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困战役——凄惨的死亡之城

悠悠往事：从更大的视觉来看国共长春被围战役

作者：音乐阵地

　   国共长春被围战役在毛泽东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虽然不大，但却首开了解放战争中我军充分利用其他战术和平解放一个大城市的先河。正因有辽沈战役中长春和平解放的先例，才会有后来平津战役中我军和平解放北平的巨大战果。我想当年固守北平的傅作义将军最后选择了全体国民党守军和平改编的原因，第一应是北上的东北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拿下了被国民党自羽为城防固若金汤的天津城（足可见解放军的攻击力），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守军在长春被围战役中，在解放军长期、持久、坚定的围困下，最后也只能无奈地去选择起义、改编的结局（足可见解放军围城战术的威慑力）。

其实长春在解放战争时期共有两次解放。第一次是1946年4月14日，苏联红军撤离长春回国，东北解放军周保中部队攻进长春，经过两天激战全歼守城国民党军两万余人，最后占领了长春。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不久大举地北进，东北解放军于5月22日主动撤离，全体弃城而去。但两年以后，东北解放军经过在东北农村的大规模土改运动已羽翼丰满，兵强马壮了，在1948年5月再次死死包围了长春城，经过长达近5个月的漫长围困，兵不血刃地又一次占领了长春城。

具体情形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冬季攻势，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参见东北冬季攻势)。1948年3月，东北解放军先以5个独立师对长春形成初步包围；4月增加兵力，并组成围长指挥部。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至9月，东北解放军多次粉碎长春守军突围和抢粮的企图，共歼其4000余人，并争取1.8万余人投降。10月14日，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于17日率部起义。解放军控制长春东城。19日，西城防区内的新编第7军官兵也纷纷投诚。随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至此，长春和平解放。

　　1948年5月，东北解放军统帅林彪先打长春的部署被毛主席否定，于是采取了“围而不打”，即以大部队先插到南边攻陷锦州，再下沈阳，迫使长春守军被迫投降的战术。最后不战而攻下长春。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防严密的大城市实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东北解放军在包围长春后成功地采取了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最后拿下长春。

长春是在伪满沦陷期间膨胀发展起来的城市。“九一八”前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九一八”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也称：在台湾国军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地区大举反攻，长春国军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就能扭转。但是全城近五十万张民众的嘴，也间接地成了守城国民党军队的的沉重负担。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但围城的东北解放军却早已森严壁垒。

6月28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8月17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9月9日 “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一）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也曾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将是郑洞国将军。他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国民党抗战名将。守城的主力部队也是国民党骁勇善战的王牌军队新7军和来自云南的国民党第60军共计10万重兵。10月10日国民党双十节，蒋介石派飞机到长春，给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空投手令，命其不惜代价向沈阳突围。郑洞国回电：不能突围。10月14日，解放军攻占锦州，国军大势已去。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向长春空投手谕：“否则，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严厉之军纪制裁。”同时，蒋介石还附郑洞国一纸亲笔信：“倘再迟延，将不能等候矣。”

但此时的国民党守军已经在久围之下，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守备东城区的国民党第60军增泽生将军，在中共的积极劝说下于10月16日选择了率部起义。一夜之间，半个长春就变成了东北解放军的防守阵地，这是守卫长春西城区的新7军万万没有想到的。对面三十公尺的半面城池一下子已经就成了解放军的阵地。驻扎在中央银行的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员和国民党新7军的长官们，迫于形势的压力下连忙同解放军接洽商讨投诚事宜。可是别的都好办，就是司令官郑洞国“誓死不投降”。10月 17日上午，在得知60军起义后，郑洞国召集新7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与会者默无一言。末了，郑洞国的一位老部下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晚上，郑洞国探望抱病在床的李鸿。李鸿的伤寒并不重，却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其他将领也有意回避郑洞国。“我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后来才知道，他们已与解放军接洽投诚了。”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如是描述。在解放军的巨大军事和精神压力下，新七军于18日决定投降，以营为单位放下武器。缴械仅仅一个小时，仅38师的武器就堆放了四个篮球场那么大，仿佛四座小山。19日10时，解放军受降部队在新七军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整个长春市只剩下一座中央银行大楼尚为国军占领。这里是郑洞国最后坚守的据点。

但已经大势所趋，新7军全兵团指挥员除了郑洞国之外没一人坚持再战，并且已不能再战。于是在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的周旋、安排下（当时兵团司令郑洞国正在中央银行内养病，具体事宜均由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负责；新7军的军长李鸿突患伤寒，新七军的工作由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负责），经解放军同意，10月21日早4点，中央银行大楼——国民党东北“ 剿总”第一兵团指挥部，突然枪炮声大响(我母亲听到的枪炮声）。但那些少数的守军只是在做戏，在做给他们的长官郑洞国看，也是在做给蒋介石看：我们抵抗共军的进攻了，可是还是被共军消灭了。就在枪炮大作的同时，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来生再见。然后，郑洞国欲自杀，却找不到手枪，原来，早就料到他会走这步棋的杨友梅，事先已让卫兵把他的手枪藏起来了。自杀不成，郑洞国只好听从部下的摆布了。这些部下硬是带着自己的司令，向解放军投诚，使其免遭杀身之祸。

