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一章 第四節“台獨”勢力坐大

第四節 “台獨”勢力坐大

“台獨”簡史

“台獨”，即“台灣獨立建國”的簡稱，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外國勢力策動和扶持，存在於台灣及海外的一種分裂主義思潮和運動。“台獨”的實質，就是企圖藉助於外國勢力的支持，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最終政治目的，把台灣從中國版圖中分裂出去，把台灣人民從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台獨”勢力炮製的“理論”主要是：第一，鼓吹“台灣法律地位未定”，“台灣不是中國領土，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內政問題”，主張台灣問題國際化，引進外力達成“台灣獨立”；第二，宣揚“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一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鼓吹“台灣民族論”，企圖割斷台灣與祖國的一切聯繫；第三，歪曲國際法關於殖民地人民民族自決的原則，提出“台灣住民自決獨立”或“台灣前途由全體住民自決”，“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台獨” 的產生有着複雜的國際及國內因素。在台灣島內外，主張“台獨”的分裂勢力也有一個較長的發展演變過程。90年代以來，由於李登輝逐步推行以“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為核心的分裂路線，並利用手中權力對“台獨”勢力極力縱容與扶持，使得“台獨”勢力惡性膨脹，發展成為一股阻礙兩岸關係發展與祖國和平統一的反動逆流。

　　“台獨”是在二戰後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個“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時。當時，日本部分駐台少壯派軍官以“天皇投降詔書有假”為藉口，糾集一些台灣親日士紳，共同策劃“台灣獨立自治運動”，企圖憑藉日軍在台灣尚存的實力，建立“第二個滿洲國”。但是，由於當時日本台灣總督兼駐台日軍司令安藤利吉考慮到難以成功而出面勸阻，上述圖謀才未能付諸實施。

　　台灣光復後，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實行專制和殘暴統治，使得台灣同胞普遍對國民黨政權產生反感。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動下，一部分人將反對國民黨的情緒逐漸轉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國大陸上來，島內開始有了“台獨”的溫床。

　　在美國一些人的積極支持與培植下，出生於日據時期“高級台人”家庭、擁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開始在台灣、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獨”思想，組建 “台獨”組織，成為當時“台獨”勢力的頭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聯合國秘書長賴依等遞交請願書，要求 “台灣獨立”、“公民投票”及“聯合國託管台灣”。但廖的上述活動遭到了在港的台灣愛國組織的堅決反擊，也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廖無法在港立足，只得轉往日本。

　　廖到達日本後，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賣力地鼓吹“台獨”，日本也逐漸成為“台獨”勢力的大本營。1949年，廖在日本發表《台灣發言》，系統而露骨地拋出“台獨”主張。1951年，廖在其原來控制的“台獨”組織基礎上，大力吸收從台灣島內逃出來的“台獨”分子，拼湊出“台灣民主獨立黨”。該黨公開標榜“親日”，主張台灣先在聯合國“託管”下實行“高度自治”，然後再建立“獨立、中立的台灣國”。

　　1955年，廖又進一步結合其他“台獨”團體，宣布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會議員”，此後又炮製了所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總統）”。但是，這個“臨時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紀年，“國旗”實際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陽旗上再加個月亮，“皇民化台獨”的真面目暴露無遺。

　　60年代，由於在日“台獨”勢力內部派別橫生、互相傾軋，一部分人還脫離廖而另立門戶，致使廖處境艱難。國民黨情治單位乘機加緊對廖進行“策反”，使其於1965年公開宣布放棄“台獨”主張、解散“台獨”組織，並返回台灣。廖的上述舉動，使得“臨時政府”名存實亡，在日本的“台獨”勢力遭受重挫，並逐步趨於式微。

　　50年代中期開始，以台灣赴美留學人員為基礎的美國“台獨”組織就逐漸發展起來。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陳以德等在美國正式成立以“台獨”為宗旨的秘密組織———“台灣獨立聯盟”。1961年，陳以該聯盟主席的身份，選擇“二·二八”當天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公開鼓吹“台獨”。

　　1966年，美國、加拿大的“台獨”勢力宣布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70年，美、日、加及歐洲等地的“台獨”團體共同在美國成立所謂的“全球檯灣人爭取獨立聯盟”（簡稱“台獨聯盟”），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台獨”骨幹分子，標誌着美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台獨”活動的中心。

　　此後，成立於1974年、曾經擁有10萬餘會員的“世界台灣人同鄉會”（簡稱“世台會”）的領導層也逐漸為“台獨”分子所把持，實際上淪為“台獨”的外圍組織，使得“台獨”思潮通過同鄉會的網絡、以富有欺騙性的“台灣意識”為包裝，在旅外台胞中得到傳播與擴散。

　　70年代起，作為海外“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台獨聯盟”一直主張“暴力路線”，曾在美國、台灣等地製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動。

　　1970年4月24日，該聯盟派出的殺手黃文雄、鄭有才，借蔣經國訪美之機向行進中的蔣連開兩槍，但因過分緊張而未能擊中目標，蔣經國僥倖逃過一劫。這一事件不僅令一直暗中縱容“台獨”活動的美國反華勢力非常尷尬，也引發了“台獨”勢力的內部爭議，導致當時的“台獨聯盟”主席引咎辭職，部分狂熱分子退出該組織。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動的“台獨聯盟”重新進行了一次改組，正式定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並延續至今。

　　與此同時，台灣島內的“台獨”活動也開始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國民黨當局對“台獨”進行堅決打擊，破獲了多起案件，使得島內“台獨”勢力難以集結，始終不能形成氣候。1964年，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判刑。

　　1970年，彭刑滿釋放後在美國特工及島內“台獨”勢力的協助下逃出台灣，經瑞典進入美國。彭在美國連續舉行演講會，宣傳“台獨”主張，對於海外“台獨”勢力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彭也因炮製出體系較為完整的“台獨”理論而被奉為“台獨之父”。

　　70年代之後，隨着擁有不少信徒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領導權為“台獨”分子所掌控，並相繼發錶帶有“住民自決”色彩的聲明，甚至公開提出要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島內“台獨”勢力開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標誌着“台獨”勢力在島內的集結與發展的則是台灣“黨外反對勢力”的崛起。“黨外”原系對台灣非國民黨籍人士的泛稱，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隨着非國民黨籍人士在各級選舉中不斷得勢並開始集結，“黨外”一詞被大量使用，逐漸成為無黨籍人士中“政治異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稱號。雖然“黨外反對勢力”的政治態度、統獨觀念不盡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濃厚“台獨”思想。

