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華人類型 |
| 送交者: dong 2003年05月28日21:11:15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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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英成博士（文） 除了同文同種的定義外，本文嘗試探討同種不同文的“中國屬性”的可能性。內文主要以新加坡華人使用的華語變體與移民文化進程為探討範例。
移民到海外的華人族群，在與當地語言文化接觸的過程中，總會經歷不同的適應階段：從初始的調適、進而逐漸融合，甚至發展到完全在地化。在地化過程通常需要經過幾代人才能完成，部分海外華裔族群甚至發展出獨具一格的語言變體、生活習俗。 以新加坡為例，根據移民的時間先後、從事的職業類型、祖籍語言能力的退化程度、在居留地的文化融合情況等，便可將本地的華人略分為三大類型：土生華人、新客及新新移民。這三大類型的華人不時因對“中國屬性”的不同認知而發生齟齬，越晚近的移民者往往指責前者“數典忘祖”或作風西化，這些爭論中也無可避免地糾葛着居留地政經教育資源分配的利益衝突，而華語則經常成為爭議的焦點。
中國海上貿易發展歷史悠久，1405年鄭和率領浩大艦隊開始七次下西洋的壯舉，更讓中國成為當時最大海上貿易強國。15世紀，中國福建省與廣東省不少商人陸續移居馬來半島，並與當地的馬來婦女或異族女奴通婚，生下的兒子稱為峇峇（Baba），女兒稱為娘惹（Nyonya）。他們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早期華人移民統稱土生華人（Peranakan），這些華人在家使用祖籍方言或峇峇話，生活力求保存傳統的華人禮儀習俗，在服飾及飲食方面，又創造出中馬合璧的雜質特色。 明朝中葉以後，倭寇為患，朝廷厲行海禁，不但禁造雙桅大船，對通番下洋者的處罰也極為殘酷。滿清政府深忌漢人在海外聚集將成為反清新勢力，在康熙56年（1717年）實行南洋禁航令，一方面禁止商船到南洋，也諭令南洋的中國商民回國。“所去之人留在國外，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一月，仍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解回立斬。” 清中葉對海上貿易的限制雖然放寬，但對南洋移民仍充滿不信任感，限制移民出入國的禁令也更加完備，這種視移民為盜為奸，殺之不足為惜的態度，迫使土生華人只能選擇在東南亞居留地落地生根。 1819年，英國萊佛士將新加坡開發為貿易商港後，熟悉英國制度的馬六甲、檳榔嶼的土生華人紛紛移居到新加坡島。他們接受英文教育，通曉英語，認同英國殖民者的價值觀，在殖民政府部門與商行任職，享受特優的社會地位與待遇。 自英國殖民地解體後，英校生不再與英國政權有從屬關係，轉而追求“身在何處”（Where you're at）的本土自主權，他們在政治觀念上徹底馬來亞化，在新加坡建國過程中積極地扮演主導地位。他們對於“從何處來”（Where you're from）的中國認同相對薄弱，甚至與當時的中國共產政權產生敵對關係。 目前新加坡土生華人只剩少部分在家仍使用祖籍方言或峇峇話，主要的家庭及工作語言都是英語，甚至是本土化的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他們通常無法聽說華語，更遑論讀寫華文，往往得透過英語來認識中國文化。
