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與親日有不同的政治含義——答薛涌

小國寡民

讀了薛涌的《親日論是道德和文化的墮落》，總覺得有股不正常的民族情緒潛伏在他的文章中。這對於中國人如何認識自己，認識周邊國家，認識世界起着相當不健康的的作用。有必要進行一番剖析。

我讀過馬立誠的文章，我覺得馬先生從當今世界發展潮流的角度提出的建立中日友好關係的主張，不僅符合中國人民的現實利益，也有利於中國與國際主流社會長期和諧地共存、有利於中國走和平與發展的道路、促進本民族長久的福祉。這對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全球化發展的道路也是個現實的考驗。而且，從馬先生的文章中，我並沒有看到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是為了將矛頭對準美國這樣的意思。這其實是薛涌本人的一個杜撰。

不錯，歷史上的日本軍國主義集團也的確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侵略罪行。但是，在二戰結束後，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侵略罪行已經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清算。不管這種清算是否達到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受日本侵略之禍的國家與人民滿意的程度，清算也的確已經完成；而且，從英美或絕大多數亞洲其他國家現今的反應來看，基本上也認可了這樣的結果。

薛涌說，“為什麼說（中日友好）是道德文化上的墮落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因為他們準備用人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作買賣。在任何偉大的文化中，人的生命和尊嚴是高於一切的。”

我不知道提倡中日友好與“用人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作買賣”有任何的因果關係。

眾所周知，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其基本面是兩國之間經濟交流的關係。這個關係對中國而言，牽涉到了每年將近兩千億美圓的經濟往來與學習日本如何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寶貴經驗；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也是明擺在那裡的，中國與日本的經濟往來，關繫着中國本身國計民生的大問題，牽扯到兩千萬以上從業人員的工農業產品出路的問題。中國當然可以在一些歷史或道義的問題上與當今的日本人或日本當局打沒完沒了的筆墨官司，甚至可以象在毛澤東時代那樣與日本基本斷絕經濟往來——除非現代的日本人願意為半個多世紀前已基本死絕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行為頂罪、向所有不願意罷休的人不斷地叩首懺悔——否則，就是“道德文化上的墮落”。

我所不明白的是，我們可以在道德文化上不“墮落”。但是這些相關的產業，這些活着的中國人是不是應該成為中日歷史糾葛的犧牲品，在沒有定單或沒有工作的景況下悲慘鳴號，這樣才是道德文化上的升華？不講民生，空談道德，這叫做清議；中國的清議派，導致了近代史上中國無盡的痛憾與慘禍，這才是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教訓。

薛涌先生們也許會說，中日之間即便是處於冷戰的環境中，雙方的經濟交流也不會有什麼出入。可是，我必須提醒薛涌，中國與日本的經濟文化往來包括日本政府對中國數量不菲的經濟援助，是在兩國簽定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才得以開展起來的，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試問，冷戰期間的蘇美、中日、中美，中蘇……它們之間可能有現在這種規模的經濟往來麼？這也是歷史，而且更是常識。

薛涌又舉出了當年以色列拒絕德國經濟援助為例，示意中國也應該仿效以色列，如果日本人不低頭認罪，則中國應該拒不接受任何日援。可是，他又忘記了當年對以色列主要的援助來自於法國與後來的美國，有沒有德國的援助並不影響到它的國計民生；假如屠殺猶太人的國家是美國，以色列在四面都是阿拉伯敵對國家而又得不到其他歐洲國家援助的情況下，會拿自己國家的生存與人民的存亡去做道德文章而拒絕美援麼？他敢說這些莎士比亞筆下的猶太商人夏洛克的精明後裔會象他所規範的那樣大義凜然麼？

