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這個阿拉伯國家中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工業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即使今天沒有美英的炸彈落下來，經過兩伊戰爭、海灣戰爭、長期禁運、被設置空中禁飛區的一連竄打擊後，這個曾雄心勃勃的國家處於一種可悲的失敗國家狀態。

而這一切還沒結束，即將打響的巴格達之戰會使伊拉克命運如何？伊拉克人民是否會與薩達姆共存亡，還是未知數。

伊拉克，這個失敗、挫折的地區性強國，其今天的命運一定程度上是在重複歷史上一些失敗國家的經歷。這些國家不是今天所說極端落後、絕望的“失敗國家”，恰恰相反，這些國家曾經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上非常強大，但在競爭中卻遭遇了重大挫折失敗。

為什麼？

政治失敗的民族

據說，拿破崙在滑鐵廬之役戰敗後，得到一本《孫子兵法》，他看完後感嘆：如果早看到這本書，他就不會有失敗的命運了。

相信這是中國人的訛傳。百戰百勝的拿破崙得到《孫子兵法》這部軍事智慧的典籍，並不能改變他最終將在聖赫勒拿島度過餘生的命運。拿破崙應當知道，他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是，一次軍事失敗就足以讓他的政權垮台，而軍事勝利不過是延緩它的到來。

拿破崙法國之後，相繼有一批新興的全球性強國和地區性強國迅速重複了崛起、冒險、失敗的命運。這些國家直接失敗在軍事冒險上，但經濟、軍事力量卻不是根本原因，相反，往往在失敗之前，其經濟、軍事的發展勢頭是在迅速超越周圍的競爭對手。

統一德國的俾斯麥曾擔憂：今天的德國就是德國最大的邊界，謀求一個更強大的德國，將給德意志民族帶來災難。

甲午戰爭時，客籍日本的歐洲文學家小泉八雲斷言，新日本的發祥自中日戰爭開始，但日本的危險之路或許就在巨大勝利帶來的自負之中。

自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後，實力迅速上升、改變世界力量格局而沒有遭受挫折的國家，惟有美國。

對比英、美成功而恆久的崛起，這些國家歷史上的失敗，都是直接遭受了徹底的軍事失敗，但失敗的根本原因卻不是軍力不足，經濟不強，而是在政治智慧上的失敗造成，這種政治失敗的表象是外在的冒險和與多數強國為敵，而內在的原因卻是政治生活的不健全。

這是偶然還是必然現象？

法蘭西：拿破崙只能失敗一次

１８１３年６月２８日，中立的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到德累斯頓，向剛在萊比錫戰役獲勝提出要其讓步的結盟條件，拿破崙拒絕了梅特涅：“你們的君主生下來就占有王位，即使２０次戰敗，仍然可以回到自己的都城。我卻不行，因為我是士兵出身的暴發戶。一旦我不再強大並且不再受人敬畏，我的統治就完了。因此，我需要榮譽和光榮，我不能以一個被侮辱者的姿態出現在我的人民面前。我必須永遠是偉大的、光榮的、受到人民稱讚的。”

１０月１９日，法軍隊在接下來的萊比錫戰役中與新增了奧匈帝國生力的反法聯軍作戰失利。此後戰事在法國本土展開，次年３月３０日，繞開拿破崙主力的聯軍占領巴黎。

連續２０年為拿破崙付出了無數年輕男子的生命的法國疲憊了。面對無心作戰的軍隊，拿破崙接受了《楓丹白露條約》，被放逐到由他所有的厄爾巴島。波旁王朝復辟。

歸國的路易十八迫不及待地恢復大革命廢除的恢復舊制度、舊秩序，取消一切革命成果。大革命的革命**及其後拿破崙的專制讓法國流盡了鮮血，但它還能為狂熱的法國人贏得榮譽和活力，而路易十八帶來的則是腐朽無能的專制。當法國政治家馬雷等派員化裝成水手到厄爾巴島告訴拿破崙法國盼望拿破崙時，拿破崙立即帶領１０００人悄悄在儒昂港登陸。時為１８１５年３月１日。

