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白皮書：緣起、過程與結果
作者：論語1972.2
二戰剛結束，中國問題就讓處在冷戰核心的美國相當憂慮。一方面，中共在抗戰中迅速成長，此時已經“有了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包括9555萬人口、91萬軍隊、220萬民兵”，更令人矚目的是“有全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蘇聯的援助”。[1]另一方面，蘇俄的確在兌現自己於滿洲的軍援，按照前蘇聯公布的統計數據，蘇軍此時向東北共軍陸續提供的關東軍武器數量為“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1.4萬挺、各種炮約4000門……”[2]為此蔣介石在1945年11月17日致杜魯門的電報中申明：“當前之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之領土完整與統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之重大威脅”。[3]魏德邁將軍認同這一看法，他向總統報告說，“如果中共在這場鬥爭中取勝，中國就將變成蘇聯的傀儡，蘇聯就會在實際上控制亞洲大陸”。[4]
按照魏德邁的估計，如果美國不派兵直接進入滿洲，國府在東北終將失敗。當然，美軍絕不會為了亞洲大陸和蘇俄直接開戰，因為“美國對歐洲共產主義勢力日益發展所感到的焦慮與美蘇之間日益劇烈的爭吵”轉移了他的干涉動機。[5]關於參照德國模式要求在日本駐軍問題，蘇俄正式得到美國的拒絕是1945年9月在倫敦的五國外長會議上，美袂潯炊傷乖?6日明白地回絕了莫洛托夫的要求，中國外長王世傑當時就感到局勢不妙，稱之為“現代最不幸的國際會議之一”。[6]根據未經檔案證實的史料，蘇俄駐日代表團曾經恫嚇道：“不管麥克阿瑟將軍如何，蘇聯軍隊都得進駐日本”，但卻反而受到麥帥的警告：“如果那樣做，就將蘇聯代表團所有人員逮捕下獄。”
美國既然為了西歐和日本不願意在中國大陸和蘇俄為敵，只能派遣前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作為總統特使，前來重慶調停國共衝突。杜魯門在發給馬歇爾的訓令中指示：“運用美國影響力之所能及，希望中國依和平、民主的方法及早實現其統一，並敦促停止國、共雙方軍事敵對之行為”。然後更授權他向中國政府及其他領導人士率直轉達：“如繼續有軍事衝突，則停止一切軍、經援助”。[7]1945年12月22日，馬歇爾抵達重慶，向國府的領袖們傳達了上述意見，蔣介石表示接受，他做了決定：“對共方針，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權，不如准其參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軍受編與恢復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決儘量容納也。”[8]
然而，即使馬歇爾也不能遏制蘇俄日趨膨脹的侵略態勢。1946年4-5月間，國共雙方在東北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攻防，雖然毛澤東指示“不惜重大傷亡”、“不惜任何犧牲”，但林彪最終兵敗四平，未能阻止國軍的推進。在5月23日長春易手後，蘇俄為阻止國軍進一步向北滿逼近，一方面嚴厲質問中共代表：“你們為何不在關內開闢戰場，以減輕關外的壓力？”[9]其結果是山東和太岳區的共軍於6月1日開始全面攻擊國軍；另一方面蘇俄通過外交部門非正式地向美國發出警告，揚言雖說蘇俄從不干涉中國內政，“但是美國如果繼續鼓勵中國政府這種對蘇聯帶有進攻性的政策，蘇聯將不能坐視不管”。[10]楊奎松認為，蘇俄的這一威脅“不能不引起美國方面的高度警惕，馬歇爾隨後極力壓蔣停止向北滿追擊，於此不無關係”。[11]6月6日，蔣介石被迫接受馬歇爾的建議簽署停戰令，但實際上內戰已在關內大規模爆發。而此時關內中共軍隊的裝備也明顯改善，就拿進攻棗莊的共軍6個團來說，就配備“山炮10門、鋼炮6門、機關炮數門、迫擊炮20餘門，炮手均日人，步機槍多俄造”。[12]
此時，所謂的“中間階級”和“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們開始逐漸影響美國的政治判斷。1947年4月，著名的“人權鬥士”羅隆基對美國駐華外交官John Melby 的作了秘密遊說：“雖然共產主義在中國能給自由人士活動的範圍不會較國民黨給的大，但是共產主義對群眾有更大的利益，應該支持。”[13]在稍早之前，著名的自由主義憲政學家張東蓀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共產黨有一點較國民黨為優，就是它對於它的主張誠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義，則他在民主國家便不復為一個障礙了。”[14]
