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件傳來，我對於那幾個日本人的行為自是頗為不屑，然而西安學生的行為就更令我不以為然了。只不過幾個日本學生上台自我作踐，如果身在現場，或者一笑置之，或者喝倒彩轟他們下台，並不為過。至於事後興師動眾地遊行抗議，如 臨大敵，如蒙大辱，就未免太高抬那幾個日本人了。而在遊行中藉機發泄，殃及無辜，以我對“愛國”憤青的一貫了解，雖是意料中事，仍不免再次失望。

　　有人把那些集體無意識的反應相比於義和團，我看還要等而下之。義和團固然愚昧排外，但至少還有赤膊上陣面對八國聯軍槍炮的血性之勇。而我們的“愛國”憤青擅長的是用水瓶、雞蛋、磚頭攻擊校警，外帶打傷不相干的日本女生，損毀本國賣有日貨的合法經營者的財產，如此這般，儼然已經過了一把“抗日”英雄的癮，似乎更有資本在校方和政府面前恃寵而驕了。

　　本來，日本人如果涉及到違法犯罪，按照屬地原則，中國完全可以依法懲處，但連日的上街遊行示威，所為何來，居然是向省政府請願“要求日本學生道歉”，真是牛頭不對馬嘴：須知省政府既不能代替、也不能強使日本學生“道歉”。這樣的請願，實在是笑談。

　　曾經有一個叫馮錦華的，把“抗日”的前線挺進到日本國內，總算找准了對象，但是採取了在公共建築上塗刷標語的方式，違反了人家的國內法，當了一回被告，然而人家是依法對待，照章辦事，馮自己也不得不服氣，這，就是差距。

　　況且日本人的表演，其意味何在，一些人恐怕有神經過敏、自動對號的因素。西北大學最先海報上有關“侮辱性文字”的圖片，也只是中國國旗＋心形＋日本國旗而已。所謂“醜陋的中國人”云云，口耳相傳，迄今查無實據。有關的傳聞，一望即知，充滿了中國式的浮想聯翩。

　　這裡姑且拋開政治不談，僅從表演風格論，我個人並不欣賞這幾個日本人的表演，如同我向來也不欣賞某些國人的“行為藝術”、“裝置藝術”、“後現代藝術”等等，但我體認到這是他們在生活方式和表達方式上的選擇，如同我也有我自己的選擇。如果再考慮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導致誤會與曲解，就需要更多的謹慎和寬容。

　　不過，老實說，最初聽到有幾個日本人如此的不堪，我並不感到特別的“義憤",私下裡卻有些不懷好意地想，我國的國民素質超過日本看來是更有把握了。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再一次表明，我們並非不醜陋。

　　問一句，我們為什麼恨日本人？

　　我曾經與早稻田的一位教授聊過，她其實是一位比較親華的中國通。我說:日本人壞的方面往往太像中國人了，而其好的很多方面我們卻很欠缺。我們恨，其實是在恨自己，或者自己更該恨，不管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就拿這些西安學生來說，其中又有幾個知道西安事變和國共“聯合抗日"的真相？又有幾個知道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四清”、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的真相？也就難怪人家只知道自己的先輩“進入”了中國。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祭祀他們所認為的先烈，其中有不少“先烈”對於中國直接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們有理由表示自己的憤慨。但是，我們自己的先烈英靈何在？我們只知道更多的內戰“英雄”，不是還在一遍遍地紀念內戰的“勝利”嗎？

　　再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勇於表達和發泄對於日本人的恨？

　　在中國當前公眾缺乏積極有效的政治參與渠道的情況下，社會的緊張需要釋放。“愛國”“抗日"之類的題材，因為按照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天然是“政治正確的”，因此並不需要什麼勇氣，甚至也無須什麼思考。如同紅衛兵自認為“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就擁有了道德上的優越感，敢於踏平一切了。另一方面，縱使你無力保護自己的公民權利和切身利益，卻總可以大義凜然地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嘛。所以有意思的是，中國人關心政治特別是國際政治遠甚於社區事務，因為在現行體制下，身邊的社區事務反正也是自己無能為力的。

　　然而，狹隘偏激的民族情緒固然可以暫時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有利於某種政治需要，正中其下懷，或者壓根就是長期刻意栽培的結果；但訴諸情緒的權宜之計，所引發的浪潮可能如脫韁野馬，超出官方所一廂情願的控制界限。這次抗議事件也是一個明證。

　　在對日、對美、對台問題上，大陸輿論每每呈現幾乎“一邊倒”的情形，不僅淹沒了冷靜思考的聲音，於此還儼然成為檢驗“政治正確性”的試金石。凡此種種，令人觸目驚心。乞靈於狹隘民族主義，這是一柄“雙刃劍”，收效於一時，貽害乎長遠，終將自食其果。照此發展下去，極而言之，中國的迅速法西斯化也是不無可能的。

　　回想起美國911事件之後國內知識界某些人和不少青年學生一片幸災樂禍的景象，當時我面對紐約時報記者的疑惑，默然無語，旋而記起一位朋友電話中說，他的父親，一位深山老農，沒有讀過幾年書，甚至從來沒有到過省會城市，只不過偶然聽說了世貿中心這回事，從樸素的常識和良知出發，為之唏噓不已。我釋然相告，這樣的中國人，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我相信，他們真正代表了中國文化中經久不息的價值所在。之後我苦笑，中國人的臉面，總算由一位大別山老農得以挽回。但是，接下來的問題仍然是，我們的一代青年學生究竟怎麼了？

　　改革開放二十有年，目前這代大學生，基本也在二十來歲，他們形成自己初步的思維定勢，也不過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恰好處於1990年代以來狹隘民族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此，政府有責任，校方有責任，媒體和學界都是有責任的。

　　動不動上綱上線，扯到民族大義的高度，一觸即跳，泛政治化，這恰恰是民族精神虛弱和浮躁的表現，也是社會心理脆弱和失衡的表現，非國家人民之福也。

　　泱泱大國，有容乃大。如果我們不能培養起健全人格的現代公民，僅僅依靠“船堅炮利”和“神舟五號”之類，並不足以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贏得自己的民族尊嚴。願與諸君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