在拿破崙離開巴黎前往厄爾巴島的途中，沿路遇到的都是憤怒地痛罵“暴君”、“劊子手”的農夫，但這次沿途拿破崙遇到的全是熱情而激動的人群，所有派來阻止的軍隊都自動投入到拿破崙一邊。

復辟，剛剛在巴黎和約上吵吵嚷嚷的歐洲君主們又組成了七次反法同盟。６月１８日的滑鐵盧一戰，法軍敗退。４天后，拿破崙再次被迫宣布退位。

１７８９年的法國大革命在革命**中，幾乎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在一連竄內耗中走上了斷頭台，最後自動把一切成果和權利交給了軍事天才拿破崙，共和國對歐洲君主國的反圍剿戰爭最後變成了新皇帝的對外戰爭，而這位“士兵出身的暴發戶”為打破舊歐洲秩序的戰爭一旦啟動，就永遠無法停止。因為，拿破崙的帝位既非合法的世襲，又非現代民主的同意之治。最後，整個法蘭西的革命成果只能靠拿破崙的刺刀來維持。

儘管在我們的教科書中，繼承了法國大革命、削弱了歐洲大陸封建勢力的拿破崙是象徵着正義與進步的，儘管在拿破崙全盛時期，法國的勢力覆蓋了大半個歐洲，但由軍事勝利維繫的僭主政治，在政治上缺乏無法自我遏止軍事冒險的渴望和慣性時，比它取代的腐朽的世襲君主專制更為脆弱。

拿破崙的上台，是大革命後法國政治精英們集體政治智力失敗的產物。而拿破崙的軍事失敗，不至於在把一場針對其本人的戰爭變成一場全民族的災難，在於這個國家還存在議會，還存在一群善於計較危險的政客和貴族。拿破崙戰敗，議會立即宣布國家處於危險中，拿破崙必須退位方能保證國家的安全與和平。再就是，拿破崙在最後一刻體現出了政治家應有的責任，沒有響應崇拜他的士兵和巴黎狂熱的市民，否則，巴黎就是今日的巴格達。

然而，一個政治智力上失敗的民族往往難以避免重複的錯誤選擇，拿破崙的侄兒又被送上皇帝的寶座，拿破崙三世的冒險終結於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戰爭。這次失敗後的割地賠款使法國永遠被趕出了第一流強國俱樂部。

德意志：兩入地獄

１８６２年９月，俾斯麥在議會演說中宣稱：“德國所注意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權力……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人的決議所能解決的——這正是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錯誤——而是要用鐵和血。”

靠“鐵與血”建立的帝國到了一戰前夕，走的比俾斯麥時代要遠的多。普法戰爭勝利後一位德國政治家的擔憂正變為事實：

“我們要警惕德國變成一個不是擁有強大軍隊的國家，而是一個擁有國家的軍隊。”　　鐵血宰相俾斯麥曾言，今後德國是做的是精心地保住現在的德國，而不是擴大。但他的警告迅速被忘得精光，小毛奇整天算計的是一次性地徹底解決法、俄，把老毛奇打下來的帝國邊界擴張到整個歐洲。但是，１９１４年８月４日，一直態度曖昧的英國對德宣戰，驚慌失措的小毛奇向德皇威廉二世的報告是：陛下，帝國的戰爭已經失敗，一切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小毛奇們沒預計到英國會參戰，更沒做把美國拖進戰爭的準備，最後，曾宣稱“除了上帝，我們德國不怕任何人”的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逃跑，留給整個民族的是空前的災難。

俾斯麥時代外交政策被改變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非僅因已成為國家和軍隊化身的威廉二世的政治智力平庸，原因在於，這個畸形強盛的國家政治生活已不完全存在。俾斯麥這種外交手段極端靈活的人也不能挽救這個民族在政治上的短視——俾斯麥“鐵血主義”發展到極限，是威廉二世再也不能容忍俾斯麥擋路。此時的德國已徹底消滅了“演說與多數人的決議”。就只剩下一種聲音：“我們也要搶得陽光下的蛋糕。”

