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至1945年間中國進行的八年全面抗日戰爭，是落後的農業國同工業國之間的較量，其中既有落後挨打、四億國人無奈幾十萬倭寇何的慘痛經歷，又有以土槍刀矛同洋槍大炮拼搏的悲壯。當年以武器裝備的綜合實力而論，日強中弱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腐敗的當權者和一些唯武器論者恰恰抓住此點，為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無能、消極防禦作辯解。如今的人們要正確地認識歷史並啟迪未來，不僅要注重總體概念的定性分析，也應從武器的數量質量、配置和應用等方面的定量分析入手，才能很好地總結出抗戰期間雙方在裝備方面較量的經驗教訓，通過“人-武器”結合的水平看出軍隊的戰鬥素質。

　　中日兩軍武器差距主要在於系列化、標準化程度

　　人類進入多軍兵種協同的立體戰爭後，武器的對抗便成為複雜的系統對抗，發達國家軍隊裝備優勢的一個重要表現便是系統配套、標準化強。舊中國雖科技落後，畢竟是有一定經濟總量的大國。1937年中國工業產值為13.6億美元，農業和手工業產值約合50億美元。日本工業產值為60億美元，農業、漁業和手工業產值約40億美元，雙方以國家總財力對比差距並不太大。國民政府因缺乏工業基礎，國內兵工廠只能生產少量輕迫擊炮、步機槍和子彈，多數武器要從國外進口。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多數武器購自德、蘇、英、捷克等國，其多數品種質量還略優於日軍裝備，然而因財力不足外購數量有限，且配套性很差。

　　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於 1928年北伐結束時宣稱“完成統一”，實際上國內仍處於新軍閥割據狀態，財源多被地方豪強截收。至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前，南京政府年財政收入僅17 億元法幣(當時折合5億美元)，日本政府年財政收入卻達50億日元(折合15億美元)。此外，1931年日本利用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輕易占領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東北地區，在那裡建立偽“滿洲國”，其每年十幾億日元的財政收入也歸日本支配，因此在全國抗戰之初日本對華便有了四倍的財力優勢，且能集中使用(中國的財力使用也由各地把握無法統一)。從雙方綜合國力的系統對抗看，中國大而雜亂無章，日本小而有序，有人形容是以一盤散沙對付一個組織嚴密的蜂團攻擊。

　　抗戰期間中日雙方主要由陸軍交戰，空軍只以輔助作用。當年中國內地交通條件差，陸戰多由徒步和騾馬部隊流動進行，重炮很少使用，雙方主要以步兵武器和輕型火炮交鋒。侵華日軍步兵的標準武器，不少人在電影中看過──士兵扛“三八大蓋”、“歪把子機槍”，軍官挎“王八盒子”，其性能在當時的世界上已屬落後於西方國家和蘇聯的裝備。

　　日軍對華作戰的單兵裝備，主要使用6.5毫米口徑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槍，其具有精度好、射程遠和槍身長利用於白刃格鬥的優點，卻也有口徑小、殺傷力差的弱點。軍閥閻錫山的太原兵工廠在二十年代曾一度仿造該型槍，部隊拿到後卻反映其殺傷力小而不喜歡。從清末起，中國軍界大都看中德式7.9毫米口徑槍械，最早大批量裝備的步槍便是毛瑟槍的改進型──“漢陽造”。1935年南京政府根據德國顧問建議，以德式Kar98毛瑟步槍為標準統一全軍，除外購外並在國內仿造為“中正式”(連同Kar98一同俗稱為“七九”槍)。此種槍在二戰中也一直是德軍主要裝備。參加過抗戰的老人大都知道，“七九”槍的傷口進去的眼小，出來能帶出一塊肉;6.5毫米的“三八大蓋”不僅口徑小，且因彈道設計缺陷造成“進去多大眼，出來多大眼”。當時人們戲稱：“用三八槍打中鬼子，過幾天鬼子又回來了”;“三八槍打中抗日戰士，養幾天傷繼續抗日”。日軍也深感三八槍威力小，1939年研製出7.7毫米口徑的九九式步槍，性能與德國Kar98式相當，卻因生產能力所限，只優先裝備關東軍和後來的南方軍的精銳師團，中國關內戰場的“支那派遣軍”還多繼續裝備“三八”式。日軍所用輕機槍主要是人稱“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1926年)式，後裝備中國人俗稱為“拐把子”的九六年式(1936年)。這類機槍供彈不暢，加上通用的6.5毫米子彈殺傷力不足，性能均不如中國各派軍隊主要裝備的捷克式輕機槍(通用德式7.9毫米彈)。日軍於1939年研製出7.7毫米口徑的九九式輕機槍，也因生產能力不足未大量裝備。戰時日軍的重機槍為九二式，使用 7.7毫米口徑子彈，耐寒性好，缺點是靠彈板供彈操作不便且易卡殼。當時中國軍隊的重機槍多屬馬克沁式，除需水冷這一麻煩外，可靠性優於九二式。

