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中美能否走出近代史上大國博弈的命定悲劇
金燦榮 著名美國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國際政治學教授。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美國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美國外交、中美關係及大國關係、中國對外政策。著作有:《多邊主義與東亞合作》、《中國學者看大國戰略》。

美國深陷泥潭的三大原因

南方都市報:我們先來看一下奧巴馬這次訪華的背景，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信用受損嚴重，而國內又深陷高失業率(已近10%，為近三十年來新高)、醫改和外部的伊拉克戰爭的泥沼，現在國際上包括美國國內的一些智庫也都在激烈地爭論:這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開始，還只是“高位震盪”？

金燦榮:任何國家制定戰略的前提就是準確判斷形勢，現在的世界格局還是一超多強，美國還是最主要的那根柱子，所有戰略家在判斷形勢的時候毫無疑問關注的是美國的地位走向。關於美國地位的興衰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都是有爭論的。當時出現了很多美國衰落的文章和著作，但90年代美國的發展打破了這種預言。到現在又出現了一輪爭論，而且是美國國內的學者為主力，包括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他就不是很看好美國。這種爭論是否會重蹈80年代的覆轍，現在還不好說。比較保險的說法應該是，美國之前因為內外政策不當，內部疏於監管，讓華爾街那幫肥貓鑽了空子，捅出一個大婁子。外部在反恐戰爭中沒有節制，打伊拉克，在政策上搞單邊主義，不和盟國商量，導致美國的軟力量下降。這種內外的錯誤導致了它現在的困境。現在需要觀察的是，新政府奧巴馬政府在試圖糾正這些錯誤，能否成功是觀察美國地位走勢的第一個要點。這個還需要一年，可能到明年中期選舉的時候，我們就知道答案了。

從更長遠一些看，美國在90年代無論是經濟，還是地位都非常輝煌，但恰恰是90年代的成功為它的21世紀的困境埋下了伏筆。

南方都市報:這怎麼理解？

金燦榮:克林頓時代美國過上了黃金日子有兩個原因，這兩個原因是非政策原因，而是戰略結構改善的原因。一是美國搞出了新經濟，搞技術創新搞出了一個嶄新的 IT產業，美國又利用超強的金融手段，在全世界呼風喚雨。這兩個的疊加導致美國獲得了超強的經濟地位，一度其G D P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上升到30%(現在下滑到23%)，這是它當時成功的基礎。現在出了問題了，“新經濟”的“外溢效應”現在沒了。奧巴馬現在也試圖用新能源作為它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能否搞出類似的創新來，把新能源搞成產業，能否再玩一輪金融遊戲，能否成功現在不知道。

另外，90年代美國享受了“冷戰紅利”，美國不戰而勝。截止到今天，美國的主流精英層都有一個幻覺。認為冷戰結束是美國不戰而勝，強調了美國“戰勝”的一面，但實際上冷戰結束的根本原因是蘇聯的主動放棄，是不戰而敗。俄羅斯放棄冷戰，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但並沒有獲得足夠的補償。但美國得意了，認為結果它贏了，“歷史終結了”，這種傲慢也體現在它的政策上，政策傲慢也就導致它行為不當。對冷戰的總結不當，是美國現在深陷困境的根源之一。這種對冷戰的總結不當最終導致矛盾的爆發，集中體現就是恐怖主義對美國的憤怒和打擊，“9•11”事件當然是一件值得批判的事件，我們不希望再次發生。但如果深究下去，我們也可以從美國的思維和行為上找到原因。

南方都市報:奧巴馬政府的努力其實只是觀察美國地位走勢的一個主觀因素。

金燦榮:是。美國新能源能否產業化值得關注，金融遊戲我覺得它很難做了，別的大國不大可能再上第二次當。大家現在都在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黃金價格最近的飆升都是證明。新經濟的“外溢效應”沒有了，“和平紅利”沒了，對冷戰的錯誤認知，這三個原因是決定美國地位走向的決定性因素。

“東亞共同體”仍然還只是一個概念

南方都市報:鳩山政府上台後提出了“東亞共同體”概念，雖然他後來出面解釋，他沒有想把美國排除在外，是媒體的誤讀。但實際上，這個概念日本是醞釀已久的了，在2004年五月，日本就成立了“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日本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概念，實際上已經意味着日本的戰略已經發生了很大調整，日本似乎以 “老二”的心態在適應亞洲地緣政治和實力所發生深刻的變換。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金燦榮:對於“東亞共同體”這個概念，我注意到中國政府有一個表態，9月28日中日韓三國外長在上海開會時，楊潔篪部長表示原則支持。但截止到目前，這個問題主要是鳩山首相在講，日本外交界的官僚沒有呼應，它還是一個很空泛的概念，它包括哪些國家，範圍就不是很清楚。

