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什的博弈論認為：人是最理性的，都會在約束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構築“華約”是目的就是最大化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引言

書生之見： 構築 “華約”，“合縱”抗美

最近一段時間，有些人對於我國的安全戰略態勢有一種“莫名”的“樂觀”：
美國雖然沒有正式邀請中國參加G8集團，但我國家元首還是以發展中國家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和他們的對話，而且取得了成功；
美國總統布什在會見胡主席時，重申反對“台獨”，這是美國政府第二次重申，分析人士樂觀地認為，這是美國的對華戰略由模糊到清晰的轉變，而陳水扁事後卻說“公投是2000多萬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
美國著名記者和專欄作者紀思道也在為中國未能參加G8會議鳴不平，這是美國主流輿論的一種反應。
但本人的看法卻恰恰相反，因為我同時看到了另外一些事實：
*朝鮮已經正式成為了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那些認為朝鮮只是虛張聲勢的人都要大跌眼鏡了，美國的有關專家還認為，“朝鮮有3到6枚核武器，這些都可以用“勞動者2號”以及“大浦洞”導彈發射，射程可以覆蓋日本全境”，日本將可能被迫徹底地修改其防衛政策；
*美國在外交上推動聯合國譴責和孤立朝鮮的同時，最近又連續向朝鮮發出戰爭威脅，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說，朝鮮核問題是美國當前考慮的最緊急的問題；
*由於朝鮮擁有核武器逐漸被各方承認，中國的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立場受到考驗，由此衍生出的“變數”，令朝鮮問題的前景更加撲朔迷離；
*美國對伊朗的核問題的關注，其實是一個幌子，他的真實目的，是決不允許朝鮮成為有核國家；聲討伊朗是為了對付朝鮮；2003年6月上旬，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荷蘭、波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11個國家的高官聚集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開會，討論所謂“馬德里方案”，目的就是對朝鮮進行所謂“海陸空立體封鎖”。出席會議的澳大利亞外長唐納18日說，與會國官員討論了如何設法攔截、檢查涉嫌偷運毒品、偽鈔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零件的朝鮮貨船。唐納指出：“會議一致同意有必要採取實際而又有創意的措施，以防止偷運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需要的物資。”他還說，這些措施包括突擊檢查貨運飛機和各種貨船，以及加強相關的國內法和國際法。進一步的談判將在下個月繼續進行。
*日本最近發表了關於“東亞商圈”的報告，將中國由於經濟的快速增長看作是“問題”和“挑戰”；日本首相“小泉”對我國外交部長李肇星有關的日本應停止參拜靖國神社為政府首腦營造好的氛圍的建議嗤之以鼻，“我不這樣理解”。
我認為，有三點判斷是基本的：第一，朝鮮問題的變數很多，面對朝鮮擁有核武器，有關各方將不得不重新擬訂相應的對朝和對中政策；第二、可以預期，美日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一體化的進程將因為朝鮮擁有核武器而大大加快；第三，不管承認與否，“朝鮮的問題其實是中國的問題”是無庸置疑的，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中國今後的處境將越來越困難，因為，美、日、韓將聯合對中國進行壓制，美國將更加致力於構築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
這使我記起了另外一件事，2002年6月26日，我在《中華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遠交近攻——有關台海問題的解決方略》的文章。蒙諸位網友對我的觀點表示贊同，反響之熱烈出乎我的意料。當時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把如何“遠交”的“交”具體地闡述一下，以就教於方家。由於諸事繁雜，再加上我對這一問題還沒有考慮成熟。故遲遲沒有動筆。
是上述的一些基本的事實和日益增加的令人不安的因素，促使我在一年之後拿起筆來，重新談論這個問題。
一、布什的本屆任期已經過半，但他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對於美中關係和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估價，並未因為9.11事件而作實質性的調整。
美國分別於2002年7月12日和15日發表了《中國軍事力量年度評估報告》和《美中經濟關係對美國家安全的影響》（簡稱《美中安全評估》）兩個報告。在四天之內拋出兩個針對性強、極具政策導向性的官方報告，在美國歷史上，不是絕無僅有，也是極其罕見的。報告有兩個結論性的語句“美中關係是競爭和對手關係”“中國的軍事力量在未來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聯想到美國把中國定位為可以採取先發制人的核打擊的對象國家。這兩個句子的含義就再明確不過了。同時，中美兩國軍用飛機相撞的濃煙尚未散去，布什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就明確表示，一旦中國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就將“協防”台灣，
