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痛心：志願軍歸國戰俘的慘烈遭遇
    志願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5)
    
     作者：穆正新 ()

    
　第五章 歷史為他們作證
    
    　　志願軍戰俘事件自始至終處在國際媒體的密切關注之下。它的每一步進展情況，都牽動着各國人民的心。當自由世界對共產專制的重大勝利終於到來時，各國媒體均以最快速度加以詳細報導。《紐約時報》當日用頭版以及三版，配以多幅照片詳細報導了反共戰俘們步出中立區的“印度村”後受到聯合國軍官兵、韓國政府、專程前往迎接的國民黨政府官員以及媒體記者歡迎的熱烈場面。報導說，喜氣洋洋的反共戰俘們隊列整齊地進入聯軍防區。聯合軍主管此次戰俘遣返轉運的布賴恩將軍在拱形的自由門前親自與戰俘熱情握手慶賀。戰俘們開懷地歡笑歌唱着，這個交接轉運區無疑成為最具有喜慶氣氛的地區。幾個月前這一地區也舉行過戰俘交接儀式，但那時的氣氛還帶有幾分肅穆。而今天這裡人人看上去都歡樂開心。最為興奮的莫過於台灣來的媒體記者們，他們爭相與戰俘握手慶賀，激動地交談歡笑，以至於忘記了採訪。筆記本和鉛筆掉落得到處都是。當戰俘們登上卡車即將駛出“自由村”時，周圍的聯合國軍官兵以及各界人士齊向他們敬禮歡呼。興奮不已的戰俘們不顧嚴冬氣候，將卡車上用於遮擋風寒的篷布扯開，探出身子向沿途歡迎的軍民高聲致謝。
    
    　　志願軍戰俘高文俊回憶：
    
    　　“當車隊離開中立區時，大卡車一輛接着一輛，非常壯觀！主要路口都派有美韓憲兵指揮交通，直升機更不時在低空巡邏。這一天，人人在為中韓反共義士服務。路經城鎮時，韓國人民扶老攜幼，列隊路的兩旁，對着車隊歡呼，“黨心，巧斯米達！”（韓語是你們最好的意思）。美軍官兵們也來到路旁，高舉雙臂，大喊“Hello, Hello!”。歡呼之聲，此起彼落；一路之上，不絕於耳。韓國老百姓有不少身着傳統華服，像慶祝佳節和外出赴筵一般，無不興高采烈，喜形於色。小朋友們向着大家不停的揮帽致敬，老人家則行膝手禮，民眾如潮水似的匯集成盛大的歡迎場面。他們不畏寒風，不怕冰霜，以列身歡迎人群之中為榮。代表們在弟兄們未到之前，遍發中美韓小國旗。因此，由漢城至仁川途中、路旁、人群里、公共汽車上，到處都是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華僑們的高蹺、台閣等民間藝術，全出現在街頭。不僅醒目引人入勝，且鑼鼓喧天，震耳欲聾。乍看之下有置身於國內之感。在仁川碼頭，約有兩千多位僑胞，更是敲鑼打鼓歡呼不停。聯軍軍樂隊陣容強大，演奏名曲，好似歡送夥伴遠征一樣，以壯行色。悠揚樂聲，非常悅耳。斯情斯景令人久久不能忘懷。有的僑胞熱情洋溢，根本不理用線索圈成的警戒線，奔向最接近我們弟兄的地方，拉大嗓門高喊“老鄉！你們辛苦了！”。他們雖去國多年，然仍能操着山東口音，教人聽了，真是親切！他們送走了一批，接着再歡送新的一批。他們為了表示同胞愛，對支持工作出錢出力，元月二十日這一天，他們更是從早到晚，佇立在冷風中、大街上、碼頭旁，為了歡呼致意，喉嚨都喊啞了。他們更忘卻了自己的饑渴，這種忘我、奉獻、愛心、助人的精神，實在教人深銘肺腑，感激涕零! ”
    
    　　“聯軍總部為了使一萬四千人平安到達目的地台灣，特成立了一支特遣艦隊。根據報導，美軍慎防出事、發生偷襲，除十五艘運兵的登陸艇外，還派了滿載百架戰鬥機的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艇兩艘，另有補給艦及油輪，共計二十艘兵船。加上美國為了堅持“志願遣俘”原則，又多打了一年的韓戰，復賠上了數以萬計的寶貴生命，如說他們不是為了理想而戰，便沒有理性了！所以說他們充分發揮了“鐵血擔道義，路打抱不平”的精神！ ”
    
