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慘絕人寰的“重慶大轟炸”，那轟鳴的飛機、呼嘯的炸彈、沖天的火光、奔涌的鮮血、成山的屍骨，在人們的記憶中，或許早隨歷史的煙塵飄向九天，順着長江的波濤流進大海……硝煙遠去了，炮聲也遠去了！然而硝煙和炮聲真的遠去了嗎？
　　1998年7月8日，《華西都市報》刊發了一條《重慶大轟炸研究中心成立》的消息，報道稱：為了讓後人永遠記住日本侵略者在重慶犯下的滔天罪行，研究中心已派出3個調研組到各地收集採訪重慶大轟炸的史實資料。當晚，記者接到一位重慶大轟炸的倖存者的電話。老人名叫李朝榮，是重慶印製公司三廠退休工人，祖居重慶十八梯。作為“大轟炸”的受害者和大難不死的倖存者，老人一再強調“既不為名也不為利”，只希望能把自己親身經歷的那段慘烈的歷史真實地講述給後人，“以慰大轟炸慘死者的在天冤魂”！
　　幾經周折，記者終於與李朝榮老人取得了聯繫，聆聽了老人滿腔悲憤的訴說……
　　我叫李朝榮，1927年農曆臘月初二出生，祖祖輩輩生活在重慶，大概有十多代了吧。1939年日本人的飛機轟炸國民黨陪都重慶時我才十二歲。說來也怪，六十年過去了，我也親身經歷了不少的事兒，可年齡一大，好多事都忘得差不多啦，只有那次大轟炸的慘狀卻咋都忘不了。———你說叫我咋個忘呢？轟炸中，我的父母沒了，兄弟沒了，家也沒了，自己也是絕處逢生，從屍體堆里撿了條命出來。
　　我家當時就住在重慶十八梯雙桅子巷的一大間木瓦平房裡。記得房子是祖上留下來的，大間裡隔成三間，裡面兩間住人，外面一間是灶房和吃飯的地方。父親李樹森，才三十多歲。當時，十八梯一帶沒有自來水，大戶人家在小院裡挖井，一般的貧民百姓都吃長江水。這樣，我家的主要經濟來源就靠父親給別人挑水換錢養家糊口。母親李胥氏，常年在十八梯當鋪里給別人縫衣服掙點錢補貼家裡。那個時候生活雖然貧窮，但畢竟有一家人，活路忙完後，也還有說有笑的。我和弟弟都很巴貼父母，他們再苦再累，一天下來總要一邊一個抱抱我們，不過兄弟那會兒才四歲多，抱得要多些。
　　1938年開春那陣，就聽說日本人的飛機要來炸重慶，但不知咋回事，話傳得凶得很，飛機卻一直沒來。就在日本人轟炸並占領上海、南京後，重慶方面也就真的一天比一天慌起來了。保甲長挨家挨戶籌錢準備挖防空洞。每戶平攤一塊錢，家境好一點的給兩塊、三塊，實在太窮的就免了（當時一個勞動力干一個月也就兩塊錢左右）。隨後又成立了防護團，屬於民間組織。由於國民黨政府腐敗，加上缺乏物資、經費、技術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很少，根本無法滿足廣大市民的需要。當時最大的防空洞要算十八梯旁邊的觀音岩洞。那時要進防空洞，每人要交10塊錢辦“防空證”。只有少數有錢人家才交得起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買不起“防空證”。
　　那個時候，倒是防護團發揮了重要作用。參加防護團很簡單，只要有力氣，年齡在16－30歲之間就可以報名。我認識一個防護團的，是我們十八梯一個開草藥鋪家的兒子，叫傅二娃，16歲。我們小時候就常在一起耍。關係非常好。他比我大一些，常常在娃娃們吵嘴打架時護着我。傅二娃參加防護團後，穿上了灰制服，很神氣。防護團的總部設在當時的夫子祠，整天聽訓話、練動員疏散和傷員救護。
　　為預防空襲，防護團和國民黨的防空部隊在許多制高點都搭起一個架子，上面套上幾根繩，每根繩上掛個燈籠，有紅色和綠色兩種，直徑有1米多。當日本飛機向這方飛來，預襲警報拉響時，架子上就掛出一個紅燈籠。當空襲警報拉響時，就掛出兩個紅燈籠。當緊急警報拉響時，就掛出三個紅燈籠，當日本飛機飛到重慶市區上空時，三個紅燈籠同時被放下，日本飛機的炸彈也就幾乎同時往下掉了。如遇空襲警報解除或兩次轟炸的間隙，架子上就會掛出一個綠燈籠，意思是人們可從防空洞出來透透氣，休息一會兒。當時市中區的較場口、枇杷山、鵝嶺，南岸的黃桷丫、洋石灰廠等地都有這種架子。
