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外交：從策略到原則 （提綱）

作者：秋風

　　首先聲明一下：筆者只具有很膚淺的經濟學和憲政科學知識背景，對於外交問題則完全是文盲。不過，因此問題與憲政有很大關係，而近來又有若干爭論，筆者不免有表達意見的衝動。因此，本文對於外交問題的探討，只是作為一個公民，從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進行一個外行的常識性探討而已，其間甚至容有基本概念上的誤用，尚祈屈尊一讀者諒解。

一、原則外交與策略外交

　　國與國之間構成國際社會的合作與交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一個小國可以依靠短期的利益交換而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但一個大國，如欲發揮其影響力，如欲穩定地實現其自身長遠利益，如欲獲得與其力量相應的地位和地區與國際的尊重，如欲成為國際社會與正義的護持者和推動者，則必須奉行一種長期的基於原則的外交。

　　實力外交是個誤導性的詞彙。實力外交不是——起碼不完全是——實力的較量，而是一種在國際社會中對於正當性的爭奪。如果各國都完全相信實力的決定作用，那麼，根本就不需要外交，只需要互相進行實力威脅、在威脅無效後直接訴諸實力——比如制裁，不過最主要的是武力——即可。但在一個尚算文明的國際社會中，之所以產生外交，是因為，人們相信，在國際社會中，存在着某種“理”，也即某種正當性。而實力往往遮蔽了人們對於實力的運用背後的正當性依據。因為在現實的角力中，勢力往往是正當性混合在一起，而給人們印象更深刻的總是實力的震撼，而不是關於正當性的考察。

　　因此，外交研究的元問題是：什麼樣的東西能夠賦予一國的外交訴求以正當性。

　　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可以賦予一國政府的訴求和行為以合法性，並且，經常能夠賦予其以正當性。然而，在有的時候，由於國際法及慣例本身是不正當的，因此，合法性，在有些情況下，並不能保證正當性。聯合國的很多決議，儘管是合法的，但卻是不正當的。相反，有很多國家和個人的正當行為，卻不合乎現有國際法律體系。

　　從根本上，正當性來自於超越現實的觀念世界，來自於人們的正義感，來自道義，來自於其所追求之願景是否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及感召力，也即來自於人們對於其訴求中所蘊涵的價值的普遍認同。

　　這些就是外交的原則之內涵，簡單地說，本文所謂的原則，就是一種合乎人們共通的道德感、普遍的正義感的價值性目標。這種價值性目標，向自己、向自己的國民、外交上的對手（包括盟友、夥伴、第三方及敵人）、向普遍的國際社會展示了一種願景。

　　簡單地說，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一國的外交如欲成功，其價值性目標首先需要獲得其國民的認同。而這些價值性目標對於從事外交勢務的專業人士來說，也為他們的抉擇劃定了一個邊界，儘管不是非常清晰，但卻具有強大的約束力。其價值約普適，該範圍就越廣泛。

　　另一方面，這種價值性目標乃是一國獲得其國際地位的根本因素。一國可以靠實力和武力獲得暫時的強勢地位，但如無價值認同的支撐，其地位是脆弱的和短命的。共同的價值性目標可以將盟友凝聚在一起。有感召力的價值可以給世界指出一個合乎文明與正義的方向。對於敵人，價值本身則是最強大的武器。

　　我們可以說，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的，並不是第四步兵師和海軍陸戰隊第一遠征部隊，而是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的感召開力，或者換個角度可以更準確地說，薩達姆並非亡於其武力之不足，而是亡於其自我毀滅的道德價值，這種道德價值不僅使其失去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儘管有若干犬儒國家為了自身私利而罔顧這些道德價值並為薩達姆的暴政張目——而且，失去正當性的薩達姆被伊拉克民眾迅速地無情拋棄。同樣，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組成的“自願聯盟”，顯然並非完全靠利益結合的，而是與共同的價值性目標有密切關係。這些自願同盟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那些深受極權主義之害的東歐國家。

　　在現代國際關係中，原則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在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舞台表演，獲得觀眾——本國民眾、盟邦的人民、旁觀的國際社會、甚至敵國的人民——的認可是至關重要的。一種具有感召力的價值和願景，能夠使一國的外交訴求具有無法抗拒的道義力量。不幸的是，從事外交事務及從事外交研究的專業人士，依然沉浸在歐洲18世紀以來以馬基雅維里主義為根本的實力外交的傳統，通常容易忽視外交活動背後的價值因素。