    圖片說明：獲釋的志願軍戰俘在仁川登船前往台灣（作者提供）。
    
    　　中共為了掩飾自己的慘敗，卻向國內人民宣傳反共志願軍戰俘們“被美蔣押往台灣”。中共的某些宣傳物竟無中生有地編造他們怎樣被“押送”的細節。例如解放軍“作家”靳大鷹的《志願軍戰俘紀事》裡是這樣寫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許多還在等待通過朝中代表解釋，以便返回祖國的志願軍戰俘，在睡夢中被人五花大綁，然後一個個串成串，強行拉出了中立區戰俘營。頓時哭號聲、怒罵聲響成一片。美軍和國民黨特務、敗類裡應外合，把×萬×千多名志願軍戰俘武裝劫上駛往台灣基隆的軍艦上。有的戰俘掙開繩索，撞在衛兵的刺刀上。有的一頭扎進茫茫的大海……”
    
    　　想來該作者不是處在夢中，就是處在高濃度酒精的作用之下。否則不可能寫下這些連當年在中立區採訪的新華社記者看了也會臉紅的字句。這是多麼卑瑣可憐的心態。而幾十年來一直依賴編造故事來自慰，也可見共產黨內心的創痛有多深。
    
    中國人經過朝鮮戰爭後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聯合國軍司令官約翰．赫爾於1954年1月23發表聲明說：
    
    　　“今天，這兩萬二千餘人，自朝鮮戰爭的最後一役凱旋歸來，重新獲得平民身份和自由。他們從停戰協議簽訂之後，奮鬥了六個月之久。這六個月中，他們歷經磨難，包括被遣回舊日陣營，失去聯合國的友善保護，韓國冬天的酷寒，共黨的“解釋”和廣播，以及滲入他們行列中的共黨特務的誘騙，他們屹立不動，成為活生生的典範，為千百萬仍在共黨迫害下的人們，提供自由的希望。”
    
    　　“這一天，是自由世界決心從事抵抗共黨侵害自由人民生命、土地的新時代的開始。今天，聯合國所久經奮鬥的不得強迫遣俘的原則，巳經鞏固確立。從這一天起，每支共黨軍隊裡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確實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可以向自由世界尋求並得到庇護。”
    
    　　“對於這些如此勇敢地反抗共黨誘騙和威脅的人們，自由世界不僅要提供庇護，還要歡迎他們。他們的榜樣，很可以成為一個燈塔，以引導現在共黨暴政下受迫害的其它人們，到達自由和人類尊嚴的聖地。”
    
    　　赫爾說對了。一萬四千多名不屈的反共志願軍戰俘的確是遭受共產政權奴役人民的榜樣。實事求是說，中國人經過朝鮮戰爭後，的確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而這尊敬，不是別人，正是這一萬四千多決死抗拒西洋馬列邪教政權的普通中國人掙來的。
    
    自由的代價極其高昂
    
    　　但是也必須指出，自由世界各國並非自開始就願意出手援助這些反共戰俘們。聯合國軍方面一開始並不重視反共戰俘們的要求。當時聯軍決策機構更關心落在對方手裡的本方戰俘，希望能夠早日把他們換回來。聯軍戰俘監管當局有意壓制反共戰俘的要求。他們用苛刻的條件去甄別戰俘，試圖把儘可能多的志願軍戰俘逼回中國，以便讓中共少失面子從而容易達成停火協議。他們遲遲不答應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去台灣的要求；也不承諾讓他們長期留在韓國或到別的國家去。
    
