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20世紀兩場革命——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之後，現在的中國在外交策略上再次直面百年前的老問題：聯歐還是聯日？

　　今天中國的綜合國力，已非百年前那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大清帝國所能相比。雖然今天中國人許多精神層面上的東西，與百年前相比並未發生根本變化，但至少在硬件上中國已無須面對百年前的那種屈辱。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外交面臨的“歐洲還是日本”的問題，已有了本質的區別：如果說百年前中國人考慮更多的還是如何學習歐洲和日本的技術，那麼當今考慮的，卻是中國在國際新格局中的定位。

不同層面上的定位

　　21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外交，依然面臨着如何處理中美關係、中俄關係、中日關係和中歐關係的挑戰。然而，上述四者其實處於不同的層面上：由於地理上的接近性，中日關係和中俄關係屬於近鄰外交，無論何時都在最高決策層的魂牽夢縈之中，但相對全球層面的外交而言，卻只屬於地區層面；如果中國有雄心在今後30年內成為世界一極，那麼，中美關係和中歐關係則是需要縝密評估的對象。

　　目前歐洲戰略研究界流行的“三足鼎立”理論認為，本世紀上半葉國際格局將呈現美歐中三足鼎立局面。在這個三角形關係中，中國不但須密切關注歐美關係走向，而且須評估中美關係和中歐關係前景，以及美歐中三方間的微妙互動。

　　“三足鼎立”理論認為，今後30至50年間，世界將出現三雄角逐的局面，即：美國、歐盟和中國。以亞洲的眼光來看，這一理論存在一個嚴重缺陷，那就是：中國能否成為世界一極，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中國的崛起一方面取決於經濟和綜合國力增長的速度，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平穩過渡情況，另一方面也取決於中國與其相鄰地區大國的微妙關係。

　　眾所周知，與歐洲國家相比，亞洲大國之間的關係遠未達到將民族利益置於地區聯合策略之下的地步；在經濟迅速上升的同時，亞洲大國狹隘的民族利益考量和大國戰略心態仍占主導地位，其精神世界成熟程度和經濟及軍事實力的增長完全不成正比。

　　另外，由於歷史糾葛，亞洲大國民眾之間的互相認同，也遠未達到西歐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亞洲地區出現內耗，妥善處理中日關係乃至中印關係，對中國的世界大國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大陸前一階段出現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之說，有其相當的合理之處。問題是，所謂的對日新關係，其內涵和外延還需有更為嚴密的界定。

聯歐先於聯日

　　無論“三足鼎立”理論是否成立，就中國目前的處境而言，中歐關係和中日關係應當處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其理由只有一個：至少在本世紀上半葉的國際格局中，美國將依然維持其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而中國正日益被美國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

　　因此，為了找尋與美互動的最佳定位，中國有必要在全球範圍內相應尋求政治勢力的重組。而一個精心設計的中歐關係和中日關係，必定在全球和亞太地區範圍內給美國以牽制，從而有利於中國自身外交空間的伸展。

　　但在現實中，無論就其實質還是可操作性而言，中歐關係和中日關係卻不可同日而語。一個淺顯的道理是：中歐之間不存在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根本利害衝突，而相反的情形則恰恰橫亙在中日兩國之間；而且近年中日兩國歷史問題造成的現實政治上的互不認同，正越來越多地向兩國的民間延伸。

　　這樣，對中國來說，中日關係的改善需要有一個十分現實和清醒的定位過程，完成了這一過程，才談得上在戰略利益層面的互相磨合。但中歐關係則完全不存在這一困惑。

　　在這種情況下，回應歐洲的戰略互動願望，繼而尋求與歐洲結成戰略合作關係，應當成為新世紀北京外交的首要目標之一。與此同時，應迅速尋求對日新關係的恰當定位。因此，同樣是對北京至關重要的戰略選擇，但聯歐和聯日不但在關係的實質層面上有所不同，而且在進程上也將呈現兩種不同的速度。

·作者是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