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夢的新視角（二）——國家碰撞力的三維度
思緒飄飄
前文講述了國家碰撞力對於一個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以及中國國家碰撞力如何評估的問題。下面就結合中國國情對影響國家碰撞力的因素進行分析。
一、國家碰撞力的第一維度——政治體系
要想國家和民族永遠擺脫挨打、落後的命運，關鍵的因素不在於經濟力量的強大，如印尼華人掌控了該國95%的經濟財力，但在印尼國家中，華人的命運依然薄如浮萍。猶太民族自古以來就以擅長經商而享譽世界，在世界各地，猶太人有錢、又很聰明，許多大科學家都是猶太人，如愛因斯坦，但在以色列立國之前，卻幾次遭遇滅絕的危險，命運何其悲慘。當今的以色列是個小國，但以色列的國家碰撞力卻非常了得，儘管身處阿拉伯國家的環抱之中，身邊充滿敵意，但他們不但能夠生存下來，還當之無愧地成為該地區首屈一指的強國。因此，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的某個單一的指標，而在於體現國家碰撞力的綜合指標的平衡發展。
和以色列相比，中國的條件強得多了，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積蓄了相當的國家家底，再加上遼闊的地域、龐大的人口資源，以及中華民族特有的集體主義和忍耐性格，使中國的國家碰撞力應該今非昔比。如果世界來一個國家碰撞力指數排名，中國的位次當比以色列要前面一些。（究竟是多少，各位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自己試一試排名。）
因此，通過國家碰撞力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 中國人的百年強國夢緣自於一種強烈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復仇心理。
二、 數代中國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追求中華民族富強，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的真正目標，不是追求單純的經濟、軍事的強大，更不是追求奢侈、腐化的物質享受，而是謀求國家碰撞力在國際上的當然話語權。
三、 中國近幾十年的超高速發展，使中國國家碰撞力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
四、 由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極不平衡，內部各種力量的互相制約嚴重消耗了國家碰撞力的總能量。因此，單純的經濟發展已不能推動中國國家碰撞力的進一步增強。
五、 目前，中國國家碰撞力的增強，取決於國內各種因素的平衡發展。
從以上判斷可以看出，在中國經濟發展奇蹟之後，中國未來道路的選擇是一條重新整合影響國家碰撞力各因素的平衡發展之路。經濟發展已經不是唯一的目標或者說優先目標。不如此的話，中華民族就會失去偉大復興的歷史契機，也是上帝賦予中華民族的最後一次機會！
政治、經濟、文化是國家碰撞力的三個維度。從國家碰撞力的角度審視政治，我們要創造的是一個高度機動的政治體系。人類歷史上，任何強勢政體都是如此，因為只有統一的行動，才能產生整體的碰撞力。當然，單純追求政治的機動性，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很容易形成凌駕於國家政治之上的家族型強權，這種家族性強權以維護家族利益為出發點，是和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在古代，這種政權在剛取得天下時，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由於人本性的弱點，很快就在毫無節制的欲望下，把國家、把億萬百姓拖進了深淵。封建制國家很大程度上可以描繪成“一人之國家”或“家族型國家”，這樣的政治體系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現代社會，隨着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國家決策的水平對國家碰撞力的影響擴大，一個錯誤的決策可能會導致整個國家一下子就落後別的國家好幾個層次，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幾十年的發展可以相當於古代數百年的積累，如果某個國家政策出現很大失誤，那麼這個國家的國家碰撞力也會一下子下降許多位，而追趕起來又遠比過去困難。這才是為什麼封建社會會被新的社會形態淘汰的根本原因，因為國家安全不允許。
人類如今已步入新千年，儘管人類文明也隨之步入新階段，但人類並沒有就此許諾放棄暴力和戰爭，中國周邊地區強鄰環抱。新千年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那就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將面臨枯竭，人口越來越多，資源越來越少，物質生活欲望越來越高，地球環境越來越惡劣，在這樣的一個境遇里，誰敢說新千年一定會“和平與發展”。文化可以說是民族的性格，強悍的民族在生存的絕境中，鋌而走險，憑藉其強大的國家碰撞力，發動一場世紀大戰也合情合理。