　　70年代末開始，部分“黨外”人士借選舉之機逐步拋出具有“台獨”傾向的主張。1978年底，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等五十多名“黨外”人士聯名發表《國是聲明》，聲稱“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公開提出了“住民自決”的主張。

　　1979年8月，黃信介、施明德、許信良、張俊宏、呂秀蓮等又創辦《美麗島》雜誌。以後，雖然這股勢力在年底的“美麗島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島內外的有利形勢恢復起來，並發展成為民進黨的前身。

　　1983年，邱義仁、吳乃仁、洪奇昌等“黨外新生代”宣布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該會在成立聲明和組織章程中明確載明“台灣未來應由1800萬住民決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雜誌更公開宣揚“台灣人民有權選擇獨立”。該派勢力後來也成為民進黨主要派系之一和激進“台獨”路線的代表力量。

　　1986年9月，“黨外”勢力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該黨成立後，即利用其可以進行公開、“合法”活動的有利地位，逐步發展成為島內 “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不過，迫於當時仍處於“戒嚴”下的政治環境，而且主張統一勢力在黨內尚有一定影響，民進黨僅在創黨黨綱中延續“黨外”時期的“住民自決論”，宣稱“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

　　1988年4月，民進黨召開二屆一次“臨時全會”。在“台獨”勢力的推動下，會議通過的“四·一七決議文”除重申“自決”主張外，還公然鼓吹“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而宣稱：“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雖然民進黨給“台獨”主張蒙上“四個如果”的薄薄面紗，但仍在“台獨”路上往前大大跨了一步。

　　此後，在島內外形勢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獨”分子紛紛返台，民進黨內的“台獨”氣焰越來越囂張，加快了走向“台獨”的步伐。

　　1990年10月，民進黨在“四屆二全”大會上通過了被稱為“一零零七決議文”的“台灣主權決議案”，提出：台灣“主權事實上不及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島內一家報紙就此評論道，“民進黨‘住民自決’的綱領已正式化為‘台灣獨立’訴求，民進黨實際上已脫去外殼，蛻變成了‘台獨黨’”。

　　但民進黨內的“台獨”勢力並不就此滿足。1991年8月，該黨主導召開了所謂“人民制憲會議”，通過了“台灣憲法草案”，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幾天后，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決議，確認“台灣憲法草案”，並以此作為該黨參與年底 “二屆國代”選舉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同年10月，民進黨將原黨綱中主張“住民自決”的文字刪除，悍然將“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文字納入黨綱，明確將“建立台灣共和國”作為其“奮鬥目標”，表明民進黨已最終蛻變成不折不扣的“台獨黨”。自此以後，民進黨內已“沒有不主張台獨的自由”。

　　島內“台獨”勢力之所以能在近年來得到惡性膨脹，李登輝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李登輝主政後，與“台獨”勢力相互勾結與利用，成為“台獨”分子最大的保護傘。過去，為了防堵海外“台獨”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國民黨將其骨幹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單”（“台獨”分子稱之為“黑名單”），並禁止島內任何公職人員參加已為“台獨”分子把持的“世台會”年會，更不允許 “世台會”在台舉行任何活動。但李登輝上台伊始，便允許“世台會”於1988年8月在島內召開年會，使得大批長期不能進島的海外的“台獨”分子乘機返台，會議公開通過六項“政治決議”，宣稱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此後，這些人更發起了“突破黑名單，爭取返鄉權”運動。到1991年底，海外 “台獨”勢力的代表力量“台獨聯盟”即基本實現了“遷盟回台”計劃，併集體加入民進黨，成為該黨內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獨”與“洋獨”實現合流。1992 年5月，台“立法院”通過“刑法100條”修正案，“台獨”勢力獲得言論與結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獨”首要分子陸續獲釋。

　　李登輝還以推行“政黨政治”為藉口，壓制黨內的反“台獨”力量，甚至公開提出“奶水論”，即要為民進黨成長壯大提供營養。1990年10月，民進黨準備提出 “一零零七決議文”，國民黨內及社會上均有應對此“依法處理”的強烈呼聲，民進黨一度陷入被動處境。但李登輝適時派人與民進黨“闢室密談”，為其出謀劃策，讓該黨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對內容作適當調整，李登輝以此壓住台當局內部的反對聲浪。

　　1991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 後，引發了台灣社會普遍的“憤慨、不安與焦慮”。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有人提出對此案的處理意見，但李登輝不僅以“執政黨不是法院”為藉口表示反對，反而誣稱“台獨是中共逼出來的”，為民進黨搞“台獨”百般辯解。這使得台當局內部主張打擊“台獨”的力量無法下手。

　　李登輝還積極落實“台獨”主張，做了“台獨”分子無法做到的事，為“台獨”勢力壯威打氣。民進黨很早就推動“實質制憲”運動，李登輝就從1991年起，與民進黨聯手進行了五次 “修憲”，對“民意代表”及台灣當局領導人產生方式進行變更，以“憲政體制改變”為名行改造國民黨“法統”、建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相適應的“憲政架構”之實。民進黨一向主張台灣“加入聯合國”，李登輝便從1993年起連續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運動，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民進黨主張為“台獨”植根，建立“命運共同體”，李登輝就在思想、文化領域推行分裂路線，提出“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主義”等主張。一些“台獨”分子公開表示，李登輝曾多次直接或間接向民進黨領導層傳話，稱他講的兩岸統一都是假話，他“真正的目的與民進黨一樣，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這自然讓“台獨” 分子更加猖狂、有恃無恐。

　　由於李登輝大力推行分裂路線，並對“台獨”勢力持縱容與慫恿的態度，為民進黨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因而，90年代以來，民進黨及“台獨”勢力得到惡性膨脹，逐漸發展成為可以對國民黨執政權構成嚴重挑戰的力量。1999年，李登輝又一手造成國民黨分裂，並公開拋出“兩國論”，島內輿論直指李登輝是在“暗助民進黨”。在2000年3月台灣大選進入關鍵階段時，李公開表示要“和平轉移政權”，其親信人馬更是一個個地跳出來，聲稱只有實現“政黨輪替”才能延續“李登輝路線”，結果李登輝暗中推動“棄連保扁”的傳言在基層廣泛擴散，為民進黨上台起到了“臨門一腳” 的作用。

