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我沒有父親，而一個女孩子沒有父親是很殘酷的。現在，當他們一一離開人世之後，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個父親，四名知識分子，四位共產黨人——我的生父、養父、繼父，還有公爹。

　　嚴格地說，我沒有叫過他們，沒有象別的女孩子一樣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帶着全部的愛與信賴大聲地喊過“爸爸”——對生父可能喊過，但他離開的時候我還不滿三歲，從小小的、細嫩的喉嚨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對他說來或許很愜意，但對我說來可能完全是無意義的喃喃兒語。所以，嚴格地說，我從沒有叫過他們。

　　葉劍英元帥，我原是遵奉着當時流行的風習，喊過他“葉爸爸”的。但大約在我１０歲的時候，他聽煩了：“爸爸就是爸爸，什麼葉不葉的。”從此，我也就隨着他的親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當然，總是在不得不叫的時候，才吞着聲音含含糊糊地喊一聲。而當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種優勢，且在優勢之餘又有了點沾光的嫌疑的時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員長”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經去世一周年，我寫悼念文章時，則只呼以“葉伯伯”，雖然我一次也沒有這樣叫過他。

　　對我的繼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時候，曾被他領着玩過，並不知那時他和母親的關係。待他正式與母親結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學生。我一直強迫自己去愛他、尊重他，但直到他離世，我們，他的親生的與非親生的孩子們，甚至包括我的母親，對他都並不了解——直到我開始寫作，開始細細揣摩他們這一代人，這些抱着純真的理想，於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國知識人。但他對我的了解顯然要早得多——當然是出於只有他那類人才具有的極單純的判斷。他離世前對母親說：“小慶⑴有一顆金子的心……。”那時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採訪，這是在我已經無法回應他的時候，媽媽才告訴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監獄裡的時候離世的。他一反中共黨內知識分子多年養就的克制，在醫院對他報了病危之後，提出一定要見我一面。這在任何時候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我那時是秦城的“未決政治犯”。但他以一名瀕死的人的權利，固執地一再請求。這次，居然勝利了——他幾乎輸了一生，卻贏了這最後的一次。怎麼回事？要知道，他的職位並不高，也不具種種嚇人的“海外關係”，更沒有托門子。或許，一種永恆的人類同情心終於戰勝了政治偏見？

　　在醫院保衛部的監視和監獄方的監押下，我來到他彌留的床邊。我握着他那已經瘦得變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顧忌兒媳與公爹間禮數的距離，把它貼到我滿是淚水的臉上。我仍舊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輩份叫他：

　　“爺爺……”

　　我的公爹沒有理會我的淚水，我覺得他甚至沒有看我，但他開口說話了，微弱、斷續卻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擁在他那間病室的每一個人：奶奶、我的丈夫、醫生、護士、醫院保衛部門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監獄跟來的人，都聽見了——

　　“咱們……頂得住。”

　　那時是１９８９年底，“六·四”之後的恐怖與壓抑一點也沒有減輕。他開口說話了，他拼出最後的一點力氣把我叫來就為跟我說這最後的一句話。我感到一種父愛的熱潮向我湧來，感受到一個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愛：可依憑、可信賴、可以毫無戒備地沉浸其中的莊嚴的父愛。

　　我數十年的渴望有了歸結，我數十年的孤苦無依得到了補償！

　　我怎麼沒有父親呢？我有。有誰的父親能在這樣的時刻如此堅強仁慈，誰的父親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時候這樣無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鉛色的天，和在天的襯托下顫慄在寒風中的樹枝，兒時的事一樁樁在腦海中閃過。是啊，我怎麼沒有父親呢，我有四位父親！

　　　　　　　　　　　　〔一〕我的生父　傅大慶

　　生父犧牲的時候，比我現在年輕。他是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人員被日本憲兵隊秘密處決的——也許是秘密解押。將近半個世紀了，這一細節至今無從得到證實。

　　我完全不記得他了，但據母親講，他是很愛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歡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媽媽說。

　　１９４１年末，他們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幫閒教授的身份周旋於漢奸、政客當中。我想他那時一定是非常緊張、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說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媽媽說。

　　他的未了之願一定很多，但起碼這一遺願是實現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說，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總讓我瞧破；具體說，我也已經見過好幾篇文章這樣描繪它。

　　我的從無做官願望的這一特質可能就來自他——如果愛憎與判斷力也能遺傳的話。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陳獨秀通信，而後進了這名總書記辦的漁陽里俄語專修館，並於１９２１年派往蘇聯，成為莫斯科東方大學第一期學員的“黨的骨幹”。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後接受了那麼艱巨與危險的任務⑵，並且面臨早已預料的犧牲時，他在黨內也沒有任何職務。

　　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人。據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學讀的是教會學校，有很好的英文底子。從蘇聯回來之後，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黃埔軍校聽過他作翻譯的人講了這樣一個“可驚”的事實：他一個人在台上，先將鮑羅廷的俄文譯成國語，又將國語譯成廣東官話，然後再照樣譯過去。據李菊生⑶說，當他自己在馬來西亞做學生運動時，父親是當地地下共產黨的負責人，想來他是懂馬來文的了。據媽媽說，在重慶時，一批海南同志來找他，他與他們一直咕噥着她一個字也聽不懂的一種話——想來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別的是他與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頑固的保光緒派，出於聯姻名門之固癖而把我的母親嫁到湖南曾家。無奈母親那時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數年後又攜這樣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歸省，外祖父的怒氣可想而知。但事情後來竟朝着人們預料的反面發展，這保皇老人不但接納了他，居然還有一首七律寫到他們翁婿間的關係：

