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發生的一些事情總能觸動中國人的神經，58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今年圍繞“8·15”發生的兩件事令人格外感慨。一是德國決定為二戰期間被屠殺的600萬猶太人建造“大屠殺紀念碑林”，儘管這一爭論已在德國國內進行了10年，但爭論的結束表明德國希望藉此表達勿忘歷史的決心。另外一件發生在中國的近鄰日本，8月15日，日本政府防災相鴻池祥肇、農林水產相龜井善之、經濟產業相平沼赳夫、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谷垣禎一4名閣僚參拜了靖國神社。
　　兩個曾經幾乎犯下同樣罪行的國家，數十年後對待歷史的方式卻如此迥異。紀念二戰歷史，最為經典的畫面就是1970年12月7日，在締結蘇德條約3個月後，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簽署了波德條約。在簽字前，勃蘭特到華沙無名烈士墓前獻花圈，並在華沙猶太區，在全世界的注視下，為1942年被希特勒殘殺的50萬猶太人下跪誌哀：“我下跪並不是因為我有罪……面對受害猶太人石碑，我不能僅僅面無表情地獻上一個花圈就完事……應該有個舉動。它對德國人和猶太人都有利，能為未來打通一條道路……”這一簡單動人的贖罪姿勢和真誠的波德條約不僅化解了這兩個相鄰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產生了對勃蘭特本人和全體德國人民的深深敬意。可說是“一跪泯恩仇”。1971年10月，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一致通過，授予勃蘭特1971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當晚，德國青年舉起火炬，絡繹不絕地來到勃蘭特的寓所，向他表示衷心祝賀。亞洲日本的領導人也下跪了，但跪的不是千千萬萬的亞洲鄰國的受害者，而是當年肆意屠殺無辜生靈的“劊子手”。

　　日本在戰後雖然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謝罪”立場，但始終不能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向亞洲人民表示懺悔，反而在不斷地刻意歪曲歷史。在當年和平反戰的大氣氛下，日本政府的高官一旦在歷史問題上“失言”，不僅會丟官，還會遭人唾棄。隨着日本政壇大氣候的改變，高官頻頻“失言”，甚至信口雌黃，不僅相安無事，反而會撈到豐厚的政治資本。參拜靖國神社本來也是日本政壇的禁忌，但是1997年後，日本的首相和大臣一再參拜，明目張胆地向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所謂“軍神”致敬，認為他們是為亞洲帶來和平。今年6月19日，小泉首相針對中國外長李肇星提起他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破壞兩國關係的言論表示“不悅”。他說，“我不這樣認為”，並聲稱將再次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媒體已經放出風來：首相不但不是“事不過三”，而是會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

　　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會去獻花。筆者日前訪問新加坡時，特意參觀了這座紀念碑。據介紹，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曾一度想通過他們的影響力把紀念碑遷到郊外。日本領導人就不說參拜了，起碼可以鞠個躬，獻個花吧，這樣的行動都沒有出現。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去獻了花，成為第一個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可見，日本領導人所謂人死後就應該得到尊敬和寬容對待的說法是內外有別的。

　　否認歷史，甩掉“歷史包袱”似乎已成為日本政治家的共識，也是日本的選擇。日本本來是個歷史感很強的國家，喜歡傳統節日，不會輕易忘記古代的事情，但卻總是沒有勇氣面對現代。淡忘歷史是日本戰後的風潮。懂歷史的日本人，目前不敢談歷史；對歷史了解不多的人，卻又歪曲歷史，盲目相信保守派出版的歪曲歷史的書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歷史名詞都被一一踢出歷史教科書。

　　德國卻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二戰已過去半個多世紀，然而在當今德國，回憶納粹希特勒給人類造成的那場浩劫，已成為人們的一項道德義務。德國政要把教育下一代、防止歷史重演看成是自己的責任。

　　30年後，德國的新一代領導人沿着勃蘭特的足跡又踏上了波蘭的土地：2000年12月6日中午，施羅德總理在對波蘭進行短暫訪問期間，再次來到他的前輩曾經真誠下跪的紀念碑前，鄭重地獻上了一個花圈。隨後，施羅德為安放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附近的勃蘭特紀念碑揭了幕。陽光下，紀念碑浮雕上這位領導人下跪的側影顯得凝重而神聖。歷史再次昭示：一個民族因為勇敢和真誠而偉大。

　　德國勇敢面對歷史和真誠的道歉，不僅贏得了寬容與尊重，也使戰後歐洲建立起與東亞截然不同的信任關係，德國也成為歐盟的主要領導力量，並且深受世界尊重。而日本則在教科書、靖國神社、“慰安婦”等問題上每年都要遭到鄰國的批評，國際信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質疑。這樣的日本又怎能建立起所謂的“與21世紀相稱的關係”和樹立大國形象，又怎能擔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樣一個主持正義、維護世界和平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日本解不開鄰國的心結。（石洪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