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對峙是中國歷史舞台上的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歷史上的南北對峙與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有密切的關係。淮河至秦嶺一線為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為南、北方的主要區域。志、北方內部各域這間聯繫比較緊密；南北之間跨度很大，南北氣候、環境的差異較大，南北的生產方式、社會文化乃至生活習性差異也較大。這是南北對峙的地理基礎。

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對峙，除了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一度出現的短暫對峙為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外，其它的南北對峙如西晉衰亡之後的十六國北朝與東晉南朝之間的對峙和北宋衰亡之後的金、蒙古（元）與南宋之間的對峙，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北方少數民族以游牧民騎射為業，男子都是天生的戰士，勇猛善戰；在戰略、戰術上，慣於騎兵野戰、遠程奔襲。這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後，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但他們久居北方，性習溫涼，而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宜於秋冬時節。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經過嚴格訓練；其作戰講究部伍陣法，長城戰和守城戰，多能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故其對北方的作戰宜於春夏時節。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南北之間、黃淮一帶地形的氣候上的特點，又使得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參半。這一帶既有曠闊的平原，又有縱橫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節變化明顯。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人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這種天時和地利上的特點，也使得南北雙方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軍事對抗一般以黃淮平原為主戰場，而以淮河至秦嶺一線為對抗線，這條對抗線隨着雙方力量的消長變化而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有一定幅度的擺動。淮河以南，有較長的雨季，江河水道縱橫，開成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也削弱了北方鐵騎的衝力。這樣，北方勢力和右越過黃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和環境上的巨大困能。但是在淮河以北，情況就不一樣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較短，氣候乾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凍現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擋北方的鐵騎。志方若越過黃河向北深入，則會面臨補給線過長的困難。這樣，作為中國地理上南北分界線的淮河不期而然間也在了南北對抗的一個分界線。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權的衰弱，憑藉軍事上的優勢，透入中原，探制北方地區；而南方漢人政權在失去對北方的控制之後，多能憑藉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整合南主社會，發揮南方漢人社會的特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從而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秦漢時期，雖間有短暫的動盪，但統一的大局卻基本上維護了三、四百年。這三、四百年間也積累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終於導致了漢未政治秩序的崩潰。漢未政治秩序的崩潰最顯著的後果即為統一的中央帝國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經西晉短暫的統一，又因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而演成南北對峙之局，並持續了近三百年。北宋以後，隨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後南下，金、元與南宋之間再度形成南北對峙之局。

南北對峙之際，雙方的角逐本是在一個更廣闊的舞台上展開，若單考察在中原這片地域內的爭奪，則不能不先考察這片地域的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隨着雙方力量的強弱變化，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在淮河與黃河之間有所擺動。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別山、桐柏山屏護長江上游，東部江淮之間，水道縱橫，屏護長江下游；在黃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環繞着的山西高原，東部是河北平原。

在漫長的南北對峙史上，南北交兵自然是很頻繁的。我們可選取幾場典型的戰例來分析。

在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的對峙中，以劉宋與北魏的對峙最為典型。這期間，南方實力臻於鼎盛，所據地理態勢亦較好，而北魏也在這期間統一了北方，國力空前強盛。劉宋的建立者劉裕在晉末舉行了成功的北伐，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域，到他建宋時，雖關中已失，但河南、山東仍為南主所有。劉裕剛死，北魏趁喪南侵，奪占河南。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垢，便有收復河南之志，在他有生之年，舉行過幾次北伐。劉宋先後於元嘉七年（４３０年）和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攻占沿黃河一線的重鎮，然後沿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戰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沿河的防禦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時，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

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占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且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元嘉七年時，北魏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南面中原。所以每次宋軍來攻，北魏都是先收兵暫避，待秋高馬肥，北魏鐵騎能發揮優勢的時候，再大舉反攻，輕鬆收復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形勢上的優勢。劉裕北伐後秦時，崔浩便對北魏明元帝說過，就算劉裕上岸北侵，我軍退守代北，諒劉裕不能起東南之兵與我遠爭河北。北魏伐柔然，群臣們又顧慮劉宋，崔浩又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魏收》崔浩傳）所以劉義隆北伐，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倒是劉宋青州剌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年）劉義隆欲趁北魏太琥帝拓跋燾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河南詛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志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慶），因事指揮，隨宜加援，畏威掀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資治通鑑》鄭一百二十六·宋紀八）劉興祖所言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之為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縣），西道沖鄴（今河北臨漳附近），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魏書》崔浩傳）在崔浩看來，宋軍右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呆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這次北伐又告失敗。