　　　　　　　　　　　　　敢道滹沱麥汴香，　　　　　　　　　　　　　臣慚倉卒帝難忘。　　　　　　　　　　　　　艱難險阻親嘗盡，　　　　　　　　　　　　　天使他年晉國強。　　　　　　　　　　　　　藹藹蒼松伴紫芝，　　　　　　　　　　　　　頜眉妙墨出瑤池。　　　　　　　　　　　　　朽株新被祥風拂，　　　　　　　　　　　　　一夕青回兩鬢絲。

　　　　　　　　　　　　　　　廣謀賢甥正　馮恕

　　親友們吟詠玩味之餘，一直以為這是馬列主義的偉力：我的共產黨父親以主義征服了頑固的岳丈。直到去年，當父親的傳記作者召集家族座談會廣泛徵集信息時，我才知道，原來他還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對他認可，是因為他能直接閱讀藏經——老人只認藏喇嘛，其他所有漢傳佛教高僧在他眼裡都是野和尚。

　　所有這些，他什麼時候學的呢？或者說，以他的天份，幾乎不用下功夫學？他們那一批共產黨人都是這樣的麼？

　　在日本憲兵隊的監獄裡，他受了很重的刑——這是我的有充分依據的估計。因為，媽媽作為從犯，又有孕在身，還被抽打、灌涼水、過電——我的妹妹生下來的時候，小身子上一塊紫一塊青——對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時節，他的感受一定非常複雜。

　　在重慶遇到媽媽的時候，他已經４０歲，朋友之間有“王老五”之稱。他們閃電般地結合，政治，也就是說，黨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應酬，搜集情報，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時候的人，大概將生死看得很輕。翻看他們留下來的隻言片語，我的感覺，在接受這個安排定了的命運的時候，他好象是樂呵呵的。１９４１年元旦，他們在著名的曾家岩５０號行婚禮。在那方輾轉保存下來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題”，向他美滿婚姻的牽線人致謝：

　　　　　　　　　　　　　郎才女貌兩相忘，　　　　　　　　　　　　　贏得傾心是慶璋，　　　　　　　　　　　　　絕俗文章師馬列，　　　　　　　　　　　　　胡公超姊自高強。

　　這是父親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跡，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與才氣。在那首打油詩旁邊，是葉參謀長的批語：

　　　　　　　　　　　　　好不要臉！

　　但也不是所有的與宴者都如此頑皮。‘胡公’周恩來的題辭是：

　　　　　　　　　　　　　形式與內容統一，　　　　　　　　　　　　　大璋和大慶同心。

　　他的賢妻給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經驗：

　　　　　　　　　　　　　相愛合作，　　　　　　　　　　　　　善處始終。

　　喜宴結束了，他們結為夫妻。到了年底，帶着嬰兒（我）北上赴死。在他們的情感生活里，老實講，媽媽是很委屈的。父親沒有時間、沒有精力，甚至沒有心思顧到妻兒。這一切，當然，同為ＣＰ的母親都以“革命”的名義容忍諒解了。在他們已經落到日本人手裡，已經不可免地面臨他們最後的時刻的時候，他想到了什麼？

　　那時，他和媽媽分別關在同一個筒子最頭上的和最後一間牢房。牢飯，發霉的雜米和臭了的菜葉，對孕婦也一樣。一次，獄卒遞過碗來，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又指指那飯。媽媽接過去，急急扒了幾口，發現碗底下埋着兩塊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媽媽差點呼出來。沒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終於有了位置，終於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個在如此不堪的景況下悄悄長着的小生命。可是，不是有點晚了麼？媽媽此時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澀的。

　　最後一次，壓在飯下邊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張字條。雖然都在獄中，他似乎比媽媽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結局，同時也預感到了自己的。他寫到了理想，寫到了勝利，他還寫到了——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己和家庭，向黨提出屬於他個人的要求：“請轉告組織，把我們的孩子送到蘇聯學習。”

　　２０年後，當我已經大學畢業，媽媽在偶然之間提起這一節的時候，我不禁黯然神傷。我的無畏獻身的父親，在這裡犯下了兩個錯誤：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太光明了。他到蘇聯的時候，那裡正是“餓鄉”，他顯然不是想讓他的孩子去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麗理想的寄託。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個有黨支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擴大會議這種種鳥事的地方實現平等、自由、無剝削、無傾軋，要經過多少污泥濁水、殊死抗爭⑷。

　　他的第二個錯誤是他太單純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爭官。但他應該明白，如果你不是官，沒有黨內職務，你就不要寄希望於只有官兒們才可能獲得的一切⑸。

　　他也許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臨終的託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來，只在那活人覺得需要張揚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為他們正享用的事業獻身的時候。當然人世間也許不這麼勢利，也會有人，包括相當志得意滿的人偶爾也念念舊情，但他不應忽略的是，必須立足於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傷害——當然，在他的願望被冷冷拒絕的時候⑹，人已經死了，已無所謂傷害不傷害；而且，他的孩子雖然未能如他所願去蘇聯，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無論從真正的學識人品，還是社會的承認，他的三個沒什麼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點一滴紮實努力之外沒別的出路，最後也都不遜於那些有資格去蘇聯受教育的同齡人。這，想來，可以稍稍慰他於九泉之下了。

　　因為從事的工作屬超級機密的緣故吧，雖然我們姐弟作為烈士子女由“組織”扶養到十八歲，他的名字和事情絕對不許提。媽媽嚴格遵守這一規定，包括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當做“叛徒”揪斗的時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電話給我：