　　國民黨的防空部隊，在山頭布置了不少的機槍鋼炮，就是打不下日本人的飛機。5月3日那天天氣很好，日本鬼子的飛機是說來就來，從預襲警報拉響到三個紅燈籠掛出，大概也就十多分鐘。以前的轟炸，我們一家人和鄰居差不多都躲過了，可這次卻再也沒躲過，死的死，傷的傷，整個十八梯成了一片焦土、一片火海，到處都是屍體。
　　你們看我這後頸項上的疤就是那次轟炸留下的。我今年七十多了，“大轟炸”離今天差不多整整一個甲子年，它留給我的不僅是傷痛，而且是對日本強盜刻骨銘心的仇恨！我順着十八梯往較場口方向爬，在石梯上到處都是屍體和殘肢……防空洞門口，那屍體堆起了兩座山！
　　5月3號下午一點半，三長兩短的空襲警報突然拉響，較場口的架子上馬上掛出了三個紅燈籠，街上的人都開始四處躲藏了。但是這次日本人的飛機來得太快了，兩點鐘大概還不到吧，飛機就已經臨了頭，黑壓壓的一大片，像老鴉一樣，飛得很低，很快就響起了炸彈的尖嘯聲。
　　警報響起的時候，我父親正挑了一擔水走在十八梯的街上，母親也還在當鋪縫衣裳，我在家煮好飯，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來吃。飛機臨頭時，父親擱下水桶高喊着母親往家裡跑。我站在門口大聲喊着弟弟的名字。
　　父母衝進屋裡，像往常躲飛機一樣，把吃飯用的大木桌抬到裡屋，把家裡所有的棉絮鋪在桌子上。母親急切地詢問着弟弟在哪裡？這時我看見善良心細的父親，正扯着一張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擔心日本飛機轟炸會搞髒棉被。我急忙邁出門坎去找弟弟，並下意識地回了一下頭，看見父親拉着母親往桌子下面鑽……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母親的情形，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就在我衝出大門兩三米的一剎那，只聽一聲巨響，地皮一抖，兩耳一聾，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熱浪從後面推來，便什麼都不曉得了……
　　現在想來很幼稚，躲在桌子底下咋能躲過飛機炸彈？
　　兩天后，當我醒來時，正躺在仁愛堂醫院的病床上。仁愛堂醫院是當時英國人建在重慶的一所紅十字救濟醫院，位置就在天燈街，很大一幢樓，樓頂上掛着英國的國旗。
　　不知是那面英國國旗起了作用，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仁愛堂醫院一次都未被炸過。當時我又痛又餓，心裡很着急，哭喊着要爸爸、媽媽。我發覺自己的脖子上纏着紗布，後頸一陣陣發痛。護士告訴我，我的後頸上戳了酒杯大的一個洞，流了好多血，多虧有個小防護團員把我背來，不然早沒命了。
　　仁愛堂醫院每間屋子每尺過道都是傷員，有的缺腿有的斷胳膊，到處都是血跡，哭叫聲從早到晚不停息。有些受傷的，抬到醫院不久就死了。醫院停屍房裡面的屍體從牆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頂。看到那情景真是慘啊！
　　我看到一個小女孩，大約只有兩三歲，防護團送來時，她滿肚子都是血，也不知傷在哪兒，一名護士給她救治時，她眼睛睜得大大的，不一會，就閉上了眼睛。死前，她的小手向上晃了晃，最後伸進了自己的嘴裡。
　　吃了飯，我感覺恢復了氣力，當天（5月5日）下午就偷偷地跑回去找爸媽和弟弟。從仁愛堂到十八梯，十多分鐘就可以跑到。可我轉了大半天，也沒有找到家。哪還有什麼家？留在那兒的是一個小堰塘一樣大的坑，雙桅子巷的房子幾乎全成了焦土，整個十八梯一片廢墟，西南的房子全沒了，東頭的房子也垮了不少，沒有垮的還在燃燒。
　　我絕望地大聲喊“爸爸，媽媽”，沒有人理我，整個十八梯下半段人影都沒有。我順着十八梯往較場口方向爬，看到石梯上到處都是屍體和殘肢。右邊的觀音岩防空洞口，不少穿着灰制服的防護團員在搬屍。走近一看，天啊，那屍體堆起了兩座山！後來才曉得，那防空洞口被炸塌封死了，裡面悶死、擠死、踩死了幾千人，單是防護團從屍體上抹下的手錶和金戒指、金項鍊就裝了幾籮筐！