　　事實上，20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外交，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質。冷戰及期間所發生的眾多熱戰——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安哥拉內戰、阿富漢戰爭等等——無不蘊涵着深刻的價值傾向。敵我完全是以意識形態來劃線。敵人的危險性的排序，也是以合乎、起碼是不反對自身價值的強弱程度為依據的。而兩種對立的價值之間的漲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物理意義上的戰場上的進退。蘇聯帝國的崩潰，歸根到底，不過是一種價值、一個願景、一種道德觀念、一種理想崩潰的結果而已。

　　人們常常在美國的外交中區別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思路。然而，從根本上說，這種差別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策略上的搖擺，而不是原則上的差異。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不訴諸種族、不訴諸疆土而以一種理想和良好政體凝聚而成的民族國家，其外交從來是以原則為本的。正是這種風格的外交，隨着美國的地位不斷上升並主宰國際事務，徹底顛覆了歐洲外交的馬基本雅維里傳統，令整個世界的外交轉向以價值、道德、政體為分辨敵我的標準，也即轉向原則外交。

如何確定原則

　　從外交活動的角度看，只有具備明確而公認的原則，才能夠確保外交政策根本上的連續性。對於外界而言，則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可預期性。因此，問題是：如何發現一個國家外交的原則？

　　從根本意義上說，外交乃是內政的延伸。外交的原則也就是政體的結構原理的自然延伸，乃是政體的一種結構性屬性。一種政體均會或明確或隱晦地體現一套基本的價值、道德、願景、理想。這種政體內在的價值，就構成了外交的原則。

　　人類經過不斷的試錯，已經形成了成熟了有關政體的經驗知識。一言以蔽之，只有自由憲政政體才能夠為國家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制度框架。如果一種政體本身就不穩定，那麼，外交的原則也不可能穩定。

　　從這一角度看，外交學者和決策者必須具有寬廣的視野，必須極大地關注政體問題。但中國外交學者經常忽略這一問題。在分析歐美之間的糾紛的時候，往往誇大了雙方利益上的策略性衝突，而忽視了雙方政體背後的價值觀的同質性，也即其原則的同質性，從而經常得出錯誤的結論。同樣，在南斯拉夫、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很多人也因為無視政體問題，而得出與事態發展完全不符的結論。

忽視原則的外交是實用主義的臨時拼湊，而忽視原則的外交研究不過是瞎子摸象。

如何確定策略

原則是相對穩定的。原則之下的策略（戰略）是多變的，但一種成功的外交，始終以原則為軸心上下波動。

　　當然，策略是多變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找到一種可以發現、修正策略的框架。

　　策略需要精英共識的支撐。現代外交是最典型的公共事務，而不是若幹當權者策劃於密室中的陰謀。策略是一個知識探索的過程：基於對於政體原則的考慮，經過公開的辯論，逐漸達成一種精英的共識。這就首先需要一個允許進行公共事務辯論的制度框架，允許每個願意表達意見者，都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諸多意見的綜合平衡，才會形成一種獲得廣泛認同的共識。

　　國家利益不是一個現成的東西，而是一個有待於發現、探索的過程。如果缺乏有利於進行公共辯論的制度框架，一個國家根本不可能正確地發現、確定其國家利益。沒有一個人或一個特殊利益團體聲稱自己可以發現有關國家利益的終極真理。不經過公共辯論的所謂“國家利益”，只是某些個人或特殊利益團體的私人利益之折射而已。發現國家利益的過程是一個公共的知識討論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也是國內不同群體利益整合的過程。只有將各種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經過綜合平衡，才能使得外交家所提出的國家利益的訴求，具有真正的公共性。

　　這種辯論之所以是必要的，也是為了增加原則與策略的透明性。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其原則可能是顯而易見的，其策略也應當是透明的。你必須讓你的盟友和你的對手對你的行為形成比較確定的預期，這樣的預期能夠降低合作與交易的成本，減少衝突的可能性。辯論的過程既是一個表達民意及整合國內利益的過程，也是向外界傳遞信息的過程。

