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中國的大國地位逐步得到承認，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大國形象正在樹立；經濟上，中國已經成為帶動地區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新的“發動機”；在軍事上，中國的潛力已經引起美、日等國的關注。抓住這一機遇期和化解外部壓力將是新世紀初葉我國對外戰略的根本任務。

　　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外交，爭取周邊國家對我國發展戰略的理解和支持。用互信取代猜疑，用對話消除誤解，用合作解決矛盾，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政治友好圈”。

　　冷戰結束以來逐漸轉型的國際關係格局到了關鍵的時期。目前，美國在打完阿富汗之後，將戰爭矛頭指向了伊拉克，這種“先發制人”的反恐戰略很可能導致美國與其他主權國家之間不平衡對抗局面的出現。最近的朝鮮核危機展示了大國合作的一面，同時也暴露了主權國家面臨的傳統安全困境。在國際關係格局轉型期，大國關係在全球反恐背景下的調整也伴隨着利益的激烈競爭。

　　不過，與20世紀上半葉發生的幾次轉型不同，這次國際關係格局的轉型具有三個重要特點：一是大國關係持續緩和，大國合作勢頭未變，大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很小；二是大國力量重組在總體上的轉變是穩定的，是冷戰格局和平解體的延續；三是大國興衰和較量的情況很複雜，不僅僅是軍事實力的較量，更是綜合實力的較量，特別是科技水平、國民素質等“軟力量”的較量。可以用六個字概括這次國際關係格局的轉變：穩定、長期、複雜。

　　戰略性機遇與戰略性挑戰是一對孿生兒，過高或過低估計是不可取的十六大報告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應該看到，這20年是許多決定國際關係格局走向的要素最終走向明朗化的時期，包括“硬的”和“軟的”國家力量、大國關係、大國興衰等，而這些要素的變化都與中國的發展有關。從內容看，政治上，中國的大國地位逐步得到承認，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大國形象正在樹立；經濟上，中國已經成為帶動地區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新的“發動機”；在軍事上，中國的潛力已經引起美、日等國的關注。抓住這一機遇期和化解外部壓力將是新世紀初葉我國對外戰略的根本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大有作為”戰略性判斷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的意願，也是國內外形勢發展的客觀要求。

　　戰略性機遇與戰略性挑戰是一對孿生兒，它們不僅僅在國際政治中共存，而且因界線不清晰而可以互換角色，過高或過低估計都是不可取的。對於中國來說，當今的戰略機遇是過去20多年辛苦的外交和內政努力爭取到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從這些成果中尋找並抓住新的機遇。

　　根據目前大國合作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判斷，大國合作在新世紀初葉仍會繼續下去。與此同時，大國實力對比也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大國興衰趨勢會更加明顯，大國之間的根本矛盾和利益衝突開始增多。傳統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均勢理念在主導大國外交和大國關係中的作用開始上升，不過，它也會受到冷戰結束以來在大國關係中逐步樹立的共同安全觀的制約。在亞太地區，“中國威脅論”的客觀存在和大國關係的複雜性給國際關係格局的順利轉型增加了難度，其中，中美關係最難調整。在這次國際關係格局轉型過程中，21世紀頭10年最為關鍵。這10年是大國合作基礎能否鞏固的關鍵時期。因此，我們更應該利用前10年的大國和平局面，最大程度地鞏固和爭取擴大合作面，並牢牢抓住“提升國家實力”這一發展宗旨。後10年的發展會有更多的“磕磕絆絆”，面對的外部壓力會更大一些。

　　在經濟領域，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席捲亞太地區的經濟危機未能阻擋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反而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出現“漩渦”效應的外部因素。“9·11”事件發生以來，這種“漩渦”效應更為明顯，趨勢越發不可扭轉。統計顯示，在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突破2800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500億美元，被認為是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在世界範圍內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實現了歷史性突破；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6000億美元。這些數字都是世界性反恐戰爭和中國加入WTO一周年所取得的成績，它不僅增強了國民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的信心，更為重要的是使更多的外國投資者看好中國市場。

　　經濟“漩渦”也就是經濟“中心”，它吸引的不僅僅是金錢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未來20年中，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中國這樣的機遇。