南方都市報:鳩山首相傾向於10+6(東盟、中日韓澳新印)。

金燦榮:對。鳩山後來表示不排除美國，是一個勉強的表態，美國人也聽出來了，很不高興。實際上“東亞共同體”這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的“福田主義”時期，當時福田康夫他爹就提出這個概念了，但屢屢遭到挫折，東亞呼應不積極，美國也很警惕。這次鳩山的態度最明確，想堅決往下推。他的本意是要排除美國的，但也有制衡中國的含義，所以他想拉印度過來。但現在日本到底怎麼想，我們還不知道，比如它必須有範圍，步驟、目標是什麼？是不是歐盟形態的地區一體化機構，若如此，要開放內部人員流動日本就做不到。若不是歐盟式的概念，只是現有模式的維持，那就要問，有沒有必要，因為“10+3”有了，“10+6”也有了，21國和地區的A PE C也有了，還有沒有疊床架屋，另起爐灶的必要？這些疑問需要日本來解答。

現在情況是，鳩山本人的政治地位都不穩定，他還有“捐款案”在身，他還在接受調查。日本外務省的官僚也很保守的，他們認為日本全部外交的基石是日美同盟，這個不能變。所以坦率地講，現在的“東亞共同體”只是一個概念，如何變成政策和行動，還有待觀察，但已經有影響了，比如美國就相當緊張，給中美對話多了一個話題，在日本有新動向的情況下，美國就非常關注中國，關注中國是否會堅持開放性地區主義的態度。這次奧巴馬來，美國可能會要求中國重申堅持開放性地區主義的態度。從博弈的角度來說，中國無形當中就多了一張牌。

中國的外交還會是“防守型外交”

南方都市報:奧巴馬政府上台後，非常重視中美關係，把這種關係定位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最近，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與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不同場合先後發表講話，呼籲美中兩國相互提供“戰略保障”。但我們一直也看到，美國政府缺乏應對中國崛起的連貫性戰略思維，一直在調整中，克林頓政府時期經過磨合定位為“建設性戰略關係”，布什政府先是定位為“競爭性對手”，後變成“利益相關者”。

金燦榮:總體而言，美國人具有很高的戰略智慧，又有冷靜的現實主義傳統。所以歐美日三者中，應該來說美國對中國的崛起，調整的是最到位的。現在的中美關係已經離開了過去30年的一個不良循環:當美國的政治權力由一個黨轉到另一個黨，基本上都會拿中國說事，雙方發生摩擦再到磨合，往往新任總統的第一個任期會被浪費掉。為什麼能打破這個不良循環，細追下去，有這麼幾個原因。

一是中國政府現在很會做工作，在慢慢學習中與美國打交道的技巧也成熟了。奧巴馬上台前，中國的外交部門和學者就已和他的班子進行了良好的接觸，上台之後交往更頻繁，1軌道、1.5軌道、2軌道、2.5軌道都很多。第二，改革開放30年中國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績，美國是實用主義國家，你有實力，他就尊重你，這就是有了平等對待的基礎，所謂“形勢比人強”。第三就是中國強調和平發展，強調在尊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體制，尊重美國是老大前提下經濟優先，而不是像當年日俄那樣，軍事優先，中國尋求的是一個“體制內崛起”道路。

另外，布什政府也留下了很好的遺產。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最成功的就是亞洲政策，包括中國政策。中美關係的底子不錯，奧巴馬也提出了一個新的外交思路和風格:“巧實力外交”(sm artdiplo-m acy)，。這裡面就包含一些口號，比如“3D (diplom acy、developm ent、defense)外交”就是“外交、發展和防務”，原來的外交政策中是不提“發展”的，只提“外交”和“防務”，這種外交思維與中國一貫倡導的外交思維是很接近的。在“巧實力外交”下，還有一個是“多夥伴外交”，美國現在很大方，動不動就送個“夥伴”稱號，把別人心裡弄得暖融融的，比較容易打交道。第三就是奧巴馬的班子裡面有相當多的“支華派”，他們重視中國，了解中國，知道中國人的喜好，知道怎麼與中國打交道。所以你會看到奧巴馬這10個月來對中國的重視，在外交中用了很多中國成語，動不動就“同舟共濟”、“眾人拾柴火焰高”。奧巴馬能在上任一年內訪問中國，這是從尼克松到現在一直沒有的情況。

