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一章 第二節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節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僅考古發現台灣的史前文化與大陸一脈相連，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史籍進一步證明台灣自古與大陸密不可分。

　　自有史籍記載以來，台灣的開拓、發展和疆域的完整統一，始終是與中華兒女的辛勤勞動和英勇捍衛分不開的。台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大陸人民開發台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3萬年以前的更新世紀晚期。據台灣考古學者對20世紀70年代初在台南縣左鎮鄉發現的古人類頂骨化石研究表明，被命名為“左鎮人”的晚期智人與福建清流縣發現的晚期智人“清流人”體質形態相同，都繼承了中國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兩者存在着共同的起源。在中國的史籍記載中，台灣在戰國時代稱為“島夷”，前後漢和三國時代稱“東鯤”、“夷洲”，隋、唐以後稱“流求”，明萬曆年間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灣”的名稱。

　　據古文獻記載，中國大陸軍民東渡台灣，墾拓、經營台灣島，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國時代。《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載：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吳王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萬餘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這是中國大陸居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台灣的開始。三國東吳人氏沈瑩所著《臨海水土志》中，就曾詳細記載了當時台灣的生產和生活形態。

　　到了6世紀末、7世紀初的隋代，大陸和台灣的接觸逐漸增多。據載隋煬帝曾3次派人到台灣，“訪察異俗”，“慰撫”當地居民。是時，大陸和台灣已有貿易往來。此後由唐到宋的600年間，大陸沿海人民，特別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帶居民，為了躲避戰亂兵禍，紛紛流入澎湖或遷至台灣，從事墾拓。至南宋時，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有軍民屯戍。大陸和台灣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繫日漸頻繁。

　　隋代以後，大陸與台灣往來日益頻繁。《隋書·流求傳》載：公元 607年、610年，隋煬帝（楊廣）曾兩次派人到當時稱為“流求”的台灣島。第二次率兵萬餘人，從廣東潮州起航，經一個多月的航行，到達流求時，流求人以為是大型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可見大陸與台灣間早就存在一定的通商關係。

　　唐宋以後，大陸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多山少田的福建，土地貧瘠，造船業卻十分發達，海洋開發活動逐漸繁榮。泉州成為當時著名的海港和對外貿易中心。1975年在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殘長24．2米，殘寬9． 15米，載重200噸，處於世界領先水平。這是大規模東渡，開發台灣的重要物質條件。

　　到元代時，民間的貿易和往來進一步將台灣與大陸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了。澎湖當時已有大陸移民1600餘人。每年有幾十艘商船來往於澎湖與大陸之間。澎湖已成為福建泉州地區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

　　隨着大陸民眾不斷遷居澎湖、台灣，中國政府最遲從宋元便開始經營和管轄台灣地區。

　　南宋趙汝適著《諸蕃志》載：“泉（州）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又據同一時期歷史文獻記載，1171年，汪大猷出任泉州知州，改變每年春季派兵到澎湖駐守，秋末撤回的辦法，決定在澎湖當地造屋200間，派水軍常年屯守。這說明，到南宋時澎湖已歸泉州管轄，成為中國行政區域的一部分。

　　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萬戶楊祥、禮部員外郎吳志斗和兵部員外郎阮臨到台灣“宣撫”。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民政，隸屬福建泉州同安縣（今廈門）。對此，《島夷志略》記載曰，澎湖“地隸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職巡邏，專捕獲’，兼辦“鹽課””。自此，中國政府開始在台澎設置專門的行政管理機構。明承元制，繼續對台澎行使管轄權。

　　據《元史》記載，澎湖當時有“泉州外府”之稱。元代著名地理學家，曾親自到過台灣的汪大淵在1344年前後所著台灣實地考察錄《島夷志略》一書中寫道：“澎湖島分三十有六”，“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在那裡 “泉人結茅為屋居之”，“煮海為鹽，釀秫為酒”，“工商興販，以樂器利”。這是有關元代台灣社會經濟的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大陸與台灣密切聯繫的確鑿見證。