19世紀末，清朝式微，鴉片戰爭慘敗後，更被迫簽訂允許西人在華招工的條約，晚清時期海外華人數量激增達數百萬之多，分布區域從南洋到美洲、非洲、澳洲。此時期移民南洋的勞工、工匠、零售商泛稱“新客”，多半操着原籍地的漢語方言，包括俗稱的福建話、潮州話、海南話、福州話、廣東話、客家話等。這些方言分別隸屬於南方三大方言群：閩方言、粵方言、客方言，相互間的可懂度很低。 這些新客的教育水平低，而且大部分為文盲。在血緣、地緣、業緣的基礎上，建立同姓或同宗親組織、同鄉會館與同業會館等華社組織。他們通常與祖國維繫着較為密切的個人與文化聯繫，“華僑”也成為重要的革命之母，大力支助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民主建國大業。 新客大多讓子女接受民辦的祖籍方言或華文教育。通商大埠新加坡遠在清道光年間，就有華文私塾存在。而後僑領、會館紛紛致力興學建校，當時的“華校”一方面教導學生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化，灌輸學生倫理道德思想；一方面也教導他們掌握基本謀生技能。 二戰後初期，雖然華校生也認同居留地的歸屬性，但是他們仍期盼與“從何處來”的祖國維持着象徵性的文化聯繫，而當時東南亞國家正與歐美列強聯手防堵共產思想蔓延，這些自認“中國屬性”濃厚的華校生，政治效忠自然受到土生華人及本地其他族群的懷疑。 由於華語在海外移民社會處於劣勢，新加坡獨立建國初年，許多華校生家長為了不被英文主流邊緣化，紛紛把子女送往英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華校生也對下一代的不純、不夠中國化感到羞恥及不正當。總之，新加坡的華校生在本地社會處在一種兩面受限的矛盾狀態：既“太中國化”又“不夠中國化”。
八九十年代，在吸引外來人才的全球化潮流下，新加坡政府極力歡迎中國大陸與香港居民移居到新加坡。這些近期來自中國大陸、香港以及台灣的移民，已形成本地的華族“新新移民”，對新加坡華社也帶來新“中國屬性”的衝擊。 近年華文報章出現了大量新新移民的投書，內文往往突顯他們出身自正統中華文化的優越感。他們投書批評新加坡華人的西化作風，也鄙視不純正且被污染的新加坡本土華語。對於要求華語的標準化，他們的呼聲也最高。 這些新新移民的不滿現象正好反映他們身在異地、心在漢闕的客居心態。其實，對想像中的祖國產生認同，往往是新新移民在居留地被邊緣化的一種徵兆，他們希望藉此得到快樂、尊嚴以及替代性的歸屬感。
華人到海外居住，為了與當地人溝通，便創造本土語言變體，例如早期土生華人說的峇峇話，便是糅雜祖籍方言及馬來語而成。而目前在新馬地區通用的本土華語變體也是一種歷史的沉澱物，各類詞彙具體反映出不同移民階段的社會文化變化面貌。 最直接的途徑就是承用或摹擬在文化上占優勢或通用的當地語言，藉此產生音譯外來語借詞，以表達新的概念與事物。例如：反映西方事物或觀念的英語移借詞（例如：固本、禮申），以及反映當地住民的食品、植物、服飾、景觀等的馬來語移借詞（例如：巴剎、甘榜）。可見，音譯移借詞乃初期移民調適當地文化的語言產物。 同時，他們也以祖籍方言詞語表達當地的風土民情。這些與中國普通話同實異名的祖籍方言移借詞，可視為他們開始對當地文化認同的象徵，而這些反映早期華人生活情況的祖籍方言移借詞（例如：燒水、割車），後來也融入本土華語詞彙。 另外，在以英文為主導工作語言的新加坡當代社會中，也有許多新加坡1965年建國以來的自產特有意譯詞語（例如：組屋、擁車證），以反映本地生活環境與政府推行的政策。從音譯轉至意譯移借詞，標誌着人們已從作客心理階段開始發展至聚合階段，並被當地的優勢語言與文化所融合。 可是，由於對優勢語言英語的掌握不足，新客及其後代經常在一個句子裡轉換或者混雜不同的語碼。這表明說話者已陷入詞語匱乏的困境，通常被視為語言不熟練的半語說話者，無法有效地使用雙語的證據。 從音譯與意譯移借詞到句內語碼轉換，再到句間語碼轉換的語言衍化，可以看出新客已經進入同化期，並確定落地生根的想法。對第一代移民而言，榮歸故鄉只是虛幻的期盼，而第二、三代移民對祖輩想像的祖國已感到相當模糊與遙遠。 新客的第二、三代移民更努力學習當地主導語言，而且他們也有能力根據不同語域，例如：巴剎、小販中心、一般商店、百貨公司、餐館、郵局、銀行、政府部門等，選擇適當的語言對應。 由於高度融入本地的主流文化，不管是新客或新新移民的後裔將越來越能流利地使用強勢的英語，他們或許還保留少數的祖籍詞語以及殘餘的祖籍“口音”，但他們的語言選擇隨着時間將與土生華人越來越難區分。