　　對於島內“台獨”勢力的猖獗，祖國大陸一直密切關注，並提出了嚴正警告。1991年11月，江澤民主席指出，中國人民決不答應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搞什麼“台灣共和國”。國務院台辦發言人也發表談話，對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表示嚴重關注，並發出警告：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絕不會容忍這一小撮“台獨”分子的倒行逆施，他們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島內民眾也紛紛聲討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在這種強大壓力下，民進黨在當年年底的“二屆國代”選舉中遭到慘敗。自此，“台獨”即成為民進黨在選舉中的“票房毒藥”。為了騙取選票，民進黨不得不開始調整其激進的 “台獨”主張。

　　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島內“台獨”勢力欣喜若狂，聲勢上漲。在此情況下，祖國大陸果斷開展了反分裂、反“台獨”鬥爭，顯示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和能力，沉重打擊了“台獨”分裂勢力，直接導致代表民進黨參選的激進“台獨”勢力代表人物彭明敏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遭到慘敗，得票率創民進黨歷年來在重大選舉中的最低記錄。

　　在中國政府的震懾下，民進黨被迫推動以淡化“台獨”主張為核心的“政黨轉型”。1995年9月，當時的黨主席施明德在美國公開宣稱，“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獨”。在當年底的“三屆立委”選舉後，民進黨又與主張統一的新黨“擱置統獨爭議”，進行“大和解”，在“台獨”勢力內部引發很大爭議。

　　1996年選舉慘敗後，民進黨內部圍繞敗選原因相互指責。彭明敏憤而成立“建國會”，公開表示“台灣要獨立建國，不能寄望於民進黨”，聲稱該會的成立就是對民進黨的“抗議與出走”。民進黨內一批“新生代”則針鋒相對地發起了“反對運動大辯論”，並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激進“台獨”勢力又反擊這份綱領“首先貶低台獨、模糊台獨、俗化台獨，甚至醜化台獨，然後脫下台獨舊衫”，“實際上就是‘反台獨宣言’”，導致兩派勢力的矛盾公開化。此後，激進“台獨”勢力加快組黨步伐，於當年10月正式成立“建國黨”，公開與民進黨分道揚鑣，“台獨”勢力內部發生分裂。

　　“建國黨”成立後，因不得人心而在選舉中連吃敗仗，幾乎已名存實亡。而擺脫激進勢力掣肘的民進黨則加速進行“轉型”。1997年12月，黨主席許信良表示，“台獨黨綱只是歷史文獻”，民進黨若執政，處理兩岸關係“要由當時的國家政策決定，不是由黨綱決定”。1998年7月，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宣布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的“對台三不政策”的背景下，民進黨專門發表“七點聲明”，首次提出“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須經“公投方式認可”，民進黨“不會輕易進行公投”。

　　1999年以來，祖國大陸開展了反對李登輝“兩國論”的鬥爭，並採取了一系列針對“台獨”勢力的舉措，發出了“台獨意味着戰爭，分裂就沒有和平”、“誰要是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的嚴正警告，在島內各界引起強烈震動。在此情況下，民進黨又進一步加大了“台獨”策略調整的力度。其推舉的所謂“總統”參選人提出“新中間路線”，宣稱“民進黨不能為台灣預設統獨立場，在台灣人民作出最後決定以前，無論是統、獨或其它第三種選擇，都應預留務實的彈性空間”。民進黨先後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及 “中國政策白皮書”，在黨內正式文件中首度公開承認“中華民國”。在祖國大陸進一步增大壓力的情況下，其推舉的所謂“總統”參選人陳水扁又宣布，其若當選將不會宣布“台灣獨立”、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搞“公民投票”，並會辭去黨內職務，退出黨務活動，以減輕島內民眾對民進黨上台的擔心。

　　實際上，民進黨內部雖然多次出現修改“台獨黨綱”的聲音，但該黨一直沒有對其“台獨”立場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調整，在政黨“轉型”過程中也不斷出現搖擺與反覆，表明該黨的政策調整不過是出於撈取選票的策略考慮，有很強的投機性，民進黨本質上還是一個“台獨黨”。[33]

　　2000年4月民進黨的陳水扁擊敗國民黨的連戰、親民黨的宋楚瑜出任台灣“總統”後，“台獨”終於實現了從理論訴求到政治實踐的驚人的一跳，“台獨”理念與主張得到充分施展的機會與舞台，台灣從中國版圖上分裂出去的可能性與日俱增。

　　與政治層面上的“台獨”行為平行的，還有“文化台獨”，文化“台獨”就是在文化領域製造“台獨”的活動，它的所謂理論依據就是台灣文化是多元文化。它說台灣文化不是源緣於中華文化，說什麼台灣文化是西班牙文化、荷蘭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原住民文化包括中華文化的一種結合。把中華文化當作與西班牙﹑ 葡萄牙﹑荷蘭﹑日本﹑美國文化一樣﹐是所謂“台灣文化”主體下的支脈之一。其實質是在文化方面以文化多元化的說詞﹐掩護種種“去中國化”的措施，否定國家定位和民族根源，它是“台獨”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

　　“文化台獨”的出現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發展變化過程，即由早期出現在島內的文化“本土化”運動衍生出所謂“台灣意識”，最終異化成為“台獨”政治目標服務的文化分裂主義思潮。

　　台灣“本土化”運動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國民黨當局出於鞏固政權的目的而推行政治“本土化”，開始大量啟用台灣本土籍“精英”人物；國民黨外的人士則抓住機會，打着“本土化”的旗幟積極開展黨外運動。

　　而“反中國”的“本土化”運動始於1983年。這一年，韓韓、馬以工創辦《大自然》季刊，提出要以他們認定的方式去“愛台灣”。“美麗島事件”中的人士公然提出“反中國”的“台灣意識”。他們在美、日反共反華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由激進的民主運動鼓吹者公然轉向分裂國家和民族的“台獨”之路。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提出，曾經統治過台灣的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日本、國民黨等政權均屬“外來政權”，因此隨這些政權移植而來的文化便是“外來文化”。這種為“台獨”意識形態服務的台灣文化史觀在80年代中期以後成為“台獨”分子的主要“理論依據”。“台獨”論者以泛政治化的手段，把中國文化劃歸於共產黨政權，再以積極反共的姿態來“抵抗中國文化的侵略”。

　　文化“台獨”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篡改歷史。所謂400年的台灣史，李登輝講台灣400年以前是無主的土地。事實上宋元開始我國政府就直接對台灣施政，直接管轄了。又比如鄭成功收復台灣這是統一中國的重要一戰，他把它輕描淡寫說成“進取”台灣。再有，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投降，他說成是“終止”戰爭。

