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間諜飛機的偵察目標，一是廣東、福建沿海的導彈基地，二是南海的中國潛艇。這兩者鋒芒所指，不是台灣的軍事目標，而是美國的航空母艦。

可見，美國人是在為軍事介入台灣問題做技術準備。

如果說，96年以前，美國對台海危機採取“模糊”政策，以恐嚇為主要傾向。那末，形勢發展到今日，美國的戰略決策已發生重大轉變，美國國內正在出現一種比較危險的新的共識，它的主要決策者認為，“中國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未來最主要的潛在敵人”，中國實力的發展態勢，將使她成為2015年後美國霸權的主要挑戰者。美國的軍事部署重心，已開始從歐洲向亞洲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轉移。美軍演習的假想敵，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據此可以作出明確的判斷，美國的國家軍事戰略，業已樹中國為首敵。

阻止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並在大陸萬一發動對台軍事攻擊時藉機介入戰事，通過發揮美軍常規高技術兵器的打擊力，決定性地削弱中國的海空和導彈部隊的作戰實力，然後用以美日軍事聯盟為主力築成的第一島鏈，控制中國海空戰略力量的咽喉，當是美國軍方近十年的具體操作目標。

期間，假如中國膽敢將中美戰爭升級為核戰爭邊緣，那麼美國當然會知難而停，代之於對中國的全面經濟制裁和交流隔離，這對於那時業已成長為完全的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同樣是致命的。

作出上述邏輯推斷，並不需要很高的智力。

說美國並無與中國為敵的想法，是非常輕率的。

這種觀念如果占了上風，中國將犯20世紀30年代英法的綏靖錯誤。

對戰略對手持盲目的善意，將重蹈戈爾巴喬夫的覆轍。

的確，美國人對中國人，究竟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無法作整體判斷，因為，美國是一個分權和多元的社會。

歷史上經常出現和平力量無法阻止好戰勢力的局面。儘管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制度，但就連在民主的模範國家，也沒有解決掌權者誤導民眾使國家捲入不義戰爭的難題。越戰時期波瀾壯闊的反戰運動證明的是，只有在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傷亡時，美國人民的良知才可能被喚醒。

而戰爭的發動者總是在一開始以為自己穩操勝算。

世界上民主的模範國家，它的民主，在制度上，還存在着極大的缺陷——對軍事戰略力量未能進行根本的制度性的監控。

三權分立，解決了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對國內衝突，軍隊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但是，在對外軍事和安全事務方面，美國制度只能實施事後調節。並且，實行黑箱作業的情報和軍事戰略部門，儼然自成體系，自理自治，保持着內在的延續性。雖受議會和總統的一定製約，但並未受到外置機構的實質監控。這些行業的從業者，面對手中基本不受外控的權力，做着世界上其它權力不受監控者所做的同樣的事。

他們往往是美國國家利益和全球霸圖的最有力的發言人。戰爭與和平的大計，由行政權力和軍方在密室中謀劃而定。

上次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連美國總統克林頓都無法去作查出真兇和主謀的努力，暴露了美國民主在軍事戰略領域存在的巨大制度性闕失。

美國的軍事強力部門，還處在對外基本不文明的狀態。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諸多機緣不佳的民族，為美國的這個“基本不文明”流了大量的血。在美國的軍事強力部門走向基本的文明之前，不知道還有哪些民族要為此付出鮮血。

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以來的霸權，莫不建立在弱者的鮮血和痛苦之上。繼承了大英殖民帝國的血脈的美利堅民族，從來就不相信眼淚。

美國霸權，是世界歷史上最先進的霸權，是新式霸權。它不需要殺人滅國，不需要占領和兼併別國土地。當墨西哥議會投票決定舉國加入美國時，美國的回答是，不要。

它需要的是服從和裹挾，把你納入它所主導的全球安全秩序和全球貿易秩序。

像日本那樣的中等規模的國家，服從了它，它就可以扶植你，讓你嘗嘗做經濟大國的滋味。當然，它也不會讓你不為此付出一點代價，你得讓渡部分主權給它。日本和意大利作為二戰戰敗國自不待言，南韓呢，作為二戰受害國，卻在主權問題上，一直享受着日本的待遇，由此可見，加入了美國的全球安全秩序，是要付出代價的，至少是主權、尊嚴受損的代價。

對於那些不服從、不接受裹挾、國家疆域又比中等規模要大一些的國家，美國是不會手軟的。如果說，它希望並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是出自於理念上的善意的話，那麼，在現實層面，在事關美國的全球霸業這一國家利益上，它——與希望中國民主自由的同時——將希望並強有力地推動着為中國套上枷鎖，當然，在它的意圖中，上之上者，乃是分而治之——促成中國分為幾塊兒，或者在外部地緣環境中促成中國與幾個強國爭鬥不已，後者就是自基辛格以來的“均勢”戰略，你“均勢”，它不“均勢”，它永遠處在超然的、主控性的地位。

