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部：達賴若想同中央改善關係就應改弦易轍

中國西藏信息中心按：9月22日，應德國《焦點》雜誌記者要求，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接受了採訪，條件是《焦點》應刊載採訪主要內容。在兩個小時採訪過程中，朱維群詳細回答了記者提問。10月5日，《焦點》雜誌以譯成漢語400余字的篇幅報道了此次採訪。本中心特此將採訪主要內容整理出來，以饗讀者。

　　朱維群：首先對德國《焦點》雜誌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和你的同事到中央統戰部來表示歡迎。我希望你們的採訪能夠自由一些，隨意一些，包括提出你們認為是尖銳的問題。但是，我也希望我談的主要內容，你們能夠刊出。因為我見過不少西方記者，發現他們有一個不太好的傾向，就是當我談的內容不是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時候，他們沒有勇氣予以報道。

　　記者：多謝您這番非常熱情的歡迎，也感謝給我們這樣的一次採訪機會，我們都非常知道有這樣一個機會不是那麼平常的事情。你剛才說，我們認為尖銳的問題都可以提，那我們就當真了。

　　各國都有權根據本國實際處理自己的民族關係

　　記者：在中國，西藏是一個自治區，您是怎麼理解“自治”這個概念的？

　　朱維群：這個問題既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政治性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我們有56個民族，我們實行“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這樣一個民族工作方針。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就是少數民族人口占當地人口比例比較大的地區，我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人口8%略多一些，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面積達到我們整個國土面積的64%。中國民族分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各民族混居的程度比較高。比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西藏，除了藏族，還有門巴、珞巴、滿、回、羌、漢等眾多的民族。在普通的省市，比如我們現在所在的北京市以及中東部省，也有很多的少數民族群眾居住，他們同樣享受公民的各項權利和少數民族應該得到的照顧。各國的民族構成不一樣，歷史、文化、傳統不一樣，所以實行某種自治的國家實際上自治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樣。各國都有權利根據自己的實際來決定實行什麼樣的制度處理民族關係。換句話說，同樣是“自治”這一個詞，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理解不一樣，實行政策的內涵不一樣。誰也沒有權利把自己的一套強加給別的國家。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包括哪些內涵，這在我國的《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都有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在實踐中都得到了認真的貫徹、落實。我們會隨着實踐的發展，不斷充實我們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內容，使它更加完善。但是，我們不會偏離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總方向。如果說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應當是什麼樣子，更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現在實行的這個樣子。

　　記者：我們想知道西藏人民都有一些什麼樣的權利，他們對民族地區的發展作出自我決定的權利，能給我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嗎？

　　朱維群：由西藏各族人民選出來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政府，根據《憲法》的原則，或者在不違反《憲法》原則的前提下，享有決定西藏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各項事務的充分權利。同時我要指出，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您所理解的純而又純的某個民族單獨的自我治理。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是和國家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團結聯繫在一起的。沒有國家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團結，也就沒有任何自治可言，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如果我們國家不統一、民族不團結，我們所有的民族都要遭受帝國主義的欺凌、侵略，這個時候談不上任何自治。

　　我這裡就自治權利問題舉一個例子。譬如，有些朋友關心，藏族在西藏的幹部隊伍當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達賴喇嘛攻擊說藏人在西藏已經喪失了政治地位，我要告訴你們，這完全是假話。在西藏，自治區這一級的幹部70%以上是藏族，地區這一級80%以上是藏族，縣和縣以下90%以上是藏族。

　　達賴喇嘛的態度反映他對翻身當了主人的藏族廣大群眾的仇恨、蔑視和傲慢

　　記者：達賴喇嘛以及某些藏人對中方提出的斥責，他們的理由是，在現代化過程當中，他們被排斥在外，沒有得到充分的參與，也包括在文化和宗教事務上的足夠的參與權。您能夠理解他們這樣一種斥責嗎？藏人的確是擔任了很多職務，占的比例很大，但是這些職務都不是真正的、重要的、關鍵的職務，真正的政策是北京這邊拍板的。