9.11事件，對美國政府和人民來說，不啻是一枚廣島上空爆炸的原子彈。第一次感受到了“死”的恐怖和威脅。美國政府也將重點由“外”而“內”，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反恐”上，更加關注自己國民和國家的安全，並為此成立了一個超級行政機構-國土安全部。專門負責反恐事宜。在美國遭受恐怖襲擊時，我國家元首立即對美國政府和人民所受的不幸表示同情，對美國的反恐行動和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戰爭也表示了審慎的理解和支持。兩國的安全機構還進行了相關的合作。一時間，中美兩國關係仿佛步入了坦途：2002年日內瓦人權會議，美國近幾年第一次沒有提出針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譴責性議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和美國總統布什多次重申，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首次將“東突”作為恐怖組織對待等等。但不久人們就發現，所有這些都不過像數學大師納什的博弈論所說的那樣，是美國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時候作的“政策微調”而已。可以這樣說，美國的對中國的“戰略對手”和“潛在敵人”的定位沒有任何改變。
二、中美兩國的利益衝突是全方位的“碰撞”，而且美國正在設法將這種衝突轉化為國家之間的根本走向的衝突。並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
美國和中國在本質上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敵乎？友乎？
其實，國家之間的關係的確立和定位，其實質就是要看兩個國家的發展走向和價值理念的整合情況，是相互對立、相互契合還是相互兼容。
我個人認為，在判斷誰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敵人的問題上，也需要有一種全新的思維和觀點。即要破除把“有無領土糾紛當作判斷敵人還是朋友的唯一標準”的觀念。我認為，有無領土紛爭固然是一個重要的標準（是否尊重我國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但更為重要的是：第一、要看其對於我國家民族的戰略態勢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如何、對於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空間的所持態度而定；第二、要看其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根本發展方向是否認同；第三、要看對我們所奉行的文化和價值理念的態度而定。
從現實的緯度看，中美兩國在台海問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方面有着巨大的分歧和尖銳的對立，這是眾所周知的。也是不足懼的。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正在有意識地將這種差異和對立轉化為兩國間的根本利益的衝突。換言之，不是我們將美國設定為最主要敵人和對手，而是美國處心積慮地把我國家民族的走向當成是危險的“挑釁”，從而將我國設定為最大的對手和最危險的敵人。不幸的是，美國的這種做法尚在延續。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後冷戰時期，特別是在經歷了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美國的"世界領袖"欲望急劇膨脹，強調要準備對付任何威脅；但另一方面，恐怖主義、環境問題、一體化進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卻又層見錯出，使美國當局疲於奔命忙於應付。這使得美國就很容易地將和自己相對立尤其是意識形態迥異的國家和力量都定位為“敵手”或“邪惡力量”。隨之而來，美國的全球戰略尤其是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重大的調整：由原來的注重"平衡"追求"均勢"變為獨裁和壟斷味道濃厚並且和世界多極化的格局背道而馳的"單邊主義"，以“反控”和“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對別的國家，動輒以武力相威脅。對伊拉克就是一個典型，但由於在伊拉克沒有發現大規模生化武器，致使美國和英國在國際上極為尷尬。與此同時，美國還對朝鮮和伊朗揮動“武力”大棒，聲稱“決不允許”上述國家擁有核武器。這種以美國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核心的“鷹派”要員極力主張的戰略的真正用意就是要防止出現一個能和美國分庭抗禮的"超級大國"。因此，美國很難容忍中國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區域性大國甚至世界性的“超級大國”崛起的事實。前一階段美國以《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主流輿論針對我170艦2003年4月份下水大肆鼓譟的"中國威脅論"，和由一本小冊子和中國的統計數字的真實性所引發的“中國崩潰論”兩種貌異而實同的論調，就是美國這種"地緣政治"心態的真實反映。