南方都市報:將時間拉得更長遠一些，比如有些學者在總結英美世界近200年的霸權史時，挑戰國家主要有德蘇日，三者分別陷入了“地緣政治陷阱”、“意識形態陷阱”和“金融陷阱”，每一個挑戰者失敗的背後是英美往往會在一個特定時期準確地鎖定頭號挑戰者。儘管中國現尋求的是“體制內崛起”道路，但也有美國的“防範派”認為中國是在玩“潛伏”。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崛起可能是最重要的世界政經地圖變化，中國會不會被美國鎖定為下一個挑戰者？

金燦榮: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中國與德俄日三國還是有點不同。一是中國沒有強烈的意願挑戰美國，因為中國是所有大國裡面有“雙重特性”的國家，也是最複雜的國家。

南方都市報:雙重特性？

金燦榮:這個“雙重特性”有很多，與外交有關的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內部發展不平衡，兼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重特徵，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另一個是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人口有14億(實際人口比官方統計可能要多)，經濟增長連續30年保持9 .8%，綜合力量非常強大，但另一個方面中國又是所有大國里最弱的，國家還沒有統一，民族問題、環境、貧富分化、腐敗、治理上的困難、道德真空，核心價值的缺失等。從這兩個簡單的事實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就是未來二三十年之內，中國還會是一個內向型國家，一定以解決內部問題優先。這就像一個拳擊手一樣，能力很強，可以競爭奧運冠軍，但得了胰腺癌了，這個時候一定是救命要緊。中國決策層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很清楚，所以在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的外交還會是“防守型外交”，它不是一個開疆破土，創建制度型的外交，它是為內部的三大議題(政治穩定，經濟可持續，國家團結)服務的。即使個別人有想法，可能也沒能力。

二是戰略文化上，像德蘇，都屬於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範疇，它們和美國的矛盾屬於西方內戰；日本作為亞洲的一個西方化國家，它的戰略戰術也是模仿西方來做的，是一“准西方國家”，與美爭鬥也屬西方內戰。它們打架用的都是西方的拳擊格鬥方式，就是打或被打。中國是東方式的玩法:“太極”，以防為主。中國現在就是以發展經濟為主，美國再搞軍事動作，兩邊不搭界。美國到處加強聯盟，比如與印度合作，但中國儘量迴避，處處“示弱”，搞“笑臉外交”、搞“經濟優先外交”，弄得美國想揮拳都沒有着力點。

如果細究下去，我覺得中美完全有可能走出近代國際關係史上的大國政治悲劇。一是今天的國際社會已經高度全球化了，相互依存，衝突的代價比任何時候都大，制度也比較剛性化，制約力量較強；另一個是網絡的出現，跨國經濟的出現，導致全球市民社會的出現，這也是大國衝突的一股制約力量；還有一個是商業價值觀的主導性，現在全球年輕人都願意做“比爾•蓋茨”，誰也不願意做“巴頓將軍”。

穩定的中美關係有助於中國“體制內崛起”

南方都市報:山東大學的盛洪教授上周剛給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它認為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以後，應該重拾“天下觀”，中美為了避免將來的直接對抗，應該結盟共治天下，不能讓奧巴馬的“巧實力”外交孤掌難鳴。

金燦榮: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思路。總之，今天的全球化背景，美國的多元化特徵，中國文化底蘊和巨型國家的物理特徵，都使得中美有可能走出近300年西方國家史上的大國悲劇。

南方都市報:再扯遠一點，中國當下還在崛起的進程中，能否成功還是未知，為了崛起，中國本身還應注意什麼？

金燦榮:一是要樹立“大安全觀”，國內國際打通，傳統與非傳統打通。要知道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外部力量是不能摧毀的。所以，中國崛起的關鍵是解決好內部問題。外部還是要保持低調，戰略上低調，但不排除在戰術層面上、在地緣上積極作為。中國現在有一部分G D P已經走出去了，超出國界了，所以中國的國家利益也要有這種權衡。對於外部，尤其是對於周邊國家，要讓它們分享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好處，這次的四萬億投資中，比如鐵路的投資，都可以考慮往周邊國家延伸。