　　朱維群：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廣大藏族幹部和群眾的全力投入，如果如同達賴喇嘛所說的我們的藏族幹部沒有實權，那麼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幾十年當中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西藏現在人口是280萬，藏族占到92%以上，也就是說，漢族和其他民族充其量只有二十幾萬人。您不可能想象僅僅靠二十幾萬人能把一個昔日封建農奴制的西藏建設成今天您看到的這個西藏，展現出您在拉薩和其他城市以及廣大農村所看到的景象。

　　說藏族幹部僅僅占有形式上的職務而不是關鍵性的職務，這完全違背事實。自治區政府主席向巴平措是藏族，難道這不是一個關鍵職務嗎？自治區人大主任列確同志是藏族，難道說這不是實質性的職務嗎？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統戰部長、黨委辦公廳秘書長也是藏族。就是說，執政黨自治區級組織的四個重要機構，辦公廳、宣傳部、組織部、統戰部，有三個是藏族同志當第一把手。藏族同志擔任黨、政、軍、群重要部門領導職務，多得數不過來。從自治區一級到鄉鎮一級，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統計，黨的組織的第一把手，藏族占到70%以上。達賴喇嘛把我們這麼多的藏族幹部和同志說成是漢人的傀儡，說成是占着位置而不能發揮作用，這是對藏族的誣衊。不僅完全不符合事實，而且表現出他作為舊西藏高層僧侶、大貴族、大農奴主的代言人，對翻身當了主人的藏民族廣大群眾的仇恨、蔑視和傲慢。

　　達賴喇嘛為什麼如此憤憤不平呢？原因很簡單，在他看來，如果不是他和他周圍的那一小部分人，也就是1959年因為反對民主改革而發動叛亂，失敗後逃亡國外的這部分人，由他們回來執掌政權，重操一切，那麼就不是“自治”。他所希望的“自治”無非就是任由他們這些人恢復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恢復舊西藏達賴喇嘛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而這一切是同我們國家的前進方向、西藏的前進方向，以及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是根本背道而馳的。

　　所以，現在不是我來理解他對我們斥責的問題，而是他應當接受我們中央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對他妄圖恢復舊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斥責！ 

　　達賴喇嘛的分裂主義主張和行為並沒有改變

　　記者：中國最近幾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難道不應該承認達賴喇嘛本人也發生了變化？他不是想去恢復西藏封建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貴方這樣對達賴喇嘛極度的不信任和猜疑，原因是什麼？指責達賴喇嘛在搞分裂祖國的活動，說2008年拉薩騷亂幕後的煽動者或者主謀就是達賴喇嘛，中方有什麼證據嗎？達賴喇嘛強調要有一個真正的自治，並不是要分裂祖國，而且他在勸阻或約束一些有暴力傾向的年輕人。

　　朱維群：您剛才肯定了中國這些年包括西藏在內發生了巨變，承認了達賴喇嘛代表的舊西藏實行的是封建農奴制，我想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觀點一致。但是我們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您認為達賴喇嘛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我認為他沒有本質性的變化。首先我要重複地講，達賴喇嘛當初為什麼跑出去？1959年他跑出去是因為他反對西藏的民主改革。實際上，當時中央為了照顧西藏上層的利益，已經明確把民主改革往後再推遲，而且要徵求達賴喇嘛的同意。但是達賴喇嘛為了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永遠不變，寧可發動武裝叛亂。

　　達賴喇嘛叛逃出去以後，從1959年一直到整個60年代，在某些西方國家的支持下，對我們的邊境地區進行了長達十多年之久的武裝、流血的騷擾。這個事實，我希望有些朋友不要忘記，或者故意抹殺。到了70年代末，由於他的搗亂破壞、武裝騷擾屢遭失敗，也由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達賴喇嘛聲稱不搞“西藏獨立”了，改行“中間道路”了。但是他的“中間道路”仍然是“半獨立”，“變相獨立”，本質上仍然是“西藏獨立”那一套，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這一點早在80年代初我們中央領導同志接見達賴喇嘛派回國內的參觀團的時候，就已經明確指出。近幾年我和我的同事們在許多場合多次解釋，為什麼說“中間道路”本質還是“西藏獨立”。