　　“爸爸的事讓說了……”她裝做很平靜，可是我感覺得出——父親犧牲４０年了，她已將近七十歲！

　　後來，她不知道從那裡打聽到，有人在編一部《烈士傳》，於是起念，希望父親的名字能夠列進去。我不知這想頭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聞不問來泄她的氣。她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決定給父親的顯赫老友寫信：聶榮臻，鄧穎超，還有誰誰，希望他們就入《傳》這事，為父親的身份做個證明。信發出去了，她等着，一周、兩周，一月、兩月……

　　媽媽曾很瀟灑。１９５０年初，當她被告知傅大慶的孩子均作為烈士子女由國家撫養的時候，她聲言自己有工作能力，願共同承擔。後來，在她的動員之下，舅舅們不但獻出了外公那所數房聚居的大宅，還將堪稱國寶的古玉“召工刀”、“周公髮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獻給故宮博物院⑺，弄得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徐冰親自到我們家來致謝。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飾細軟，她也一樣不要。她和我的繼父一直在東北工作。１９６０年，媽媽終於回到北京。我記得第一次造訪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真是大吃一驚。媽媽不是個講排場的人，這我早有思想準備。但我萬萬沒有料到，她的家會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對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與王震那種出身赤貧，嚮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腳杆子可能完全不同。也許正是這種巨大的共同事業上的成就所襯托的個人的清貧，才會使她得到真正精神上的滿足。那就堅持下去嘛，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沒有回音。信不會收不到，她寄的掛號。或許人家太忙？不會——他們不但都已離休，還都保留着自己一應俱全的“辦公室”。忘記了？也不大可能。因為，除了老年人其實有更清晰的早年記憶這一一般規律而外，鄧媽媽曾於１９７０年末在一瞥間將我認出，她脫口說的是：“和大璋當年一模一樣。”

　　事情明擺着，他們不回答，是因為不願或者不屑回答——雖然媽媽在信里既沒有要求房子，也沒有懇請安置子女；我那時也還沒有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這類帽子。

　　她希望最後能為亡夫作點什麼。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兒也沒有睬她。

　　父親幾乎沒有遺物。他們的曾家岩喜幛，是母親的一位非共產黨的女友，千辛萬苦保存了幾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輾轉交還給她的。他曾做過生活書店的編輯，生前被他的同志們稱為“文章高手”。身後留下的，只有一部譯著：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

　　　　　　　　　　　　〔二〕我的義父　葉劍英

　　我本不願，或許也不該寫我的義父，因為他在歷史上名頭似乎已被鎖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釘釘的文件，還有官辦的傳記組。有關他的每一個字都要遷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鬧得不好，還會撞上不知什麼人的實際利益。同樣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類拔萃，並且已經動輒左右市場、左右他人的命運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頓足、就要落淚的戰友與部下……我想，就算他們對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認為並不大有——可能也只願他高高懸在天上，做一顆萬人仰視的遙遠的星。

　　當然，做星沒有什麼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畢生的努力，也不過是一方倏乎間即消逝於無際宇宙的隕石。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人，一個才智出眾，卻處處容讓；充滿溫情，又時時克制；有着細膩的感受，內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卻總被卷進殘忍格鬥的漩渦中心；常常被認為超乎尋常地沉着機警，還大玩過幾次權術，卻是一個對政治極端厭倦的人。

　　我還不到５歲即被他收養。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當然出於對父親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為他身邊正有一個比我稍大一點的女兒，而這女孩的母親，當時沒有、後來也未能和他們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筆下的小海蒂一樣，成了３０年後以凌子而蜚聲影壇的他的親生女兒的玩伴。

　　當我漸漸長大，學會了觀察人生，特別在我已經成了一名作家的時候，我忽然悟出，原來一個凜凜偉丈夫——更不要說還是一位元帥，對婦人和孩子能懷有那樣的耐性和醇醇溫情。當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瑣、無能的男子，越愛向婦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長到１０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後，又告離異。這時，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個孩子：三名處在最討人嫌的年齡的少年和三名幼兒（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經手收下的一個與他完全無關的“love　child"）。不難想象，對一個獨身男人說來，是一幅多麼可怕的情景，而他處之泰然，帶着這半打嫡系部隊，外加保姆警衛司機正好湊成一個班，唱歌、跳舞、打獵、釣魚……很難想象哪一個中國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沒有一個孩子感到家長的威嚴：他所暗示的標準過於寬厚，我們事事自己拿主意，沒有來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沒有建議。這寬厚與他所能提供的保護與給養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國那時候那種酷烈與貧困的大環境中的一個小天地：無憂無慮，自由自在⑻。這本是一個正常國家每個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賜的一份，不幸在中國成了特權。所幸當時與這項特權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國那種心態的開放和對知識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這般攫取財富的渴想和機會，我們——起碼我和凌子——從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視自由與正義高於一切的內心準則。這就是為什麼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為民眾中最先覺悟的頂尖人物之一⑼，也是為什麼我會在八十年代寫出這些“不討好”的作品，和以後的種種遭際。

　　那段時間我們玩得真是開心。而那一時期，直到最近反覆研摩共和國史才知道，正是他們一批所謂“元勛”被毛澤東無端猜忌，離開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隻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賦閒。“削藩”這套把戲，從史書上看，常令胸懷大志者煩悶暴躁，我卻沒有見他發過一次脾氣。不但不煩不躁，現在回想起來，他竟從不“走動走動”——這是幾乎每個在政壇上混的人都不得不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着還是隱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來對待紛爭？總之，他是那麼安於被誤會，被擱置⑽，直到局勢真正需要他：一舉擒獲“四人幫”，推出鄧小平。