南方都市報:回到當前現實看，即使中國外交日漸成熟，奉行“和平發展”和“體制內崛起” 的戰略，美國也在不斷調整對華策略，中美近年來關係穩定。但從戰術層面看還是有一些結構性的矛盾，特別是較快增進的經貿逆差、能源和原料以及軍事方面。這些矛盾在奧巴馬任期內會不會成為引爆因素？

金燦榮:現在開局不錯，良好的氣氛還能再維持一段時間，但剩下時間兩國關係會如何變化，我想還是充滿了波動，但是是在整體框架穩定內的波動。為什麼會有衝突，這裡面主要有五類問題。

第一個是“爭議議題”，包括貿易、人權、軍備控制、台灣問題、氣候變化等，僅經貿裡面就有很多項目，美國對中國的要求集中在:匯率、知識產權、市場准入和繼續要求中國支持美元的中心地位；中國對美國的要求也是四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投資歧視和提升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發言權。人權永遠是美國的第一大旗，但大旗下面的議題也會變化。

第二類問題是“政策波動”，無論是奧巴馬班子內部的協調，還是奧巴馬之外的國會等的政策協調非常困難，中國隨着網民的出現，中國也越來越難了。

第三個問題是“責任分擔”，奧巴馬想通過“巧實力外交”把它的責任外包，包括外包給中國、歐洲和日本，但現在中國還沒有做好這種準備，明年它可能就與中國會吵架，說你中國不是指責我美國搞單邊主義，那現在你來買單看看。

第四個問題就是東亞合作，美國現在非常緊張，未來兩國可能也會為此吵架。亞洲是未來世界中心，美國如果失去這個地方的領導權，它的全球領導權就不穩了，亞洲的區域合作弄不好會出事。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模式”，到目前為止，證明了中國選擇的這條現代化道路是成功的，未來會不會繼續成功我們不知道，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和形勢的變換。但如果這種成功態勢還能保持20年，大概“中國模式”就能夠確立了，這個長期來講對美國引以為豪的軟實力，它的經濟模式，它的生活方式是一個挑戰。在這五個問題當中，前面三個是實問題，後面兩個有點虛，但也不排除在奧巴馬任內的3到7年內會出現。

儘管有這些問題，我還是傾向於未來中美關係是穩定的。一是中美高度重視；二是共同利益未來還會擴大，據美方數據，中美經貿達到4千多億美元，世界上兩國貿易達到4千億以上的只有中美和美加。在多邊層面上，朝核、伊朗和亞洲金融穩定等，在全球層面，氣候會議、聯合國改革、反恐和防擴散等，中美的共同利益都在擴大。三是中美經過30年的磨合，現在有很好的溝通機制。據外交部統計，現在副部長及以上級別的中美對話機制有60多個，包括著名的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保證出了什麼問題，都能找到辦法解決。第四是中美兩國力量在趨於平衡。1979年中美建交的當年，中國的G D P是1700億美元，美國是2.5億美元，大概是15倍；到2001年中國加入W TO那一年，中國的GDP剛過1萬億美元，美國是10萬億美元，10倍；到了2008年，中國是4.4萬億，美國是14.26萬億，大概是3.5倍，雙方的力量平衡曲線一直在縮小。現在中美關係中，中國是個常量，美國對華政策是個變量，常量力量的加大，有利於整個關係的穩定。第五個因素就是在可見的將來，馬英九任內兩岸關係是趨於緩和的，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也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現在兩岸關係得到改善，意味着它的衝擊力減少了。第六是現在中美關係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關係機構，這是在“9•11”之後出現的，簡單地說，中國作為美國的“問題”，處在美國問題清單的後面，中國作為美國的“幫助者”，排在美國幫助者的前面。

南方都市報:現在中國對美思維框架還是要繼續下去？

金燦榮:我覺得一代人之內應該繼續，保持穩定。但可能在10-20年之後會有所變化，但怎麼變難以預料，中國還是應該尋求“現體制內崛起”，這是中美關係穩定的大前提。中國在“現體制內崛起”，美國其實是歡迎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是獲得了好處的，從1979年貿易量200億漲到2008年的25600億，128倍，其中出口17000 多億，其實中美是雙贏，這也解釋了美國一超獨大和中國的崛起並不矛盾，按照傳統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這是解釋不了的，中國的崛起道路是關鍵。所以，中美關係10年內變的可能性不大，但10年後會不會變不知道，但我覺得變的可能性較大，這也是美國人擔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