中美關係的部分實質性因素就在於此。美國對中國，外部在幫忙製造“均勢”，把日本扶植為軍事強國是遲早的事兒，把印度納入它的盟友之列，也是遲早的事兒。對中國內部，阻止中國統一台灣，已列入它的基本考慮，因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戰略生命線，都處在台灣和南中國海方向。同時，美國在亞洲實施霸權的主要助手——日本，它的海洋運輸線也必經此地。假如內陸的西藏能夠謀求到機會“獨立”的話，它也會“樂見其成”。

這一切，不是由於美國人的善意或者惡意決定的，也不是由於美國人的冷戰意識或者後冷戰意識決定的，而是由美國的國家利益——它想在較長的時間內獨霸世界——決定的。

十年內中國面臨的軍事危險，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

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認為中國將是它的全球霸權的主要挑戰者，而且它還同時認為，中國和它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在可能發生的有限戰爭中，不足於給它造成巨大的傷亡。

這次撞機事件中，只要看一看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布萊爾的狂傲，就知道，有時候，接觸和交往的效果並不是完全有效的。不久以前，布萊爾剛剛去了一趟北京，見到了中國軍方主要人士。

國際學術界有一種理論，叫“合理衝突”。互為對手的雙方都以為對方的宣言是在恫嚇，怎麼辦？可以發生一些類似於小孩肢體衝撞的軍事衝突，擦擦邊球，互相近距離地查實對方的實力、頂尖技術能力、戰爭意志、戰略底線。

中美軍事衝突雖然危險，但客觀上卻有利於雙方的決策者獲取基本的戰略資訊，避免作出非理性的、太離譜的判斷。

經此一役，布萊爾上將大概知道中國人“不怯場”了。至少可以避免犯傳奇的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所發生的誤判——他壓根兒不願去想，中國人怎麼敢派軍隊去朝鮮跟世界第一強國作戰。

這次軍機跟蹤監視過程證明，中國空軍是勇敢的，也是強大的，比傳說的、外電報道的、想象中的要強大。

在這個制空權制海權決定戰爭勝負的時代，這件事對軍心和民心的振奮，是不可估量的。
一段時間以來，恐美症流行，當然事出有因。但是，美國人在伊拉克和南聯盟身上屢試不爽的高技術武器和相關戰略，並不適用於中國。

二戰以來，從純技術角度，還沒有事實證明，以航空母艦為基礎的海空戰略打擊力量，在大國戰爭中同樣有效。

假如中美發生直接的戰爭，美國過來的軍事主力，是三五艘航空母艦，美國必敗。道理很簡單，航空母艦在現代飛機和導彈面前不經打，航空母艦一沉，海空力量將全軍覆沒。航空母艦是用來對付落後的小國的，可憐美國人陶醉於勝利之中無法直面軍事常識。

真正可怕的是美國的工業力量，它將把先進的軍機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日本琉球，甚至直接進駐台灣，從這兩塊陸地轟炸中國大陸軍事基地。早在二戰結束前，美國的軍機數量即已達五萬架。

但是這已經是全面戰爭，隨時進入核戰爭邊緣，走到這一步誰都沾不了便宜。“中美兩國都是大國，都是綜合能力非常強盛的國家，如果走到那一步，兩國都承受不了，而且世界也承受不了。 ”一位分析家如是說。

單就高技術和炮艦政策來說，美國佬並不可怕，太平洋艦隊並不可怕。布萊爾上將的牛氣十足，是典型的非理性。

這一切，美國的軍事當權者並不相信，中國近十年的戰略使命，乃是教會美國人相信“殺人一萬，自損三千”的古訓。

在中美兩國的戰略對抗中，美國真正可以制服中國的戰略手段，不是美國的軍事力量，而是——對中國的全面經濟制裁和交流隔離。

這就是葉利欽最害怕的一招兒——把你趕出文明社會。

這一招，對於中國人來說，同樣是最可怕的。

但恰恰是這一招，並不能由美國的戰略鷹派任意使用，美國社會的分權狀態，將對好戰勢力產生戰略性的制衡。

美國的資本主義需要中國的市場，人對實際利益的需求高於虛無縹緲的霸權產生的精神快感。和則兩利，分則兩傷，第一是指生命，第二是指經濟。美國人民從與中國的正常往來中獲得的好處，將遠遠大於與中國對抗的好處。

