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郭飛熊先生關於朝鮮半島核危機及其地緣政治的文章，大開眼界。郭先生分析某些問題之痛切精闢，令我輩嘆為觀止。我同意郭先生對相關各方事態立場及國情所作的分析，但是對郭先生的結論，卻絕不敢苟同。往稍微極端的角度講，我感覺郭先生的結論有點靠近“誤國之論”。吾輩市井草民匹夫，亦以天下為己任，郭先生的文章，激發了我一些骨鯁在喉的話。因為郭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多維，我也特借多維一角之地，亂彈幾句。

郭先生的雄文對朝鮮半島核危機相關各方利益糾葛的精深分析我不能一一加以置評，這裡只談談關於中國部分郭先生的結論。郭先生認為，在這個核危機事件中，“中國對朝鮮最好的選擇就是多積德”。如果美國聯合各方制裁北朝鮮，中國不能對此綏靖，相反，中國要堅決反對，爭取扼殺這種想法於萌芽之中。原因為基本如下幾條：

中國在朝鮮半島沒有不正當的國家利益，歷史上我們把朝鮮當作緩衝地帶的行為都是被迫的。“中國應該尊重朝鮮人民謀求主宰自己命運的想法”，因此“對於朝鮮政府依靠導彈和核力量發展主宰命運的實力的具體行為，應該既不口頭支持，也不實質阻撓”。相反，對於美國制裁或進攻朝鮮的行為，則要採取適當措施反制（詳見郭文）。簡而言之，郭先生就是要中國對朝鮮進行縱容，任其發展核武器和挑戰現有的相對穩定的地區和國際秩序，不惜以中美關係為代價。

國際關係的理論和現實

郭先生的文章是一篇分析現代國際關係的大作。以我對國家關係的粗淺認識，知道關於國際關係的研究，向來有兩個傳統學派，一為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為現實主義（Realism）。現實主義關注國際關係中存在的種種危險，認為戰爭總可能存在，其基本觀點是國際秩序的基礎就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自由主義（與政治學中的自由主義是兩樣東西）則持有相對更理想主義更滿懷希望的觀點，認為國際組織和國際合作能夠基本解決國際衝突問題。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義哲學觀念（Idealism）的影響，認為處理國際關係時還要考慮道義道德（Morality）和正義（Justice），比如人權，民族自決權、人道主義援助、第三世界債務等，都要得到考慮。

當今世界的大多數正常國家，基本都奉行以現實主義為基石，以自由主義為裝潢的政策。說得再好聽一點，就是“滿懷著自由主義的期望，卻採取現實主義的做法”。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在本國內推行自由主義（如鼓勵適度的自由企業、自由市場、自由言論、個人自由），而在國際關係上仍然推行現實主義。美國可以說是上述任何一種說法所代表的政策的典型執行者。

我們現在的世界，雖然不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說的“人人為敵”（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的自然世界，卻也遠沒有達到天下大同。民族國家、主權國家依然是每一個人的家園，雖然家園有時候拋棄了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則背叛了自己的家園。民族主義從最發達國家到最貧窮國家都是主流思潮。在某種意義上，現在的國際格局頗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各為自己的利益謀劃和行動，而這種自私行為卻被認為是最正常的和最應該的。相反，“宋襄公之仁”，在計算利益和採取行動時拋棄本國利益而為他國打算，才被認為是不正常的，愚昧的，甚至是可恥的。

在分析國際關係時，當然可以從理想主義出發分析現狀，得出理想主義的結論，推薦國家採取理想主義的行動。這當然沒有實際意義，卻是許多學者製造用以自我陶醉的文章的常見套路。也可以當現實主義出發，得出現實主義的結論，推薦國家政府採取現實主義的措施和行動。這實際上是各國政客們每天都在做的。比較要不得的是用現實主義的態度來分析問題，卻從理想主義出發提出或推薦措施。這種方法不僅可能製造一種方法本身內在的矛盾，在實踐上更會導致誤國之論。

在我看來，郭先生的雄文恰恰犯了這種錯誤。郭先生顯然非常出色地從現實主義角度分析了圍繞朝鮮半島的各方各派的利益，某些提法非常精闢準確，令我拍案叫絕。但是，在為中國推薦行動時，卻不動聲色地推出了理想主義，要求中國“積德”，在朝鮮半島實施正義，尊重朝鮮人民當家作主的想法，甚至犧牲中美關係保衛朝鮮。

我很難理解郭先生對韓國和朝鮮充滿極端熱情的謳歌，包括“這個民族具有何等的活力”，“北朝鮮也不可小覷”，等用詞和近乎肉麻地、熱切地盼望中國當“宋襄公”去幫助南北朝鮮的統一和強大。另一方面，郭先生的文章從前到後，假定美日為我們不可妥協的敵人，並且在這個假定的基礎上甚至支持朝鮮發展核武器。這種態度，是把現實主義扭曲到了“理想主義”的程度，為中國設立了理想化的敵人，如同神魔小說或童話中的魔王，與好人彼此為敵，大家你死我活，不進行妥協合作，知道一個把另一個干翻。用郭先生的話，就是不對美綏靖，要對朝積德。