　　他是一個業餘科學愛好者，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對科學懷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種地方，他曾把他的寶貝女兒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給馬海德醫生作牛痘實驗；到了五十年代，他的愛好又得以升級：我對導彈的最初的認識就來自他的親口詮釋。一天，那時我剛讀初中，他請才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夫婦吃飯。客人未到之前，他極為高興地以幾個孩子為對象，講這馬上來的人有多麼了不起，是“研究一種能追着飛機飛的炸彈的”。要不是凌子的堅決抵制，他恐怕會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但後來我棄工從文，他倒也沒說什麼。在我跑去告訴他：“我現在乘飛機飛來飛去，住大飯店、出國，都不是因為爸爸的關係，而是我自己掙來的。”他也由衷高興。當然他也沒有見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們學到哪怕不大，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兩手本事；而當他們不是這樣的時候，也未見他厲聲斥責，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傷心；最後，沒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義“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責備總是向他的親情之愛讓步。

　　最近，我有機會反覆揣摩共產黨從建黨到奪得政權這３０年間的歷史，在重重的政治煙幕中找尋合乎邏輯的歷史印跡。無論對誰，這都不是件輕鬆活兒，對我尤其如此——因為我的義父混跡其間。我懷着學人絕不應該有的關切與忐忑，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廢話間，找尋他有沒有如他的同夥那樣或踴躍、或無奈地欺上壓下、賣友求榮，努力發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說，１９３５年那封電報，究竟收到過沒有（編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軍與日軍大本營，到底有沒有直接聯繫；１９６６年秋，他焦慮地為毛澤東到國外購置尼龍避彈衣（編者注２），而轉眼間，又因發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貫穿其中的，究竟是什麼。我發現，他從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變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給人方便、放人一條生路的態度——但以不開罪毛澤東為限。他的主調是溫和，而這溫和，究竟是出自快樂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還是因為看了太多的慘烈？他不是個憨人，他非常聰明，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壇惡濁如此，生逢一連串詭詐矯情的“路線鬥爭”，他只是不做幫凶，努力不廁身其間而已⑾。毛澤東晚年給他的評語是“呂端大事不糊塗”。我體會，這不糊塗的第一要旨，是篤信“只要有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滅亡”。

　　１９８３年，我寫重慶易幟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殺的時候，他還健在。那次，他不僅詳盡，簡直興致盎然地給我講述“軍統特務案”中他所經手的細節。到我開始寫歷史紀實，他已離世。對我說來，最覺後悔的是，與他廝守有年，竟一次也沒有就重大歷史疑點向他求證。

　　我和他從來沒有親近過。他順口將我稱作“女兒”，很耐心地給我改詩⑿，都不意味着他曾很關注我的成長。家裡增加個把孩子，在他說來不算什麼事，我也從來不曾有過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遠遠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隨着地位增高，他變得越來越傷感，越來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盡頭的那幾年，似乎是，他漫長生命當中每一個片段，都在他的記憶里活了起來，彈撥起當年壯懷激烈戎馬倥傯而來不及體味的一切。到這時候，已經沒有人為了“謀”個什麼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終於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親，終於得以去看他。那場面令人悽然——似乎誰都有話要說，而誰都說不出，只“執手相看淚眼”。他們想到了什麼？他們是不是在無聲中交流着當年為了“革命”而輕易地拋下的屬於人的可懷戀的一切？就是這時，他顫抖着為我的生父題寫了那四個字：“義無反顧”。放下筆，已是淚流滿面。

　　世間流傳着不少有關他的緋聞，傳到我耳朵里的時候，已近天方夜譚。如果有人嫌世上千萬種言情小說還不夠，有興致再加上幾種口述本，也沒有誰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離譜離得厲害。善於寫詞的毛澤東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鍾愛的卻是北宋詞人辛稼軒。為什麼？他沒說過，我也沒聽見誰問過他。有着極高的才具與抱負的辛棄疾四十二歲就已被閒置，一腔鬱憤怎麼個去處？政治上失意，人生價值並沒有貶低。於是，我們終於知道，寫出“醉里挑燈看劍”這種典型軍事政治家豪邁句子的詞人，能對一片山、一叢樹，對農人的辛勞、孩子的嬌憨，有如此細膩的感受，對女性的愛戀也會如此明艷哀傷。他呢？辛稼軒寫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麼？對於居處布置，他沒有特別的口味。走到哪裡都不變的，只有那幀掛在床前的母親的像；還有《稼軒詞》，永遠在手邊。

　　他或許有着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經歷，但那結局在常人看來，也許稍嫌寂寞了一點。這個一生對女性懷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為她們所眷愛和景仰的人，在他“輝煌地”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沒有一名愛過他和被他愛過的女子被允許守在“身”邊。他的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他的四任夫人，還有在他五十歲上鰥居以後的３０多年的歲月里，曾比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當時她們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認為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我覺得世上最殘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個做母親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別人家去寄養。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幾乎就是他的一切。他還太小，家裡得不到的，沒有能力到社會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親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這裡，我不能保證，我對他們能象對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樣，一樣到連孩子本人都察覺不出來。

　　他沒有當面誇過我——也沒有罵過。後來我知道，他對別人說過我愛看書，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書房的緣故。但有一句評語被我聽到了，還不只一次：“養不馴。”