其後蔣介石雖然執意行憲和選舉，但其軍事、經濟、外交、政治的慘敗當在意料之中。1949年1月21日，艾奇遜（Dean Acheson）擔任美國新一屆政府中的國務卿職務，同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下野，其職務依據憲法第49條之規定，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然而，此後的中央政府既不能和，更不能戰，4月21日上午9時，李代總統拒絕簽署北平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於是朱毛聯名命令共軍“堅決、乾淨、徹底、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而命令發布之時，渡江先頭部隊已經突破了國軍的江防陣地，在長江南岸順利登陸。22日凌晨，國軍江陰要塞被占領，南京政府遷都廣州。兩天以後，毛澤東通過新華社宣稱，“南京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已於昨日宣告滅亡”。[15]
作為中華民國的盟邦和反共支持者，美國政府必須要為中國的失敗負責，於是，1949年8月5日，杜魯門政府發布了外交問題白皮書《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着重1944-1949年之一時期》（下文簡稱《中美關係白皮書》或《白皮書》），望藉此文件集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該書主要論點如下：“國民政府至抗戰末期已完全腐化，故美國於二次大戰期間所給予的20億美元以上的援助，由於國府領袖們的無能與部隊的叛降，大部分已落入中共手中。國民黨的失敗並非由於美援不足，而是因為它的領袖們無能應付危機，部隊缺乏戰鬥意志，政府也失去人民的支持。唯有美國傾全力替國府打敗共產黨，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但如此會遭致中國人民的怨恨，美國人民亦不會贊成。”
關於《白皮書》的功效，近年之台灣學界有如此評價：“其政敵卻攻擊此書選材偏頗，曲解歷史，目的在粉飾錯誤、規避責任；而在盟邦遭難時落井下石，也有失厚道。故《白皮書》的出版，對爭取美國民眾支持杜魯門政府從中國內戰抽身只有反效果，日後國務卿艾奇遜不得不承認此書的出版實屬失策。儘管如此，《白皮書》的觀點卻成為1950年代初期美國改善對國府關係的障礙，亦為美國史家解釋中國內戰結果的主調，影響相當深遠。”[16]這個論點相當公允，與此相比，1970年代的親蔣海外媒體的置評則要偏激得多。他們認為，《白皮書》“歷敘自清代以來到1949年為止的中、美關係，尤其是在涉及1944-1949年的對共產黨問題時，則對中華民國政府加以過甚其辭的抨擊，而以專事偏袒共產黨為重點。實則是再也沒有像這樣一種文書之足以和盤托出美國國務院內有親共分子存在的事實。”[17]
《白皮書》多為原始檔案匯集，卷軼浩繁，竟然長達1054頁[18]，但其主旨卻清晰地列明於該書“前言”中。此緒論即是1949年7月“艾奇遜國務卿呈總統函”，其短短8頁文字，站在美國當局的立場總結了“最近5年來之中美關係”，並為國務院之對華政策的失敗做出辯解。艾奇遜在信函的末尾第3段委婉地表明了最後態度：“時至今日，吾人必須根據事實以備會此局勢[19]，殊屬彰彰明甚。吾人所采之政策，如系以單純願望為基礎，則與中美兩國恐將兩無裨益。吾人現仍繼續相信：無論中國在最近、將來處境如何悲慘，無論此一偉大民族之大部分人民將如何慘遭一個以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為前提之政黨所壓制，但其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重新發揮其力量，而將其外部桎梏掃蕩無餘。凡以此為目標之任何發展，無論其在目前抑或在將來產生於中國，吾人均應予以鼓勵。”[20]
以上文字意味着艾奇遜雖然承認“××××××××××，而非為中國人民本身謀福利”，但他繼而代表美國政府指出，中國人民對此本質“將認識至如何程度”，“對於外來統治又有如何之反映”，僅僅在今後會影響和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至於如今在大陸面臨崩潰的中華民國廣州政府，國務院仍然堅持其2月24日宣示的“森林初崩，塵埃未定，對華政策，尚宜稍待”的基本方針。[21]
該報告在編撰過程中已經於美國政府高層傳閱，聽取各方面意見，即刻遭致嚴厲反對，其中有參議員范登堡，他曾在2月5日就正告杜魯門：“美國政府過去援蔣不力，已經備受外界指摘，……將勝利交給共產黨，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民斷難接受。或許蔣介石政權也會自我瓦解，但美國不應染此血腥之手”。[22]作為馬歇爾使華的第一助手和北平軍調部之執行長的白魯德也表示反對，他認為美國的行為“將促使國府迅速崩潰，恐非國內外輿情所能容忍”，況且“破壞停戰協定之責任90%屬於中共，而書中並無一句提及”，顯然《白皮書》“對於中共極為偏袒”，因此該書“如需發表，其內容和時機均需斟酌”。[23]指責最為激烈的是美國軍方。國防部長詹森於7月21日函告國務卿，堅決要求停止發布《白皮書》，並附上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所有人員一致同意的呈總統長篇備忘錄。其意見分19項，要點如下：
1、 國務院於此書中無端過分毀謗蔣委員長，恐將引起整個東方民族對美國之反感；
2、 書中偏袒中共而攻擊中華民國政府，造成外交裂痕，恐將影響美國今後對於國府之援助；
3、 前言（即“艾奇遜呈總統函”）的最後3段詞句，如果就是今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大綱，參謀長聯席會議不能同意；
4、 書中所引用的馬歇爾、史迪威、赫爾利、魏德邁、巴大維等將軍的使華報告，僅僅是他們的個人意見，不能代表美國最高軍方的對華觀點。[24]