從50年代的兩極化華英校教育制度，逐漸衍變到80年代以後，全面施行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母語”（華語）僅為一門必修科的統一雙語教育制度。新加坡學生因為在學校接觸英語的頻率比華語高，新一代雙語人掌握英語的能力自然遠勝於華語，同時也出現各類華文專才短缺的現象。 而從1980年至2000年官方人口普查數字也可看出，由於政府所推行的語言計劃，華族社群語言生態出現巨變：以華族祖籍方言為主要家庭用語的華族人口急劇下降。反觀，華語後市看漲。至於英語，則呈現穩定增長。 雖然英語目前處於次位，但由華族年輕一代以英語作為主要家庭用語的人口增長趨勢來看，這種每年大約以2%推進的“脫華入英”速度，如果沒有任何外力介入，快者30年、慢者50年，新加坡華人的族群母語將變成英語，而華語變成透過課堂學習而來的外語。 正因為以英語為媒介的歐美思潮、通俗文化，在本地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為避免喪失自身的文化特性，新加坡政府特別強制規定華族學生必修華族“母語”——華語，還以華文科作為進入大學門檻的準則之一。新加坡政府採用“種族＝語言＝文化”的公式，認為母語的學習有助於灌輸中華文化價值觀，可抑制一些負面的西方價值觀泛濫。 自80年代末，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以英語為行政語言的新加坡政府，也開始賦予華語一定的經濟價值，希望華語成為開啟中國經貿與投資潛能的工具，這也導致新一波的華社論戰：學華語是為了經濟利益，或是文化認同？ 另一方面，許多在家講英語的華人族群，對強制修讀華語母語課程的政策還是有所反彈，甚至為此移民。近年來，政府為了撫平講英語家庭的不滿，還特為華語程度低落的學生開設華文B課程，以調低大學入學門檻的最低母語水平。
中國作家王安憶在一個關於新加坡華語問題的座談會上，曾公開表示她“為新加坡擔心的是在於它沒有一個徹底的純粹的語言”。並認為“新加坡的問題並不是說不說華語的問題，而是它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語言的問題。這語言應當不僅是工作的、科技的、實用性功能的語言，還是文化的、情感的語言。所以，假如它能夠將英語掌握得如同英語社會那麼純熟與精深，就不必非要說漢語。” 王安憶建議沒有能力講純粹華語的新加坡華人乾脆放棄華語，努力改學純正英語，她內心充滿着對使用混雜語言的新加坡華人的憐憫（或輕視）。許多尊崇“正統”的中國人無法了解新加坡華人為何不要求自己講一口“標準”、高純度的華語或英語，甚至還自認中英夾雜的語碼為本土特色。他們無法了解本土化的語言夾雜現象，其實正反映多元文化的本質，身具多元文化屬性的人不見得比單一屬性的人低下。不覺得“羞愧”的新加坡或其他海外華人，甚至認為自己可以善用跨邊界的游動優勢，“顛覆”原來祖國或當地國的語言霸權，創造多種文化或歷史詮釋的可能性。 新加坡華人比海外其他地區移民幸運的是，新加坡華人擁有國家主權及政策制定權，政治領導者也可以自由地視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需要，主動調整國民的華語接觸度與中華文化認同。或許新加坡人的華語程度有高有低，但他們都可以很自信的表明自己是“新加坡華人”，也不會因此對自己的文化源頭何在而感到困惑。