　　1990年開始，自稱完成“寧靜革命”的李登輝政權把國民黨的黨、政、軍實權奪過來後，提出了“台獨”新口號“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他公開聲稱，“台灣文化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結合物”，是“文化新中原”而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在李登輝的指使下，台灣的大學開始設立“台灣文學系”，同時把中國文學的內容劃歸到“外國文學系”中去。他還稱“過去國民黨太強調大陸的歷史文化，要讓新生一代了解台灣”。

　　1993年時任“教育部長”的郭為藩宣布要實行“雙語”教育，新修訂的國小課程標準決定，從1996年開始，三年級到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一科，其中包括“鄉土語言”教學。根據調查，積極推行閩南語教育的縣市全部都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其中包括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台南縣、高雄縣和屏東縣。平心而論，保護和使用地方語言本無可厚非。但是，“台獨”分子卻利用民眾對國民黨政權長期以來推行的“獨尊國語，罷黜方言”政策的反感心理，故意誇大其危害性，宣稱即將導致台灣本土人“種族滅絕”。

　　1997年2 月，包含《地理篇》、《歷史篇》、《社會篇》的《認識台灣》教科書出籠。其《社會篇》一開始就大談葡萄牙人“發現”台灣的歷史，對此前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文化聯繫卻隻字不提，並由此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台灣自古就是一個“無主之島”，迄今只有400多年的歷史！該書通篇未出現“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等字樣，將清朝時期的台灣史表述為“戰後”，可謂煞費苦心。另外，該書儼然以“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總督府”的口氣，不但故意抹殺台灣及祖國大陸同胞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歷史，故意掩蓋日本侵略者在台灣犯下的種種滔天罪行，還極力美化日本占領時期的台灣社會變遷，認為這種變遷造成“人口的激增”、“放足斷髮的普及”、“守時觀念的養成”、“法制觀念的養成”、“法制觀念的建立”及“現代衛生觀念的確立”等等。

　　台獨分子為了歪曲歷史，胡編台獨史，將葡萄牙、荷蘭占領也當正史來寫，污衊鄭成功，美化日本人，甚至自稱自己是異於中國人的閩南百越人和台灣山地人的混血，近於新西蘭的毛利人，真是臭態百出，一副賣國嘴臉。

　　陳水扁上台後，全盤繼承李登輝的衣缽，多次在公開場合宣揚“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台灣閩南語不是福建閩南語的一個分支，是‘台語’”等謬論，否認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寶庫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鼓吹、製造以台灣本土為核心的“文化建設”，並通過輿論宣傳、文化教育等企圖引導社會和民眾去維護及支持“台獨”的政治理念、路線和政策。他下令台灣的廣播電視大量增設“台語”節目，他自己也儘可能用“台語”發表公開講話。陳水扁當局還推行所謂“鄉土教育”，規定台灣中小學生必須在客家話、閩南語、原住民語中選修一種，對台灣中小學生進行台灣歷史、地理、人文、風俗、社區等方面的教育。該教學計劃在小學階段側重語言掌握，主要將方言學習融入各科教學之中，企圖以此弱化與普通話接近的“國語”在台灣的地位；在中學階段則側重台灣“歷史文化”教育，並以被台灣有識之士痛斥為誤導台灣下一代的“偽台灣歷史教科書”《認識台灣》作為教學範本。[34]

　　民進黨在上台以後，於2000年9月 16日弄了一個“通用拼音方案”出來，想要取代我們中國人用的、國際標準都認可的“漢語拼音方案”。這個方案跟漢語拼音相比，大概有15%的發音不同。這個方案就是為了更好的反映閩南話、客家話裡面的一些地方用語的發音，把那個鄉土語言變成一種政治語言。

　　“通用拼音方案”真要行得通的話危害很大，誤人子弟。台灣的對外交流很多，而漢語是一種主要的語言，特別在計算機領域裡，在電腦里我們的漢語拼言系統幾乎是所有軟件設計的基礎，如果用了“通用拼音”，離開台灣島以後就統統作廢，年輕人只學“通用拼音”，離開台灣你連漢字系統的電腦都不會用了，還要從頭學，危害很大。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精神與靈魂的直接體現。中國5000年的燦爛文化是維繫全體中國人民的精神紐帶。但是，由於海峽兩岸長期處於隔離狀態，“中國意識”在許多台灣同胞特別是年輕人的心目中是模糊不清、“時而能感受得到，時而又無法感受得到”的東西。“文化台獨”是台灣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在文化領域的“台獨”主張，並成其“台獨”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文化台獨”雖然表現在文化上，但卻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其禍害集中到一點就是斷絕、割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與聯繫，無異於背叛這個國家和民族。它帶來的嚴重的破壞性後果，將隨着時間的推移，一步步地呈現出來。

　　“文化台獨”所採取的是一種比較緩和的方式，其破壞性後果要經過長期的累積才會顯現，所以不容易引起島內民眾的警覺。而且“文化台獨”片面強調“本土意識”，也迎合了台灣民眾某些特殊的社會心理(如“出頭天”觀念，對自身地位的過度敏感等)，所以容易欺騙島內民眾。

　　“文化台獨”所直接衝擊的是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由於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所以“文化台獨”在衝擊島內民眾文化認同的同時必然會影響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和統獨心態。

　　尤其嚴重的是，島內分裂勢力在越來越多地利用學校教育來推行“文化台獨”，其嚴重影響難以估量。學校教育是個人政治社會化的主要途徑，在兩岸目前的狀態下，學校教育對於台灣青少年“中國人認同”的形成與鞏固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如果學校教育成為“文化台獨”的工具，不僅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和統獨心態，而且使他們在離開學校後，更加難以抵抗“文化台獨”的影響。

　　台灣“和統會”副會長郭俊次說：“眾人皆知，‘文化’最大功效，是潛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地‘內化’到心中；只要一代，其威力不亞於陸海空三軍。”

　　古語云“一國先亡必先亡其史”，“文化台獨”雖屬“台獨”運動的一部分，但又不同於政治層面上的“台獨”行為。文化“台獨”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軍事是面對面的交火，政治就是赤裸裸的挑釁，文化就不一樣，文化是融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學習之中的，它是一種軟性的東西，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在人的意識中。文化是幾千年來的社會生活習慣形成的，文化“台獨”欺騙性很大，它要從這個老根上給你刨掉，強行割斷台灣人民與中華文明的精神聯繫，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它一旦被台灣民眾接受便很難將其徹底根除，即使民進黨以後不再執政，“台獨”意識仍會紮根於普通台灣民眾心中，因此，其危害比政治層面上的“台獨”行為更甚。這也是“台獨”分子處心積慮地推行文化“台獨”的險惡用心之所在。