記得拿破崙曾把中國比作一頭熟睡的雄獅。毫無疑問，這頭軍費以年均17%增長速度的已經甦醒的雄獅對美國在亞洲及環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已經提出了挑戰，這更使得美國如芒刺在背。對中國極盡包圍、遏制、打壓之能事。如，在東北亞，儘管蘇聯已經解體，美國在南韓的駐軍卻依然如故（名義是對付"無賴和邪惡國家朝鮮的，實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在2003年5月還出台了“提高駐韓美軍戰鬥力”的一系列措施；通過《日美安保條約》進一步強化了在日本的軍事存在，使得在日本的美軍的訓練強度、裝備水平、戰備等級都保持在很高的層次上，它默許甚至慫恿日本通過"周邊事態法案"，鼓勵日本積極擴充武備，對日本海軍的建造新型潛艇的行為公開地給予支持；在東南亞，加強了和中國周邊國家的聯繫特別是軍事關係，同越南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合作，甚至有租借金蘭灣的打算，2003年5月美軍正式向泰國政府提出要租借軍事基地以便為美軍的艦艇提供人員及給養的補充，據媒體報道，泰國總理差.信說“希望美國付現金”，顯示這樁交易已近達成；多次同印尼、新、泰、菲等國進行聯合軍演，並且在菲律賓駐軍，名義上是對付“阿布薩耶夫”武裝分子，實際上是對我國的海洋戰略的一種遏制；以貌似公正的姿態介入我國南海區域的領土糾紛對我國的戰略利益直接構成了威脅；在中亞地區，在上海合作組織的兩個成員國內駐有特種部隊，並將其戰略觸角延伸到了中國的西北，力圖對我國的西部大開發起牽製作用；在南亞和西南亞，改變了前一階段偏袒印度的做法，調整和加強了和巴基斯坦的關係（特別是軍事關係），重新向巴基斯坦兜售F-16戰鬥機；借反恐的便利為阿富汗訓練和裝備軍隊，直接對中國的西部邊境構成了威脅；增強了在關島基地的軍事力量，調進了“洛杉磯”型攻擊型核潛艇，對我台海地區虎視眈眈，在南海區域的外圍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設立對華的軍事監聽站等等。通過這些措施，美國在我國的周邊地區形成了兩個新月形的“隱性”包圍圈，企圖藉此遏制我國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超級大國的崛起趨勢。
從經濟的角度看，美國處處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架勢，手持"經濟大棒"以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後盾，不遵守WTO的貿易規則和貿易爭執解決的相關程序，動輒以國內貿易法（如301特別條款）和反傾銷調查來對我國實行經濟制裁為威脅手段，極力阻撓和延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而實現其削弱和遏制中國的目的。為了佐證筆者的觀點，現引用2002年7月12日和7月15日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中國軍事力量年度評估報告》和美國國會的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發布的《美中經濟關係對美國家安全的影響》（簡稱《美中安全評估》）的觀點如下："中國大陸正加緊發展軍力，以便可能用武力實現兩岸統一，並為應對美國軍事干預做好準備。""由於中國近期經濟和戰略的迅速發展，已對美國形成了挑戰。美國應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以確保中國遵守貿易法規，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這兩份報告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美國對中華民族的敵視態度以及美國正在不遺餘力將這種衝突轉變為根本利益的衝突，而這本身與領土之爭並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繫。2003年6月初，美國作出了“中國的彩電對美國的出口已經對美國的利益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害”的初步裁決。這表明，9.11事件以後，美國的這種動輒就將雙方的差異轉化為根本利益衝突的態度和做法並沒有軟化和改變。
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不僅在戰略態勢和民族生存空間方面，對我進行全方位的圍、追、堵、截，而且對我國家民族實現現代化的進程和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超級大國崛起的根本發展趨勢，採取遏制、威脅甚至仇視的態度。正是美國的這種政策走向，決定了中美兩國衝突的根本性性質。
三、以高新技術為後盾、以傲慢、自負的態度粗暴地對待其他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和文明，肆意地將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擴大為兩種文明的衝突，人為和想當然地賦予這種衝突以根本性和必然性。比如，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就將21世紀的衝突界定為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同時，利用好萊塢電影、美國之音電台等平台向我國灌輸西方的價值觀念，對我國傳統文化極盡醜化、嘲諷、打擊之能事。而對我國文化中的負面和陰暗的東西則大加宣揚。利用高科技的優勢，如互聯網，對我國實行壟斷信息、控制信息，甚至傾銷其信息和文化“產品”。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侵略”，而且是一種高層次的“控制”，因為手段更隱蔽，也更難防範。前一段時間，美國有關部門對我國的所謂“電子垃圾郵件”進行控制，揚言要拒絕我國的電子郵件，就是美方一手導演的典型“文明衝突”。我記得最近觀看央視12頻道的《大家》欄目，王季綱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現在把太空看成是他的當然的“疆域”，用以擴展他的戰略和生存空間。其實，在“文化”或“文明”領域，美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對此缺少防禦的意識和措施。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法國學習，法國為了防範和限制好萊塢電影的影響，採取了很多措施。反觀我國，如果哪一部影片在美國或西方獲獎，某些人就會興高采烈，如同揀到了一個“金元寶”似的，令人唏噓不已。以筆者所見，這種文化和文明的滲透所帶來的威脅更為嚴重、隱蔽、殘忍和持久。
因此，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美國對於中國在戰略上從來都是以對手和敵人相待的。同時，美國的雄厚實力、咄咄逼人的“單邊主義”以及它對中國的外交和戰略包圍圈已經形成的嚴峻局面，都促使我們“以約抗約”，“以盟抗盟”。