　　侵華戰場上的日軍沒有裝備衝鋒鎗，是拘泥於日俄戰爭的經驗，認為“一門百發百中的大炮要勝於一百門百發一中的大炮”，感到衝鋒鎗耗彈多且精差，又不符合日本武士最後以刺刀決勝的觀念。抗戰前中國各派軍隊購買了德、美多種型號的衝鋒鎗(當時俗稱“花機關槍”)，後期又大量裝備了美制湯姆遜、英國的斯登衝鋒鎗，近戰時火力密度要占優勢。尤其是在遠征印緬的叢林戰中，中國士兵與日本兵在草叢和密林中相遇時，往往在幾十米內才能發現對手，此時手持衝鋒鎗以“彈雨”傾瀉過去就會大占便宜。

　　從手槍對比看，日本南部十四式手槍(“王八盒子”)因彈簧鋼質量差供彈常出問題，被稱為“二次大戰中最差的手槍”。中國進口的手槍型號雜亂，多數是德式毛瑟駁殼槍。德國生產此種享譽世界的手槍100多萬支，多數銷到中國，軍官和豪紳大都最喜歡“二十響”。該槍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自動手槍，使用7.62毫米手槍彈，相當於野戰手槍。德、日兩軍認為此型槍用於野戰威力不夠，用於防身又太大太重。納粹德國後來停產此型手槍，本國軍隊很少裝備，日本仿造少量此型槍只裝備少數特殊部門而未配發至作戰部隊。

　　抗戰初期，日軍地面重武器數量多於中國軍隊，性能卻並不占優勢。日軍一個甲種師團支援火炮有24門四一式75毫米山炮、12門75毫米加農炮(亦即野炮)和24門三八式70毫米步兵炮，性能不及同期中國購買的美、蘇、德等國產品。中國軍隊的山炮口徑以75毫米居多，其中德國克虜伯廠製品性能最優。在迫擊炮方面，中國主要裝備的82毫米炮與日軍的同類武器性能相當，不過日軍大量裝備了50毫米口徑的八九式擲彈筒(一個中隊有6具)，具備一定近戰火力優勢。抗戰後期國民黨軍大量裝備了美制60毫米迫擊炮，性能和威力才明顯優於八九式擲彈筒。

　　在航空兵方面，抗戰初期中日雙方飛機質量相差不大，日方卻占有數量優勢。中方主要裝備美制霍克III戰鬥機，隨後主要補充蘇制伊-15和伊-16，日軍主力戰鬥機為中島九七，川崎九一，三菱九六，雙方戰機性能基本相當。1937年夏中國空軍僅有作戰飛機314架，飛行員700名。日本陸海軍航空兵卻有作戰飛機2100架、飛行員近1萬名，加之其飛機多系國內生產，年產可達數千架。中方開戰一個月後人機損耗便無法彌補，制空權完全落入日軍手中。此後兩年間蘇聯以“志願航空隊”名義派來2000名飛行員並援華1200架飛機，卻因數量不如日軍未奪回制空權。1940年日軍裝備當時世界上性能最佳的零式戰鬥機後，質量壓倒了伊-15和伊-16，中國空軍便採取避戰保機。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提供性能與零式相當的P-40戰鬥機。進入1944年以後，中美空軍又裝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活塞式戰鬥機P-51“野馬”式，在華日軍航空兵的川琦式、零式戰鬥機已不是對手，大陸戰場上空便很少見日機蹤影。

　　抗戰期間日本陸軍裝備技術水平不高，主要是因工業水平落後於美英蘇等國，戰前其軍工生產就實行“重點主義”，在飛機、艦艇方面追趕國際先進水平，地面裝備則放在次要發展位置。1939年夏日本關東軍在諾門坎與朱可夫指揮的蘇軍交鋒，其落後的陸戰武器抵擋不住機械化部隊，第6軍大敗陣亡1.8萬人(死亡數為蘇軍三倍)。此後日本陸軍雖提出改進陸軍裝備，卻因太平洋戰爭期間實行保障海空的“超重點主義”，仍無力兼顧。當年數量大大少於國民黨軍的日本陸軍能用性能並不占優勢的裝備在中國橫行，重要原因在於其系統化程度高。