    　　聯合國軍還阻撓當年代表全中國的合法中國政府介入此事。當時各國記者可以經常在戰俘營區採訪；國際紅十字會人員可以不經事先通知而進入營區檢查生活和衛生狀況；西方各國的一些學術機構也得以進入營區從事訪談調查、搞課題研究。而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卻被刻意排除在外。聯軍需要漢語北方話服務人員，必須先在美籍華人、香港、新加坡等地招募，不足時才從台灣招募。中華民國政府無法向反共戰俘營運送慰問品。直到停止協定簽字後，聯軍才允許這種慰問活動。但台灣來的慰問官員仍有一度被禁止入營區，只能隔着鐵絲網“宣慰”。為了防止親共戰俘們升五星紅旗鬧事，聯合國軍監管當局甚至曾禁止反共戰俘升起青天白日旗，儘管那時這面旗還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樓前飄揚。種種出賣性的措施非但沒有能夠換得共方的理性回應，反而助長了共產黨變本加厲地索要所有戰俘的氣焰。戰俘營里的共產黨組織更加緊威脅欺騙志願軍戰俘。聯軍監管當局的冷漠態度正好幫助共產黨組織控制了一部份戰俘。回國的那6千多志願軍戰俘很多人真正是遭到裹挾的受害人。回國戰俘中之所以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遭到中共當局不同程度的迫害，就是因為中共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原本不願回國，只是戰俘營中的共產黨組織威脅欺騙成功地控制了他們。他們回了國，厄運從此臨頭。
    
    　　中華民國政府對反共志願軍戰俘的聲援，當然算得上“最多最強”，也算得上“最早”，但卻算不上“及時”。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台灣當局和社會各界習慣地把志願軍戰俘看成“共匪”的一部份，以“共俘”、“匪俘”等字樣相稱。直到1952年初，台灣報紙上還有“巨濟島上匪俘自相殘殺”標題。多少還帶有旁觀者意識。
    
    　　面臨外部世界的冷漠遲緩，反共志願軍戰俘們是非常困難的。他們親身經歷了中共毫無人性的殘忍統治，對這個洋教邪黨的本性十分清楚。他們徹底打消了任何幻想，抱定必死的信念去拚搏，當然希望外部世界及時幫助他們。當外部世界為了種種不同利益爭執不休，忽視他們的境遇時，他們也沒有太多的辦法。他們只是靠着自己的信念堅持下來。他們不給自己留退路，明明白白地向全世界申明：寧可自殺也不返回共產政權的魔掌之中。要麼獲救，要麼赴死，不含糊。正是這種“魚死網破”抗爭到底的精神震撼了外部世界，喚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各國人民清楚看到，“自由”這個在多數自由世界人民看來平淡無奇的東西竟是如此珍貴難得，以至於成千上的萬的中國人寧死也不捨棄自由。各國輿論和民間團體紛紛對他們表示同情和支持。自由、人權、尊嚴等等在共產國家裡最無價值的東西，始終是非奴性社會成員們準備認真捍衛的目標。即便像《紐約時報》這種具有深厚反戰傳統的美國媒體，也發表評論和讀者來信敦促聯合國軍不要在戰俘問題上向共產黨妥協。各國各界人士對反共戰俘們的強烈的同情態度給聯合國當局造成了強大的壓力。於是聯合國軍方面的態度也日漸明朗。到1952年5月，聯軍當局終於向共方攤開了自己的底牌：其他問題或許可以再妥協，但“志願遣返戰俘”這個原則問題上決無再退讓的餘地。貴軍要打，就繼續吧。
    
    共產黨白紙黑字地簽字畫押，接受了“志願遣返”原則
    
    　　認真說，“志願遣返戰俘”能否確立，對雙方都有“性命交關”的影響。任何可能與共產軍隊交戰的國家都不能不考慮：一旦共軍官兵知道當俘虜後早晚還要被強制遣返的話，那麼以後誰還敢投降？而共產黨要考慮的則是，如果接受了“志願遣返”的先例，那麼今後發生戰爭時還能指望有多少人不會趁機逃走？雙方頂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誰也不打算退讓。所以戰爭只好打下去。
    
    　　毛澤東打的算盤是聰明的。他看準了西方國家民主制度下人民普遍厭惡戰爭的天然態度，相信聯合國軍不可能為了區區幾萬戰俘而長久地消耗本國青年的生命。毛澤東的優勢就是能夠敞開消耗人民。哪怕打掉一億中國人也不會妨礙他的統治地位。拖下去耗下去，不愁西方國家不讓步。但後來事實卻證明毛澤東的算盤打錯了。他低估了西方國家的人民一旦認識到他們的根本信念面臨挑戰時起而奮戰的決心；同時也高估了其蘇聯主子對侵略戰爭的支撐能力。結果，聯合國軍咬緊牙關堅持打了下來，而蘇聯卻在斯大林死後改變了主意，不願意繼續支撐這場耗費巨大且聲名狼藉的不義戰爭了。蘇聯的撒手，使得毛澤東們別無選擇，只好回到談判桌前。在這份依照“志願遣返”原則而制定的協議上簽了字。
    