　　從布什政府的外交安全國防決策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種共識形成過程的辯論性質。一般公認，布什行政當局內部存在鷹鴿兩派，在幾乎所有重大戰略問題上，雙方都存在較大分歧，而且，這種分歧被有意無意地透露出來，這樣的信息是寶貴的，因為它可以讓外界對於美國未來的決策提供一個觀察窗口。同時，官方與民間的智囊機構也積極展開激烈辯論。一般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時間才能達成妥協性的共識。這樣的共識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國內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同時，也為外部世界提供了因應的線索：外國人知道該去遊說誰才能搞定某件具體的事情。這樣的外交是透明的，而一種透明的外交，是一種可以討價還價的外交。

二、原則同盟與策略同盟

　　外交的基本目的就是建立同盟來對付敵人（或潛在的敵人）。同盟以其緊密程度不同而各有區別。從同盟關係的強弱程度，依次可以區分為憲法意義上的一體化（邦聯，如歐盟）、接近永久性質的同盟（比如大西洋同盟、日美同盟）、戰略性同盟（美俄同盟庶幾乎近之？）今天流行的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中美關係、中俄關係？）。

　　但仔細地對這些經驗世界中的同盟進行分析，我們發現，越是緊密的同盟，越是依據原則凝聚在一起的，對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原則同盟，比如英美特殊關係，大西洋同盟。日美、韓美同盟；而越是鬆散的同盟，則其原則之間的距離越遠，而純屬一個策略性結盟，比如上海合作組織，中美關係。

　　基於對原則與策略的分析，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探討策略同盟的劣勢，而這種劣勢正是原則同盟的優勢：

　　策略同盟創建、協調和維護的成本高，因為這種同盟幾乎完全是現實利益的討價還價的結果，幾個國家以利益的妥協換取合作夥伴在某些問題上的支持。

　　臨時性、非全面性。因此，這種同盟必然是臨時為了某些利益交叉的問題——或若干領域的利益恰好具有可交換性——而結成的。利益的交叉，比如共同的抗美目的，或者反恐怖；利益可交換性領域，比如俄羅斯需要維持其軍事工業，而中國因台海衝突而需要更新購置武器，於是雙方進行交易，俄羅斯因此而作出承諾，在衝突爆發時支持大陸。在這裡，存在多層交換關係，但其根本還是第一層最現實的利益的交換關係。

　　內在地不穩定（缺乏免疫能力）。由於是臨時的，非全面性的，因而，這種同盟內在地具有不穩定。因為，將兩國聯繫起來的紐帶較少，只要這些紐帶斷裂，同盟即告解體。

　　缺乏防疫機制。也就是說，不能缺乏抵禦第三方的誘惑。即使同盟完全基於利益的討價還價，而討價還價的標的掌握在自己手中，隨時可以撤出現有交易，而換取更大收益。只要第三方能夠給予承諾給予更多利益，原來的交易關係即同盟就會解體。

　　合作的可預期性低。正因為如此，這種同盟的合作是脆弱的，每一方都不會完全信任對方，都預期對方會隨時撕毀同盟約定，因為自己也隨時準備在有人開高價時撕毀合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極易會出現博弈中的僵局。在需要盟友支持的時候，盟友卻在觀望，而由於沒有原則的約束，一次這樣的交易，就可以導致同盟名存實亡。

　　因此，一個國家如欲確立自己的國際和地區地位，與其它國家，尤其是大國結成穩定的、全面的、可以信賴的原則同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只能臨時拼湊變幻無常的策略同盟，則自身的安全利益都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遑論發揮什麼領導作用。

三、中國的外交與同盟

　　原則同盟是原則外交的核心，策略同盟是實用主義的、策略型外交的核心。

　　人們經常談論美國外交中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分。然而，現實主義是原則之下的外交策略層面的問題。現實主義外交不等於使用主義外交。實用主義是沒有原則的外交。

　　然而，真的存在所謂的實用主義外交嗎？也就是說，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以為得計的、中國的某略家式的、西方的馬基雅維里式的實用主義外交，真的能夠維護本國利益嗎？至少我們可以斷言，實用主義的策略外交是沒有自生能力的。

　　原則外交是一個不斷積累的自生過程。同盟更多地靠共識來凝聚，一般的利益誘惑無法侵蝕同盟的基礎。同盟不是由一個中心操控的，因而，同盟內部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演進的，而不是由一個中心強加的，因而其規則是可執行的。同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由於價值觀念的感召力，本身具有自我擴展的內在機制。因而，這樣的同盟，相當於購買了一件耐用品，在演變過程中的遺產，始終具有活力，可以不斷地發揮其效用。