　　日本從甲午戰爭前夕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兵工業，裝備基本系自產。舊中國的腐敗和不統一，在武器方面表現為自制力差，外購也混亂無序。各派軍閥分頭購械(常視能否取得政治支持和回扣多少而定)，僅槍支便來自十幾個國家，有“萬國武器博物館”之稱。這種裝備混亂對後勤保障是一種災難，戰時常出現件不配槍、彈不對膛，還受制於出售國能否及時供應彈藥。當時日軍的槍械性能雖不占優勢，卻因實現了標準化、系列化而便於組織火力，而且能保障彈藥供應。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之初，中國的火力還能部分壓制日軍。然而與蔣介石政權關係密切的希特勒因顧慮盟友日本的抗議，在彈藥供應方面故意拖延，結果國民黨中央軍在對日全面作戰一兩個月後便感到彈藥不足，裝備型號的雜亂也給組織火力造成困難。當時中日兩軍陣地交戰時間一長，日方便能靠較好的武器配系和彈藥供應充足，在火力上明顯占優勢。淞滬抗戰時期有人總結：交戰第一個月，中國四個德械師可抵擋日軍一個師團;到第三個月，六個德械師也抵擋不住日軍一個師團。

　　武器配置和協同水平，決定戰鬥力的發揮

　　在現代戰爭中使用武器對抗，除了單項性能對比外，還需要武器配置按作戰要求力爭達成最優化。日本作為一個以組織力精強稱雄世界的工業國，在侵華戰爭前已跟蹤國際上現代戰爭發展的要求對軍隊裝備進行配置，具體表現為陸海軍之間、航空兵(當時日本航空兵分隸陸海軍而沒有獨立的空軍)與地面部隊及艦艇之間、陸軍和步、炮、騎、裝甲兵之間的武器使用能達成有機結合，戰時有較好的火力協同。中國近代軍閥部隊的結構落後，重要表現又在於內部多是單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組建規劃性差，且缺少協同作戰意識和訓練，這樣多而雜亂的部隊往往會敗於少而精強有序之敵。

　　1937年夏全面抗戰開始時，國民政府在名義上對中央軍和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東北軍、西北軍等各派全國陸軍進行了整編，共編成178個師(其中還包括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3個師)，總的作戰兵力在200萬人以上，相當於侵華日軍的三倍，某些武器的單項性能也不差。不過占全軍總數三分之一國民黨中央系軍隊雖有較多火炮，槍械也最精良，其步炮協同卻很差，地面部隊與空軍更沒有戰術配合。中國多數的雜牌軍則得不到多少重武器，主要靠步兵武器作戰。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的一貫作風，又是利用內戰外戰消滅異己，作戰時故意把雜牌軍擺在危險地段，對其損失也很少給補充。這些雜牌軍也都儘量設計避戰而自保，一些無良的將領見形勢不妙還投降當了偽軍。抗戰期間國民黨先後成建制投降日軍而被編成偽軍的軍隊總數有60餘萬，其中有將級軍官58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抗戰中卻無一連、一營成建制投降者)。中國抗戰時出現這種可恥的“降官如毛”、“降兵如潮”的“漢奸”現象，是回顧抗戰史的人所不能迴避的，分析其原因也無法單純以武器因素來解釋。

　　1937年夏天，全面抗戰開始。在中國軍隊總體素質和武器供應都不及日本，軍內又派系雜亂、難以相統的情況下，蔣介石仍實行陣地防禦方式，在華北、上海等日軍進攻重點地域擺開“堂堂之陣”打正規戰，日軍各兵種組織有序的合同作戰更能發揮優勢。按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總結，日軍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以一個聯隊(團)足以擊潰一個師，擊潰雜牌軍一個師只需一個大隊。

　　1943年至1945年間，美國通過裝備中國駐印軍並進行“駝峰空運”，使國民黨軍有了39個全部美械師。蔣介石又決定動用各師附加的三分之一儲備武器裝備起18個半美械師。當時中國駐印軍一個師有一個105毫米榴彈炮營(12門)以及其他口徑的各種中輕型火炮，火力遠遠超過日軍一個師團。不過這些美械師大都配置在大西南後方，少數參戰部隊多使用於滇緬戰場，多數部隊後來用於國共內戰。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雖在裝備上已對日軍居於整體優勢，又掌握制空權，兵力更是一直多於日軍，然而除了反攻滇西緬北取得全勝外，在國內戰場上仍是連遭敗績。除了戰略指導思想和後員素質的弊病外，國民黨當局全盤依賴和仿照美國為軍隊配備武器也是影響戰鬥力發揮的重要因素。美國的機械化裝備是以其發達的工業基礎作為保障，舊中國自身沒有工業基礎，從萬里外的大洋彼岸運來的裝備往往壞一個零件都無法修理和更換，許多車輛裝備剛用不久便“趴窩”。當時一些美械化的部隊作戰效能特別是機動能力，反而不如徒步輕便部隊，這恰恰反映出照搬美國模式進行武器配置並不完全適應中國戰場的特點。