　　李登輝以省籍意識和衝突開始的這個改變台灣人的自我意識的過程，是卓有成效的。台灣自己的調查表示，即使在一九九四年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當中百分之二十六說自己是台灣人，百分之二十三說是中國人，其餘都說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也就是說當時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認同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一九九八年，四十歲以下的人中，百分之三十六說是台灣人，只有百分之十說是中國人。認為這是因為“中共打壓”造成的是不能服人的。外電報導有台灣大學生說，“台灣和中國的差別太大，幾乎無法統一。我不認為一樣的膚色有任何意義。文化是形成人格的重要因素，他們的文化同我們的差別太大，很難溝通。”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李登輝 “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塑造了國家意識”，對他最為重要的，“莫過於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當中創造國家認同的努力”。他的核心的、第一位的目標，“就是把台灣建立成獨立的主權國家”，而繼任者陳水扁，比其他的候選人“更接近這個立場”。[35]

　　很顯然，具有“去中國化”意識的“新台灣人”將是未來“台獨”的群眾基礎。陳水扁上台後接過這個傳家寶，繼續着眼於“造人”，繼續灌輸某種民粹主義甚至奇特的“民族主義”的意識，然後選準時機，利用民主和“民族自決”原則，使之合理化國際化，最後達到永久獨立的目的。

　　“台獨”黑手____李登輝

　　談到“台獨”，就不能不談李登輝，一個不顧全體台灣人民利益的狂熱的“政治賭徒”，一個數典忘祖鮮廉寡恥的漢奸——李登輝的曾祖父在清末才從福建永定縣移居淡水，其家族赴台時間也不過三代，居然侈談什麼“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鼓吹要將中國分為七塊；拋出臭名昭著的“兩國論”——其執掌台灣11年孜孜以求的就是忘想當“台獨國父”。

　　李登輝1923年1月15日生，屬狗，台北縣淡水三芝鄉人。

　　在日本占領台灣時期，從李登輝的爺爺李財生起，李家就因順從而受到日本人的照顧。他的小店鋪，被殖民當局特許經營鴉片和“管製品”豬肉，這在當時是少有的特權。李家定期拿到“配給物資”再加價出售，因此很快成為當地的富豪。而周圍許多鄉鄰卻生活極其困苦，更有不少人被鴉片害得家破人亡。

　　李登輝的父李金龍是漢奸（日據時代的警察），其兄李登欽是偽軍（台籍日本兵），二戰期間被日軍徵到菲律賓戰死，其靈位至今還放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至於李登輝本人，則極有可能是個日本雜種——李登輝家祠堂里有一張照片，在這張照片中有九名日本警官和一名中式着裝的人，而這名中式裝扮者就是李登輝的父親；美國著名的“台獨”問題研究專家阿修伯說的更明白，“你看李金龍160厘米的小個子怎麼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輝？不但父子身材懸殊，面貌也一點不像，箇中原委實在值得探究。”

　　此外，李登輝還有一個永遠洗不掉的污點，即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叛徒，一個猶大。

　　李在台大讀書期間思想較為活躍，對社會主義理論發生興趣，並參加了中共在台灣學生中的組織“學生讀書會”，後又被中共在台灣的組織吸收為正式黨員，其入黨介紹人即為現在大陸的台盟中央成員吳克泰。吳後來回憶說，李登輝在入黨不久即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1950年2月，“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等地下組織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偵破，李受到牽連，但他與特務機關通力合作，靠出賣朋友和同志獲得了“自由”——與他同一宿舍的四個人，兩個被殺，一個被國民黨長期監禁，而李則搖身一變參加了國民黨。

　　不管李登輝身世的真相如何，一個無須證明的事實是，李登輝具有濃厚的親日、媚日情結。李自小就在日據時代的 “皇民化”小學、中學讀書，18歲考入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後來李登輝便一直企圖以京都大學校友的名義訪日。日本投降後，李才轉回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也就是說，李登輝青少年的求學時代都是在日本人統治下完成的，是在日本文化的薰陶下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他曾有許多日本名字，如 “李登次郎”、“岩里政男”等等。

　　1994年4月，他在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便毫不掩飾地說，他22歲以前曾是日本人。在1995年日本戰敗投降50周年時，他喪失了一個中國人的基本立場，竟然妄稱日本持續向中國道歉太過份，太軟弱。

　　李登輝的“皇民”底子使他對日本有很大的認同感，這種親日、媚日色彩，在他當政以後暴露得淋漓盡致。1988年他一上台，便迫不急待地宣布要加強同日本的關係，此後便一直明里暗裡地與日本進行全方位溝通，力圖提升台日實質關係。實際上，李登輝同日本的關係很難用一兩句話來簡單地概括，因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馬上就會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和興奮感，這是一種很難用語言來表達、別人又無法體會的心理變態。他在上台後闡述施政理念時，人們從未聽他引用過中國的聖賢哲學、孔孟之道，聽到的總是日本人的治世名言，諸如德川家康和西田幾多郎如何如何。

　　李登輝喜歡日本人，喜歡看日本報章，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他每次會見日本人時，不管是三教九流，總是掏心掏肺地大講一通，甚至不用翻譯直接用日語交流，約定的會談時間也常常超過。因此，許多日本人在見過李登輝之後都非常驚奇，稱李登輝給他們的感覺和日本人根本沒有什麼兩樣。從過去的經驗看，人們了解李登輝的真實想法、看清其分裂的本質，除了看其所作所為之外，也往往是通過他與日本人剖白心跡的談話而得到的。如：1994年他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大談“中國一詞是含糊不清的”，並自詡摩西，要帶領台灣人“出埃及”；1999年5月出版由日本PHP研究所江口克彥代為捉刀的《台灣的主張》一書，更公然附和日本極右派中島嶺雄分裂中國的主張，鼓吹要將中國分為七塊，其實，“兩國論”與《台灣的主張》中的“七塊論”有着一脈相承的關係，日本東京《時報》便明確指出“李登輝的兩國論源自日本”。

　　李在1951年28歲時，跑到美國衣阿華大學研究農業經濟兩年，獲碩士學位後回台，並在從事農業研究14年後，於1967年44歲時，再度赴美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兩年多後拿到博士學位。這一段經歷對李的思想有較大的影響，崇拜美國、倚靠美國的思想從此便在李的心中深深紮下了根。因此，李登輝上台以後，始終把對美工作放在其對外工作的首要位置，極力拉攏美國的朝野勢力，甘當國際反華勢力“分化”中國戰略的馬前卒，企圖以此敲開華盛頓的大門，拓展其“國際活動空間”，將台灣問題國際化。