二戰中，日本侵華戰爭就是這個性質。根據不少當代學者的研究，在甲午海戰前夕，日本的經濟實力，舉全國之力實際上也無法和大清國抗衡，即使是甲午海戰本身，也是一場在較大程度上的偶然性勝利，但由於政治體制的原因，偶然性的失敗，變成了巨大的民族焦慮，人們深陷在對外寇的恐懼中。這一恐懼症影響深遠。然而，到日本真正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已經又過了30多年。這裡很需要進行深刻的反思，日本人沒有乘甲午海戰的勝利，與大清國全面交戰，而要等三十多年後，再發動侵華戰爭，這不是日本人沒有賊心，而是根據他們自己對兩個國家的國家碰撞力的比較，認為自己沒有完全取勝的可能。
三十多年後，大清國已經被中華民國取代，這是一個新興的政府，最近有歷史學家說，這個時候的民國政府，政治上是比較清廉的，而民族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難得的好景象，加上洋務運動的積累，中國正以嶄新的姿態日益成為一顆新星。當然，此時的日本，發展就更為迅速，畢竟在中國還有軍閥內戰，內耗不小，國家還處在准分裂狀態。日本在中國派遣了大量的間諜，對中國的情況瞭如指掌，他們清楚地知道，如果讓中國繼續發展下去，日中兩國的國家碰撞力就會越來越拉近，到時再想實現日本的狼子野心，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正是在這種對大局清醒的認識下，日本少壯派軍人才在未徵得本國政府同意下，貿然發動侵華戰爭。然而，八年的抗日戰爭，事實證明，日本的國家碰撞力雖遠大於中國的國家碰撞力，但當時的中國在美國、蘇聯的支持下，依然具有一定的抗衡力量。
日本侵華戰爭這一事件說明了幾大問題：
1、 這是一場國家碰撞力之間的較量，中國是弱者。
2、 由於處在准分裂狀態以及恐洋症，中國的國家碰撞力在相當程度上被內耗了。
3、 如果沒有內耗，中國的國家碰撞力會大得多，台兒莊戰役就會多幾個。
4、 日本的國家碰撞力是有限度的，這就是“論持久戰”高明的洞察力所在。
5、 國家碰撞力的大小決定國家安全程度。
6、 日本的政治體系是高度機動的，有着延續數代人的清醒目標。
7、 中國的政治體系是混亂的。
8、 日本國家碰撞力的增強，得益於國家政治的正確決策。
9、 中國國家碰撞力的增強，一部分得益於民族資本家的實業強國的道德理想。前者有國家力量為保障，後者沒有保障。
因此，謀求強大的國家碰撞力需要高度機動的國家政治體系作為保障，這樣一個政治體系是“一人型政治”或“家族型”無法做到的，它需要現代政治的豐富內涵。
美國是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強國。現在，有不少人指中國2050年可以趕上美國，這簡直是胡扯，中國要強大，不是要稱霸，強大是指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裡有兩個含義，即第一，表示其他民族也很強大，很光榮，我們要光榮地和他們肩並肩；第二，我們要找回自己的尊嚴，要有自己的獨立性。這裡絲毫沒有任何要稱霸的思想，而要做到這兩點，不是要求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立即超英趕美，即使趕上了，如果其他東西跟不上，照樣無法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的後代依然會感到侷促，感到孤獨！
事實上，中國肯定不可能追上美國，也許GDP能追上，但那又怎樣，難道中國的國家碰撞力能和美國相比嗎？除非美國發生了嚴重的內亂，或者又被拉登幹上了！美國建立了當今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政治體系，可以保證國家的發展圍繞着增強國家碰撞力來發展。而其他國家，卻往往在許多問題上，自毀武功，自己破壞自己，也許對某個特定集團、家族、個人有利，但對國家碰撞力來說卻是一種愚蠢的揮霍。
美國雖然建立了最優秀的國家政治體系，卻不是每一個其他國家都可以毫無選擇地拷貝回去的，因為這套完善的政體，是建立在美國經濟制度、國家文化基礎上的。她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磨合與發展，和美國社會已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中國和美國有着地平線一樣的差別，在中國建立美國式政體，至少目前來看，很不現實。
但中國有沒有機會建立起一種能與美國比肩的偉大的政治體系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程度上，中國當然不可能實現“放衛星”的效果，但就建立某種高效、昂揚、日新的政治體系，是不需要這些先天的條件的，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的成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這樣的典故也有許多。創造這樣一種政治格局，關鍵在於整個國家要有“破繭新生”的勇氣。