美國的戰略鷹派，那些從世界霸權中謀得出身的人士，是無法和人性對抗的。

中國的市場，業已上升為保障中國國家安全的戰略力量之一。它的本質是開放性的，它永遠是開放性的，一封閉，則市場滅。

我贊成一位網友的說法，這件事讓人有“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感覺。

此前的十年，中國的對美外交，有嚴重的失誤，偏軟。尤其是上次炸大使館事件，炸了就白炸了，也不揪出肇事者和策劃者？

治國者的用心良苦，對外開放，與美國互通有無頭等重要。

在交往中，柔軟、溫和是必要的，這方面做的很好。但在不可避免的衝突來臨之際，在原則、主權、尊嚴上，一步也不能退。一退就有示弱的嫌疑，將助長美國戰略鷹派的強勢心態。

強硬的一手沒有真正地露出來，沒有溫和的強硬，只有極端民族主義和義和團的喧囂。

１９９６年在金門，開它兩個月的炮。１９９９年，拒不接受美國的賠償，政府高層互動停止，貿易往來同時繼續——事情可能是另一番樣子。

１９９９年，朱總理剛從美國回來，就發生了炸大使館事件。今年錢副總理剛從美國回來，又發生了撞機事件。

真是巧合！但恐怕不僅僅只是巧合。

溫和派是主流，令人欣慰。我相信溫和派的人格，懷疑極端民族主義的人格。溫和派在沒有成長為強硬的溫和派之前，可能會犯錯誤，但也有犯錯誤的權利。溫和派正在向強硬的溫和派發展，是中國未經歷過戰爭的一代政治家走向成熟的表現。

何時才能一步到位——對美國實行“胡蘿蔔加大棒”的成熟政策，在平時正常交往，互通有無，同時正面接納美國人在民主和人權諸方面的部分善意；在衝突時，敵進我進——抗爭和滲透同時進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此等成就，必將逐步體現在軍事實力的提升方面。１９９０年代末期以前，軍隊“忍一忍”，絕對是有遠見的。現在軍費上升了，軍事現代化加速，調整得很及時，表明了中國的大政方針不亂。

一般人很少想得到，自古以來，改革和軍事有一種依存關係：商鞅變法，因為在軍事上成功了，為秦國開拓了疆土，而人亡政存。王安石變法，財政上的成就沒能體現在軍事上，宋與西夏的戰事損失數十萬軍隊，最後人亡政息。

加強軍事的地位，加速軍事現代化，恰恰有利於軍隊國家化。輕視軍事，倒是為在可能的動亂或者戰敗中軍隊干政製造機會。

在現代生活面前，先走了一步的美國人是中國人的老師。

它教會了我們，不要相信軟弱無力的絕對和平主義，要相信實力保障下的和平。

它還教導我們，自由民主是可以和富國強兵兼容的。

即使強大起來以後，中國也永遠不會稱霸，因為壓迫其他民族，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格，口說無憑，只要看一看少數民族在中國的地位就知道了。

但是，中國的強大乃是不可阻擋的，因為富國的安全需要強兵的捍衛，而到了一定的階段，防守能力同時就是進攻能力。

在中國尋求富強、尋求自由民主的進程中，必須尋求軍事戰略領域的文明化、人權化、對外的人道主義和外在監控，以防止出現一種非常強大而又不可控制的軍事戰略力量，這是中國對世界應負的責任。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信仰者，我傾向於右。但是我頗為迷惑不解的是，自由主義的原產地——英國和美國，乃是極為重視軍事的，為什麼到了中國，有這麼多聲稱信仰自由主義的人士同時持絕對和平主義的立場？他們同時又是對中國古文化、中國革命和烏托邦實驗持虛無主義立場的激進主義者，而自由主義的本質乃是反激進的保守主義。

他們普遍不願言兵，有的甚至把言兵者一概視為軍事法西斯。

我以為，他們是不純粹的、不成熟的自由主義。他們似乎在為新左派和極端民族主義提供機會。

這表明，自由主義的成熟有一個過程，他們當然有犯錯誤的權利。我寧可相信絕對和平主義的人格，而對於主張義和團精神和極端民族主義、歌頌文革並對烏托邦製造的血腥災難視若無睹的偽裝信仰平等主義自封代表底層民眾的新左派，我懷疑他們的良知和心智是否發育成熟了。

向美國學習民主自由，與在美國鷹派的軍事強權面前堅決抗爭，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一點都不矛盾。

抗日戰爭之初，國共合作一致對外，他們之間的血海深仇，超過任何時代。

可惜今天有的人沉溺於對抗意識中不能自拔，在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居然喪失了基本的判斷能力。他們是多麼幼稚！

台灣獨立了、西藏分裂了，對中國的自由民主有什麼好處？

其實大家都坐在同一條船上。

我們這一代人有能力既實現富強，又實現自由民主，與世界文明徹底融為一體，學習世界上一切優秀文化，同時兼容中國古代傳統和馬克思、毛澤東的精神成就。

綽綽有餘。

美國戰略鷹派的軍事挑戰，有利於這一代人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