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張先生的文章，明顯是文人託詞。在政經實務上，新加坡所作所為的用意，一定為了成為中國的朋友而得到利益（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特殊作用，包括在印度也大聲說做中印的橋梁）。但準確的提法是：不是盟友。

第二，全體華人民間的譴責，事實上，正是你唯一承認的：新加坡媒體和吳作棟總理早期對中國是否太偏激了？是就是，你也承認，其他什麼都不用託詞。

第三，但是，現在的問題複雜了。正是你的文章暴露的全部文化和品格。首先，不要自我美化，因為你們反共的歷史，你們不能忍受而要保持你們的發言權，這毫無關係！美國反華是因為共產黨中國嗎？絕對不是，否則為什麼到現在還步步緊逼已經民主的俄羅斯，完全是大國的利益。海外華人沒有人完全喜歡共產黨體制，但沒有人不重視民族利益。再說，現在的中共有那些特徵和傳統的共產黨一致，市場經濟和產權制度，任何一個溫和和客觀的華人都給予鼓勵和肯定，憑什麼是你們厭惡的對象？你們政府的應急能力強大？恐怕趕不上動員力強大的中共。憑什麼與之為友很可笑？既然你所承認的生活水平和購買力都不比我們的大城市強，既然透明度也從新加坡和台灣身上得到了驗證不是保證，你們憑什麼偏激？憑什麼不感到羞愧哪？

所以，全部的問題只有一個：你們當初太偏激了。

但你偏偏扯出複雜的品格，好象你不屑於中國的友情，你們的政治家從心理和利益都不敢這麼講，那我們就真正看到了新加坡文化人的心胸。大家都是華人，爭吵本是正常的，客觀的評價和道歉就過去了。你為什麼要如此複雜而又莫名的驕傲？好象你是在為一個不應該辯解的問題辯解，那全部的答案只有一個：你在為政府的錯誤貼金，你的說法就是極其虛偽的託詞。

附：新加坡會感到羞愧嗎？

新加坡會感到羞愧嗎？張志賢

《聯合早報》的同仁讓我到海外華文論壇去看看，並儘快寫出反駁文章，而且要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用中國人的名義寫作，以增強震撼力，同時避免樹敵。我思考了一下，覺得這回沒有必要以中國人的名義寫，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新加坡沒有必要再矮化自己，新加坡人可以更加光明正大一些。前些日子布什總統會見吳總理時還讚揚新加坡“小國，但影響大。”我們從來就不需要搞小動作來提升影響力。的確，面對沙斯的衝擊，新加坡起初毫無防備。政府的第一反應是恐懼，繼而憤怒，怒火直指中國。一時間，《聯合早報》成為指責中國隱瞞疫情的輿論陣地，吳總理取消訪問中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對此，中國人是無法理解的。新加坡是小國，兩百多萬常駐居民是新加坡之所以成為國家的根本。一直以來，政府採取“固民政策”，讓人民擁有少量可以維持生計的收入，而將絕大部分財富由國家直接掌控，這是新加坡的國家安危所系。可以毫無飾諱地說，沙斯的到來如同新馬間的供水管線被切斷、馬六甲海峽的經營權被它國買斷一樣，擊中了新加坡的要害。雖然，兩百多名沙斯患者，二十幾名死亡者，從絕對數上並不算多，但以總人口為基數的患病率和死亡率無疑是全球最高的。另外，新加坡雖然聲稱已跨入發達國家門檻，但新加坡人心知肚明，新幣對人民幣的幣值被嚴重高估了，從購買力而言，一元新幣與一元人民幣幾乎等值，新加坡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比不上上海、北京、深圳等中國大城市已是不爭的事實。新加坡的醫療水平並不高，周圍的同事通常跑到上海、北京等中國內地城市看病，那裡費用低，醫術高。新加坡地處赤道，四季炎熱，辦公場所必須使用中央空調，很難隔離傳染源。這些都是新加坡的國情。所幸的是，新加坡的疫情即將被控制。我們早期將疫情的控制歸因於媒體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最近李資政將其歸因於政府強大的應急能力。本人更傾向於李資政的看法，因為自從台灣“中招”之後，我們已經不再聲稱透明度可以防治疫情了。但這樣又引出了兩個問題：新加坡媒體和吳作棟總理早期對中國是否太偏激了？新加坡的疫情是否會出現反覆？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在亞細安與中國沙士峰會上吳總理已向中國總理溫家寶道歉，第一個問題本該已經得到解決，卻為何出現中國民間聲討新加坡媒體和新加坡政府的浪潮呢？事情還得從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史說起。李資政有一句名言：“反共不反華。”當然，這並非意味着新加坡是以反共起家的。五、六十年代，南洋的共產黨實力非常強大，幾乎奪取了政權，毫無疑問，背後有中國的支持。當年“英校生”李資政的人民行動黨僅以一票之微弱優勢擊敗新加坡共產黨而獲得執政地位。人民行動黨上台以後，對共產党進行清洗，共產黨人或者被驅逐出境，或者被終身監禁，一些共產黨領袖被長期關押在聖淘沙。隨着南洋共產黨的瓦解，華校被關閉，心向中共的華人被驅逐。新加坡1965年獨立，但直到十多年前才與中國建交，這並不奇怪。最近看到海外媒體在辯論什麼“新加坡是中國的朋友還是敵人？”感到有些可笑：一方面，中國人似乎對發生在南洋的所謂“國際共運史”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將新加坡當作中國的朋友也未免太一廂情願了？新加坡從來就不是中國的朋友。新加坡只在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新加坡希望中國和平統一，但不希望很快統一，兩岸維持現狀對新加坡最為有利。因此，當兩岸出現紛爭時，新加坡媒體以各種名義發表了超量的理性文章，本人就曾以大陸學者、台灣學者、海外學者等各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章，李資政更是奔波於兩岸之間充當“調停人”，中國人應該十分相信李資政的智慧，從來沒有認為他在給台灣通風報信。有人曾經告誡新加坡，不要成為政治是非之地，那樣將後患無窮，但新加坡依然有勇氣和智慧運作政治，在前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去世之後，華人社會中已找不到象李資政那樣的政治智慧人物了。在經濟方面，新加坡要搭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在蘇州有個新加坡工業園區，需要提醒的是，這是新加坡向中國輸出招商管理模式的一塊試驗田，其着眼點並不在於為新加坡企業在中國投資尋找據點，而是抄搬新加坡國內的招商經驗，向全球招商。中國人應該十分感激吳作棟總理帶領中國招商代表團赴歐洲招商的經歷，但需要知道的是，最有價值的項目首先被爭取到新加坡來。的確，中國人的學習能力非常強，用不了幾年，中國的招商管理模式更適合中國國情；加上江浙人的精明，在新加坡工業園區旁邊另立蘇州新區。目前新加坡本國已不再是外資的天堂，對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暫時無暇顧及。儘管如此，新加坡在中國謀求自身利益的初衷不會改變，沒有人比新加坡更關心自身的利益。因沙斯而引發新加坡和中國的民間爭論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但新加坡不會是這場爭論的失敗者，它只會讓更多的海外中國人認識和反思新加坡與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即使《聯合早報》網站在中國大陸被過濾也在所不惜，新加坡不會取消對中國的發言權。新加坡不是中國的朋友，但也不想樹敵於中國，新加坡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的人民，潛在敵人是亞細安鄰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新加坡人根在中國，血濃於水，沒有任何力量能割斷祖先的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