那麼，怎樣構築“華約”，如何“合縱”抗美呢？
這裡的“華約”不是指前蘇聯為首的和“北約”相對立的軍事政治組織，而是指在分析我國所處的全球戰略地位以及確立我國的戰略目標的基礎上，針對對象和目的的不同，採取不同的措施，全力打造的四大類中外關係平台和區域合作組織。以便最大程度地結成“合縱”“抗美”的統一戰線。達到擴展戰略縱深延展戰略空間、改善我國戰略態勢，提升國際地位，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和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超級大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的目的。
第一類：核心層次的“盟國”關係。
相待以誠，鞏固和我國有着“傳統”的“兄弟般的情誼”的國家的關係。從而收到“竭誠則胡越為一體”的效果。是構築“華約”的核心。這種關係的成果可以用“盟約”來加以實現和強化。這些國家主要是指“俄羅斯”“朝鮮”“越南”“蒙古”“巴基斯坦”等。和這些國家結成盟國有很大的優勢。第一、地緣上是鄰國；第二、歷史和現實中是或曾經是友好盟邦；第三、存在着或曾經存在着共同的信仰或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講，和這些國家的關係的好壞，將直接影響我國的戰略態勢的穩定和戰略空間的大小。可以說是生死攸關。因此，我們要利用“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中朝兩國友好互助條約”等兩國間具有法律效力的“條約”“關係”“盟約”“宣言”等文件，真誠地培植起可以“互信互諒”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堅固友誼。這也是構築“華約”的核心。同時，要本着求同存異的原則，對於個別國家的“小動作”“小主意”等，要學會容忍，以不危及“根本”為宗旨。我們欣喜地發現，在胡錦濤主席訪問俄羅斯時，中、俄兩國作出了“永不為敵，永做朋友”的宣言和承諾。這也可以看作是這種“核心”關係的最好體現。
第二類：以現有的雙邊和多邊關係機制為基礎，力爭使原本鬆散的雙邊或多邊的國際組織成為一種聯繫緊密、組織嚴密、機構健全、運行良好的平台。就目前的情況看，應該着力鞏固“上海合作組織”和“東盟和中、日、韓”的“10+3”關係等合作體系。最近“上海合作組織”通過了設立常設機構和加強安全合作等事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藉助這個組織，我們完全可以達到穩定我國西部和西北的戰略形勢，維護我西北邊境的安定局面，牽制民族分裂勢力及宗教極端勢力，割斷中國的分裂勢力如“東突”和原教旨主義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聯繫等目的。這樣，就從外部環境上對我們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給予了有力的支撐。同時，依託“東盟和中日韓”對話夥伴關係，藉助我國和有關國家達成的共同開發南海資源的諒解及行為準則，來分化美日和東盟的關係，使中國的南部保持一個相對平靜的外部環境，以儘快打破美、日勾結所造成的對我國的“合圍”局面。
第三類：主動出擊，利用“講壇”“論壇”等渠道和媒介，傳達中國的聲音，宣示我國的對外政策，在世界上樹立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如，“中國和東盟關係”“中國和亞洲論壇”“世界財富論壇”“環境論壇”“發展論壇”各種“峰會”等講台，都是我們可以大膽利用的組織和機構。利用這類“講台”，再輔之以經常加派外交“特使”等手段，完全可以達到“宣傳自己，昭示原則”的目的，並且為將來可能進行的平叛戰爭作好輿論和思想準備。使我國在外交和策略上具有一種光明正大、凜然生威的威力。
第四類：以經濟利益為紐帶，密切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關係，以結成“經濟戰略共同體”。我們要充分利用“經濟”這個大舞台，上演一出有聲有色的活話劇。“如果我們再遲疑的話，中國這塊大蛋糕就會被別人分光了。”我想，這決不會只是法國企業家的感慨。因為，年均超過7.3%的經濟增長率本身就是一個“擋不住的誘惑”。作為世界上最後和最大的一塊市場，對於美國和日本的經濟意味着什麼，美國和日本心知肚明。因此，如果我們將 “經濟”作為有利的武器的話，就會收到“一桃殺三士”的效果。目前，應將精力集中在“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和“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的貿易關係整合和建設上，積極參與和領導中國和南亞經濟合作，使中印和中巴的經貿關係在原有的基礎上再上一個新台階。化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句名言，就是“態度要和氣，手裡要拿着‘元寶’”。做到這一點，對於中國儘快地融入世界和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也是一個促進。最近發生的一系列的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安大”線輸油管線的起死回生、朝鮮進一步鼓勵“私人經商”發展“私營經濟”、日本提出要建立“東亞商圈”等，都說明了中國的“經濟魅力”是何等的強烈和令人嚮往。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用足用好這一“武器”，打造好這一平台。
透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在現有的條件下，做好這四個方面的工作是構築“華約”和“合縱”抗美的關鍵。我相信，只要策略正確，那麼，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和儘快地使我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超級大國”的戰略目標的實現，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