    　　一萬四千多名反共志願軍戰俘們歷經生死搏鬥終於獲得了自由。這件事的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幾萬人免遭迫害的本身。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世界從此確立了“戰俘依照志願遣返”的原則。經過長達一年多的拒絕之後，中共最後不得不簽下這份停戰協定，公開地承認了“自願遣返”戰俘的原則。這是自由世界的一大勝利。正如赫爾指出的那樣：“今天，聯合國所久經奮鬥的不得強迫遣俘的原則，巳經鞏固確立。從這一天起，每支共黨軍隊裡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確實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可以向自由世界尋求並得到庇護。”也就是說，下一次再與共產黨軍隊交戰時，美國軍隊就可以明確地告訴共軍官兵說：投降吧！投降後再也不用擔心被送回共產黨那裡去了。這樣的信息對於仰賴欺騙和強迫而維持士氣共產黨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
    
    　　自由世界的人民為爭取這一天的到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了總數大約5萬的“敵軍”人員，聯合國軍浴血奮戰近兩年，付出了十幾萬官兵傷亡的代價。從軍事角度看，這是非常不合算的。但事件過去幾十年了，我們並沒有見到當年參戰的聯合國官兵們對此有過什麼後悔。誠然，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戰爭的態度是冷峻的。他們在戰爭過去幾十年後仍然在批評戰爭對平民造成的重大傷害，仍然認真地追查本國軍隊在戰爭中的醜聞事件，仍然聲討本國軍隊濫殺平民的行為，等等。但是迄今未見到他們批評聯合國軍為中朝反共戰俘的權利而戰的決策。實際上，聯合國軍以十幾萬官兵傷亡的代價保衛幾萬中朝戰俘權利的事跡，一直在西方國家裡被引為驕傲。這主要地應該歸功於反共志願軍戰俘。他們決死抗拒共產奴役的精神，感動了自由世界的人民，贏得了各國人民的讚譽和尊敬。通過這一萬四千多反共不歸的志願軍戰俘，世界人民看到了真正站起來的中國人民。
    
    新舊社會兩重天
    
    　　一萬四千多名反共志願軍戰俘們歷經生死搏鬥抵達台灣。共產黨的宣傳喉舌不但說他們“被押送”到台灣，還說他們在台灣遭受了“迫害”。但去台的反共志願軍戰俘們不像歸國戰俘那樣很快就銷聲匿跡了。他們一直活躍在台灣社會並保持着與國內外友人的聯繫。他們此後的生活道路也基本透明可尋。歪曲造謠的東西最怕的就是透明公開，從聯合國軍到台灣當局，都是以其透明公開的運作，使得中共的謠言難以立足。
    
    
    
    圖片說明：1954年1月25日反共志願軍戰俘抵達台北（作者提供）。
    
    　　這些反共志願軍戰俘被稱為“反共義士”。他們在台灣受到英雄凱旋式的盛大歡迎。然後又得到台灣社會各界的多方熱情幫助。他們剛到台灣那一段，有的報紙還免費為他他們刊登尋親啟事，幫助他們在台灣恢復和親友的聯繫等等。他們所住的“義士村”是完全開放的。台灣社會各界人士、各國記者、海外華僑等等時常前往探訪並展開各種活動。台灣媒體也對他們赴台後的社會活動和生活情況長期加以跟蹤報導。台灣當局還把一月二十三日定為“自由日”，每年都要舉行慶祝。必須指出，由於去台灣的志願軍戰俘中還有中共的潛伏特務。國民黨當局偵訊關押或者殺死一這些這類人員並不出人意料。但是這些特務人員並不影響其他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在台灣正常生活發展。大部份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去台後加入了國軍。若干年後又經退伍轉業就學等渠道等漸漸地融入了台灣社會。從整個群體來看，他們沒有在台灣土地上飛黃騰達。但他們的的確確逃過了迫害，過上了與周圍人一樣的正常生活。幾十年的歷史證明他們當初作了正確的選擇。
    