　　1592年，日本軍閥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並揚言侵犯台灣雞籠（今基隆）、淡水，為此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設游兵”，“春冬戍守”，同時在基隆、淡水二港駐屯軍隊，以防倭寇侵擾。

　　1642年荷蘭殖民者奪占了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據點，台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荷蘭殖民者在台灣盤踞38年，其實際占領區只有南部沿海的有限地區，以及北部基隆、淡水兩港，而且其統治一直極不穩固。

　　1661年鄭成功親率2．5萬名大軍及400餘艘戰船，從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向台灣進軍。鄭成功在致荷蘭殖民總督揆一的“諭降書”中嚴正指出： “然台灣者，早為中國人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在圍困9個月後，荷蘭殖民總督於1662年（康熙元年）農曆二月一日被迫投降。

　　鄭成功收復古灣後，廢除荷人殖民制度，改荷蘭殖民者修築的赤嵌樓為承天府，改熱蘭遮城堡為安平鎮，設安撫司於澎湖，戍以重兵，總稱台灣為東都。1662年農曆五月八日鄭成功病故，其子鄭經、孫鄭克爽相繼治理台灣凡22年，史稱“明鄭時代”。鄭氏祖孫三代在台灣實行屯田政策，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開辦學堂，推動了台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進軍台灣，鄭克爽率眾歸順清朝。翌年，清政府在台灣設1府3縣，即台灣府、台灣、鳳山、諸縣（今嘉義），隸屬福建省。自此，台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

　　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定“台灣”為官方統一名稱。1885年（光緒十一年），清政府將台灣建制為一個行省，派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出任台灣巡撫後，廣招福建、廣東等地居民遷台，進行大規模開發，先後設立撫墾總局、電報總局、鐵路總局、軍械局、通商局、礦油局、伐木局等機構；修築炮台、整頓防務；架設電線，創辦郵電；修鐵路、開礦山、造商輪，發展工商業；興建中西學堂，發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項目，在當時全國尚屬創舉。如台灣鐵路不但是全國最早的鐵路之一，而且是中國人自己集資修成的。劉的這些舉措，大大推進了台灣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1888年（光緒十四年），清政府重劃全台灣行政區劃，設3府（台北府、台灣府、台南府）1州（台東直隸州）3廳11縣。

　　從1683年清政府統一台灣到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清政府有效治理台灣200餘年。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中日戰爭，翌年3月攻占澎湖，1895年4月17日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強行割占台灣、澎湖等地。從此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在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下，廣大台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紳，建立掙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民主國”，發表《自主宣言》稱“推擁賢者，權攝台政；事起之後，當再請命申朝，作何辦理”。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與台灣抗日民軍並肩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時間的血戰。到台南失守為止，台灣軍民共斃傷敵3．2萬餘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一半以上。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中國政府在《中國對日宣戰布告》中嚴正指出：“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馬關條約》屬於當然廢止的條約之一，日本由該條約所獲得的對於台灣和澎湖列島的領有權自中國對日宣戰之日起失效。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簽署《開羅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國此次作戰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日本亦將被逐出於其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太平洋戰爭末期，中、美、英三國首腦於1945年7月26日再度簽署發表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項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這樣，台灣、澎湖必須歸還中國，由具有國際法效力的聯合公告方式，兩次正式通知了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無條件投降。正是根據以上規定，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灣簽署的《無條件投降書》第一條明確寫道“茲接受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茲為日本皇帝、日本政府與他們的繼任者承擔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完全接受將台灣、澎湖歸還中國。

　　以上四項國際文獻——《中國對日宣戰布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書》的簽署和發表，從法律地位上確定了台灣、澎湖及其所屬島嶼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一法律地位得到了國際公認。

