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台灣與攻心戰－與蔣兆勇商榷

從概念上看，日本殖民統治是歷史事實。但從這個概念生發的社會討論看，這個事實證明了什麼，我以為很值得考究。同樣具有深厚殖民歷史的國家和地區也很多，不獨台灣如此，為什麼台灣問題如此凸現，是因為我們中國關心，所以然嗎？以亞洲為例，朝鮮半島上的兩個國家都曾非常徹底地遭到過日本的統治，何以那裡的哈日派即便有，也未能式那裡的民意形成哈日潮，以致影響了當地的政治機會主義呢？北韓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不必說，他們隨時可以利用而且也在利用的是反日而不是哈日的情緒。即便是和日本在冷戰期間“並肩反共”的南韓也可以隨時動員足夠的反日情緒來形成政治動作的民意基礎，現在我們基本上承認南韓是民主體制，基本上承認南韓民眾可以自由獲得信息，判斷局勢，何以同樣是民主體制，民眾同樣可以自由獲得信息的台灣，竟而在蔣先生筆下，不但哈日，而且哈日潮見長呢？我想如果我們真的嚴肅對待“台灣問題中的日本因素”，這是不能不認真考究的，不能僅僅用所謂“殖民歷史”或是台灣部分政治領袖的“哈日情結”來解釋。

一

冷戰造成了遠東強烈的反共意識，各種歷史的，包括殖民歷史造成的民族分離與敵視，一時間都在“反共”大旗下整合成為“服從”因素。與之相對的，是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情結，這個情結也整合了遠東另外的一些民族分離和敵視，使之變成“服從”的因素。前者當中，台灣和日本同屬美國與西方反共陣營的盟友，蔣介石放棄對日戰爭索賠，你說他不是起碼在戰後促成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形成“因素”嗎？反過來，中國人的宣傳中，日本跟着美國背後，“亡我之心”不死，台灣反共大陸的口號叫得山響，正好給意識形態陣營高於“民族國家”陣營的話語也增添了籌碼。在那個意識形態陣營下，台灣並沒有要獨立的傾向，但日本已經是在大陸中國眼中的“台灣問題”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就是如何對待意識形態存在與其構造同盟的影響。這些說明蔣先生所言的問題由來已久，並非是“最近”才凸現的，不過是在我們一部分學者當中，對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傾向的感覺發生了變化而已。

二

冷戰結束之後，相當一段時間裡，全球化話語，尤其是令人充滿信心的所謂“雙贏話語”，充斥各國上層，在中國當然也充斥了離上層非常近的媒體和媒體影響下的“白領”。所謂“雙贏”話語，再度從另外一個方面改變了人們對此前歷史造成的各種民族分離和仇視的感受，使之退居“服從”乃至必須“緘默”的地位。中國為了贏得日本資本和資本背後的政治操作上的關注，甚至不惜打擊民間索賠運動，其示好動機如此昭然，以致於其後不斷由官方或者主導或者推波助瀾的“反日情緒”並不會引起日本社會的認真對待，而完全可以用中國人向來實用主義，反日不過是要貸款這樣的非常世俗，也非常有效的大眾傳媒操作來抵銷。嚴格地說：為了贏得日本這個在亞洲最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中國文化精英中“哈日實用主義”絕不亞於南韓社會當中或是台灣社會當中的類似情結，所不同的是：在南韓社會裡，不斷有來自民間和政治上層的反對運動，而且南韓必須顧忌“哈日”哈得太厲害了，會直接影響和北方的關係，而和北方的關係，進入90年代以來，始終是韓國政治操作上的一條主導的紅線。相比之下，台灣的反日運動雖然在民間層面上並不遜色，但台灣要顧忌的並不是一個仇日的大陸政府，而是“哈日”哈得非常厲害以致在與日本的所有利害衝突問題上始終自詡要“韜光養晦”的一個政治精英階層。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哈日”絕對不必擔心受到大陸民間和政治上層的牽制，哈日只有好處，並不實際的風險，尤其沒有影響民意的風險，你說在這樣的前提下，他為什麼不能選擇“哈日”來從事政治上的賭博呢？國民黨因為下台，所以一個勁的指責民進黨哈日，國民黨裡面哈日的人可也不少。那個李登輝不就是國民黨的黨魁嗎？現在他被國民黨內的一些政要罵做哈日的台灣禍害，但假如我們平心靜氣地去查一查，現在在台上的國民黨政要，當初沒有參與冷戰後哈日的，幾乎一個都數不出來。這你總不能說這這個當年在抗日戰爭跟日本人真正玩過命的黨，向來就有“哈日”的傳統吧？之所以這個政黨的上層也哈日，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無需顧忌大陸自己也哈日哈的不亦樂乎的政治上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進而論之，我們在台灣問題上一再為他人作嫁，動輒以戰爭相威脅，甚至以中子彈相威脅，而在其他周邊國與國安全問題上又一味退讓，明白顯示了大陸外交上“對內狠，對外松”的明顯矛盾心理。在這樣的心理作用下，台灣當政的政治精英和附和這些精英的老百姓即便想和大陸“同仇敵愾”，也缺乏本身認同上的安全感：我為什麼要認同我是你的人，假如你反正動不動就要要我的命？這樣的政治邏輯在台灣非常的鮮明，而且不斷得到來自大陸的放大信號式的證明：難怪李登輝和陳水扁贏得了大選，都要向大陸表示“感謝”呢？這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三

