報紙之先河，而1898年前後，言論大開，以梁啓超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遊走於政界、報界之間。他們成則公侯，敗則江湖，這深重地影響了中國報人的新聞觀。

中國報人大多依託於政治勢力。以梁啓超為例，他本人即是進步黨黨魁與創始人。作為“支筆橫掃千軍”的天才報人，終其 一生，他始終認為報紙是政治的組成部分，即便“開啟民智”、傳播新知，也帶有揮之不去的宣傳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報人，史量才、邵飄 萍、林白水……又有哪一個不是這樣呢？

不僅如此。在哀嘆“中國之報界淪落苦矣”之後，張季鸞又將報人分為三種：“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為上；其次，依資本為轉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賣。並無言論，遑論獨立？並無主張，遑論是非？”

換而言之，權力、資本、蒙昧乃至偏見，都是報人的大敵。他為此提出嶄新的“獨立報紙”理念，並以此引領着中國報業告別過去的歷史。

三、

張季鸞認為，“夫報紙者，表現輿論之工具，其本身不得為輿論”。也就是說，報紙不是聖經，報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為載體，報紙應容納各種立場與觀點，以溝通社會、“養成輿論”。

張季鸞的報業觀，頗具自由主義色彩。又不止於此。作為深受儒學影響的最後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茲的，還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

如果說，梁啓超的奔走呼喊，曾經掃蕩着一個皇權顢頇、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話，那麼，進入民國以來，這個國家已經一空傍 依，無論精神資源、價值世界、世俗權力、社會風俗，均如此。如果說，在梁啓超的時代，不破壞就無從建設的話，那麼，這個一窮二白、紛亂混沌的時世，再也經 不起戰亂、破壞與黨同伐異了。它需要建設。《大公報》應成為形形色色思潮、觀點、習慣與情感的展示舞台，並以此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國人格。

作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後來年月《大公報》歷久彌新的最大關鍵。而與這種使命感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則是張季鸞整理的四大辦報方針，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盲、不私”。

“四不”方針後來成為中國報人最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萬事具備後，張季鸞又為《大公報》草擬了一句廣告詞，“來看： 華北最老的報，全國最新的報”。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這份報紙的前世與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頭處處飛舞這份廣告海報的日子，《大公報》創刊 號順利問世了。

四、

《大公報》創辦初期的清新景象，讓許多報人終生難忘。

擔任社長的吳鼎昌，白天在鹽業銀行辦公，“晚上到社和胡、張討論新聞，交換業務”。他主要負責低價囤積紙張，“從未 失手”。與此相比，專任報社職務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習以為常”。張季鸞更加勤奮，“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時，遇有重大問題，也常熬到天 亮”。

“三巨頭”中，吳鼎昌生性隨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顯孤僻”，至於張季鸞，則以“喜交遊、善談笑、愛熱鬧”的性 情，博得了百餘員工的一致好感。幾十年以後，兩名《大公報》舊人回憶道，在“三巨頭”的帶動下，“這個報館是很有朝氣的”、“表現出清新活潑的氣象”（王 芸生、曹谷冰，《新記公司大公報的經營》）。

這樣的生活氛圍，吸引了眾多青年才俊。幾年之內，王芸生、曹谷冰、范長江、張琴南、費彝民、許君遠……一個個後來被載入中國新聞史的名字，紛紛走進位於天津四面鐘附近的《大公報》報館。王芸生後來寫道：“一時之間，《大公報》人才之盛……幾為舊中國時期報業之僅見。”

勤奮的工作、清新的氣息、眾多的人才，使報館業務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報》復刊時，發行不足兩千，廣告不 過200餘元，“營業結算則每月虧損四千餘元”；僅僅八個月後，1927年5月，《大公報》發行量突破了六千，廣告收入每月一千餘元，至於營業結算也“轉 為收支平衡”。