　　正走着，我突然看到了傅二娃，他正拖個死人往上走。我喊了他，他看着我，半天沒回過神，突然丟下死人，跑過來緊緊抱着我嚎啕大哭：“我的爸媽都死了，我們家只剩我一個了！”我陪着他哭。我急切地問他“我的爸媽和弟弟呢？”他告訴我，我們那條街的人幾乎全死光了，有的是被彈片炸死的，有的是被氣浪高高掀起摔死的，有的是被垮塌的房屋壓死的，還有的是被火燒死的。他還告訴我，是他救了我，原來炸彈爆炸時，我被巨大的氣浪掀到了七八十米遠，落在了十八梯東面臨街的一個鋪面的軟布棚上。日本飛機飛走後，傅二娃和另幾名防護團員回來挨家挨戶找有沒有活着的人。從那時起，我曉得再也見不到我那苦命的爸媽和可憐的弟弟了。
　　我恨不得變成一發炮彈，衝上天去把日本強盜的飛機炸它個稀巴爛！我和傅二娃哭累了，就一起來到防空洞口。從洞子裡拖出來的死人好像並沒有死，仿佛剛剛洗過澡，頭髮衣服全濕透了，只是面色青紫，那是憋死、擠死和踩死的。屍體多得無法計數，傅二娃說已經拖了一天一夜還沒拖完死人。
　　在較場口，景象更慘：整個較場口壩子鋪着屍體。靠老衣服街那面的一片屍體前，大約有三十多人在認屍、領屍，哭聲一片。靠西邊中興路邊上停着四五輛國民黨軍隊和交二團的大卡車，人們正將無人認領的屍體搬上卡車。後來聽說這些屍體被拉到江北沙嘴，在民生公司造船廠旁邊的青草壩挖了一個“萬人坑”，將屍體埋在那裡。後來長江漲水，由於“萬人坑”靠近江邊，挖得淺，又是沙土，好多屍骨經水一衝都漂走了。現在青草壩那兒還是個大坑，還能見得到屍骨。前不久聽說重慶市有關部門準備在那兒修一個“重慶大轟炸死難同胞紀念碑”。
　　據說，十八梯防空洞本不該死那麼多的人。這個防空洞有兩個洞口，一個在十八梯觀音岩，另一個洞口在老衣服街附近。當時防空洞內人滿為患，兩個洞口都遭到轟炸。靠近洞口的人一聽到爆炸聲，就拼命往裡擠，而洞裡面本就沒有什麼空隙，這樣擠死、踩死了一部分。後來，老衣服街洞口的房子被炸塌並燒起熊熊大火。洞口被倒塌的房子堵住，少數擠出洞口的人，也被大火燒死。後來，垮塌的房屋全部將洞口堵死，大火濃煙鑽進洞來，這邊的人就拼命往十八梯洞口擠。而十八梯洞口又是一片爆炸聲，洞內的人不敢跑到洞外去。這樣一來，上萬人擠成一團，洞內的氣溫越來越高，空氣不流通，氧氣越來越少，大多數人就這樣被活活地憋死。
　　“5·3”、“5·4”的大轟炸，日本人把繁華的重慶城炸成了一個爛攤子，日本飛機所過之處，房屋幾乎沒有一間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被炸死、燒死，根本躲不了。許多都是整家整家地死光了。
　　那時，整個重慶城成了一個偌大的墳場。房上、樹上、岩坎上到處都見得到掛着的、躺着的屍體、殘肢，長江里隨時都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最讓我難以忘記的是防護團員們。他們為了及時滅火、救護傷員，在火光中，在爆炸聲中，充當了老百姓的“救世主”，而自己隨時面臨犧牲。當時，防護團在馬路邊，街道角落裡也搭建了防空棚———淺淺地挖了一個洞或坑，在坑裡洞邊栽上幾根碗口粗的圓木，上面再橫放幾根，搭成一個架子，架子上再密密地架上許多圓木，圓木上面蓋些草，草上再鋪尺把厚的土。敵機轟炸時，他們就可隨時往這裡邊躲。然而防空棚不管用，我親眼看到一個防護團員靠在一個防空棚的粗大立柱上，眼睛睜得大大的，一枚長長的像把劍似的彈片從他的胸腹部直直地切了進去，把他死死地釘在了柱子上。
　　看到這些情景，我恨不得變成一發炮彈，衝上天去把日本強盜的飛機炸它個稀巴爛！不久，曾經救過我的傅二娃也被日本飛機炸死了。
　　今年的5月3號，重慶市為悼念那次大轟炸中遇難的同胞，再次拉響了防空警報。我又專程來到十八梯，聽着那熟悉、恐懼的聲音，我的心像刀割一樣，禁不住老淚直流……60年過去了，我的心依然沒有平靜。我不曉得，那些埋在地下的成千上萬的死難者的冤魂，是否和我一樣，也沒有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