　　　　　　　　　　　　（三）我的繼父　唐海

　　我的繼父初初看去是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裡，只有當訊號過分強烈時，他才回到世俗中來。而他一回來，立刻就給出自己的結論。

　　他是１９３６屆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當時的中央政府就職，只因一個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軍用機場等候他所託運的技術物資，左等右等不來，最後被告知因艙位緊張未能啟運。而就在這時，他一眼瞥見飛機上正往下卸的達官貴人的保姆和嬰兒車。就這麼一怒之下，他決定革命了。而那時革命似乎只有一個去處——延安。因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溝里為毛澤東作翻譯，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數幾個又學通了一門俄文的人。斗王實味，不知他是否在場；從已發表的資料看，“坦白”和“搶救”的時候，他已被發到了綏德，就在那裡被關進監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過吻”。後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讀到這裡都不禁莞爾，但他已經嚇瘋了。在此後的大約４０年，他沒有離開過“冬眠靈”。

　　抗戰勝利前夕，延安開始給被“冤屈”的同志甄別。打的時候就稀里糊塗，甄別的時候清楚得了嗎？毛澤東說：“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自己到前線去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跑到國民黨去，怕什麼呀！”他去了東北，緊隨在接收地盤的大部隊之後。他沒有離開共產黨，到死都守着他年輕時候的夢——不僅守着夢，還象所有得到了“黨的寬大”的人一樣，懷了一腔感激和對未來的憧憬。

　　他和母親就是在那裡遇見的，在那片寒冷荒蕪的富庶之地。他是工業部化工局的技術處長兼計劃處長；她是該局合成煉油廠副廠長。這可能是我的繼父一生最愉快的時間，因為“前線”需要汽油，沒有人會在這個當口整他們。那幾年，他的從油母頁岩中高效採油的建議得以充分的發揮；他還是當時少有的能與蘇聯專家直接交談的主管幹部。我的母親是一個太愛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識和談吐迷住了。看他實在太邋遢，那樣風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親把自己心愛的細亞麻布床單親自為他鋪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種情感傳達，沒想到再見面時，那床單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腳上了。

　　“建國”了，象他這種從延安“煉”出來的技術人才，應該是共產黨的寶貝了吧？不料他因為太懂技術，又不加掩飾地把他懂得的說了出來，竟得罪了不那麼懂技術卻很懂政治的“泥腳杆子”。從５０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運動，他所在的石油系統揪出來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貶到大慶，貶為一個幾乎沒有人知道的部屬“安達石油學院”，任職副院長。他一點也不覺得有傷自尊心，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認定非把這所學院辦好不可，起碼辦得如他母校一般，成為全國一流的工科大學。他親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數學和英語，訓斥他認為不稱職的教師和不用功的學生，親手布置圖書館和實驗室⒁。就在學校開始有起色，學生們開始愛上他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和每次一樣，他又被當作靶子拋了出來。他在延安整風期間落下的精神病從沒有過徹底治療，二十幾年來一次次犯。這回，當我的弟弟聞訊到安達去接他的時候，他正跪在零下３０°的雪地里，雙手和耳朵上凍起血泡，口裡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認罪詞。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沒有學可教了，想到大慶油田那麼好的地質條件，卻因出水過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窩”在井裡而廢掉，實在可惜。他認為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簡單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計算並且繪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圖。他致信有關部門，沒有人理他，更沒有人撥給他一口井作實驗。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鐵匠鋪里轉，交了一批圍着帆布圍裙的白鐵工師傅朋友。他們按他的口述給他打造大大小小的採油模型，從此，家裡丟滿了他的“實驗器皿”：洋鐵皮盒、洋鐵皮管和泡沫塑料塊，本已擁擠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慶油田出油率的實驗場地，家中定量供應的食油成了他的實驗材料。

　　待到他認為這項實驗已經有了結論，卻見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時候，一句話也沒說，把“場地”草草收拾掉，開始一頁接一頁背鄭易里的《英漢詞典》。詞典背完了，還能做什麼呢？他又投入一項新的純理論研究：質疑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他把他的構想向我解釋，其鄭重與熱切就象是接受一項國家研究項目。從此，家裡滿是他的計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寫在小學生練習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這種境界中，人會有什麼特別需求。他不斷向母親討酒喝、討煙抽，而媽媽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樣，扣住不給。他於是自己到小鋪買，媽媽又扣他的零用錢。他於是以他能得到的一點點錢，買最下等的，身上永遠散發出劣煙劣酒的臭氣。一次，我四歲女兒發現她屋形小撲滿突然之間空了。問到他頭上，當外公的開心大笑起來：“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錢！”

　　他不象父親，不象家長，社會上的事他都不甚瞭然。他只象是家裡的一個不挑剔的大孩子，一個可有可無的人。有一回，他不無驚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裝而是筒裝的鞋油問媽媽：　　“楊潔，現在的牙膏怎麼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論和技術世界裡，即使和家裡人，好象也沒有多少話說。他的夥伴只剩下３歲到６歲的孫輩，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把她叫做“鳥兒”，她的牙牙兒語在他聽來就是如此，而這對他也就夠了。