一個當時產生了眾多最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的傑出民族，卻在政治智力上集體表現出驚人的愚昧。而政治智力的整體失敗帶來的災難恰與它的其他成就成正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實上是整個德意志民族對全世界的戰爭。

八國聯軍“懲罰”政治上極端愚昧的中國時，德國強迫滿清政府為其遇難的外交官在北京市中心樹起“克林德紀念碑”。當時有歐洲政治家感慨，以如此方式羞辱一個古老民族的民族，充分顯示出其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危險。

戰敗的德國遭受的懲罰，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是一個極端驕傲但在政治智力上卻處於兒童階段的民族必然的懲罰。

“爭取生存空間”，是德意志帝國時代列強們能體諒的“正當理由”。因為列強制訂的遊戲規則，總是約束弱者而易為強者找到“爭取生存空間”的正當理由和藉口的。

德意志民族付出的代價之大，甚至連部分戰勝國都開始同情了。然而，這種懲罰在德意志民族那兒激起的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極端的憤懣和瘋狂。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指揮德國的是政治上愚蠢的貴族和精英，這次，他們把一個曾經的流浪畫家和前陸軍下士選上台。政治主導力量越是外移和邊緣化，就意味着越發的非理性。

德國人用選票把德國交給希特勒，證明這個民族除了外部強制力量外，已經不可能靠自發秩序建立自由民主憲政，並進而成為一個政治成熟的民族。當它擁有與其政治不對稱的科技、經濟、軍事力量時，它再次主動地被打進地獄，乃是必然的宿命。

二戰爭結束後，德國不但被分割占領，一度戰勝國打算讓德國永遠從工業上剝奪其戰爭的潛力。而美國取消這一計劃，是因為德國已經成為歐洲市場上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千年易過，德意志罪惡難消。”一位納粹戰犯在審判台上懺悔道。為等到這個遲到的認識，德意志民族付出的代價是兩下地獄。

日本：因政治失敗而軍事失敗

二戰前，美國外交家席勒預言，日本有一天將崩潰，日本民族將受到重大懲罰。

日本二戰的覆沒命運，直接決定於兩次最關鍵時刻的選擇。一次是１９３７年的廬溝橋事變，一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國遞交的《赫爾備忘錄》。

１９３７年廬溝橋的槍聲，給中日兩國政府出了一道事關國家民族命運智力考驗題。是象以往一樣發生衝突後以中國道歉處分了事，還是擴大衝突乃至全面戰爭？

發動“９·１８事變”的禍首之一、日本軍部第一部部長石原莞爾一反前態，主張所有日軍均撤到長城以北，所有應負中日之戰的人員均應發交軍法審判。同時呼籲裕仁天皇親赴南京向蔣介石求和。因為他認為如發生全面戰爭，以日本的實力，必將陷入沒頂之災。持同樣觀點的是前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然而，“懲罰暴支”的聲音更大。７月２３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準備赴南京的秘密特使和其本人均為日本少壯派軍人所阻。

與其被蠶食，不如奮起一擊。華北擴大的戰事，促使蔣介石下決心在上海集中全部精銳一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被日本認為是最後通牒《赫爾備忘錄》，則是爆發全面侵華戰爭帶來的又一個生死難題。與美國是戰還是撤出中國求和？早已為襲擊珍珠港演習過多次的山本五十六認為，與美國作戰，日本必敗。日本軍閥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必敗之路。

１９３６年日本陸軍少壯派發動的“二·二六事變”，決定了日本走向了覆滅的不歸路。儘管事變被寬大地鎮壓，但事變中少壯派殘暴地殺害了多名“賣國”的日本高官，使決定日本命運的高級政客們從此被下破了膽，更荒唐的是，日本軍部成立了一個“內閣閣員甄選委員會”，內閣成員須由軍部兩名中佐認可通過。