   旷日持久的国共长春围困战，终于在48年10月的一个长春初秋的早晨迎来了最后的守宫。



一场有如人间浩劫的长春被围战役 

    1948 年国共长春被围战役，可能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人间浩劫，长春市现存的老人至今提及这段往事都会长叹不已。当时与母亲家隔街对面是一开粮油店的老板，长春被围后，粮店粮食均被悉数充军，开粮店的人竟然也如同众多百姓一样朝不保夕，后来无奈走向逃出长春城的出卡子死亡之路。母亲回忆，据当时一起出逃的活下来的邻人讲：那个粮店老板出卡子后竟被盼望已久的第一顿饱饭给撑死，这不能不说是多么大的一出人间悲剧，但又恰恰地带有了幽默的色彩，真的称的上是一生与粮为伴，至死不渝。

   今年四月下旬我去大连公出，顺便拜访了舅舅家已近七十岁的大哥，当年长春被围时他与舅舅也一起出了卡子，至今回忆起那段惨痛经历仍然心有余悸。酒桌上他对我讲述了他们全家逃出长春的那段难忘情景，当年舅舅带着全家推了一辆小车出了国民党的哨卡后，就到了国共两军之间缓冲的死亡地带，前方有东北解放军的哨卡鸣枪不让前行，后面国民党兵也鸣枪不让返城，于是在这块中间地带上一下子滞留了了大量的出逃难民。沿途饿死倒地的灾民无数，奄奄一息的人也很多，而到了夜里这块地带更是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但也有些人在这个地带上发了大财，用少量的食物就能换取灾民大量的金银硬通货。舅舅临离开长春时，听说了一些出卡子艰难的传闻，于是早有所准备，偷偷备了两套医院医生用的听诊器，在中间地带苦熬了三天，通过中间地带的传话人传话，当时急缺医疗设备的解放军才同意舅舅全家的放行，被编入了一个允许出卡的临时人员的暂住点。舅家大哥说：当时年轻人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以及有解放军急缺器材的人还是可以分批次的允许被放行的。

    由于大哥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他还清晰记得刚出国民党哨卡走不远处，有一个地方，坐满了上百个被遗弃的孩子。据讲：那些孩子大多是被国民党军官遗弃的，由于城里已经没有了生路，那些自身都很难保的军官已经照顾不了了这些还小的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把他们集中遗弃在这个百姓出卡子的必经之路上，仅寄一线希望指望出卡子的百姓能把他们带走，给这些孩子带一线生机。据讲确实也有好看的、机灵的孩子被个别少数的百姓挑走，但大多数孩子最后还是在那里自生自灭了，大哥现在还记得经过那段路时，许多坐在那里的孩子惶恐无助的眼神，以及有气无力的哭声和那些已经倒毙了的小小孩子的尸体，由于当时舅家大哥也是那么大差不多的孩子，至今回忆起这段依旧惨痛不已，他说这段记忆将会终生难以忘却的。

    其实长春被围的初期，对生活在这座城市大约50余万百姓的影响还并不算大，在临围长春的1948年春节前后，长春周边的吉林市和周围的一些城镇有钱人都因共产党的解放往长春跑，而稍富一些的农民由于东北解放军在农村的土改也纷纷跑进长春城，据讲当时从农村逃进长春的大车、爬犁也是络绎不绝。而正是这些周边市县乡村陆续涌来的惧怕解放的特殊民众，在撤进长春后由于没有太多家底和存粮结果被围后最先糟了秧。当年的八月初，长春市区内开始出现在马路和大街上有饿死人的现象，一些尸体在城市的角落里陆续出现。那时因天气炎热，为了避免瘟疫的出现，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就成立了许多运尸队，黎明前开始收尸。尸体刚出现的时候运尸队还能够及时地用救护车送往各个医院的太平间。可是没几天，许多医院的太平间死尸就装满了，又过一些天，运尸队就组织了几十辆大马车把尸体全部运到郊外，挖坑深埋。到了八月末，饿死的人更多了，运尸队大白天就开始收尸，随便草草仍到郊外。于是又形成了狗吃人，人再吃狗的可怕循环。据讲当时长春周边郊外的狗因吃死人变得格外的肥，后来以致那些狗，竟吃红了眼，见到活人都上来猛咬。长春解放后，政府无奈组织了打狗队，光在市郊打狗就打了一个多星期。而到了九月末，城中室内室外饿死的人太多了，运尸队根本运不过来，也就只能就地解散了。

    据48年10月24日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喉舌《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的报道：“ 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另据后来东北解放军战后统计，围困长春战役一共饿死百姓10到12万之多，这个数字后来原国民党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也默然认可。

    长春百姓大批量出逃，东北解放军鉴于城内居民成分复杂，尤其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城等众多原因，在开始之初，围城部队一度对出城者在严格审查后才予以放行。后因在中间地带死亡民众剧增，到了八月中旬部队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灾民过封锁线，并及时对出城灾民予以救济，后统计出城难民共被收容十五万余人。而据传，城中走不了的百姓人吃人、用死人炼油再做食品卖、更有人炸人肉丸子贩卖等众多伤天害理之事，确实也大多存在，母亲也知道当时国民党军队曾枪毙那个做人肉丸子贩卖的不法商人之事。