    　　從台灣媒體對他們情況的報導來看，訣別親人過着流離他鄉的生活，的確造成反共志願軍們人生的巨大創傷。越到老年時，懷念親人的感情對他們折磨越嚴重。他們日思夜想盼望返大陸與親人團聚。1990年代後兩岸關係緩和，他們中的許多人急不可耐地赴大陸探親訪友、投資、經商等等。有的人竟還找到了留在大陸的結髮妻子。台灣報紙報導說，去台志願軍戰俘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員身上有各種刺青。由於這些刺青可能在他們回大陸探親時惹麻煩。國民黨當局為此從國外進口激光手術設備，免費為這些人消除刺青。
    
    　　而歸國志願軍戰俘呢？他們也曾被共產黨宣傳成英雄。但他們回國後的命運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先是完全銷聲匿跡幾十年。中國媒體最後一次報導歸國志願軍戰俘的消息是在1953年8月19日。新華社說：被遣返的一部份志願軍的被俘人員，於在八月十六日從朝鮮回國。他們“在通往東北某地”的途中受到歡迎。然後就再也沒有下文了。他們去了哪個“某地”？去幹什麼？在那裡呆了多久？最後結局怎樣？等等一概無可奉告。中國人民想慰問他們，請問找得到門嗎？戰俘們的親人想打聽他們的情況，請問有報紙給刊登尋人啟事嗎？就算有報紙敢登這種啟事，身處“某地”的戰俘讀到後能夠回應嗎？他們家中的親人能上那個“某地”去探望嗎？不用多說，這些在台灣社會看來十分正常的要求在中國大陸統統是夢想。這就是高調宣稱“熱愛關心”戰俘的共產黨給歸國戰俘們的第一個顏色。
    
    　　過了三十年後，中國才有人小心翼翼地披露出部份歸國志願軍戰俘們的悲慘遭遇。僅僅這些已經披露的悲慘事實，便足夠讓世人看到了共產政權無信無義、冷漠殘忍的本性。共產黨對待戰俘們道義上的惡劣行徑，甚至令當年極力幫助中共誘騙戰俘回國的賀明等人也感到不安，不得不出面為他們鳴冤叫屈。他在他的書中提問：金日成彭德懷以及志願軍總部的聲明等文件中的莊嚴承諾為什麼沒有兌現？他是參與誘騙和迫害的當事人之一，應當早已知道了上述問題答案，但我想他不具備將答案說出來的勇氣。
    
    　　中共經常教育人民的一句話叫做“新舊社會兩重天”。以台海兩岸志願軍戰俘截然不同的命運來驗證，確實有道理。歸國志願軍戰俘的遭遇活生生地警告一切有心投奔自由的人們：如果你打算反叛共產黨，那就得背水而戰一反到底。絕不能考慮回頭。絕不能對共產黨再存一絲幻想。共產邪教政權沒有一絲信義，沒有一絲寬容。任何寄希望於中共良心發現的妥協遷就行為都只能招致更加慘烈的傷害和更加深重的屈辱。
    
    “共軍比三爺更恨當過俘虜的人”
    
    　　多數志願軍戰俘忍受難以置信的艱苦、九死一生地為共產黨賣過命。共產黨曾給他們貼上“最可愛的人”標籤。共產黨軍隊的那些酒肉將軍們最拿手的指揮手段就是驅趕士兵“以人海闖火海”。一支支部隊被硬硬趕進對方優勢的空炮交織火網中，轉眼之間死傷大半。僥倖存活者不想作無謂的犧牲而選擇了被俘。他們立刻成了共產黨“最可恨的人”。京劇《智取威虎山》裡有一句台詞：“三爺最恨讓共軍逮住過的人”。然而比較一下各國各軍的被俘人員的待遇就可知道，其實中共最恨自己的士兵當戰俘。
    