　　1945年8月29日，即日本投降後14天，設在重慶的中國國民政府任命當時的陸軍大學校長陳誠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司令。9月4日中國政府宣告：中國政府將根據有關協議，接受治理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10月25日陳誠在台北市公會堂（後改名中山堂），接受日軍第10方面軍司令長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受降儀式完畢，台灣省行政長官陳誠發表談話宣告“自即日期，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此一極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向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報告周知。”至此，淪陷50年的台灣終於復歸於中國主權的管轄之下，台灣人民恢復了中國國籍。

　　離散50年的棄兒終於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不禁悲喜交加。國民政府接收人員尚未去台，台灣民眾即自動爭掛國旗，爭學國語，自覺維持社會秩序，以實際行動響應接收。國民政府官員和軍隊赴台，均受到台胞歡迎。10月25日受降典禮結束後，“台北40餘萬市民，……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獅龍遍舞於全市，途為之塞”。“家家戶戶，歡欣無比，家家戶戶，祭祖謝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灣已歸回祖國”。[7]

　　抗戰勝利了，中國人民卻沒有得到久盼的和平，內戰再次爆發。蔣介石集團在美國的支持下，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三次電邀毛澤東主席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一方面抓緊時間調運兵力，把國民黨軍隊部署到原日本占領地區，以積蓄力量，伺機發動全國內戰，徹底消滅共產黨。到1946年6月，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撕下和平的偽裝，撕毀“雙十協定”，向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然而，蔣介石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戰爭進行了僅兩年時間，國民黨軍隊在各戰場節節敗退。1949年初，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有生力量被消滅過半，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將戰線壓至長江一線，國民黨反動統治面臨徹底垮台的命運。

　　屋漏偏逢連夜雨。正當蔣介石為戰場上的連連失利而焦頭爛額時，他的後院又起火了。國民黨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開要求他下野，與共產党進行和平談判。面對艱難的形勢，蔣介石不得不考慮退路了。他採納了歷史地理學家出身的張其昀的建議，決定着手經營台灣，作為今後的退身之所。他認為台灣的好處是退可守，進可攻：與大陸隔着一條海峽，萬一大陸被共產黨拿了去，憑藉海峽天險，和自己掌握的海、空軍力量，完全可以與當時尚無海、空軍的共產黨周旋，以延續香火，積聚力量，待國際形勢發生了於己有利的變化時，再渡過僅有130公里寬的海峽，從廈門、福州登陸，反攻大陸，捲土重來，再圓自己的帝王夢。

　　1948年12月29日，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發布命令，正式任命蔣介石的親信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這道命令，連時任副總統的李宗仁和台灣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陳誠得令後，以驚人的效率於1949年1月5日即遷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蔣介石再任命陳誠兼台灣省警備區總司令；3月，再任命陳誠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這樣，陳誠總攬了台灣的黨、政、軍大權，開始替蔣介石經營台灣。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時，一代奸雄蔣介石帶着兒子蔣經國，在解放軍攻城的隆隆炮聲中，在瑟瑟的寒風裡，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倉惶逃往台灣，從而結束了其在大陸長達23年的統治。

　　全國解放後，隨着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大本營遷到台灣，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就開始籌劃渡過台灣海峽，徹底殲滅國民黨殘餘，解放台灣進而解放全中國的計劃。

　　要解放台灣，首先就得解放東南沿海敵占島嶼，掃清台灣外圍，鞏固攻台陣地。1949年8月17日，由葉飛任司令員、韋國清任政委的華東野戰軍第10兵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攻占福州。

　　9月中旬，10兵團一部攻占大榭島、平潭島、大小練島、南日島和湄州島，解放漳州。10月4日，占領金塘島。10月15日，解放軍向廈門發起渡海作戰。經過兩晝夜的激戰，殲敵2萬7千，守將湯恩伯、劉汝明乘船敗逃，廈門解放。