　　中國海軍在抗戰期間未能打一次海戰，除了與敵實力相差懸殊外，重要原因又是戰前裝備配置不合理。1937年日本艦艇總噸位達130萬，中國海軍則只擁有的 6萬噸陳舊水面艦艇。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中國海軍只用於南北內戰，此後雖將日軍視成主要敵人，海軍建設仍缺乏有效的方針。當時中國海軍要對抗強敵，最好的方式應是分散襲擊並在沿海布雷，為此應放棄陳舊的大艦而以小型快艇、魚雷艇、布雷艇和潛艇為主力，國內漫長的海岸和眾多港口也具備分散小艇進行海上襲擊戰的條件。戰前國民政府卻沒有購買到潛艇，魚雷快艇也只買了15艘，有限的海軍裝備費大都用於到敵國日本去訂購中型水面艦隻，以及維修清末留下的舊艦。全面抗戰爆發時，中國海軍正處於打大規模海戰力量不夠，打小規模襲擊戰又缺乏準備的“高不成、低不就”狀態。南京政府把艦艇集中到狹窄的江陰水域，又成為日機能輕易找到的活靶，開戰後便出現了全部自沉和被炸沉的大悲劇。對當年的中國海軍未同日軍進行過一次海戰便全部覆沒，一些為國民黨當局辯解的人對此只歸咎於裝備落後，而不反思海軍建設和作戰的指導思想。其實，落後裝備抗敵可以有特殊的打法，這在世界海戰史上比比皆是，不能出海而自沉或坐以待斃，這才是令後人追溯起來便可浩嘆的大悲劇!

　　進入抗戰後期，中國空中戰場的形勢有了根本改觀，在美國幫助下中國重建了空軍，具有8個大隊、900餘架飛機的規模，並實現了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和運輸機有機結合的配置，大大提升了戰鬥力。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也來華參戰，戰機最多時達 1000餘架。以1943年秋常德會戰為標誌，中美空軍已經掌握了制空權。日軍在戰機數量和質量都居絕對劣勢的情況下，仍於1944年發動“一號作戰”等大規模攻勢。據美國第14航空隊宣稱，其空中攻擊共殺傷日軍12萬人，這自然有誇大成份，不過1944年以後日軍發動攻勢時確實主要靠夜間行軍，打通平漢、粵漢鐵路這些“大陸交通線”後因空襲猛烈也無法修復通車。據日軍戰史記載，在衡陽圍攻戰時，其前沿部隊白天都“要像地老鼠一樣鑽在洞裡”，因供應不濟只好讓士兵用鋼盔舂米吃，險些重蹈英帕爾一戰供應斷絕的覆轍。可惜當時國民黨軍地面部隊腐敗無能，丟失了7個基地和36個機場，不僅嚴重影響了中美空軍作戰，也使正面戰場一直敗退到貴州，導致重慶震動。

　　中國對日抗戰乃至其他戰爭史都證明，在戰前和戰爭中對軍隊武器配置的是否合理，關鍵在於能否合乎國情、軍情的需要，這又反映了戰爭指導者的戰略指導水平。國民黨當局的封建落後性以及後來依附於美國的買辦性，在抗戰期間的武器引進、配置和戰時協同方面都表現得淋漓盡致。與之相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從沒有近代工業的落後農村根據地的具體條件出發，在沒有外援而難以得到先進武器的情況下，發動群眾製造了地雷、土槍等看似簡陋卻簡便易行等武器，仍然能夠有效地同強敵持久進行游擊戰。

　　操縱武器的戰鬥員素質，對作戰起決定作用

　　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不過戰爭中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又是武器操縱者的素質。在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正面戰場除了台兒莊一役取勝，其餘會戰都以失利撤退告終，一年時間便有人口達2億的區域淪陷。當時國民政府歸咎於武器落後，迴避了不發動人民的片面抗戰弊病，多少還能對國內外做出一些解釋。1944年春到 1945年初，已屬強弩之末的日軍在喪失制空權且兵力、火力都不占優勢情況下對豫湘桂進攻，竟又使國民黨軍一潰千里，淪陷了有6000萬人口的地區，丟棄了40個師的裝備。在戰爭勝利前夕出現這種讓反法西斯盟國驚訝和倍受國內人民譴責的戰況，國民黨當局再也無法推諉於武器的原因。

