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年法蘭克福書展很熱鬧。胡杰製作的卞仲耘死難紀錄片《我雖死去》，被譯成德語上了書展，由一個小出版社譯製，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據說一九六八年他曾經是個“毛主義分子”，晚年成立這個出版社，用希臘神話中的記憶女神做名字，主要整理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他 的妻子則是維也納大學漢學家蘇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間留學北京，漢語極好。據說他們夫婦看了這個紀錄片，很震動，便決定譯製德語版發行，而中國則一直不 批准出版這部紀錄片，只有光碟在民間流傳。他們在書展上發行的電影海報，是卞仲耘生前照片，電影DVD的封套上印着她的屍體照片，腫脹、布滿創孔和淤血。

這件事蘊含豐富信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很多人後來被文革的荒謬、黑暗所驚醒，而他們一旦醒悟，又首先抓緊去做保存記憶的工作。魏格林教授還寫過一篇《如 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在網上很流行。自然，此文拿德國經驗（納粹）跟中國的文革經驗作對比，無疑極有價值，尤其她作的是關於罪與責的對比。我想，沒有 哪個民族比德國人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

同謀與受害的兩面性：中德類比

假如我的理解無誤，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希特勒曾使每一個崇拜者獲得滿足，由此也導致所有德國人都自覺是受害者，而拒絕面對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同謀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或“兩面性”，曾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種“雙重身份”的德國式尷尬，套用到中國官方的身上，果真非常合適──“存活下來”的鄧小平為首的整個中共體制，它的全部官員（走資派），當然也包括“ 保爹保媽”的高乾子弟們，既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幫凶；更典型的，還要算是“副統帥”林彪的那個集團和“小爬蟲”王關戚等人，但沒能存活下來；不知 道“四人幫”和陳伯達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國人怎麼界定戈林元帥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至於民間，魏格林認為處於一種“記憶群體”分散、割裂狀態，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訐，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 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這個觀察很準確，但是沒說原因──因為她不會知道，這恰好是官方所 樂見的一個局面。

毛澤東專殺國族同類

西方漢學家看中國或中國歷史，總會給人感覺隔了一層什麼，何況文革這種雲山霧罩的歷史呢？魏格林能看到這個份兒上，已經是“火眼金睛”了。不過，我還是想指出她某種“隔”的東西。

首先，主席與元首的區別－－德國人跟希特勒的關係，與中國人跟毛澤東的關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毛澤東從來沒有讓所有中國人都“自我滿足”、自豪過，恰好 相反，這位梟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依次讓不同的社會階層跌入地獄，飽嘗挫折感、罪惡感、“另冊”感，他用“運動”群眾的這個法寶，變着花樣挑動中 國老百姓互相批鬥，把中國變成一座“古羅馬鬥獸場”。“與人斗，其樂無窮”－－這是希特勒絕對沒有的一種興趣，大概漢學家們也很難了解，若是曾經霧裡看花 地崇拜過毛澤東的，那就更難了。

還有一層不同。納粹歧視非日耳曼人，專殺猶太人，也有個專用名詞，叫着“種族滅絕”（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澤東，還有柬埔寨那個波爾布特， 他們殺的大多是自己黨內的競爭者、自己國族的老百姓，這該叫個啥，好像還沒人發明一個名詞出來－－它跟“種族滅絕”的區別是什麼？二百年以來的“現代化競 爭”，包括“民族國家”的建構，是達爾文所謂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種族爭鋒勢成“叢林法則”，空前殘酷，但國族內部的殺戮，又當別論，乃是赤裸裸的 禽獸之舉。而且，它也使得“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份，更加曖昧，直接影響魏格林說的整個民族的“道德記憶重建”。

“全民族遺忘運動”

不可忽視的還有，在現實體制層面，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沒有任何繼承者存活下來，這使得德國人的反省沒有任何制度的阻力。但這在中國恰好是一個相反的 情形。魏格林很驚訝：“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可是，我則很驚訝為什麼她沒有問：“中國當局為什麼至 今不允許公開討論文革？”而且，中國當局在“六四”以後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遺忘運動”，難道是國際社會和西方漢學界視而不見的嗎？今天中國的年輕人，除 了還知道毛澤東是誰，對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概聞所未聞，連二十年前的趙紫陽都很少有人知道了。這麼一個民族，你還指望其有道德記憶，不是異想天開 嗎？

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還躺在對面的紀念堂里－－請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設想一下，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 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麼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着偉大領袖走”嗎？中國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着 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份就不會瓦解；毛澤東就依然俯視着中國，而在他的注視之下，人 們就不必理會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尊神像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麼深奧：德 意志民族跟着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華民族則沒有。



－－原載：《動向》，2009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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