    　　共產黨對被俘者的深度痛恨是出於害怕。他們害怕戰俘會把變節投降的意識傳染給他們那支依賴炮灰精神保持戰鬥力的軍隊。這種意識的是瓦解一支黑幕型軍隊的致命劑。眾所周知，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世界上黑幕最重，包裝最厚的軍隊。這支軍隊從不接受各國媒體的自由採訪，從不允許國內媒體公開報導和討論她內部的腐敗醜聞，她在戰時從不及時發布戰損傷亡數字，和平時期也從不公布軍人犯罪統計資料和侵民擾民案件的案情。相反，她用盡一切最漂亮的言詞去包裝粉飾自己。特別是編造大量“寧死不屈”、“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故事去矇騙士兵，刻意培養士兵戰死一批再上一批的炮灰精神。這種用虛假故事蒙人而成的士氣無疑極為脆弱。很難經得起戰場殘酷無情的形勢的考驗。
    
    　　解放軍官兵的實際士氣和中共所宣傳的的英勇事跡相差極大。比如，解放軍空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在其作戰飛機上安裝了防逃裝置的軍隊。1989年蔣文浩叛逃時通過在金門着陸而規避了防逃裝置。他下飛機後憤憤地對國軍人員說：這種飛行員有什麼好當的！如果不是解放軍官兵的逃亡傾向很嚴重的話，當局何必在飛機上安裝這種令飛行員深感侮辱的裝置？去台灣的那一萬四千多反共志願軍戰俘中，有四千二百多人是中共黨員或者團員。一般說來，只有中共一些被稱為“特別能戰鬥”的“堅強集體”才有如此高的黨團員比例。誰能料到他們竟是最堅強的反共集體？
    　　從一些歷史事實看，解放軍還可能是世界上士兵逃亡率最高的軍隊之一。1947年胡宗南部隊進攻陝北時，共產黨宣傳他們連着“大捷”了好幾次。但汪東興的日記中卻提到他在後方看到很多被打散後無人照顧的傷兵和脫隊人員。1951年當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報導朝鮮戰場勝利喜訊的時候，彭德懷卻向毛澤東報告說三兵團潰不成軍，需要派督戰隊去攔擋。志願軍政委杜平也提到遠在中國境內的丹東市里也有成群結夥到處流浪的志願軍逃兵。最能說明問題的恐怕是1949年金門古寧頭一役。是役解放軍有9千餘人登島，最後卻有6千多人當了俘虜。占參戰部隊的三分之二。俘虜中包括了絕大部份的營團級指揮員。1949本是解放軍士氣達到巔峰狀態的時期。而在這個時期里一旦遭遇失利時仍有三分之二的投降被俘率，可見這支部隊的士氣相當的脆弱不穩。平日受黨的虛假教育而形成的炮灰精神很難在戰場嚴酷的現實面前維持。
    
    　　志願軍戰俘們沒有像螻蟻般地賤賣自己的生命，即已構成對炮灰精神的背叛。共產黨若不對他們進行懲處，無疑向現役的指戰員傳遞一個“撿條命回來比當炮灰更划算”的信息。這種信息對共產黨軍隊戰鬥力的破壞是難以估量的。因此中共不能容忍戰俘“逍遙法外”。歸國志願軍戰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員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懲處和迫害。中共當局完全知道這樣做會引起戰俘的失望，會遭戰俘們指責“背信棄義”等等。但中共要考慮的是大局。不能為這幾千人而影響全軍士氣。他們一定要通過“打擊一小撮”去“教育大多數”。
    
    一千多名歸國志願軍戰俘至今下落不明
    
    　　簡單核對一下有關的數字，還難以迴避一個嚴重的疑問：除了遭到黨紀軍紀處分、勞教、關押以及被批鬥等等迫害之外，歸國志願軍戰俘中有沒有人被秘密處決？從現有各方面的資料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是肯定的。問題在於有多少人，以及他們是怎樣被處決的。
    