從70年代開始，國民黨蔣氏政權面臨內外交困，島內省籍矛盾日益突出，新興地方勢力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長期壟斷上層權力的局面。李登輝以技術官僚身份混入國民黨後，深得蔣經國的重用，步步高升。隨着蔣經國的去世，他終於攀登上了“總統”寶座，以偷梁換柱的方式，篡改了蔣氏父子“一個中國”的理念，逐漸暴露出他刻意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真面目。

　　隨着李登輝在國民黨內地位的鞏固，他就開始大顯身手，逐漸擺脫蔣氏父子的餘蔭，着手開闢台灣的“李登輝時代”。首先，在政策方面，1988年當他繼任後第一次舉行記者會時，他曾明確提出：“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後又多次聲稱：“一個中國是最高原則”。但是，1992年以後他就開始強調“不能盲目堅持一個中國”。1993年他用“中華民國在台灣”來取代“中華民國”。同年，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他通過他的“經濟部長”提出所謂“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台北是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至此，他的“兩個中國”的真實思想已經暴露出來。以後就變着花樣閃爍其辭，時而“中華民國在台灣”，時而“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時而 “台灣與大陸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時而“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稱兩岸關係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圖窮匕首見，原來他就是島內“台獨”分裂勢力的總後台，是一個以國民黨為偽裝的死硬到底的頭號“台獨”分子。

　　李做過日本人、參加過共產黨，為什麼又能一路青雲直上天呢？皆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善於偽裝、欺騙，陰險而剛愎自用的政客。

　　李登輝自1972年6月當上“行政院政務委員”踏上仕途後，便在官場上韜光養晦，偽裝自己，他對上司除阿諛逢迎外，常裝得忠厚老實、謙卑恭儉讓、甚至誠惶誠恐以博取憐憫和同情。每次蔣經國接見時他始終戰戰兢兢地站立着，對方請他就座時也只敢坐椅子的半邊；在官場的大小場合，他從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每次開會在議事錄上簽字，他每次都刻意簽在最後的地方，並且字都寫得很小，似乎只是沒有任何野心的一介書生——他曾一再說只想當個基督教的牧師；每次“行政院” 開會不點名叫他發言，他便一直保持沉默，埋頭做事，從不固執己見，因此深獲蔣經國的好評。

　　1994年他與司馬遼太郎談話時終於透露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他說：“蔣經國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繼任者並不清楚”，“在那種政治情況下，假如經國先生稍露了一點聲色的話，說不定我就已經被摧毀了”。因此，為了長遠着想，他一直表現出少有的忍耐力，等待時機。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作為副“總統”的李登輝撿了個便宜，爬上了台灣當局的最高位子。起初兩年，由於權力不穩，他仍然不敢過分胡作非為。 1990年3月李當選“總統”後，隨着權力和地位的逐漸穩固，這位出身農林、身在學府的技術型官僚便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使出潛心鑽研的十八般武藝投入權力爭奪戰，通過“分而治之”、“借刀殺人”、“鐵腕與懷柔並舉”等種種權術全力打壓政敵。與此同時，李登輝還通過四次“修憲”，將“總統”的權力擴大成無人監督的“巨無霸”。由於大權在握，李的獨斷專行、玩弄權謀、排斥異己、剛愎自用的作風日甚一日。

　　在台灣政壇上，李登輝的政治手腕之高明、毒辣令人折服。1992 年李登輝利用郝伯村擠走李煥，而後1996年又用連戰和宋楚瑜擠走郝伯村。1996年李登輝連任後，又用凍省的辦法對時任台灣省省長的宋楚瑜來了個釜底抽薪，並進一步將宋擠出國民黨。而宋楚瑜卻曾經是李登輝繼任蔣經國的關鍵支持者，兩人曾一度親同父子。

　　李登輝不但在政治上改變了蔣氏父子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且在組織上對國民党進行了“徹底改造”。從1990年到1997年，台灣當局進行了四次修憲，其結果是台灣的政治生態以及台灣對大陸政策和對外政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李登輝上台後打着民主化、本土化的幌子，逐步對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造，拋棄舊法統，重塑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企圖製造與祖國大陸長期對抗所需的政治體制，為“分裂分治”創造條件。為此，李登輝在9年內異乎尋常地進行了5次“修憲”，通過“修憲”終止“動員戡亂體制”、 “全面改選國會”、“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總統公民直選”、“凍結省長和省議會選舉”（“凍省”）等一系列步驟，企圖達到三個目的，一是使島內政治恢復常態，確立政黨政治體制；二是擴大“總統”權力，實現自己的“獨裁夢”；三是重新“定位”兩岸關係，為“分裂分治”製造政治基礎。從目前看，李已初步實現了目標，尚不成熟的政黨政治已在島內基本確立。1997年7月，“國大”第四次“修憲”完成，“總統”的權力已經得以大幅擴張，“行政院”與“立法院”的權力被削弱，“總統”成了難以監督制衡的“巨無霸”。同時這次“修憲”也表明，國民黨舊的“法統”已基本終結，“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憲政體制”正式確立，台灣當局在滑向“台獨”深淵的道路上又邁出了重要一步。

　　目前在台灣的國民黨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國民黨，而是被李登輝改造過的台灣國民黨。在國民黨政權本土化的過程中，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通過一系列激烈的權力鬥爭戰勝了黨內非主流派。如：1990年3月雙方圍繞“總統”選舉的激烈政爭；1992年3月，圍繞“總統”選舉方式是“委任直選”還是“公民直選”以及對“一中一台案”的處理展開內鬥；1993年1月，圍繞郝柏村是否辭“行政院長”職務的鬥爭；1993年8月，非主流派的中堅力量“新國民黨連線”與國民黨公開決裂，成立新黨；同月召開的國民黨“十四大”，主流派完全控制了黨政軍特大權，非主流派全面退出權力決策中樞，國民黨發生了歷史性的蛻變，權力結構實現了本土化、年輕化；1996年3月，“總統”大選，非主流派的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進行最後一次反撲失敗，標誌着主張統一、反對“台獨”的傳統大陸籍勢力和本省的反李勢力已完全被排擠出權力核心之外；“凍省”的結果也使擁有較高民意支持的宋楚瑜勢力遭到打壓。在一連串的政爭中，李登輝改造了國民黨，使之台灣化。1997年8月召開的國民黨“十五大”表明，台籍本土勢力尤其是中生代和地方“行政首長”、民意代表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已占據主體地位。