再說，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殘害與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侵略無論從內容與形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區別。二戰中的地球上並不存在以色列或猶太國，德國人與猶太人並不處於交戰狀態之中，遇害的猶太人基本上是德國的公民加上一小部分散落在歐洲各國的零星人群；德國納粹也並不是對猶奸就特別地恩陲、只殺戮不願意歸順的刁民，而是見一個抓一個、抓到一個殺一個，雞犬不留，種族滅絕。而日本對中國是交戰國，在期間對中國軍人與平民的傷害乃至殺戮（甚至包括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在內）都屬於戰爭罪行。在對人的傷害方面，德國與日本在範疇與程度上還是有重大區別的。所以，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要求德國必須對以色列人進行那樣的懺悔與實際接受日本那種悔罪的方式，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同時，有必要認真觀察一下以色列與中國在對待自己的二戰受難史等方面顯然不同的做法：

以色列對在德國納粹迫害下死亡的每個猶太人，姓名、年齡、國籍、死亡地點與時間方面都有儘可能詳細的記載；而中國人對於抗戰中死傷的中國人一會兒說是兩千萬，一會兒是五千萬，同樣，在對待舉世聞名的南京大屠殺方面，死亡的人數一會兒是十幾萬，一會兒是二十萬，直到九十年代後才說是三十萬，而且，根本就沒有類似以色列人那樣的統計、基本上都是估算，對於國民的人命計數方面，顯然不是嚴肅認真的。

以色列在建國甫始，就在全國建立了無數的紀念碑與各類建築，以追念死難的同胞與記敘民族的災難；而中國對於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民族災難，連建立紀念館這種起碼的事情也要推遲到光復半個世紀後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才予以建立。

在對待為國家服務的人員方面，以色列甚至為了一個被俘的間諜可以由總理出面，動用國家所有的力量進行營救；而中國對於自己的抗戰勝利紀念碑，對於數百萬抗戰的英雄將士可以從根本上予以抹煞，只因為他們不是自己黨派的人，甚至對自己黨派的戰鬥被俘人員進行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長期迫害與摧殘。

在對待自己的歷史方面，以色列民族可以從對自己史前的歷史包括他們自相殘殺的歷史進行忠實的記敘，而中國人連對自己的近代史、抗戰史以及49年後的政治運動與執政史的最重要的部分，都進行了刻意的隱瞞歪曲與篡改…… ……。

同樣是對這兩個民族，叫世人去尊重哪一個；要是對他們進行所謂的認罪的話，對誰才可能相應表現出足夠的真誠，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薛涌真的要對“道德文化上的墮落”表示義憤的話，就請他將義憤用對了地方與對象，不要將批判的武器指向進行改革開放、為中國未來的光明進行艱難開拓的人們的身上。

我覺得，從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及至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在對二戰的懺悔方面，態度基本上是誠懇到位的，從絕大部分亞洲國家及受日本殘害的美英等國的反應來看，這個態度也基本得到了確認。假如僅僅是中國與韓國一再提出這種問題的話，就必須問一下，毛病究竟是出在哪個方面了。我認為，所謂“道德文化上的墮落”正是中國現代的清議派本身要認真反省的問題。

一個民族的興旺發達不應該僅僅表現在它的經濟發展水平方面，更不是表現在它的憤世嫉俗或逞強好鬥上，而是表現在它的遠見、大度、明理與寬容上。美國這個國家就是如此，在對待戰後日本的問題上，它的表現得尤為優秀；同樣，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在這問題上的表現也屬可圈可點。在對待中日關係的問題上，中國也的確應該與時俱進、與世俱進了。

所謂的親日，應該表現追崇日本的生活文化方式與思想理念上，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自己的利益；如果薛涌要對馬先生進行譴責，就應該例舉他這方面的具體行為言論加以剖析，而不是以罵一句“道德文化上的墮落”完事。

我們講中日友好，是指雙方應該共同正確地面對歷史，而不是單方面的認罪與恩赦，認識的改變本來就是互動的；是指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運用國際公認的機制與準則，進行互利的經濟文化交流、處理摩擦與糾紛；是指雙方在睿智的前提下，建立互信與合作的關係，共同應對亞洲與人類面臨的種種困難、共同面對亞太地區未來的發展與挑戰。這將符合兩國人民最大的利益，這就是現實的道德與文化，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加以貫徹。

這就是本人對薛涌此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