但是艾奇遜的固執和地緣戰略使他一以貫之。7月29日，《中美關係白皮書》交予杜魯門簽署，在確認司徒雷登與北平的溝通被拒絕，“南斯拉夫化中共”失敗之後，國務卿遂於司徒大使離華的第3天即8月5日公開發布。該書面世以後遭到的譏評和反詰出乎杜魯門、艾奇遜的意料，中國大陸史學界認為，“美國政府本想以此為戰後對華政策進行辯護，但結果適得其反，國會內外的援蔣勢力掀起了新一輪的攻擊政府對華政策的高潮”。[25]事實的確如此，短短5天之內，國會議員所針對發表的聲明有23篇，其中19篇均表示反對。[26]
蔣介石此時準備訪韓，對於《白皮書》的內容和發表並不意外，但內心非常痛惜，他認為，“馬歇爾、艾契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徹底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軌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准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為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之污點，此不僅為美國悲，而更為世界前途悲矣。”[27]回國以後，蔣介石一面訓令在美國的宋美齡和顧維鈞大使“對美暫不請援，即使國會中的援華方案也不立即催詢”[28]；另一方面和國民黨秘書長黃少谷商議對案，隨即草擬了以下應對原則：
1、 對於《白皮書》內所認定中共為蘇俄之工具，及蘇俄違背中蘇友好條約兩點，表示滿意；
2、 鄭重聲明對於《白皮書》其他若干問題之觀察及論據，中國政府持嚴重異議；
3、 中國政府不欲因過去問題之爭辯，影響中美外交及其反共之共同目的；
4、 中國政府為促進中美人民了解《白皮書》中所舉若幹事實之真相，將於適當時間更詳盡地發表其意見及有關之事實；
5、 過去中美兩國政府間意見之分歧，應不致影響中國政府對於美國所予道義上、物質上所援助之謝意。[29]
以上文字簡單扼要，不過不失，既保持了中國政府應有的尊嚴，也為今後中美關係的發展留有餘地，因此全部為廣州李宗仁政府所採用，成為中華民國外交部8月17日相關回應聲明之要素。[30]
注釋：
1.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p.1029.
2.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著，江西出版集團2008年版，p.206.
3.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戰後中國一，p.149.
4. 《魏德邁報告》，光復書局1959年版，p.309.
5.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鄒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310.
6.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5冊，pp.172-188.
7. 《馬歇爾使華報告》第2卷，1976年版，附錄A，文件1.
8. 蔣介石日記，1945.12.23.
9. 東北局致中央電，1946.5.25.
10. FRUS,1946,Vol.10,pp.1046-1047.
11. 《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2. 薛岳致南京蔣主席電，1946.6.21.
13. John Melby之1968年版回憶錄The Mandate of Heaven:Record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p.251.
14. 《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5卷，李華興編，p.210.
15. 《渡江戰役》，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p.216.
16. 《台灣歷史詞典》第4畫相關詞條，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建會編撰，2004年；
17. 《蔣總統秘錄》第20章，古屋奎二編著；
18. 包括409頁之敘述及186件選自國務院機密檔案的文件，其中1947-1948年國府由勝轉敗的關鍵時刻，約占2/5的篇幅；摘錄其要點的簡明中文版也有243頁；
19. 指中國內戰而中共取勝的結局；
20. 《白皮書》簡明中文版，文海出版社，pp.1-9.
21. Present at the Creation,p.306.
22. Dean Acheson,1976,p.546.
23. FRUS,1949,Vol.9,p.1983.
24. Ibid,pp.1373-1382.
25. 《中華民國史》第15冊，中華書局2000年版，p.648.
26. 《顧維鈞回憶錄》第6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p.238.
27. 蔣介石日記，1949.8.10.
28. 蔣介石大溪檔案，“美政府發表白皮書經過卷”，p.136.
29. 同上，pp.141-142.
30. 《大公報》重慶版，1949.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