　　國民黨的“台灣化”過程與政權的本土化過程是相輔相成、互動發展的，台灣當局由於國民黨的“台灣化”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中華民國”也由此被改造成“中華民國在台灣”。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國民黨已經消失了，民進黨前任主席施明德就認為，李登輝最大的貢獻就是“毀掉了巨無霸的中國國民黨”。從這個意義上講，李登輝又是中國國民黨的叛徒。

　　李登輝的薄情寡義、冷酷無情也是出了名的。

　　徐慶鍾教授是李在台大讀書時的恩師，因念其用功又同為“帝大”出身，對其特別關愛。當李因共產黨員身份被關押審查時，是徐先生冒險保他出來的；當他因強占教授宿舍，被校長解聘逐出校園而失業時，又是徐先生介紹他去農林廳工作；當他取得博士學位後還是徐先生——當時已是行政院副院長夥同蔣彥士、王作榮等人推薦他入閣。

　　晚年的徐慶鍾貧病交加，身為總統的李登輝對他卻形同陌路。[36]

　　李登輝一生性格多變——參加共產黨又叛變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又叛變國民黨，但是對“台獨”卻情有獨鍾。他不僅具有深刻的“台獨”思想根源，而且利用手中的權力縱容和支持島內民進黨和其他“台獨勢力”的發展壯大，是不折不扣的“台獨”黑手。

　　李登輝早年即和許多“台獨”分子有着千絲萬縷的暖昧關係。被稱為“台獨教父”的彭明敏曾是與李一起從日本返回台大插班就讀的患難知己。李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期間，與海外“台獨聯盟”骨幹分子蔡武雄、王秋山是“鐵哥們”，海外“台獨聯盟”的不少骨幹分子都是李登輝的座上賓，他還始終與島內重要“台獨”勢力台灣基督教長老會長期保持着密切關係。因此，李自上台以來一直對“台獨”分子及其活動採取寬容的態度，認為“台獨”言論是“學術問題”，屬“言論自由範圍”，對“台獨”活動要“謹慎”處理，實際上就是採取放任政策，為“台獨”活動大開綠燈。他特赦在押“台獨”分子出獄，特邀海外“台獨”頭目返台，致使昔日的階下囚、通緝犯頓時變成“賢人”、“謀士”。1990年他授意召開的所謂“國是會議”竟是海內外“台獨”分子的大聚會。他主持修改制約“台獨”的相關法規，使“台獨”主張和“台獨”活動合法化，為海外“台獨”組織和“台獨”分子“還鄉”清道開路。

由於李的庇護縱容，近年來島內“台獨”勢力迅速膨脹。大批海外“台獨”分子回台，並將活動重心轉移到島內；島內“台獨”分子從監獄中獲得特赦，紛紛浮出台面；“洋獨”和“土獨”進一步合流，島內的“台獨”活動由地下轉到地上，得以公開化、合法化，“台獨”思潮進一步蔓延滲透，“台獨”分子彈冠相慶，“台獨”活動甚囂塵上，甚至代表激進分裂勢力的建國黨竟然堂而皇之地成立了。

　　他通過手中的權力，以“憲政改革”為名，逐步接過並實施“台獨”理念。如“台獨”分子所先後提出的台灣是“獨立政治實體”、兩岸“分裂、分治”、“台灣命運共同體”、“台灣人選台灣總統”、在國際上“爭取台灣是一個政治單位”、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以及台灣“新興民族”、“新興國家”等等，李登輝幾乎全單照收、照辦，並且做到了“台獨”分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公然向世人宣稱台灣當局已將海峽兩岸關係定位為 “國家與國家的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7月27日，李登輝又解釋說，由於“多年來兩岸關係的定位過於模糊”，所以他要把兩岸關係的“實質內涵”定為“特殊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至此，李登輝徹底暴露其“台獨”底線，將最後一塊遮羞布都拿掉了。

　　李登輝拋出臭名昭著的“兩國論”，實際與陳水扁主張的“兩岸一邊一國”同出一轍，同氣相求。不同的是，台上李登輝較之台下陳水扁的叫喊，能量更大、影響更大，破壞性也更大。

　　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當日，正值民進黨正式提名陳水扁參選下屆“總統”，身為執政的國民黨黨主席的李登輝選擇此時拋出“兩國論”，對民進黨的選舉勝利無疑起到了臨門一腳的作用，對此陳水扁興高采烈地叫好說：“這等於是送民進黨一個大禮”。民進黨人士表示，應發給李登輝一張放大的民進黨黨證以資“勉勵”。陳水扁提出，“兩國論”與其“理念一致”，希望李登輝能將“兩國論”納入李再版的《台灣的主張》，並儘快修改“憲法”和《國統綱領》，以便“對外一致”。

　　李登輝出賣國民黨的手段老道毒辣。他利用所有的資源，打擊國民黨元老，分裂國民黨勢力，拉抬扶植民進黨。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九九年總統選舉時，他不推選聲勢較高的宋楚瑜，而故意選民意基礎較弱的連戰，李還故意不讓連宋聯合競選，反讓他倆“鷸蚌相爭”，讓民進黨漁翁得利—— 短短十二年內拆散“百年老店”國民黨，將政權恭送給陳水扁和民進黨。

　　陳水扁能順利接李登輝的位，並非意外或者對手決策錯誤，而是李登輝精心策劃、用心導演的必然結局。可以說沒有李登輝，就沒有民進黨的發展與今天；沒有李登輝，“台獨”勢力還在陰暗的角落中蠕動；沒有李登輝，“台獨”勢力不會上台執政。

　　李登輝執政12年，力圖“改變台灣是中國一個省”的現實，構築“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體制，推行“台灣問題國際化”，逐步推行以“和平走向分裂”為核心的分裂路線，摧毀“外來政權”國民黨，暗中培養陳水扁、呂秀蓮等“台獨”核心人物，使“台獨”由非法變成了合法，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海外轉入了島內，由分散變成了集中，由政團轉變為政黨。李登輝餵大、餵肥了民進黨，最終將主張統一的國民黨由執政黨變成了在野黨，將主張“台獨”的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可以說李登輝是“實質台獨的奠基者”，是把“台獨”由“空論”變成現實的人。難怪人們稱其為“台獨黑手”。