次年開始，《大公報》更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

五、

如果說，在創業之初，張季鸞的社評支撐了《大公報》半壁江山的話；那麼，1928年起，它聲勢日大的版務拓展，也足以載入中國新聞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鐘聲的餘音里，《大公報-文學副刊》創刊了。此後六年，張季鸞同鄉、一個名叫吳雨增的青 年始終擔任該刊的主編職務。他就是後來名滿天下的國學大師吳宓。隨即，大作家沈從文主持《文藝副刊》、大作家蕭軍開闢《讀者與編者》、曹谷冰首開“異域特 稿”風氣、胡適等人應約《星期論文》……《大公報》的眾多品牌欄目，如同雨後春筍般產生了。

以“異域特稿”為例，在曹谷冰訪蘇之前，蘇聯始終是一個神秘的國度。1931年3月22日，作為中國外交使團的隨行 記者，曹谷冰抵達蘇聯，開始對這個廣袤國家進行深度採訪。此後四個多月，《大公報》先後發表近三十篇通訊，次年夏天又結集而為《蘇俄視察記》一書。凡此種 種，均被認為“開風氣之先”。

“《大公報》四大特色”的說法也出現了。社評之外，它包括了新聞通訊、“新聞標題”和星期論文。與此同時，《大公報》經營手筆之巨大，同樣讓人印象深刻。

創刊之初，《大公報》的發行僅限天津一埠，由大報商張萬有包銷。幾乎剛剛實現收支平衡，它就開始了全國性的拓展，並以“靠鐵路沿線分銷”的形式，覆蓋了北平、瀋陽、濟南、太原、開封、鄭州等主要城市。一時之間，訂戶直線上升，“以至有紈絝子弟購之裝點風雅者”。

《大公報》的發行量，從幾千份猛漲到萬餘份、兩萬多份。水漲船高，廣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幾十年後，曾長期供職發行課的李清芳回憶，當時東北的韓奇逢烏雞白鳳丸，“經常以半版地位刊出……開風氣之先，引起廣告刊戶爭相擴大版面”（李清芳，《發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當“三巨頭”滿面春風地主持萬期慶典時，《大公報》已經被公認為中國最傑出的報紙了。這一 天，在高朋滿座、觥籌往來的席間，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滿洲，四百餘名朝鮮流民與幾千名中國農夫正緊張地對峙着。他們的衝突，後來被稱為“萬寶山 事件”。

六、

如果說，“萬寶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話，那麼，由此引發的“滿洲事變”，卻使五千年與四萬萬同生悲慟。在各大城市的街頭，一片哀絕的歌聲漸漸傳揚起來了：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起……

它也傳揚進了《大公報》報館，傳揚進張季鸞心靈的深處。

自從創辦《大公報》，外界對張季鸞流傳着種種說法。“自由主義者”、“公社實踐分子”之外，他和蔣介石的交往細節， 甚至使一些人認為他是“投機政客”。然而，在眾說紛紜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為關學大師劉古愚的弟子。幼年四書五經的薰陶，儘管日漸斑駁，卻 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靈魂深處，流淌着和范仲淹、張載、王安石一樣的鮮血。

他自稱“文人論政”，不斷宣揚“言論報國”，這當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跡？他力戒自己求權、求財、求名，並認為 這是“士人常行”，這當中，又有多少舊式書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黨”、“不賣”、“不盲”、“不私”，在漂白種種現代色彩之後，依然清晰可見的，不也 正是歷代儒生的氣節麼？……

可以斷言，他是一個被過多附會、過多誤讀、過多歪曲的人物。或許，經過歲月風塵的磨礪，他也漸漸忘卻了自己的本色，只有這樣的大傷大悲、巨創深痛，才能喚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懷。

無論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一天，在張季鸞的建議下，“三巨頭”召集了全體編輯 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張季鸞宣稱，“四不”之外，《大公報》還將增加“教戰”、“明恥”作為日後的編輯方針。至於具體措施，則是創辦《軍事周刊》和中日外 交專欄。

