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中華遺產》2010年第11期）這是中國火器史上最為糾結的一段歷史。中國是火藥和火器的故鄉，但明朝時卻要花盡心思偷學、引進西方的火炮。中國人曾經無比迷戀、呼為神器的“紅夷大炮”真的能挽救國家於危亡嗎？歷史證明，明朝的城池大多是被他們自己引進的大炮轟開的，紅夷大炮竟是“誤國的利器”？

　　紅夷大炮進中國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是火炮史方面的專家。2006年英國皇家火炮博物館要辦一個展覽，請他去做鑑定。他一進庫房便大吃一驚，竟然有700門古炮聚集在一起！這些古炮乃是大英帝國在擴張的過程中繳獲的戰利品，其中一部分就出自明代負責北京防衛工作的官員黃克纘之手，被稱為“呂宋大銅炮”。

　　這種炮嚴格意義上說也是靠偷學的技術打造出來的：當年曾經有閩南人僑居菲律賓，他們多數在當地充任工匠—鐵匠、銅匠、鑄匠等。他們是第一批接觸到當地西班牙火炮的人。一些人回國後被黃克纘尋訪到，開始嘗試製造這種巨炮。可是製造這種火炮技術要求非常高，尤其是這些低級工匠乍看就會的，其實僅僅是皮毛而已，等炮真的鑄造出來，問題就顯現出來了。當時，他們一人負責鑄造兩門，一共鑄了28門大炮，全部運到與滿洲人對陣的最前沿—遼東地區。但是一開仗，這些炮紛紛炸膛，基本無法使用。

　　此時距明軍偷造佛郎機也已數十載過去了，仿製火器一代比一代粗糙，軍火庫里的明軍火器幾乎全是垃圾，頻繁炸膛，簡直是一堆不定時炸彈，無人敢用，只有一些三眼銃和鳥銃勉強可以上戰場。

　　那時候明朝“先進”的熱兵器對陣滿洲人“落後”的冷兵器，是怎樣一種情形？舉個例子，明軍用三眼銃，平行的三根槍管，每一根槍管一個點火孔。打仗的時候，把三個槍管的彈藥都裝好，敵人衝過來的時候，點火，打一槍，再轉一百二十度，再點火，打一槍發彈速度是比較快，可是缺乏瞄準器技術，準度很差。結果兩軍對抗，三發沒打到敵人，對方的騎兵已經衝到面前了，只好再拼刀。結果熱兵器完全沒有在歐洲戰場上的威風，被冷兵器毫無懸念地戰勝了。

　　很快，連同北京在內的北方廣大地區，便處於後金八旗鐵騎威脅之下。有着“以文制武”傳統的大明，在萬曆皇帝的鼓勵下，急命“知兵”文官獻計獻策！

　　廣大愛國文官倒是相當踴躍。但他們畢竟是一群“外行”，根本提不出什麼切實可行的方案。唯有當時的欽天監(國家天文台)官員徐光啟的奏摺—啟用西洋神器紅夷大炮，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徐光啟生於上海近郊一個貧農家庭，他不是個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翰墨文人，他與天主教傳教團耶穌會有長期的交往，甚至像嬰兒一樣受洗、入教。通過在華傳教士的薰染，他成為中國最早開眼看歐洲的人，他跟隨利瑪竇學習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幾何”二字就是他譯定的；他還把南方一種稻類引種到北方，天津小站稻從此名聞遐邇；他還讓北方人吃到福建白薯

　　不過因為是士大夫中的異類，徐光啟總是受到排擠。引薦西洋炮之舉，能否完成他用西學救中國的心願？而且怎麼才能讓“夷人”將手中的利器賣給中國人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借東風—到澳門買大炮。

　　澳門當時是西方人在中國唯一的居留地。從16世紀中葉以來，中葡雙方就建立了一種概念比較模糊的和平相處關係，天高皇帝遠，這中間有灰色地帶。一方面，明朝政府已經習慣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並把澳門葡人當做華夷政治秩序下的一個新的外夷藩屬。另一方面，葡人為了穩固在澳門的地位，使之合法化，不僅每年明里上繳兩萬兩稅銀和五百兩地租，暗裡也不放過任何一個結好中國當局的機會。除了對地方官不斷的行賄外，還出動軍艦幫助明軍鎮壓叛亂。另外，葡人在澳門的軍事工業也比較發達，為了防範西班牙和荷蘭等殖民對手，葡萄牙在澳門建有9座炮台，後來建立了著名的博加勞鑄炮廠，製造歐洲最新式的大炮，被遠東葡人稱為“世界上最好的鑄炮工廠”。

　　徐光啟決定要到澳門去弄炮，並招聘會操作火炮的銃師，準備再行研製。結果他費勁心機在澳門弄的炮和炮師剛走到南昌，自己卻被免官了。還是當時另外一個天主教徒李之藻輾轉把這四門炮運到了北京。

　　沒有徐光啟這樣的技術人才，研製大炮自然成了泡影。皇帝想到的還是“拿來主義”的老路，就用現成的炮來守城吧。可四門炮怎麼夠？巧合的是，在1620年前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艘 “獨角獸”號艦船，因遭遇颱風在廣東陽江海域沉沒了。當地官員鄧士亮巧妙地打撈起了沉船上的大炮，除了中小銃外，共撈得大銃(紅夷炮)36門，並將其中24門緊急運往京城。這其中半數被運到寧遠。

　　在寧遠大戰中，袁崇煥將這些“原裝進口”的紅夷大炮擺在城牆上，滿洲人根本不知道這種武器的厲害，結果死傷甚重。這就是朝鮮人韓瑗在日記中記載的事件，袁崇煥和紅夷大炮一戰成名……（撰文/李曉光 攝影/李少白 繪畫/李楚楊 節選自《中華遺產》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