“二·二六事變”的殘暴不但嚇破了政客的膽，也讓日本媒體從此噤聲。這個在政治制度設計上要遠較德國更容易避免政治幼稚的國家，自“二·二六事變”後，已經沒有了政治，整個民族被狂熱的中下級軍官一步步拖入全面戰爭。

而較之德國不同的是，其侵華的野心缺乏統一的事前整體謀劃，每次挑起事件擴大事態，都是下級帶着上級走，讓日本高層被迫追認。其結果在侵華戰爭中犯了逐次添油的大忌。

逐步蠶食，避免全面戰爭，是日本軍方高層的指導思想，然而政治上的“下克上”鼓舞了狂熱的下層軍國主義分子，使軍方指導思想和戰略全部被打亂。日本不但成為一個政治上愚蠢的國家，軍事戰略上也變得同樣愚蠢。

幾乎從甲午戰爭後的李鴻章開始，許多人就斷言日本將以巨大的慣性不可避免地將走向不斷的軍事冒險之路。儘管日本有一整套從歐洲學來的制度框架，但是，這一切都被視為富國強兵的手段和工具，當日本以甲午戰爭的軍事冒險得手而一夜爆富之後，能帶來更大好處的軍事，就成為可以讓一切手段為之讓路。軍事冒險的“路徑依賴”使才接觸西方先進制度的日本根本無法成為一個善於克制自己善於運用政治謀略的成熟的政治民族，當一次次冒險都成功後，它最終又蛻化成一個赤裸裸的政治落後野蠻的民族。

珍珠港偷襲發生後，赫爾對送來文件的日本大使野村話就是個註腳：“在我整個五十年的公職生活中，我從未看見過任何文件充滿了這樣無恥的謊言和歪曲，我想不出，在這個星球上還有什麼政府能說得出這些話。”

不但政府如此，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也沒有一個民族如此狂熱、偏執而且毫無理性地投入到軍事冒險之中。日本並非一個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獨裁專制國家，整個民族自覺而狂熱地投入到毀滅之路，兩枚原子彈落在日本列島而不是別的地方，這種特殊的懲罰落到特殊的民族頭上，或許並非意外。

政治成熟，必須要邁過的門檻

二戰時的德國、日本統治階層都在面臨徹底失敗時做出了自我毀滅式的瘋狂準備。這不屬於一個民族精英階層的政治智力的問題，而是一種缺乏理性和責任的獸行，一個堅持把整個民族拖入可以想象的災難的政權一定是沒有責任而瘋狂的。

無論是前面失敗的民族國家，還是今天正在面臨美英徹底打擊的薩達姆伊拉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國家都無健全政治制度設計安排以保證政治生活的自由民主，或者有制度，但卻被粗暴踐踏。它們都無法保證國家的公共政治生活有多樣化的聲音，而且，它的公民整體上都缺乏穩定成熟的政治生活習慣，缺少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途徑。

更重要的是，外在的“富國強兵”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目標中總是處於優先的地位，為了“富國強兵”，沒有什麼不可以犧牲，沒有什麼不可以為之讓路——包括即使存在的一套照搬來的政治制度。

一個後進的民族，科學、技術、經濟都是容易迅速模仿的，而政治，則在先進的發達國家多是歷史演進和自發秩序的產物，它是一套有形的制度，也是一種已經融化到意識中的習慣。科學、經濟、文化的發達是其副產品。而對後進國家而言，往往它是一種需要習得和適應，甚至需要本土化改造的設計之物。政治文明的成果要成為溶入一個民族血液中的習慣，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

從歷史上看，政治成熟是一個後進國家一道必須跨過去的門檻和考驗，在這道門檻外，後進國家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成為一個永遠不進入中心的邊緣化的、被世界遺忘的失敗國家，要麼在趕超過程中因政治智慧的實踐失敗而被強國的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