    　　現有的資料表明，聯合國軍和印度監管軍正式移交給中方的志願軍戰俘包括兩類：第一類是在甄別時就選擇歸國的，共計6670人。第二類是在甄別時選擇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區後“經解釋”或自行“衝出虎口”而歸國者，計有440人。兩類合計7110人。而根據賀明所著的《忠誠——志願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一書所提供的資料，由昌圖志願軍歸國人員管理處（歸管處）正式處理結論的志願軍戰俘總共只有6064人。那麼，剩下還有1046人是怎麼處理的？他們歸國後被關押在何處？經歷了什麼過程？最終命運是什麼？國內出版物迄今未對這一千多位歸國志願軍戰俘的下落有個確實明了的交代。他們就像從人間蒸發了一樣，十分可疑。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從中立區解釋營地歸國的那440人。志願軍解釋代表團負責人之一的賀明迴避了這440名戰俘的下落問題。這批人並沒有被送到昌圖的“歸管處”去和先期歸國的戰俘匯合。他們顯然被關押於另處。中共為什麼要另外關押他們？對他們進行何種處置？賀明先在1990年出書介紹了當年如何在中立區爭取戰俘回歸的事跡。然後又用了七年的時間去調查“歸來人員的經歷”並成書出版。按理，他經手接回的那批“歸來人員”應該是他在調查中的重點或者特別有興趣的對象。但他最後出的書中卻沒有提及這批人。對於不是他經手接回的人員，他還能夠掌握許多資料並整理出書；而對他自己親手接回的人員，倒一個也沒有調查到。這可能嗎？是不是他知道了什麼，但不能說？
    
    　　一千多位歸國志願軍戰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處決，應當是一個合理的猜測。而其中由中立區返國的那440名志願戰俘更多了一條極為不利的“罪過”，就是知道得太多。舉例來說，如果戰俘懷着和解釋帳篷里某女同志“組成家庭”的願望而同意遣返後，中共會讓該同志活很久嗎？更何況他們中的大部份人是按照黨組織指示先偽裝反共潛伏在反共戰俘營區。來到中立區後又奉命表演“逃離虎口投向祖國懷抱”等鬧劇。尤學和、黃立超等人參與了各種“慘案”的編造過程。王旭等人則涉及策動營區暴亂的計劃等。他們是李克農特務體系一連串不光彩活動的見證人。這無疑增加了他們被滅口的必要性。
    
    　　有位在大陸被共產黨關押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於1983年刑滿釋放。之後輾轉到了台灣。他到台灣後以“立山”筆名在《聯合報》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回憶他在大陸監獄和勞改營里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篇敘述了他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門外新生路十五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待決犯看守所里所見到的情形：
    
    　　“靠南當時關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願軍，他們是被聯合國軍俘虜後，在板門店換俘時本來想去台灣，經中共政工人員曉以既往不咎的“大義”，發生動搖，改變初衷回來的。但一過鴨綠江就關起來，凡是手臂上紋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黨團員分成一堆，幹部按排連營團分別集中，然後分開關押在撫順、北京二地交代問題。”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發現廣場停滿了蘇式嘎斯大卡車，車上站滿了武裝士兵，被五花大綁的志願軍被拉上卡車插上罪幡，拴緊脖子，車子悄悄開出廣場。有人數了一下共二百輛囚車，二十輛載武裝士兵的卡車，廣場四周布滿崗哨，有人說三個月前也處決過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號時關有二千多人，全部處決後我曾見有人替他們收拾留下來的政治學習資料和衣物。”
    
    　　“本來是六點起床，改在七點半才拉鈴，幹部問我們早上看見什麼情況沒有？大家都說睡得好香呀，什麼也沒看見。”
    
    　　這位“立山”的說法仍待進一步資料的核實。但他提供的情況顯然值得高度重視。
    
    　　一千多名志願軍戰俘歸國後下落不明，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絕不止三、五個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證據。此事將來一定會真相大白。希望國內外有識之士共同關注這件事，一起努力把它查個水落石出。
    
    附錄：部份參考資料
    
    　　《一筆血淋淋的的權債— 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 賀明 1990年9月
    
    　　《一萬四千個證人》 [台] 江海東編 1955年8月
    
    　　《考驗：志願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張澤石等 1998年9月
    
    　　《韓戰憶往 浴血餘生話人權》[美] 高文俊 着 2000年7月
    
    　　《死亡錄》立山 載 1992年11月21日台灣《聯合報》
    
    　　《忠誠：志願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賀明 1998年10月
    
    　　《志願軍戰俘紀事》靳大鷹 1998年
    
    　　《戰俘手記》張澤石 1994年
    
    　　《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方可，單木 1996年10月
    
    　　《張子龍被美方特務謀殺的經過》1953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
    
    　　《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美] Kenneth K. Hansen 1957年
    
    　　《Mass Behavior In Battle And Captivity The Communist Soldier In The Korean War》 [美] William C . Bradbury， 1968年 _(博訊自由發稿區發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