　　相反，實用主義外交內在地是不穩定的，是一個基於短期利益而不斷地臨時拼湊的過程。它相當於在不斷地購買一次性用品，每次購買行為的效用都是臨時的。而以前積累的遺產，經常會成為實現當前利益目標的障礙。這種同盟由於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因而不具有自生能力，也沒有任何可擴展性，它是一個具有自我毀滅趨勢的封閉的體系。

外交困境的根源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宣稱奉行不與任何國家結盟的原則。但事實上，一直有一個基本策略：聯合任何可能的力量，制約、牽制、甚至對抗美國。時殷弘的文章提出的基本目標是聯日抗美——儘管這並不是他的主要論據。還有很多人曾經提出過聯俄抗美，並不斷有人提出聯合日益強大的歐洲（歐盟）對抗美國。這樣的外交方向並不難理解。因為，兩國的外交原則是截然對立的。中國的外交恰恰是在美國主導國際舞台、從而以原則外交替代歐洲傳統實用主義外交的時代開始的，從一開始，兩種截然對立的政體所蘊涵的原則，就必然使兩國成為敵人。儘管具體環境的變化可以使兩國在策略上進行一定的妥協，但這種妥協並不能改變原則對立這一根本事實。

　　不過，考察中國為實現自身的原則所組成的同盟構想，竟然也無一例外地，都只是基於短期利益而通過討價還價形成的策略同盟。仔細考察當今中國的外交，竟然沒有一個原則性同盟構想。這是一種十足的實用主義的外交。因此，用我們上面的邏輯分析來作對照，竟然屢試不爽：

　　創建與維護的成本極高，法國與中國親密關係的每一次宣示，差不多都伴隨着中國購買空中客車飛機，儘管航空公司對此嘖煩言。

　　這樣的同盟是非常不全面的，中俄利益有多少交叉區域或可交換區域？歐盟對中國感興趣的是賣飛機。

　　中國所有同盟都是短命的，中俄的蜜月只延續了兩年。

　　其它內在不穩定、缺乏防疫機制、合作的可預期性低，無不應驗。以中亞五國上海組織為例，中國曾對此寄予厚望，然而，美軍進入阿富汗，這些國家卻歡迎美軍，上海組織名存實亡。

　　這種困境並不難理解。在60、70年代，中國的政體內在地蘊涵着極具進攻性的原則，這種原則在當時的意識形態背景下，具有相當大的感召力。中國也正是挾這種觀念、願景的力量，而獲得了在某些問題、某些地區的支配性地位。

　　然而，在目前的意識形態色彩正在消退的政體下，中國的外交原則能夠是什麼呢？現政體所內涵的是什麼樣的價值？能夠給民眾一個什麼樣的願景？具有什麼樣的正當性論證？有什麼的普適的意識形態作為支撐？所有這些，都付之闕如。如果我們早就十幾年就感嘆官方意識形態、感嘆民眾信仰的崩潰，那麼，我們確實只能說：這個政體根本已經沒有什麼內在的價值訴求可言了。

　　因此，從80年代以來，我們看到，這個政體只能以自身的存在為最高目標，也即以民族國家的主權至上作為最基本的原則，一切都圍繞這一點展開，這其實在一場外交上的“反動”：在整個世界轉向原則外交的時候，中國卻試圖回歸到歐洲傳統實用主義外交。中國以國家本身的存在為最基本的訴求。民族主義之在中國勃然興起，並不是偶然的。由此而形成的不可能是某些人所嚮往的現實主義外交，儘管它具有現實主義外交的某些外表；相反，它只能是實用主義的臨時拼湊。

　　這樣的以政權本身之存在、以國家赤裸裸的利益為唯一目標的訴求，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了，而且，在國際社會中，已經得不到任何同情，因為，它沒有任何道義上的感召力。這個時代發生的戰爭已經是人道主義干預戰爭，未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毫無疑問將是人權高於主權，國際社會的治理無疑將越來越依靠法治、依靠正義，而不是僅僅依靠實力。在這種情況下，以維護自身生存為唯一目標的、缺乏合乎全球正義標準的實用主義外交，註定了是被動應付型的。中國只能選擇“韜光養晦”，事實上，沒有價值支撐的中國外交，不可能具有任何進攻性。