劉宋的兩次北伐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萬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南抵長江北岸，那年十二月，魏主親至建康對面的瓜步山上，鼙鼓之聲震動江南。劉宋北伐潰軍，退過壽陽、彭城、盱眙等重鎮；江南之軍，沿江戍守，江南全面戒嚴；江淮之間；堅壁清野，甚至不惜在水井、草料上投毒。魏軍也曾強攻彭城、盱眙等重鎮，但都未能破城，只得於新的一年雨季到來之前引兵北還。

北魏在孝文帝時遷都洛陽。此前，北魏已奪占南朝淮北之地，現在洛陽既為北方之都，與南主江淮一帶更加逼近，孝文帝為求新都的安全，遂於遷都之後一再統兵南方漢方和淮河上游地區。當他取得了南陽，統兵來爭襄陽時，卻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擊，因為這已角及到了南方在襄漢上游的整個防禦體系。雙方幾度用兵，在南陽與襄陽之間形成膠着之勢。南齊時期，雙方在南陽、義陽、壽陽、鍾離一帶展開過激烈的爭戰。

“河朔之變”後，北方出現動盪，北魏宗室倖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蕭衍欲以魏圖魏，於梁武帝大通元年（５２９年）派將軍陳慶之率兵擁北魏北海王元顥北上。陳慶之率軍連克滎城（今商丘東）、梁國（商丘）。大梁（開封）、滎陽、虎牢，遂入洛陽。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顥在洛陽登位。時北魏主政者為爾朱榮，爾朱榮坐鎮晉陽，遙制洛陽朝廷。爾朱榮聞洛陽有變，當即火速南下，邊行邊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結，然後擁魏主進兵洛陽。陳慶之扼守河陽河橋，以拒爾朱滎之軍。爾朱榮縛材為筏，渡過了黃河。元顥及陳慶之軍潰敗，元顥被殺，陳慶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陽。陳慶之入洛之戰為主宋以後南方對北方較深入的一次用兵，與劉宋時期的北伐一樣，其進兵也速，其潰敗也速。

十二世紀起，北方少數民族雙陸續南下，入據中原，女真和蒙古先後與南宋對峙。女真起自遼東，建立金，，滅遼而入據河北，又滅北宋進臨河南。金以一游牧民旄憑藉武力消滅遼、宋兩個大同，統治區域迅速擴大，它需要時間來消化它征服的成果，也需要時間來適應中原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包括適應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理環境，所以金在中原地區先後立張邦昌和劉豫兩個傀儡政權作為為它控制中原的過渡階段。金兵鐵騎則根據形勢變化，不時南侵，尋殲南宋軍主力及宋室群臣。

南宋重建之初，對於國防的重建即有“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張浚經略關陝）之類的議論。南宋與金對抗，主要恃川陝、荊襄。江淮三大戰區相到策應，自荊襄北出中原，可以在東、西兩大戰區之間呼應，自荊襄北出中原，可以在東、西兩大戰區之間呼應，尤其是可以趨江淮戰區這北，威脅金兵後路。宋金對峙時期，岳飛、吳拱都曾自荊襄北出，進攻河南，威脅金兵後路。

岳飛於宋紹興四年（１１３４年）擊敗叛將李成，收復襄陽；又乘勝北進，從偽齊手中收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紹興十年（１１４０年），岳飛自襄陽大舉北進，相繼收復穎昌（今河南許昌），淮寧（今河南淮陽）、鄭州，又配合敵後抗金的李興收復洛陽等地。七月，岳飛在郾城大敗金元帥宗弼之軍，又在穎昌大破金兵的反撲，乘勝進至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金軍對壘，準備渡河收復失地；由於岳飛的勝利進軍，河東、河北人民紛紛響應，襲擊金軍，斷其歸路。金人大恐，準備退回北方。就在這時，秦檜與襟高宗謀棄淮河以北之地與金人求和，急詔岳飛班師，岳飛被迫退兵，所復諸州再次喪失。宋高宗殺岳飛，自毀長城，也毀掉了岳飛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辰的代價換得了暫時的和平，這就是“紹興和議”。
金完顏亮敗盟南侵之時，南宋又以吳拱自荊襄向河南發起反攻，威脅金東路的後路，以牽制金江淮方向的進攻。宋金又以達成“隆興和議”而停戰，是後雙方未再發生大的戰事。

在宋、金和時戰的相持過程中，蒙古在塞北崛起。蒙古連年對金展開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先是棄燕京而遷都汴梁，後又棄汴梁而遷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紹定六年、蒙古窩闊台汁五年（１２３３年）蒙古遣使聯宋攻金。次年正月，聯軍攻破蔡州，金滅亡。要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南宋這次聯蒙古攻金，整個軍事行動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不過，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群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亦與金人一般，立一漢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泉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面使南宋群臣頓起僥倖之心。淮東安撫使趙范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復三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商邱）”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贊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六月進兵河南，占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台汗命大將軍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角即潰，迅速敗退而歸。南宋收復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年間收復河南之戰，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窩闊台汗命將南征，兵分三路，分別向江淮、荊襄、四川三個方向發起大規模進攻。蒙古軍南下，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拱、余介等名將苦心經營，才勉強維持其國防線，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從不同時期在中原地區上演的南北之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南北雙方在中原所處的地位和中原的攻守形勢。從總體上看，南北雙方對中原的爭奪是北方比南方有利。