一个老人眼中的国共长春被围战役 

   前些天母亲单位送来数袋新大米，我欲把两袋有些生虫的陈米扔出，母亲说：不行！你信吗？这两袋米若在长春被围时，能换来我们居住的整个楼。我无言，于是母亲再次念叨起长春被围时她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悠悠往事重浮心头。

    长春被围时，母亲已上高中，当时正是国共两军争夺东北之时。世道混乱、民生凋零，许多事情，许多情景至今已年迈的母亲都历历在目。那时在母亲学校，国共两党都在积极争取青年学生，有一进步教师在学校一夜之间到处都洒满传单后突然失踪。解放后，年轻的母亲在省委食堂吃饭再见到他时，那位教师已是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了。母亲回忆，长春被围的初期，家中还有一些粮食，但我的姥姥执意要在院中打井，结果井打了很多天才见到水，许多粮食都被打井的工人和帮忙打井的人吃掉了，打井虽然浪费了许多粮食，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后来还是这口井，救了我母亲的一条性命。

    当时被解放军围在长春城中的国名党军最初还算是军纪严明，母亲家那边驻扎的是被当时长春老百姓称为“六十熊”的增泽生率领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后来全军起义后，经休整改编派到了朝鲜，在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可一点都不熊），而被围在长春的另一只国民党部队，是王牌主力新七军。随着被围的时间持续，国民党军可就满街乱窜找吃的了，来自沈阳的飞机每天都会向城中的军队空投有限的粮食，有时是降落伞，后来索性直接就是米袋子，百姓的房顶也经常被砸漏，母亲的一个同学家中就被从天而降的米袋子砸坏，人也受了伤。但军队的粮食谁都不能动，若强抢或偷藏会被枪毙的。城中的百姓最初还有存粮，但慢慢地也就无粮可吃，漫长的饥饿随之而来。人们无粮，就四处寻找所有能吃的东西代替，整个城中人心惶惶，家里有粮的也不敢报露，否则会带来杀身之祸。母亲记得家中当时曾养只小猫，每天趴在窗台上，饿的脖子都抬不起来，眼睛也睁不开，后来不知了去向。母亲还曾看见两个国民党士兵提着枪，步履缓慢地抓一只饿的如他们一样瘦弱的小猫。由于饥饿，同城的两只国民党军也开始抢夺空投的粮食，母亲还记得，军队有时也枪毙抢粮的军人，有个被枪毙的军人是一个容貌很英俊的年轻人，当时穿的是洗的发白、异常干净的军队衬衣。

    围困的持续使许多百姓纷纷冒死出逃长春，当时母亲与姥姥虽家中没粮，但每天还能吃一点存下来的糠来维持，而我大舅家由于孩子多，实在难于在长春继续生存，就冒死全家去出卡子。母亲回忆那时长春现在的南关大桥就是一个国民党士兵的卡子，国民党士兵允许城中的百姓出逃，但过了南关桥往前需要走很远才到解放军的哨卡，这个漫长的缓冲区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多出逃百姓的死路。当时的东北解放军，是有条件、有时间段地允许城里的百姓出逃，于是滞留在缓冲区的许多城中百姓在这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饥饿难挨，纷纷倒毙，饿死在出卡子的路上。但即使如此，出卡子对许多被围在城里的百姓来讲也是一条不得不走的死路，因为此时的城中也是遍地饿蜉，变成了死亡之城。

    当时的母亲由于姥姥身体不好，就只能目送我大舅推着小车出了长春南关的国民党哨卡，大舅临走时告诉我母亲，在他家厨房的一个暗格里，藏有一小碗蓖麻子，让我母亲取回家慢慢吃。结果饥饿的母亲取回蓖麻子，一尝很香就一口气全给吃了，于是回到家就中了毒，躺在床上，一病不起。母亲后来多次说幸亏姥姥当时打的那口井，在那条街上邻居大多出逃，连姥姥家对面开粮店的老板也因没粮全家出了卡子。但有一老中医因家里可能藏有存粮，就没有走。那些没走的邻居，大多每天都要来姥姥院中打水，于是姥姥便与那个老中医说，孩子吃蓖麻子中毒了，求他看看。老中医看完后说：主要还是饿的，于是每天来打水时，都会在水桶里面藏一碗或饭、或糠菜团子等食物偷偷带来救济我母亲，母亲说：也正因这老中医在余下的二十多日的生死相助，国民党军队终于起义投诚了，围困终于结束，才使母亲熬过了这场举世瞩目的生死之劫，得以生存。

    母亲至今还清晰的记起长春解放那天的情景，白天有些枪响，到了下午东北解放军就进了城，并分给了每户二斤小米，嘱咐要熬粥喝，不要做干饭吃。母亲还清晰的记得在夜色中看到的解放军贴出的告示，下面有东北解放军占领长春的第一位领导人的签字：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