在他的建議下，《軍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於中日外交專欄，則由王芸生負責。

七、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王芸生與張季鸞都是截然相反的兩個人。

如前文所述，張季鸞性格開朗，“善談笑、愛熱鬧”；此外，他也自有長者風範，被稱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一個典型的儒家人物。與他相比，年僅三十歲的王芸生，則有着大時代青年的濃重氣息。

王芸生偏激、極端，乃至略顯狂妄。早年在木器行當學徒工時，他的口頭禪就是“我是經過五四的青年，怎麼能走封建的老 路子呢”；他一度加入過共產黨，脫黨以後，他依然滿口“革命”、“帝國主義”的字眼；而在他執掌《大公報》的日子，他更不時宣稱，“王芸生就是《大公 報》，《大公報》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張季鸞看來，王芸生是負責外交專欄的最佳人選。

開闢外交專欄，“蓋使國民仰漢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責日本欺凌中國之暴殘”（張季鸞，《〈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序言》）。據說，在與胡政之商議人選時，張季鸞列舉了王芸生的諸多優長：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國人之恥而不至短國人之志”；他行文極富煽動性，被稱為“激 情洋溢、江河直瀉”……

後來的歷史證明，張季鸞的這個決定，改變了王芸生的命運。因為，此後兩年有餘，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響之廣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預期。

八、

“每日刊載一段，持續兩年半之久，無一日中斷。”幾十年以後，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顧着當時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的字樣，讀來鏗然有聲。”

同樣鏗然有聲的，還有王芸生的名字。兩年多時間裡，《大公報》發行量從兩萬餘份猛增到大約五萬份，而新增讀者中，青 年學生多達六成左右。如果說，張季鸞說理透徹、平和典雅的文風，曾使大批學人深為嘆服的話，那麼，王芸生的濃烈情感、宏大氣勢，則擊中了眾多青年的內心。 他漸漸成為華北乃至全國的青年領袖了。

不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聞達於諸侯。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出版，與張季鸞密切相關。這個民國最傑出的報人之一，生性異常淡泊，他的大多數文章不署 名、不結集、不出版，以至於逝世以後，胡政之為編輯《季鸞文存》而大傷腦筋。然而，在扶植晚輩方面，他歷來不遺餘力。在他的鼎力推廣下，該書風行全國，奠 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論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運！如果說，《大公報》的地利，張季鸞的人和，他無一錯過的話，那麼，他還占據了“天時”。毋庸諱言， 在滿洲事變之前，這個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溫和、含蓄……所有這一切，註定了他的飛揚激盪，他的滔滔不絕，不會有多大的市場。滿洲事變改變了這一 切，在此之後，沒有什麼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這個民族漸漸甦醒的心靈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隨即，日漸飈升的“華北自治”風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九、

所謂“華北自治”，並非出自東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賢二的傑作。如果說，作為少數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國民眾 對滿洲的情感還多少淡漠的話，那麼，北平、天津、臨淄、邯鄲……這些幾乎與中國一樣古老的城市，則是億兆蒼生不可逾越的心靈底線。如果說，滿洲事變僅僅讓 昏睡百年的民族睜開了眼睛的話，那麼，吞併華北的密謀，則是讓這個民族徹底醒來了。

風潮初初捲起，王芸生就中斷了外交專欄的寫作，而致力於華北問題的社評。他並頻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講、集會、簽名售書……他的沉悲憤慨，漸漸風靡了大半個華北。

談及《塘沽協定》時，他說，這是“醜惡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書”，是“不抵抗主義的文憑”；冀東偽政權成立後， 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說，在不得不死的時候，“要死得從容、大方些”；而當“五省自治”的風潮漸漸捲起，他的語氣更加悲愴：“我寧願這古城名鎮化作 一片焦土，留待我們的子孫前來復興；我不願它再作石敬瑭的燕雲十六州，使我們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華北自治”風潮中，張季鸞臉上流淌的是淚，而王芸生身上飛濺的是血。毫無疑問，以《義勇軍進行曲》為背景的華北，必定會給後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熱的追捧。