　　他的孩子那時是十多歲的少年，他的學問和為人距他們的理解力太遠，他的怪誕卻已到了他們容忍的極限。弟妹們不但不和他親熱，反而將他們的愛與依戀轉向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給他買酒，並且坐下來陪他喝一小杯。這時，即便他沒有發病，也會大睜着充滿血絲的眼睛對我說：“小慶，我一定好好學習馬列主義，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會象王實味一樣去做特務。”這可能正是我寫王實味的最初動因——我想要知道，王實味到底怎麼了，能把一個優秀如我的繼父的人嚇成這樣。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出版時，高興地題辭送給母親，完全忘記了他是母親的配偶。對此他絲毫不計較，他讀完了全書，隨即把他最喜歡的《後記》譯成英文送給我。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兒，我的小妹妹，在２４歲上患絕症離世，我們全家陷在悲慟中無以自拔，身為父親的他卻象是淡淡地沒有這回事。不過數月後，他突然一句話沒有就去了，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心裡的創痛，不會與人分擔，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創痛。

　　我的繼父是一個心思與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親近的人，都忽略了他。沒想到的是，他的死訊傳到安達，竟有那麼多多年以前挨過他的罵的學生為他哭。我一次次買了送給他的酒，還一瓶瓶地排在柜子裡。每憶及攔住不讓他喝的情景，媽媽都唏噓不已。母親整理他的手稿，數百頁精密的計算之後，赫然出現的是這樣一個結尾：

　　這篇論文從１９６６年開始寫作，直到１９８２年，前後寫了１６年才寫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感謝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尤其是《兩論》對我的啟發；我感謝周恩來總理對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謝葉帥對我的挽救，並且把我調到了北京這一科學中心，並且指示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群眾路線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進行工作；鄧帥明確指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要命題，給了我對這篇論文的正確性以充分信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萬歲！革命先烈萬歲！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　早春氣息之夜

　　我們終於知道，那場紅色風暴來臨的時候，他所受到的驚嚇：他逃進愛因斯坦，將學術視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們終於知道，延安那一擊，給他的戕害之難於複合。掌權的大人物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語，已經融進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

　　“可憐死了，可憐死了……”媽媽說，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據說已經用在新油井開發上。他的對《狹義相對論》的辨詰至今沒有一個人能看懂。如果這份心血不能當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個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場新的、令他顫慄不已的年代裡的一個慰藉吧。

　　　　　　　　　　　　〔四〕我的公爹　王磊

　　當我作為新娘被帶去見公公的時候，他正關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年，我和我的丈夫剛從文革初期的衝動中醒過神。我不記得此前是否打聽過王德嘉的家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過的事。

　　他獨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鋪上，頭髮鬍子都很長，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道人。我們被帶進去的時候，他只淡淡地點了點頭，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問。三人（我們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後，王德嘉開始向他宣講形勢：毛主席的指示，山河一片大好，云云。他靜靜地聽，眼珠都沒怎麼動。這樣大約講了半個小時，王德嘉回過頭對那看守說：“下邊，我們要談點家裡的事，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動一下。王德嘉嘆了一口氣，回過頭開講家族豆腐賬：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個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剛剛起身出門那一刻，我看見我公公那雙藏在一堆毛髮當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邊一蓬鬍鬚正當中，也咧出一個笑縫。他仍然沒有說話，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單，示意我們向下看。我們伏下身，只見鋪板下邊，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餅和香腸。

　　門一響，看守方便回來了。王德嘉重新開始向他宣講如何正確對待群眾，如何正確對待自己。他靜靜地聽着，就象我們剛進來時一模一樣。

　　後來，文革結束了，大家都開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個正常生活下的好兒媳。我們拼命趕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廢的歲月搶回來。我不善理財、不知孝敬，不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時成年累月不登門。公公本是個講究家規的人，但都原諒，似乎是，只要“孩子肯上進”，又有過“牛棚”那一面，怎樣都可以。

　　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後診斷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卻十分平靜。他是個懂醫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無望，只為這是我們大家，特別是奶奶的切盼，於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嘗試種種莫名其妙的新藥，還一一向我們解說種種治療方案。

　　“六·四”之後，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裡有了什麼稀奇古怪的好吃的東西。那次，他已經瘦得讓人不忍抬眼正視。對我的退黨，他什麼也沒說，只問了一句：“還做過別的嗎？”我一一稟告之後，他點點頭，依舊什麼也沒說。

　　在牢裡，我以為，再也見不到我的公公了。沒想到，他提出臨終的請求——

　　在醫院保衛部的監視和監獄方的監押下，我來到他彌留的床邊。

　　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爺爺，我第一次見你，是你在坐牢；你這次見我，又是我在坐牢。當時，我不信你坐牢是因為做了壞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沒做一件壞事……”

　　就是在這時候，他說的那句話：“咱們……頂得住。”

　　我說：“爺爺，你也一定要頂住。你最愛喝我燒的湯，你要等着我，等我回家燒給你喝……”

　　他點點頭。

　　過了一會兒，他似乎有話要說。我俯過身去，那聲音輕得只有我能聽見：“回去看《李將軍列傳》，這是我最愛的一篇。”我連連點頭。其實我何須看，我早就背下來了：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家無餘財，終生不得封侯。

　　最後，在這名鏖戰終生的將軍已年過花甲的時候，與敵酋單于遭遇，本以為可以最後效命國家，不意又為以裙帶而高位者別遣，使他最後失去了“居前，先死於陣”的機會。不死於疆場，竟受辱於刀筆之吏麼？李將軍從容引頸自刎。

　　我的公公為什麼在這一刻特特囑我讀這篇？

　　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學生，北平中國大學文科。共產黨建政之後，他傾注全力於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機構。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長成，一批重大成果正呼之欲出。他對他的部屬“省約文書籍事”，“寬緩不苛”，“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他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他不嘗食”。然而，象李廣一樣，沒等他以他的才識而非攀援小技在事業上一搏，竟被閒置，一擱就是２０年。不覺之間，已屆大限。他一生中，擔當時間最長的職務是“政委”，雖然直接過問業務，但在一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時間端正路線、開會、背誦主義教條，最後覺得心靈相通的，竟是漢代李將軍。