實際上，以攻而言，南北雙方還可說是平分秋色。南方進取中原，可以利用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支流作為交通線，迅速北上，到彥之、王玄漠、陳慶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勢作戰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黃河南岸；北方南下中原，則可利用冬季河冰堅俁或河水潦縮的時機，發鐵騎迅速南下。但說到防守，則南方比北方被動。北方之人由於自己的特性，不宜於久處南方，北方的統治者也多能認清自己在南方作戰的這種時機上的利弊，而能於不利和季節主動北撤，等到有利於發揮自己騎兵優勢的時節，再大舉南下，再說，北方鐵騎本來就宜於遠程奔襲，構成北方困難的只是時間季節，而不是空間距離，所以，北方極少在中原作硬性的防守，守中原從未成為北方的負擔。對於南方則不然，守城戰雖是南方之所長，但南方守中原勢必沿千里黃河全線置守，兵力難免單薄，與南方策源地之間的交通線也是迂迴而漫長。因此，對於南方來說，攻中原不難，而守中原難；對於北方來說，只要撇開守中原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從地理形勢來看，中原地區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中原地區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也是北方比南方的利。自中原圖黃河以北，比較困難。黃河以北，戰略樞紐在山西，山西為太行山脈所環繞，仰攻不易。倒是黃河以北足以制黃河以南。北魏開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據山西之險，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崔浩能有“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遷都洛陽之後，當初以山西制河南的形勢遂倒轉過來，反為山西所制，爾朱榮據山西而控制北魏朝政，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據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於五代時期，後唐代後梁、後晉代後唐、後漢代後晉，都是以山西制河南。即使是像金這樣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在遷都河南之後，也是被蒙古這樣後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在遷都河南之後，也是被蒙古這樣後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中原圖南方則比較容易，取山東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陽足以制漢水上游，爭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的終結即是循着這條邏輯。在南朝劉宋時期，北魏即已奪占劉宋山東這地；南齊時期，則一再爭南方南陽、義陽（今信陽）等淮漢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東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漢上游，再無問鼎中原的實力，也再無問鼎中原的機會。在中原地區，南北形勢雖有南不如北，但東西形勢卻是西足以制東。河南地形的特點是東部為平原，西部為山地。東部平原地帶利於北方騎兵而不利於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帶卻是有利於南方步兵而不利於北方騎兵。西部山地地又可分為南北兩部，都具有樞紐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樞紐性地位，南部南陽盆地則在南方具有樞紐性地位。這樣，由南陽盆地北出遂成為南方進圖中原的一個機會。位於南陽盆地南端的襄陽本是南方恃以屏護江漢上游的一大重鎮。自襄陽北上，循淅海上等漢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進入伊洛河谷，而後，或東取洛陽，或西攻關中，都可揚長避短而有所成就。東晉南朝時期的幾次比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這一地理形勢。桓溫北伐，由襄陽北上，出伊川，敗姚襄，執周成，收復洛陽；劉裕北伐秦，攻洛陽之戰，也曾派兵從襄陽經南陽盆地北上，從洛陽的南翼發起輔助性進攻；劉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閃北伐，東路軍潰敗，西路軍卻取得很大進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將領率兵連克弘農、陝城、潼關，北取得關中豪傑和百姓的響應與支持。

在南北之爭中，南方爭河南若只是想以黃河作為南北之間的分界線，則終難改其劣勢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為進一步經營天下的憑資。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為南方經營河南的一個成功的例子。朱元璋北伐，明軍在攻占山東之後，即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關中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北伐之前，朱元璋即已確定其北伐方略：“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振動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人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而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明史》卷二·太祖本紀）朱元璋的構想可謂極富膽略，尤其是他在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又暫置山西不攻而徑攻河北，可謂深明河南在南北之爭中的地位。攻關中則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着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後來關中失於赫連夏，河南失於北魏。明初盤踞山西的擴廓帖木爾為元朝末年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地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民幽雲，結果屢攻北耗心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復幽雲。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明軍攻大都時還利用了元所開大運河，且自山東由運河趨大都，還有一段順流之勢。朱元璋開創了歷史上由南到北統一天下的先河，他對河南的經營，也開創了在南北之爭中以南方經營河南的最好紀錄。畢竟中原四戰之地，不利於防守，卻利於作為進取的憑資。

（摘自春秋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