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當毛澤東一念之差，指示放達賴出境時，他大概沒有想到，他心目中那個年輕溫和的達賴喇嘛，不是《三國演義》中被諸葛亮七擒七縱、最後歸順的孟獲。他也絕不會想到，這個達賴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呼風喚雨，將西藏民族問題這樣一個本來可以如內蒙古、寧夏等地的民族問題一樣慢慢消失的問題，逐漸國際化。原本與外界隔絕的藏人，追隨達賴，湧出國門，散布世界各地，使西藏問題變成一個幾十年來令北京棘手的國際問題。

　　本月1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會見達賴，又一次讓北京頭疼了。

　　處理西藏問題，北京不妨改變過去那種生硬、被動而又效果不佳的老套路，換一種新思路。

應汲取處理台灣問題的教訓

　　首先，北京當局應汲取在台灣問題上的教訓。二三十年前，兩岸本可以在“一中”問題上達成某種今日求之而不得的協議。可是當時北京的決策者卻寸步不讓。等到“昔人已乘黃鶴去”，老一代有“中國意識”的大陸籍國民黨人退出歷史舞台，北京手中卻連一個像樣的兩岸協議之類的文件都沒有，只有一個含糊而有爭議的、難以作為正式文件拿上檯面的“九二共識”。等到這時，求“一中”而不可得，忽然變成什麼都可以讓了，退卻到只要對岸承認“一中”，一切都可以商量的地步。

　　今日西藏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此類似。達賴終究是在青海省出生，在國內生活了二十多年，曾經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多年，多少會有一些“中國情結”，他目前的主張至少在表述上也是海外藏人中最溫和的。今日達賴願意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管他是出於內心，或是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這客觀上對北京是有利的。北京完全可以，也應當將這些東西文件化，以會談紀要、公報，或協議的形式確定下來。這樣做有兩個好處：

　　一、 以免達賴和老一代流亡藏人消失後，萬一西藏問題仍然存在，會留下類似“九二共識”的遺憾。至於達賴方面希望有一攬子方案，北京完全可以考慮分兩步走。先走第一步，將今日達賴接受和承認的東西及時地文件化。至於第二步，可視情況發展而定。

　　二、化解國際上的批評聲音。這一協議化和文件化的過程，本身就是對來自國際上的有關西藏主權質疑的一種澄清，不要以為過去已經有了協定就足夠了。這種來自達賴的自願承認，本身就是對“強迫協議”一說的反駁，是有關西藏問題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明。

　　其次，北京方面應當改變與達賴方面打交道的方式。那種居高臨下，將達賴方面的人招來訓一通話，然後揮之而去的做法，那種不論達賴提出什麼，如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概斥之為“分裂祖國”的做法，甚至將與西藏問題毫不相干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作為條件向達賴提出，給外人的感覺是，達賴方面有關北京的“蠻橫”和“不講道理”的指責，似乎是事實。

　　北京不妨對達賴所提出的有利言論，不論是否出自內心，均從正面加以肯定，如：“中央讚賞達賴喇嘛回歸到愛國的立場上，回歸到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立場上，中央政府願意就恢復達賴喇嘛曾經長期擔任的國家領導人地位的問題，與達賴喇嘛進一步協商。”這樣既爭取了對外宣傳上的主動，柔和了自己的對外形象，又以揭示達賴喇嘛身為中國國家領導人歷史事實的方式，破解大部分西方人和年輕一代海外藏人對西藏歷史認識的盲點，也表明了歡迎達賴回國的立場。而且也是“鎖定了籌碼”，一旦達賴喇嘛從他所公開承認的立場退卻，也等於是自造反覆無常的形象。

應善用普世價值進行宣傳

　　事實上，絕大部分西方人，包括各國政要、國會議員等，對西藏的歷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達賴聰明地利用西方國家憎惡共產主義的心理，用“中共軍隊在1950年進入西藏”這樣一個事實陳述，成功地使西方人誤以為中共軍隊入侵了一個與中國毫不相干的國家，西藏從那時起才成為中國一部分。而事實是，中共軍隊進入西藏，與它進入廣東、內蒙古等地一樣，不過是改朝換代時，新政權繼承前朝的遺產和法統。儘管前朝中央政府在一段時期中，對西藏沒有行使實際的管理，但這並不妨礙其繼承者的繼承遺產和恢復管理權，西藏屬於中國版圖，也並不是從1950年開始的。對於這種入侵指控，北京羞於談前朝法統，卻大談“解放了農奴”、“廢除了中世紀式的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制度”，這等於是間接承認了達賴對北京的“入侵西藏”和“破壞西藏文化”的指控。因為國際社會會認為，即便人家的制度有問題，也不能以此為藉口入侵一個主權國家，更不能顛覆人家的制度和文化。

　　又如，北京應當利用當代國際社會認同的普世價值來對抗達賴方面的宣傳。如以政教分離反駁關於限制西藏宗教的指控，以現代化、自由競爭、平權和遷徙自由反駁關於移民和開發的指控，而不是去大談那些在對外宣傳上作用有限的民族優惠政策，因為世界上的通常情況是一個國家中的主體民族歧視和壓迫少數民族。外國人很難相信，“共產中國”會倒過來，會在諸如司法量刑、聘任公職、上學、計劃生育、文物保護和經濟扶助等方面上對少數民族實行比主體民族更優惠的政策。

作者是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