　　這是他要我讀的麼？

　　醫生、我的婆婆，都催我離開，因為他的心臟再經不起任何輕微的情緒波動。我伏在床邊不肯走，他們把我拉起來。我說：“爺爺，我回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我現在給你鞠個躬吧，爺爺——”

　　我站在床邊，深深彎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靈的敬禮。我曾在黎澍先生靈前這樣深深致禮，對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曾有過這份敬意。我的公公平躺在病榻上，沒有看我，也沒有動。

　　我果然沒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後。他是在異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的離去的：他切囑我的婆婆，絕對不許開官方主辦的追悼會，不要官方悼詞，不要通知任何“同志”。

　　我知道了，李將軍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終也逃不出他們的掌握的，是刀筆吏！

　　５２年前，他從家裡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講“階級”和“鬥爭”；此刻，他只要家裡的人在他身邊，只要親人們送他走。

　　他棄學出逃的時候，頂着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時候，切囑要一身素白，只着一套白色學生裝。

　　他不戴帽子。半個世紀，他看夠了“帽子”。他讓他一頭銀髮自由地披着。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診斷書拿到不久，就寫了一首《自輓詩》：

　　　　　　　　　　　　　是非功過兩茫茫，　　　　　　　　　　　　　死後何須論短長。　　　　　　　　　　　　　平生不問毀與譽，　　　　　　　　　　　　　捫心無愧自蹈揚。　　　　　　　　　　　　　結髮上陣書生氣，　　　　　　　　　　　　　此際只余臭皮囊。　　　　　　　　　　　　　白衣裹身悄然去，　　　　　　　　　　　　　燕山深處是吾鄉。

　　他不願去八寶山，我們將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這詩，王德嘉謄清之後，就鐫在那方漢白玉碑上。

　　我的四個父親，四名知識分子，四位共產黨人，都已經去了。我現在真的沒有了父親。

　　我領略過父愛麼？

　　小的時候，我做過一個夢。在那夢裡，不知誰，也不知在怎樣的一個情景下，總之有人確切告訴我：

　　“你的父親麼，就在那兒……”

　　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張我平常睡的、空無一物的大床下，有一隻空火柴盒，一隻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種薄薄的、火柴還沒有用完就會破損掉的火柴盒。

　　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來，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後來的細節記不清了，似乎是高山峻岭，深澗大河……我們——我，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弟妹妹——護着那小小的火柴盒，生怕一個閃失，它會丟了，永遠丟了，再也找不回來。

　　這夢一次一次重複，每次醒來，都心跳不止。父親是誰？他還在嗎？在哪兒？我不知該怎麼辦。我希望在夢裡見到父親，想知道父親的確切樣子；又怕這夢，怕這夢裡永無了結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確切睡在我的旁邊。這夢魘終於去了，關於父親的夢魘。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許他們會告訴我，這是你對父愛的渴想，獲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

　　是這樣麼？

　　我清楚記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書中，讀到“審父”二字時所受到的驚嚇。我呆住了——審父？父親難道可以審麼？

　　現在我的父親都已去了。他們可能很英勇、很顯赫、很茫然，也可能因為走在“六·四”那種時刻，而滿懷鬱憤。所有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們可能並不確切瞭然曾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為人父”又是一件多麼沉重莊嚴的事。他們不可能知道的是，他們的女兒，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溫暖的同時，已然在理念上接受“審父”的全部哲學涵義。

　　我—在—審—父，對此不無驕傲，也不無痛苦——在我的共產黨父親們一一離世後；

　　我—在—審—父，當“父親”所代表的已不僅是個體的血緣承襲和信從依賴，更代表了男權社會的全部現存觀念和權威；

　　我—在—審—父，對“以共產主義為名義所進行的統治”窮追猛打。這是一個時代，一種強權，當中國人醒了，成長了，不再幼弱無識地對“大救星”緊隨緊偎；

　　我—在—審—父，以民族的名義，以百姓的名義，以戰死的士兵、餓死的農夫、屈死的詩人名義，以被偷盜的真誠和被誘姦的理想的名義，以被活活剝奪的富農和資本家的名義。

　　我在審父，支持這審判的，有閱讀、有訪問、有無時無日看着的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卻是父親們留給我的一份終生擺脫不掉的精神遺產——只有早期共產黨人才有的那一縷清澈的理念：大同。

　　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來越少。

　　我對它無比珍愛。

　　　　　　　　　　　　　　　　　１９８９年４月初稿於北京秦城監獄　　　　　　　　　　　　　　　　　１９９４年４月定稿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原文注釋：

⑴　這是我的乳名，因為生在重慶，父親又名“大慶”之故。

⑵　１９４１年，延安共產黨中央與“遠方”的聯絡漸疏，第三國際要中共幫它建立自己的設於敵後的電台，父親冒死赴北平。

⑶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新華社社長。

⑷　但戈爾巴喬夫畢竟出現了，雖然已出現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後，所做的還是在修正他的無產階級前輩。當代最讓我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爾巴喬夫，我為他遇到的每一個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獄中，我唯一一次聽新聞而落淚，就是戈爾巴喬夫對頓巴斯礦工說：“我知道，你們罷工，是因為對改革盼望得太切。”　我這樣為蘇聯的改革成功祈禱，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還有一條就是為我的父親——我不忍他的企盼落空。