實際上，從洋務運動、公車上書、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建設熱潮，這一勇氣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一直延續着。然而，經過了許多年的曲折和奮鬥後，當中國國力好容易積攢到了今天的實力，人們忽然迷失了前進的道路。尤其是在比較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別時，我們發現現實生活和過去信仰的理論出現了很大的距離，再加上沉痛的歷史挫折感，使許多人重新審視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這種反思和調整是符合邏輯和必要的。八十年代後，中國堅持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逐步修正自己的國家路線的時候，實際上也在檢驗兩種制度的差異性，隨着經濟的發展，我們其實已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缺點是可以互補的，也就是說，中國要走的道路，既不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也不是馬克思二百年前設計的“舊式社會主義”。而應是以“三個代表”為核心的、融合兩者優勢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獨具個性的新政治體系——“新社會主義發展之路”。
“三個代表”是在總結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在新的歷史階段下做出的新的準確論斷。以“三個代表”作為國家碰撞力發展水平的檢驗標準有着重要的意義，她象徵着新社會主義有了自己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的探索和鄧小平、江澤民改革讓中國人選擇自己未來發展的道路有了更好的“鏡子”，而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部分社會主義屬性的實踐讓我們可以打破舊的權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並不是絕對對立的，實際上，兩者都有存在的科學依據，社會主義不排斥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排斥社會主義，兩者是可相融的。中國未來的發展是否順利，取決於如何把這兩種現代社會發展的必要因子結合好，讓其在中國和睦相處，優勢互補。
照搬西方的模式不能夠給中國帶來富強，照搬馬克思設計的社會主義甚至不能夠讓中國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社會的進步，永遠在於吸取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打破舊的束縛。二十多年來，我們“摸着石頭過河”，既是對歷史的一種反思考，得出的國家道路的精明選擇，現在是我們確定航向的時候。美國模式不等於唯一科學的模式，它只能說是一種比較成功的模式，是我們創新自己發展道路的重要參考內容。以美國為代表的兩黨輪流執政制也不是一種最有效的政體，比如最近施瓦辛格競選州長成功，說明美國式的政治不總是挑選出政治精英。而中國幾十年快速發展本身證明，中國這種一黨執政對國力的提高同樣具有高效率。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問題依然很大、很緊迫？
實際上，這裡就有一個融合的問題，即一黨執政不等於高度集權，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更多地吸納了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在形式上沒有體現出創新的精神。另外，一黨執政不等於不能分權，分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在一黨執政基礎上，實現黨內分權，比較適合中國國情，而“三個代表”的政治原則，會使中國的政治文明程度、社會效率水平等，至少從理論上遠高過於資本主義的兩黨制度。
政治清明、人民安家樂業、中產階級有了合理定位，國家碰撞力不求最大、最強，但求最穩、最堅固，才是中國未來近百年要選擇的發展道路。國力大增不是講絕對意義上的大增，而是指相對意義上的大增。
國家碰撞力的第二維度——民族心理
一個國家的文化代表着民族心理。一個人有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性三個判斷尺度。以國家碰撞力的角度審視民族心理，相應的，民族心理也有這樣三個尺度，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相對應於身體健康，民族心理相對應於心理健康，國際關係對應於社會適應性，而國家精英和民眾的智慧結合在一起，形成國家的“大腦”。國家碰撞力就取決於以上這些關係之間的綜合效應。
試想，一個心理不健康的人在社會上的生存狀況會是怎樣一種境況！那麼，民族心理的不健康也將導致國家政策出現很大的問題。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戰爭導致的民族屈辱感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解脫，一些人從而走向了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主張全盤西化，有一些人主張取精華去糟粕。文化問題走過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之後，近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現象。
比如“流氓”是過去中國人的道德詞語，體現了人們對自己行為是否符合社會標準的一種價值判斷，然而，進入新世紀，“流氓”一詞全面“下崗”，不僅如此，幾乎全部的較輕程度道德評判詞語都從中國人的日常用語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淪喪、罪大惡極、腐敗、墮落、人民的罪人等極端性的詞語，這表明傳統的道德體系遭到徹底破壞，普通老百姓已經失去了約束自己行為的過程準則。只有問題積累到非常嚴重的地步，才有冰冷的法律介入使失控的行為得到控制。