　　10月24日晚，解放軍3個團乘船直撲金門，金門戰鬥打響。解放金門的戰鬥由於輕敵、缺乏渡海作戰經驗，加上潮夕等多方面原因失利。

　　1950年4月16日，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發起解放海南島戰役。4月23日，四野第一梯隊5萬人成功渡過瓊州海峽，擊潰守島國民黨軍隊兩個軍，當天即解放海南島最大的港口海口。30日，占領榆林港，部分敵人乘艦逃走。5月1日，占領北黎、八所，海南全境解放。

　　海南戰役的失利，使國民黨駐舟山群島的守軍驚恐萬分。5月13日，國民黨守軍開始主動從舟山向台灣撤軍。得知消息後，16日，第三野戰軍即以3個軍的兵力提前向舟山之敵發起攻擊，並在敵軍大部分撤走的情況下於17日輕鬆占領舟山群島。

　　5月12日，華東野戰軍第10兵團一部渡海攻占福建省第二大島－東山島。25日，解放軍廣東軍區發起解放萬山群島戰役。經過兩天戰鬥，於6月27日占領萬山群島主要島嶼。

　　至此，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金門、馬祖以外的台灣外圍的主要島嶼，開始正式準備發起渡海攻台。1950年6月上旬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任務，並委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粟裕全權負責解放台灣戰役的指揮。

　　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積極準備發動渡海作戰解放台灣的時候，朝鮮半島局勢的突變深刻地改變了解放全中國的進程。1950年６月，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軍隊向南朝鮮迅速推進。在當時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下，美國將北朝鮮的攻擊視為共產主義擴張，一方面派兵赴朝參戰，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對台灣“待塵埃落定”的觀望態度，派遣第七艦隊出兵台灣及台灣海峽。在此情勢下，解放軍將擔任戰略預備隊的主力部隊緊急調往東北邊防。不久，美軍發動了仁川登陸戰役，將沒有後方及兩翼掩護而冒進的北朝鮮軍隊攔腰截亂，美軍的南北對進攻擊迅速造成了北朝鮮軍隊的滅頂之災，潰不成軍，其殘餘部隊退向鴨綠江，而以麥克阿瑟為統帥的“聯合國軍”則無視中國政府的警告，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向鴨綠江中國邊界進逼。在此嚴重情況下，中國政府決定以志願軍名義赴朝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原擔負台灣戰役的主力部隊及其它方向的主力部隊分期分批赴朝輪戰。

　　朝鮮戰爭來得太快，也太突然，迫使共和國的領導者們不得不集中力量應付北邊的戰事，台灣戰役計劃不得不放棄。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和殘餘部隊則利用朝鮮戰爭度過了風雨飄搖的存亡危機，在美國的援助和保護下在台灣穩住了陣腳，得到了休養生息的良機，於是，兩岸分裂的格局開始形成。

　　朝鮮戰爭之後，蔣介石政府一方面宣稱反攻大陸，並對大陸沿海島嶼發動過一些打了就跑式的突然襲擊，例如1953年7月15日對福建沿海的東山島的武裝進犯；另一方面與美國訂立了“共同防禦條約”。由於美海、空軍出兵台灣，解放軍的主要對手已變成美軍，國民黨軍則降為次要對手。渡海作戰必然伴之以海空戰爭，而海空戰爭優勢正是美軍所長，以己之短擊敵之長顯然是兵家大忌，更何況與美軍作戰。因此，解放軍發動大規模渡海戰役的條件和時機已不復存在。儘管如此，解放軍在朝鮮戰爭結束後，加強了東南沿海前線部隊，並形成了陸海空三軍合成作戰的能力。解放軍相繼發動了規模有限的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戰役戰鬥，例如1954年至1955年初的浙東沿海作戰，三軍協同攻占一江山島，迫使國民黨軍從大陳島撤退。此後，國民黨軍占據的地盤僅剩下人們常說的“台、澎、金、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