新加坡華人不必像其他地區的華人移民常常困擾於“會不會說中國話”，新加坡華人擁有的自尊與信心，豐富了中國屬性的內涵，更讓它多了份務實彈性及創造活力。 以活躍於國際劇壇的新加坡劇場導演王景生為例，今年六月他受委策劃德國柏林“正在過境”（In Transit）藝術節；緊接着他導演的音樂劇《牛郎織女》也在美國林肯中心開演；他的最新作品《尋找：哈姆雷特》（Search: Hamlet）近日也在丹麥成功演出。王景生接受新加坡華文媒體專訪時表示，他漸行漸遠後，越感覺到本土化的必要。他說，在國外看戲，當演出能讓他更了解作品來源地的情況，往往特別感人，而“我的作品，也在敘述我所來自的地方的人類處境。” 兼通中英雙語的王景生正是因為他雜質的新加坡本土特色，才能在國際劇壇占有一席之地。再以在美國聲名大噪的華裔美籍作家譚恩美（Amy Tan）、徐忠雄（Shawn Wong）、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趙健秀（Frank Chin）等人為例，他們書寫漂泊離散、悲喜參半的華裔家族史，以英文為主要載體的作品中，大量出現斜體拼音式的華文、中國俗語或俚語，這種雜質英語明示了使用語言的主權及創造語言的能力。他們自外於“標準”英語的書寫，容許不同的聲音發表意見。華美作家的作品說明了族裔屬性及語言無所謂標準或單一。 如果說以標準華語作為檢驗“中國屬性”純度是語言霸權，以傳統中華文化為量尺更是緣木求魚的作法。“中原文化”本身就是不斷演化的，它曾因五胡亂華、五代十國、元、清等異族入主中國，形成不同歷史時期（例如：東漢的洛陽文化、北宋的東京文化、清朝全盛時期的北京文化）的文化特質。 自19世紀中葉，中國被列強的船堅炮利敲開大門後，從維新到五四運動的百年反思中，西方民主科學的思潮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最大動力，中國共產黨更徹底接受起源於歐陸的馬列主義，還曾發起運動破除四舊（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舊思想）。以正統“中原文化”為名的中國屬性早已滄海桑田、幾番更迭，海外華人移民又怎麼可能尋回夢中那飄渺的原鄉。 總之，中國屬性的意義並非單一及一成不變，更不存在預設的正統實體。中國屬性不該限定在“同文同種”，按照華文程度區分高下。它應該開放為中國及海外華人共有，而且需要跟着個人或群體與環境、經驗的相互作用，不斷重新被界定、被表達。 不必諱言，因新加坡建國初期的政策，導致年長一輩的受華文教育者至今仍存有被鎮壓的陰影。而被邊陲化的他們，也只能以“數典忘祖”反擊受英語教育的主流族群，鎮日憂心於華族母語及中華文化的流失，會影響年輕一輩的種族認同意識。這個撕裂的舊傷痕必須被正視，然而簡單響亮的愛國口號，或回歸傳統中華文化的夢想，都不可能讓傷口癒合。 唯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讓中國屬性成為開放的身份意符，才是最後和解的方案，對新加坡的講華語社群/講英語社群如此，對海外華人/中國人也同樣適用。無論如何，新一代新加坡或其他地區的華人，族群認同再也不同於他們的祖輩，不管是王景生或譚恩美，都得重新尋求自我的文化定位與認同。 在這彼此依賴又快速變遷的全球化競爭時代中，世界各地的華人何須再內耗於相互的敵視，唯有打破純度中國屬性的迷思，尊重彼此的差異，進而利用本土與全球、此處與他處、過去與現在等雙重文化特性，在居留地與想像祖國間保持創造性的張力，進而深化豐厚自身雜質而具獨特性的語言與文化形式，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被東西方任何主流文化淹沒，並得到他者或世界其他族群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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