　　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在裝備最落後、條件最艱苦的情況下卻能發展壯大。八路軍出師到抗日前線的3萬多部隊，只有1萬支多過去繳獲的雜式槍，每支槍平均又只有30發子彈。至於火炮，八路軍只是在山西拾到閻錫山軍丟棄的12門75毫米山炮成立了僅有的一個炮兵團，因炮彈無來源只能在關鍵性戰鬥中偶然使用。 1937年和1938年這兩年間，國民黨當局每年只象徵性地發給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發子彈，1939年以後便停止彈藥供應。當時　解放區的槍支彈藥來源主要靠戰場繳獲，名符其實是“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在國民黨正面戰場得到盟國16億美元的外援還連打敗仗的情況下，八路軍、新四軍靠人民支援和戰場繳獲不斷發展壯大，至1945年夏發展到93萬人，有37萬支槍，並解放了敵後1億人口的地區。

　　在全面抗戰的八年間，八路軍、新四軍子彈消耗不足4000萬發、手榴彈約800萬枚(當時火炮極少可忽略不計)，按殺傷52萬日軍和同樣數量的偽軍統計，平均每斃傷一敵消耗30發子彈、7枚手榴彈。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平均斃傷一敵就需消耗子彈2000發以上，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上斃傷一敵平均耗子彈需5000發。八年全面抗戰中國民黨軍共耗用子彈17.09億發、炮彈959萬發、手榴彈和槍榴槍2359萬枚。按蔣緯國在《抗日禦侮》一書中統計，共斃傷日軍85萬人(國民黨軍基本不同偽軍作戰)，平均消耗子彈2000發、炮彈12發、手榴彈30枚才能斃傷一名敵軍。

　　同為中國人，國共兩黨部隊在抗戰中的表現如此不同，連美國派到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中將都盛稱共產黨而一再斥責蔣介石集團無能，主張將援華武器分配給“能打日本”的部隊即八路軍一部分。1944年美軍派到延安的觀察組的報告，也預言中國的未來將屬於共產黨，只是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出發，仍堅決支持腐敗卻親美的國民政府。

　　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印緬遠征軍等少數部隊除外)的戰鬥能力低下，從軍事角度而論，除了武器系統性、標準性差之外，關鍵在於組織領導者腐朽昏聵，武器操縱者素質低下。國民黨軍提升軍官主要靠私人關係而不重軍事知識，徵兵又主要靠強抓壯丁，川、黔、滇軍部隊還多是大煙槍不離手的“雙槍兵”，其精神面貌和軍事素質之糟不問可知。中國人口眾多而財政困窘的特色，又使當權者有珍惜所購武器而輕視人命的傳統心理，加上士兵經常開小差，便捨不得消耗多少彈藥對其進行訓練。當時外國來華人員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國軍”士兵手中能有先進的德、美槍支，卻赤腳穿草鞋，連一雙極便宜的防護腳的膠鞋都不發。士兵如此不受珍愛、缺乏訓練又文盲充斥的部隊，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會高。

　　相比之下，當年的日軍除軍官作戰組織能力較強，士兵又受到“武士道”薰陶和嚴酷訓練，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種條件下打靶耗彈數百發。據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鬼子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準確地打中百米內的人形目標，對技術兵器的操作、保養水平更是遠優於國民黨軍。雖然當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日軍高明的戰術還是很值得學習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宣布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宣言》，雖然其全篇避而不談“投降”二字，事實上卻接受了要求其投降的條件。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對日本侵略者具有壓倒優勢的整個形勢下取得的。如僅以日本投降時中國戰場的情況而論，日強中弱的局面並未根本改變，國內的戰略要地北平、南京、上海、武漢以及經濟發達地區還都要日軍占領之下，日本投降的消息當時對多數國內人還是深感意外的驚喜。在後來很長時間內，有些對抗戰史的宣傳只服從于振奮人心的宣傳需要，而具有科學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卻比較少。如今通過全面客觀地分析回顧抗戰期間中日雙方的武器對比，人們從中可以感到，武器落後並不一定要挨打，落後加腐敗卻註定要挨打。中國要改變落後面貌，不僅要提高裝備水平，也必須剷除舊社會的腐朽遺風，才能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