　　在自己奉行實用主義外交原則的時候，國際社會對待中國也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態度。中國付出利益，才能得到朋友。環顧世界，中國似乎沒有任何道義上的盟友。因此，中國是孤立的，中國的安全環境是惡劣的。

　　這種局面是可怕的，對於一個有抱負的正在興起的大國來說，尤其可怕。因為，不加掩飾的基於實用主義的中國外交所追求的目標本身，就是令人恐懼之源。由於缺乏道義的支持，由於缺乏願景的感召，中國的強大，不會得到理解和同情，相反，必然被周邊國家、被國際社會視為一種威脅。

原則同盟與立憲

　　中國必須尋求建立原則同盟。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目前的政體在世界上是獨特的。其所蘊涵的價值本身——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也只是最粗陋而過時的民族主義——也是獨特的，而難以得到它國的理解和認同。

　　但中國如果如其所宣稱的那樣，要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至少是地區性的大國，就必須讓人們對其政體所蘊涵的價值、願景予以認同。必須讓潛在的盟國及相關國家相信，這種政體是內在穩定的，其價值是值得尊重的。只有自身形成穩定的政體架構及內部的政治透明，其行為可以預期，其它國家才會願意與中國進行緊密的合作。

　　然而，這種價值、願景從何而來？如上所述，原則蘊涵在政體中。能夠獲得國際社會尊重和信任的原則，只能蘊涵在穩固的自由民主政體中。除了自由憲政政體之外的政體，都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其決策過程是不透明的，因而，其價值是沒有感召力的，其外交行為是不可預期的，其國家行為是不可信任的。比如，執政者為了某一特權階層利益而作出的決策，在其地位發生變化後，極易被新的執政者推翻。從而使政策的連續性較低。尤其糟糕的是，由於其決策是封閉的，因而，外界無從了解其權力內部各種力量之削消長，因而對於該國之前景，無法作出清晰的判斷，因而其決策必然是短期的，缺乏原則支持的。事實上，以中國目前的外交原則，也無法博得其它大國的信任。

　　因此，從根本上說，當代中國外交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尋找、構築外交的原則，並據此構築一個廣泛的原則同盟體系。顯然，這是僅靠外交無法解決的。需要的是憲政改革。最起碼需要宣示一個明確憲政革命方向。畢竟，憲政改革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無法指望一蹴而就。但首先需要具有立憲的意志和決心，並啟動憲政改革的公共辯論。在憲政改革的公共辯論過程中，逐漸地發現國家的正確利益，並提煉出外交的原則。

　　憲政改革的前景之宣示，不僅是針對國人，也是針對國際社會的。一個對外部負責任的國家，首先是一個對內部負責任的國家。這種責任無法完全靠個人私德，而必須靠憲政制度來保證。自由憲政改革的前景不僅將為外交提供穩定的原則，也會形成一套發現和整合策略的機制，從而使策略更具有現實主義色彩。

　　另一方面，如果領導層具有改革的決心，則也應有意識地開創外交新思維，以外部的支援為內部的改革提供某種動力。一個明確的憲政改革的願景，將會獲得國際主流社會、尤其是主要大國的支持，從而拓展中國外交的迴旋餘地。

　　事實上，在目前國際格局下，任何國家外交的核心都是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因此，如果中國領導層欲尋求實現外交策略上的突破，尤其是尋求有益於推動立憲改革的外交政策突破，則突破口是顯而易見的：確定一個更為積極的對美外交姿態和策略。只有與美國建立原則同盟，才有可能使中國在與其它國家的策略同盟中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由於兩國在道德、觀念、民風上的相似之處最多，中國與美國建立原則同盟的可能性，遠遠大於與任何其它國家建立原則同盟的可能性（關於這一點的論述，參見劉海波博士的文章）。當然，這個同盟的前提是中國進行政體變革，起碼是公開宣示變革的方向和藍圖。

　　除此之外的任何構想，尤其是希望聯合其它力量抗衡美國的構想，既嚴重限制中國外交策略的迴旋餘地，也不利於國內政體向着健全穩定的方向推動。這種缺乏原則支持的實用主義的策略，或者可能會得益於一時，但最終會使中國付出內、外雙重代價。

（2003年5月中旬）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3年0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