全球化話語－尤其是“雙贏”話語的一大謊言在於：它徹底抹殺了資本主義擴張在國家層面上的政治化競爭，同時徹底抹殺了這樣政治化競爭對任何經濟實體的根本影響。這樣的影響反應在“南北關係”上，就是不論“雙贏”贏的怎樣令人垂涎三尺，南方經濟實體真正發達起來的幾乎沒有，金融風暴導致經濟大傷元氣的幾乎沒有什麼西方核心發達國家，而全部是發展中或是所謂“門檻國家”，就是“雙贏”謊言的例證。

這個謊言反應在中日關繫上，又加上了我們的那些本來除了地緣政治思維方式不會別的的政治精英的詮釋，所謂“我們先發展起來再說”，“雙贏”在這個層面上的解讀是：我們先讓日本人把錢賺足，我們把工業體系科技水平外匯儲備國家綜合實力搞上去，然後再和“小日本”算帳 －“韜光養晦”的說法正好就是這個邏輯的民俗註腳。這樣的邏輯的愚蠢是顯而易見的：你耳提面命式地去告訴對方：小子，我現在甘心哈你，是別有用心的，難道你還能怪那個本來就要按照資本主義操作原則，賺錢宰你沒商量的日本人，在賺你錢的時候就想着我應該怎麼用我的錢，我的勢力來防你一手嗎？中國大陸上的經濟越來越陷於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日本韓國資本稍微一要“望風而逃”，我們這裡就神經緊張，這哪裡有什麼雙贏，直是把掐我們脖子的工具拱手送給人家，然後在告訴他：你等着，有一天我要翻過身來！不錯，那個日本右翼是要等着，不過他等着你的方式連在經濟上跟你“雙贏”的謊言都不需要，君不見日本人一方面渴望中國市場，一方面又大叫“中國威脅論”嗎？誠然，我們不能否認日本右翼的狼子野心，不過令日本中下層百姓日益相信這樣的“狼子野心”是對日本民族負責任的表現的，除了別人之外，我們中國那些“哈日”外加“韜光養晦”的愚蠢地緣政治論者，怕也難辭其咎吧？

中國在現在“雙贏”謊言破滅的情況下，從兩層意義上感受到謊言的壓力：中國事實和心理上都把自己當成“南方”國家，所以總體上有在“雙贏”謊言中成為“單輸”的憂慮，最近一段關於中國是不是應不應該是和是什麼樣的“世界工廠”的討論反應這樣的憂慮。同時，中國人突然發現日本人賺中國人的錢，還有不想跟你雙贏的心理，所謂不能讓日本人拿我們的京滬鐵路合同，因為擔心養虎遺患的討論，可以佐證。就一般心理規律而言，因為潛意識中期望接受謊言的人，一旦謊言破滅了，首先指責的是那個撒謊者，而不是自己如何情願地接受謊言，並且以自己的情願來加強謊言的效果。中日關係中的“雙贏謊言”破滅對中國精英心理的影響，包括對蔣先生的影響，都很昭然。

清醒之後是什麼？是格外放大了的感受到日本人的可惡。其實如果他真的可惡的話，那是從前就這麼可惡了，不過你自欺欺人不願意看到而已。如果他本來也沒那麼可惡，那現在也同樣沒那麼可惡，不過你為了繼續自欺欺人，不必檢討自己，不願意看到而已。日本人打台灣牌制衡中國，從冷戰至今，那一天斷過？何以我們在“雙贏”年間，聽不到我們的精英們的警告呢？日本在亞洲和中國一起促進亞洲經濟融合，起碼從冷戰結束起，那一天斷過？為什麼我們現在在“雙贏”謊言破滅之後，很少聽到這樣的分析？或者一旦聽到這樣的分析，即刻就會招來“漢奸”“走狗”“賣國賊”的一通聲討？不是因為我們周邊的事實現在才發生了變化，而是我們始終不願面對真正的事實。這一點，我以為不可不察。

四

事實上，中國地緣外交始終沒有放棄把日本作為潛在的對手這個理念，你不放棄這個理念，而要對手不去想僅一切辦法去對付你的這個理念，這本身如果不是幼稚，就有點強凶霸道的氣味了。猶如下象棋，你可以車馬炮一起出動，而不准別人把卒子拱過河。我們在對美關係上處理台灣問題，除了制衡台灣之外，何嘗沒有制衡日本的想法？那麼他給你來一個反制衡不是順理成章的嗎？這和日本人歷來怎樣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在我們90年代初期放棄了力圖使日本“脫美入亞”的方略之後，中國外交界裡“聯美制日”的討論就始終未曾稍微緩和，按照這樣的中國外交政治思路，我們本可以意料到日本一定會動用一切手段，反制衡，其中台灣這個中國大陸最為敏感的棋子，焉有不用之理？不但台灣，而且東盟，不但東盟，而且印度，不但印度而且蒙古，反制衡中國的外交，不獨日本有。這在地緣對手按照地緣政治牌理出牌時，絲毫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們在感受上的不能接受。我們一方面要擺開我們的棋子，制衡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亞洲對手，一方面以非常受到侮辱的心態去看待所有亞洲對手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待我們。為了讓自己這種受侮辱的心態得到理性的解釋，於是我們就說“你向來如何如何，你的政治家向來不堪”，說了日本人不足以論證，當然也會說道台灣，以致說道其他人。但這樣的說詞，假如我們可以接受中國參與地區地緣競爭和這個競爭的最基本牌理，最多只是心理自慰，別無任何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