不知不覺地，《大公報》的靈魂，分裂成了兩個。一個，是平和、儒雅的張季鸞；另一個，則是激進、狂熱的王芸生。

十、

靈魂的分裂，不過短暫的一年有餘。盧溝橋槍聲響起後，是張季鸞而不是王芸生，“擂響了《大公報》抗日的戰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報》天津版上，49歲的張季鸞發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條路》一文。這篇寥寥三百餘字的 社評，以酸楚的口吻反覆談到，“除了抵抗，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除守土自衛外，還有什麼路徑可走”？它並呼籲南京，在華北危亡的重大時刻，應領導 全國，“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條道路”。

緊接着，7月29日，張季鸞又發表了《艱苦犧牲的起點》一文。這篇社評的語氣更顯沉鬱，“只有悲憤應戰”、“必須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張季鸞之後塵，蔣介石在廬山的兩次著名演講，分別發表於7月17日與7月30日。

如果說，張季鸞的兩篇社評，以“決絕”與“悲壯”為基調的話，那麼，王芸生的社評，則充滿了青年的驕傲與激情。7月 30日，時任《大公報》上海版主任編輯的他，以這樣的字句，表達着這份傑出報紙的抗戰決心：“天津本報決與中華民國在津的合法統治同其命運……津市合法官 廳中斷之日，本報將即日自動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離後，王芸生更以禮讚般的歡欣，謳歌着這場“幸運的戰爭”。

在《東亞大時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時代來了”的雄健呼喊之後，闡述起了自己的榮光：“現在是東亞大時代的起點……對於自己，（我）深感榮幸，這樣一個無拳無勇的人，居然有機會做大時代火焰的燃料！”

淞滬會戰開始後，他進一步歡呼：“中國的兒女！……我們祖宗所未見到的全國對外戰爭，我們見到了而且參加了，這是何等的光榮！何等的幸運！”（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國對外戰爭》）

不僅如此。在《勖中國男兒》的社評里，他以進行曲的節奏，憧憬着勝利後的景象：“進！進！進！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軍閥之後，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中國兒女，再釋槍解刃，大家抱頭痛哭一場。這一哭，要哭盡我們的悲悔，哭盡我們的辛酸！”

即使淞滬戰敗、南京淪陷後，王芸生亢奮略減、驕傲依舊。12月14日，上海版西遷前夕，《大公報》同時發表了兩篇社評。在《暫別上海讀者》一文里，王芸生寫道：“（我們）有一個牢固的信條，便是：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評的標題，便是《不投降》：“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少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這是《大公報》在淪陷區的最後一篇社評。

十一、

流亡開始了，《大公報》的又一個時代也開始了。如果說，《大公報》的歷史可以大致劃分為三期的話，那麼，它已經走過“四不”方針的時代（1926——1931）、徘徊於“四不”方針與國家主義之間的時代（1931——1937），並由此走向抗戰時代。

此後八年，《大公報》流亡於漢口、香港、重慶與桂林等城市。轟炸、逮捕、逃亡、死難；遷移、尋址、安頓、發刊……無 休無止、循環往復。儘管如此，在漫長的時光里，《大公報》的停刊事例，也僅僅是1939年重慶大轟炸期間的兩天。而此時，《大公報》的發行量已高達 91500多份，無論水平、影響還是規模，都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第一大報了。

也是在重慶大轟炸期間，張季鸞發表了《抗戰與報人》一文。這篇著名的社評，以親歷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報》的十餘年 命運。或許，它也是中國新聞事業的一個隱喻、一種象徵：“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 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 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自從抗戰，證明了離開國家就不能存在，這些問題全不成問題了。所以本來信仰自由主義的報業，到此時乃根 本變更了性質。就是抗戰以來的內地報紙，僅為着一種任務而存在，而努力：這就是為抗戰建國而宣傳。所以現在的報，已不應是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私人言論機 關，而都是嚴格受政府統制的公共宣傳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