　　中央對達賴喇嘛一直是留有出路的，他叛亂出逃之後，中央把他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一直保持到1964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達賴喇嘛表示願意和中央接觸商談的時候，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又開始了和他的接觸。但是，達賴喇嘛這些人完全辜負了中央的好意。一是公然向中央提出了所謂的“大藏區”、“高度自治”，二是在西藏策劃了一系列的分裂主義活動和“打、砸、搶、燒”犯罪活動，在1987年、1988年、1989年這種活動達到高峰，導致拉薩1989年不得不實施戒嚴。從去年3月14日事件發生，到北京奧運會結束，他們的這種搗亂破壞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去年之所以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很清楚，就是企圖以綁架奧運會為要挾，迫使中央在所謂“實質性問題”上對他作出讓步。但是他們的這個圖謀，眾所周知，完全破產。三是在搞亂藏區沒有效果的情況下，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到處去進行所謂的“訪問”，蓄意使中國和有關國家關係產生緊張。我們希望達賴喇嘛發生您所說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應該僅僅是口頭上的，而應該是實際的。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這種變化。

　　至於您剛才問到拉薩發生“打、砸、搶、燒”事件，說是達賴喇嘛策劃的有什麼證據？我認為事實是很清楚的。第一，這個分裂主義集團包括所謂“流亡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違反中國法律的，本身就是動亂的根源。第二，從2007年開始，也就是在我們籌備奧運會期間，達賴集團特別是它的“藏青會”等極端組織策劃了一系列擾亂西藏的計劃，其中包括所謂的“西藏人民大起義計劃”。後來在拉薩發生的很多暴力犯罪事件，都和“西藏人民大起義計劃”有着密切的聯繫。第三，達賴喇嘛雖然很注意把自己的手洗乾淨，但他還是按捺不住，多次公開講話，對“3·14事件”中少數人的暴力犯罪活動給予支持，企圖煽動更大的事件。比如他曾經這樣說，無論藏人在何時何地做何事，都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比如他多次散布，說拉薩的“打、砸、搶、燒”事件是中國當局、中國軍隊干的，嫁禍於藏族。一直到今年4月24日他在美國還造這個謠。再比如，去年4月6日，達賴喇嘛在接受《亞洲周刊》採訪的時候聲稱，“拉薩大部分被燒的漢人商店，是有從事賣淫活動的場所，是有妓女的場所。”把人家商店燒了還誣衊人家是妓院，把人家人燒死了，還誣衊人家是妓女。有一個商店被壞分子一把火燒死了5個女孩子，都是18、19歲的青年人，其中還有一個是藏族，達賴喇嘛有什麼證據說她們是妓女？這像是一個佛陀弟子說的話嗎？像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說的話嗎？我這裡僅僅列舉了達賴喇嘛很少一部分言論，但從這些言論可以看出，達賴喇嘛到底是在滅火，還是在火上澆油？是在約束暴力，還是在鼓吹、縱容暴力？

朱維群說，達賴喇嘛方面多次公開宣稱，今後要談就談他的“備忘錄”，要以所謂“全體藏人高度自治的備忘錄”為接觸商談的基礎。把這樣一個已經被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經頂回去的東西，作為今後接觸商談的前提和基礎，“這裡有一點接談的誠意嗎？這只能說明這個集團里有些人患上了妄想症，已經不能夠客觀看待形勢了。”還有如果達賴喇嘛能夠敢於公開這個備忘錄的全文，讓全世界都看到他的備忘錄是什麼內容麼？為什麼他不敢公開這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