　　中國的外部環境離不開中美關係和敏感的台灣問題

　　談中國的外部環境離不開中美關係和敏感的台灣問題。由於美國的長期干涉，台灣問題的走向還不明朗，但中美兩國不可能在此問題上長期維持這樣的“冷和平”局面，在10年到20年內應該作出最後的抉擇，這除了看中美兩國力量對比情況外，還有大陸和台灣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台灣問題目前的特點是明顯的：一是中美攤牌的可能性還很小；二是美國不支持“台獨”，尤其是怕在反恐時期台灣搞獨立，它也在為最壞的可能做長期準備；三是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領域奮起直追；四是台灣方面在儘量維持兩岸現狀的困境中等待獨立的時機。這幾個特點都說明了台灣問題的長期性。就台灣政治來說，無論哪個政黨上台，兩岸關係都有一定的和平期和穩定期，可以為我們發展實力提供時間。另外，台灣問題是美國用以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可以長期使用的戰略籌碼。

　　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較量是長期的，最後的“攤牌”在得以延長的同時，也就相應延長了中美兩國在其他領域合作的時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中國發展國家實力也是有利的。

　　20多年來，我國的睦鄰友好外交政策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供了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中國威脅論”之所以沒有多大國際市場，得益於我國長期推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睦鄰友好外交在化解外部壓力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只要我們繼續睦鄰友好外交政策，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已經取得的成就，加強同周邊國家的交流與合作，完全爭取和平周邊環境是可能的。

　　對於新世紀的戰略性挑戰，我們要給予冷靜分析和處理，爭取它們不會妨礙我們的戰略性機遇，還要努力推動前者向後者轉變。

　　爭取戰略時間和空間，化挑戰為機遇

　　世紀之交的地區危機和衝突似乎離中國越來越近。事實上，它們越來越關係中國的國家利益。上個世紀90年代早期的國際安全問題大多與我們無關，如海灣戰爭、索馬里和盧旺達人道主義干涉、波黑衝突和海地危機，都令我們感覺那樣遙遠。然而，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我們逐漸有了“城門失火”的感覺，台海危機、科索沃戰爭和中國使館被炸、阿富汗戰爭、南亞核危機、朝鮮核危機以及可能發生的第二次海灣戰爭，都使我們感受到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上的無形而強大的壓力。加上亞太地區的大國關係很不成熟，領土爭端和統一問題在很多國家存在，主權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依然是亞太地區國際政治的實質。

　　儘管大國間的合作仍在這種地緣政治變化中存在，但這種合作關係很不牢固，隨時會因突發事件和根本利益衝突而中斷。中美關係在新世紀初“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定”。資深學者資中筠最近撰文指出，中美關係在“中國過渡時期的微妙態勢暫時不會改變，加以台灣問題一天不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疑慮和防範也不會因反恐而消失。”美國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同時發展軍事關係，但在與大陸的軍事交流和合作中多了幾分警惕和戒備，而對台灣卻多了幾分支持和縱容。美國抓住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特點，以台灣問題迫使中國調整國家發展目標和對外戰略的重心的圖謀是明顯的。

　　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20年中，中國要採取長遠對策，爭取戰略時間和空間，化挑戰為機遇。首先，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外交，爭取周邊國家對我國發展戰略的理解和支持。用互信取代猜疑，用對話消除誤解，用合作解決矛盾，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政治友好圈”，這是我們化解外部壓力的重要手段。

　　其次，充分利用經濟“漩渦”這一優勢，打好經濟牌。與軍事牌和政治牌不同的是，這張牌誰都願意要，是一張擴大合作領域和區域的好牌。我們要利用歷史機遇，在經濟上擴大對外交流，在周邊地區建立一個“經濟合作圈”。

　　第三，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軍事交流、對話與合作，尋找突破口，從國家到地區，逐步建立“軍事交流圈”，這有利於消除“中國威脅論”和緩解外部軍事壓力。我們擴大與“上海合作組織”中的其他五國的軍事交流與合作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與一些東盟國家建立軍事對話、交流渠道和機制也是比較容易的。

　　以上三個方面在政策上是相互聯繫的，因此，要相互協調，一起推動，才能打好外交上的“太極拳”。在練“內功”時，不會打“太極拳”化解外來壓力，很容易樹敵和遭到攻擊；沒有“內功”也打不好“太極拳”。練好“內功”和打“太極拳”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