社會道德是整個民族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想象，一個自私自利、誠信匱乏的社會，其社會凝聚力能有多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幾乎都聽過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故事，寓意一個家庭要團結，只有團結起來，兄弟聯手才有力量。社會是擴大了的家庭，凝聚力是社會團結的外在表現，沒有凝聚力，社會就是一盤散沙，一百年前，這就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評價。光有強壯的身軀，卻對人俯首帖耳，認識不到自身的力量與優勢，在對外關係中，只能被人驅使和奴役。
這樣的民族心理，是不可能構成強大的國家碰撞力的。就是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也不可能造就強大的國家力量，現代人在分析清末的歷史事件時，驚人的發現，大清如果把向外國人賠款、建頤和園、圓明園的錢用來購買軍艦，就不會有甲午慘敗，而明崇禎皇帝把藏在國庫中的錢捐出一些給無家可歸、飢腸轆轆的災民，或許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就不會發生。然而，封建王朝的歷史命運總是不可逆轉，到了王朝末期，一點點中興的光芒都會被腐敗和昏庸遮蔽掉。
強悍的民族緣於強大的社會凝聚力。然而，社會凝聚力從何而來？“三個代表”做出了最好的詮釋。“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必然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再加上產生社會不均的手段，又充滿了腐敗、暴力、權錢交易，就更易激發底層群眾的不滿，沒有底層群眾支持的中層分子，就象沒有根的浮萍，有值得觀賞的外在風光，卻禁不住風雨的吹打。
民族心理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文化走向，近代中國，從對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到大力學習西方文化，已經越過了一百多個年頭，這些年來，中國文化走過了哈美、哈蘇、重新哈美、哈港、哈日、哈韓許多階段，最近忽然有人提出，以後我們哈什麼？哈是什麼意思？哈是哈口氣、哈腰的意思，在這裡帶有跟從、盲從的含義，為什麼要哈？因為中國自己給不出原創的新道路，但光哈又有什麼用，哈能哈出一個強大的民族來嗎？
未來文化的走向，必然要求我們以增強國家碰撞力為目標，讓民族心理素質得到全面的恢復和發展，養成一種健康的、積極的、自尊的社會整體素質。受屈辱的歷史就讓他過去，只要我們現在構就了強大的國家碰撞力，中華民族就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尊、找回說話的權利，就能夠使每一個炎黃子孫揚眉吐氣。
國家碰撞力的第三維度——經濟發展
以增強國家碰撞力的角度審視經濟，經濟力量本身不能直接帶來國家碰撞力的變化，它需要藉助於政治、文化才能轉化為國家碰撞力的一個維度。就像一個窮人和富人決鬥，窮人不會因為貧窮而喪失了鬥爭的決心和智慧，但一個富人卻可以用金錢買來安全，可以購置鋒利的武器，可以學習鬥爭的技巧，從而在決鬥中占據上風。但是金錢對於富人的好處是取決於富人對金錢的運用，如果這個富人是個敗家子，只會吃喝嫖賭，揮霍無度，那麼有錢只會更壞事。
對國家碰撞力來說，經濟的作用也是這樣，運用的好，能夠增強國家碰撞力，運用得不好，只會破壞國家碰撞力。有人說，一個人做秀是聰明，一個群體做秀是功利，一個社會做秀是愚蠢。因此，從增強國家碰撞力的要求出發，一個國家更要求其政治、經濟、文化的協調發展，經濟的作用是加快這幾大因素的發展速度。
近來，哥倫比亞中國問題專家普亞納稱，中國將在15年內成為超級大國，這是一件好事，這樣，這個世界才第一次成為名副其實的多極世界；他說，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當過霸權大國，相反，它總是善於融合其它文化，發展自己的文化。這位中國專家的確富有眼光，能夠看穿未來中國發展的趨勢。然而，我們自己是否已經足夠清醒，認識到現在是復興中華民族的最好時機，同時，還要有清楚的目標，難道還象過去那樣，要繼續“摸着石頭過河”嗎？
當前的中國，中國的GDP已經排在世界前幾名，排在世界前幾名的GDP能否算是一個強國呢？ 顯然，中國的國家碰撞力並不夠理想，經濟上的支撐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出在幾個因素的協調發展上，甚至可以說，只要國家安全觀念轉變為國家碰撞力角度，中國的實力會在一夜之間增強很多。
航天員楊立偉從太空凱旋着陸後，國家主席胡錦濤激動地說：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的成功，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榮耀”。而當國家碰撞力的研究進入中國國家安全的視線時，中國離偉大復興才真正不遠了。
（一點淺見，望各位有興趣的網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