⑸　共產黨向來看重黨內位置，不但以其高低來決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讀文件）的標準，誰當死誰不當死也據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為黨內新貴。得知國民黨即將血洗上海的消息後，黨緊急通知並克服種種困難，將其妻楊之華接到武漢。１９３１年，瞿在黨內大勢已去。當中共中央遷往江西蘇區時，他本可留在上海與魯迅“並肩戰鬥在文藝戰線”，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無的“教育委員”。他曾苦苦請求攜妻同往，不獲批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長征前夕，明知將他留在江西極端危險，且帶着他也不是什麼難事（王稼祥、聶榮臻、毛澤東包括毛一次次懷孕流產的妻子都是乘擔架長征的），仍決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

⑹　媽媽因臨產逃過了日本憲兵隊撤退前的處決。１９４６年，國共合作，部分共產黨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黨的關係，立即轉述亡夫的請求。組織的答覆是：全國就要解放了，我們自己將有很好的學校，孩子不必送出去了。

⑺　當時他們兄妹還得到一張中央人民政府的褒獎狀：“河北省大興縣馮大生、馮大可、馮大申、馮克柔、馮徽之、馮德符、馮士行先生等，秉先人馮公度先生遺志，將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硯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圖書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冊，捐獻人民政府，化私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揚，此狀。”簽發人是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副部長周揚、丁西林。

⑻　我在不少懷念文章中讀到當幹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經地教導他們的子女，心中不禁悶笑：不知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戲，還是寫懷念錄的孩子向讀者作戲。從葉劍英的口裡，我沒有聽過一句革命大話。不過，他常常喜歡拿些他覺得或重要、或有趣的文件讓我們看。神色之間，似乎是：“對你們，無疑玩兒是正經。但玩兒過之後，不妨翻翻。”

⑼　她那時是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領袖之一，而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徹底批判毛、劉精心營造的政治禁固的覺醒者。沒有這個層次上的覺醒與批判，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可惜這個道理和這段歷史，至今未見清晰的敘述。（編者注３）

⑽　當時他最喜歡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從瀋陽帶回來的，好象還是老式的７８轉的唱片，回來就讓我們聽。他沒有解說，只告訴我們這是一首古廟裡保存下來的曲子，用一種不很常見的、叫做“雙管”的民間樂器奏出。這曲子他常在他的臥室里放，放到我們不但記住了它的每一個小節，還到了簡直不能再聽別的樂器演奏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後來的以四管交響樂隊演奏的《東方紅》當中的那一段。《江河水》當然後來也成了我最愛的曲子，無論走到多遠，一聽這曲子，就替中國和中國人流眼淚，並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這動因，直到最近聽宋飛的演奏，聽《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時，把雙管撕心裂肺的哀號弱化，才隱約悟出他深藏在內心的悲涼，悲涼中的堅忍，以及強忍之後的鎮定。他是廣東人，輕俏綿軟的廣東音樂也聽，還能自己以彈風琴的方式用鋼琴自伴自唱崑曲“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但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湊趣的場合。真正打動他的，恐怕還是北方那種粗礪荒漠。這或許與他其實不是廣東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正歷經千辛萬苦、一路從北方為自己拼出一條生路的祖先有關？

⑾　五十年代，他與歷史學家吳晗有着很輕鬆自然的友誼，十三陵剛剛開掘，吳就領着他，當然還有我們一大堆累贅，順着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讀書，看到他在廣州期間曾盡力照顧絕無一絲阿諛的陳寅恪，心裡更覺溫暖。

⑿　我１４歲的時候，由學校組織到郊區植樹，曾寫一首“鼓動詞”：

　　　　　　　　　　　　清平樂　《植樹》

　　　　　　　　　　　　　三月薰風　　　　　　　　　　　　　吹遍禿山頂　　　　　　　　　　　　　揮鎬植樹林　　　　　　　　　　　　　石硬心更硬

　　這黑板報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見（他經常“主動巡視”每個孩子的房間）。他找到我說：“三月吹的不是薰風。詞對形式要求很嚴，不可以隨便增減字句。”

⒀　他們兄弟二人先後從上海交大畢業。弟弟唐有祺赴美習化學，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兩次諾貝爾獎得主鮑林教授門下，現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教授。

⒁　最近聽到他的老友（現在已是他的親家）臧福錄教授講他們當年同在大慶石油學院時，他的“濫用職權”：學校是經常開那種煩死人的政治動員大會的。他是校領導，當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對此，我的繼父難於忍受。他的解決辦法是，常把當教師的臧福錄也叫到主席台上，兩人悄聲討論化工熱力學。

Michael　Zhu　摘於《明報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號

〖編者注〗

１．中共黨史載，１９３５年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為首的四方面軍曾有一封密電，要將毛澤東為首的一方面軍“解決”掉。此電報被葉劍英交給中央，使一方面軍得以逃脫，從而“挽救了黨中央和紅軍”。然而徐向前元帥等原四方面軍領導人，卻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否認有這麼一封電報。

２．文革開始時曾有廣泛流傳的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可以活到１５０歲以上，林副主席可以活到１００歲，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

３．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最初為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東方紅”的學生領袖朱成昭所領導，葉向真（即凌子，當時丈夫為鋼琴家劉詩昆）為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的頭頭。首都三司為批鬥彭德懷將他從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審訊”，朱等聽了彭關於黨內鬥爭、廬山會議的“交代”，轉而同情彭德懷，後來“墮落為反革命分子”。朱同葉向真曾企圖雙雙外逃，被周恩來派人在邊境截回。朱從此不知所終，葉在父蔭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賓領導，成為後來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