“積德”與中韓、中朝關係

對朝鮮的關係和態度，要站在中朝關係的歷史，中國的全球利益，以及朝鮮民族的未來走向這個大層面來認識。郭先生不准綏靖，但他所強調的“積德”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綏靖，只不過是改對朝鮮的綏靖。為支持這種說法，郭先生提出了不甚準確的歷史說法。就當前中朝關係的大環境來看，世易時移，中朝關係已非當年天朝與藩屬關係，而兩個朝鮮現在都不是發自內心對中國友好的國家。經過二戰後的經濟發展，整個朝鮮民族野心欲望膨脹到了難以自我調理的地步，而且奉行對一切別人別國損人利己的政策。剛剛過去的世界盃，算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世界盃中南韓“吹進”四強，舉國“紅魔”亂舞，而罔顧世界對其“黑哨”的指責。其後金大中宣布南韓的經濟也要向世界四強邁進。朝鮮民族的雄心野心，可見一斑。

漢城世界盃足球賽期間，韓國球迷的狂熱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到處是紅色“海洋”。新華社記者譚熙鵬攝（數碼傳真照片）

今日的朝鮮民族，頗似當年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日本在維新之前，在文化上對中國甘居弟子，亦步亦趨，有強烈的自卑感。維新之後，在經濟、政治、社會和軍事制度上比中國遠遠現代化的日本，立刻制定國策，以滅掉“”老師，讓中國亡國滅種為第一要務。仇華、恨華、滅華，這不是日本某些人的心血來潮，而是整個日本民族在當時的共同心態，體現了長期委屈附從於大文化的一個小文化在發現自己得到更優越的因素之後的炫耀和報復心理。我不知道一個強大的、統一的韓國對中國是什麼樣的心態，但肯定不能說一定就是要世世代代和中國友好的心態。到底是什麼樣？在其到來前預先追尋這個答案可能沒有意義，但是保持我們本身對朝鮮的優勢地位和主動態勢，在此基礎上平等相處，則肯定能保障中華民族東北方面的安全。

中朝關係自抗美援朝之後就不再是“同志加兄弟”的狀況，而是經歷了冷戰中的互相冷漠和互相厭惡（其時朝鮮親蘇，也依賴蘇聯經濟科技援助），以及冷戰後的互相利用（蘇聯解體，朝鮮改為依賴中國）。而中韓關係能夠平穩發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韓國想利用中國的戰略地位實現統一的目標。朝韓的戰略意圖，從他們國家利益的角度無可厚非，但站在中國的角度，關鍵是我們不能讓他們的意圖傷害我們的戰略發展。

“積德”一說，並非新話——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朝鮮一直在認真地積德。同時我們對印度、越南都在積德。相對內斂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造成了我們很大的戰略被動。對印度、越南攻而不戰（尤其是對印度），使得今天在領土爭端問題上我們處在可憐的求乞於人卻不討好的地步，而印度、越南卻因此裝腔作勢，得意洋洋。中國軍力1958年後全面撤出朝鮮半島，我們在道義上的容讓和大度沒有任何人承認，相反，北朝鮮在中國軍隊走後對勞動黨高層的親中派，進行了斬草除根幾乎一個不留的清洗，對志願軍陵墓進行了殘忍的破壞，並且在國內進行長期的隱性反華教育。中國一半以上的對外援助奔向了北朝鮮，同時負擔著這個國家90%的石油供應。平壤逢年過節動輒搞百萬人大慶，通宵燈火要靠中國輸送電力支持。然而較之日韓對美國親爹一般的孝順態度，幾乎完全靠中國援助支撐的北朝鮮之對我們的嘴臉，讓人不忍卒睹。而其根本原因，是我們在“積德”，沒有對朝鮮進行積極的控制和按照我們的意志影響其制度、經濟和意識形態。

不言而喻，朝鮮現在是中國對抗國際反華勢力的屏障，是我們對美的緩衝區。然而可悲的是，這個緩衝區的存在多半是我們的運氣而非靠我們的能力形成。北朝鮮父子相承，封建式的共產主義本身就是美國的天敵。他們比中國左派極端分子最極端的時候還極端。因為朝鮮政權的這種性質有效地牽制了美國的對華戰略，迫使美國時不時採取和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合作的策略。但是應該記住的是，不象美國在南韓和日本以至歐洲能夠言出法隨，中國自抗美援朝之後似乎在朝鮮半島從來就沒有完全如意地展示過自己的意志。不錯，朝鮮是反美，但它卻幾乎從來沒有在中國最需要的時候出手相助。歷數近年中美幾次危機：1996年對台軍演，美國航母兵臨城下壓迫中國，朝鮮沒有任何聲息；1999年轟炸大使館事件和2001年軍機相撞事件，我們都沒有見到朝鮮奇兵相助。換言之，從來沒有過雪中送炭。朝鮮爆炸性地在國際社會生事，往往是在中美關係比較平靜的時候。比如1994年第一次朝鮮半島核危機，就是時值克林頓主動取消貿易和人權問題掛鈎以緩和中美關係之後。現在這次鬧事，更對中美關係意義不是很大，因為911事件和美國攻打伊拉克的計劃早已經製造了中美暫時和好的機緣。朝鮮搞核爆料尚在布什邀請江澤民主席到他家牧場訪問之後，只不過為兩國領導人峰會增加了議題，算得上錦上添花而已。

為什麼朝鮮能夠對中國以怨報德，享受中國援助並且不受中國節制？我想這個問題在我們自身，因為我們過於保守內斂的外交政策和國家戰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