　　“台獨”的盤算：漸進台獨，水到渠成

　　從李登輝時代開始，新老“台獨”的伎倆表現為政治上鼓吹“兩國論”；經濟上頑固阻撓兩岸的經貿交流，搞“戒急用忍”；外交上 推行“ 彈性外交”或“務實外交”；軍事上“以洋拒統”、“以武拒統”。大搞“實質台獨”或“漸進台獨”，採取拖延戰術，等待時機，以拖待變。

　　70年代末以後，由於大陸的對台政策和台灣的大陸政策都做了重大調整，台灣曾經呈現和平統一曙光。90年代以前，台灣島內主張“台獨”還屬非法，“台獨”主張還屬民間，其影響力也比較有限。然而李登輝主政後，情形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不斷膨脹，而且李登輝在權力獲得穩固之後，也逐步背離蔣氏父子的一個中國政策，滑向“台獨”。他先是提出“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繼而倡導“對等政治實體”、“階段性兩個中國”。1994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時則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台灣是台灣人的東西”，暗喻要帶領台灣人走出中國，建立“台灣人的國家”。1999年7月9日，李登輝乾脆說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即“兩國論”。李登輝還想將“兩國論入憲”。李登輝的這些做法，與“台獨基本教義派”提倡的“獨立建國”沒有本質區別。

　　2000年5月，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執政。陳水扁不僅有主張台灣獨立、呼喊“台獨萬歲”、推動民進黨走向“台獨黨”的歷史，又受制於激進的“台獨基本教義派”，而民進黨是一個將台灣獨立列入政綱的政黨，該黨上台後並沒有廢除或修改“台獨黨綱”，目前也沒有或修改或廢除“台獨黨綱”的打算，未來也難以有所動作。照目前形勢來看，陳水扁與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前途，獨立將是它們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標。

　　從穩定政局出發，陳水扁雖改“明獨”為“暗獨”，但內心深處仍緊抱所謂“台獨理想”不放。陳水扁和民進黨對未來在表和里兩方面該怎麼做的戰略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穩定政權，改造人心，等待時機，民主自決。

　　陳水扁當局兩年來小動作不斷，採用漸進式的手法，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推行“台獨”理念。今天弄一點，明天弄一點，以減少衝擊力、逐步消除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企圖積小變為大變，積量變為質變，從而積累和強化分裂力量，營造出所謂新的“國民意識”、“台灣主體性”，為最終的“台灣獨立”奠定基礎。

　　陳水扁政府主政兩年多來，在兩岸關繫上，避重就輕，玩弄文字遊戲，對三個關鍵主題：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和中國人身份採取閃爍、模糊、迴避的態度，空有口頭善意而欠缺誠意，強調“一個中國”是議題而不是原則，直至公開否認“九二共識”，還說“統一併不是唯一選項”。利用執政地位和資源，悄悄地，化整為零地，量變促質變地加快“實質台獨”步伐，舉其大者有：

　　1、“政黨台獨”已上路；　　2、“文化台獨”已深耕；　　3、“社團台獨”已布建；　　4、“軍事台獨”已激活；　　5、“經貿台獨”已出發；　　6、“國會台獨”已形成；　　7、“憲法台獨”已準備。

　　2002年1月15日，陳水扁在臭名昭著的“台獨”團體——“台獨基本教義派”（FAPA）組織成立20周年大會上，以所謂“最佳生日禮物”，宣布批准所謂“中華民國護照”封面加注“台灣”的英文字。在護照上加注“台灣”是民進黨上台時，即2000年5月就提出的，只是在選擇時機何時執行。陳水扁選擇在這種時刻和場合，以那種方法宣布，表明此舉是預謀已久，精心安排的，顯然是一次公然的變相宣布“台灣國”的行動。說明他們企圖在島內外造成更大的影響，使台灣“實質台獨”的步伐走得更快，邁得更大。

　　民進黨在一九九一年出台“台獨黨綱”後，受到台灣輿論的強烈抨擊。在遭到一系列挫折後，開始在表面上淡化“台獨”色彩，在堅持理念的同時，為了爭取選票而照顧現實，披着“本土化”、“台灣主體性”的外衣，推行“台獨”運動從培養“台灣意識” 入手，從文化、心理、社會環境上營造新的“國民意識”，說穿了就是在台灣民眾中去除中國意識。此次批准所謂“中華民國護照”封面加注“TAIWAN”，是台灣當局蓄謀已久的“去中國化”的舉動。實際上，所謂“去中國化”就是“台獨化”。

　　當前台灣當局推動的“去中國化”政策是一種“軟性台獨”，是以李登輝與陳水扁為代表的島內分裂或“台獨”勢力的一項重大戰略。

　　陳水扁的“軟性台獨工程”就是通過“去中國化”、“去中華民國化”或本土化、台灣化的“軟性台獨”或“柔性台獨”的漸進方式，而不是通過革命或突變的方式來實現台灣“獨立化”或“建國”目標。

　　“去中國化”是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的重要戰略思想。在民進黨執政前，因為手中無權而無法推動，只停留在理論討論和建構上，李登輝上台以後，特別是大權獨握以後，與民進黨勾結，裡應外合，開始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 的進程，也就是“去中國化”的進程。李登輝主導的“憲政改革”、本土化教育與倡導的“兩國論”等建設去建構一個“去中國化”、虛化“中華民國”架構與建構 “台灣國”的重大“台獨工程”。

　　陳水扁上台後所推動的“去中國化”戰略或“軟性台獨工程”，不僅是李登輝“台獨路線”的延續，更是民進黨獨立“建國”路線的的“漸進式”調整，是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消滅“中華民國”並建構一個新的“台灣國”。

　　為了實現“台灣國”的理想，陳水扁在“四不一沒有”（不宣布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的問題）的招牌下，運用手中的權力，開始在文化、語言、符號、體制、外交、人事布局等方面推動“去中國化”政策，為未來有朝一日和平建立“台灣國”創造條件。

　　在文化上陳水扁當局繼續推行李登輝主政期間的“本土化”陰謀，他提出要以“文化立國”，建設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文化”，實質即搞“文化台獨”，為建立“台灣國”確立思想文化基礎。

　　“文化台獨”始於李登輝，但大力推動與落實則是民進黨執政以後。在李登輝時代推動的修改台灣中小學教材即《認識台灣》教科書，是“去中國化”的重要舉措，就是有意將原來以中國文化與歷史為主的教材，修改成刪除“中華民族”、“中華文化”與“中國人”概念，鼓吹宣揚“台灣魂”、“台灣精神”的所謂“台灣文化”。陳水扁上台後開始落實這一政策，《認識台灣》教科書開始在中小學推行。同時自李登輝時代起，台灣當局就大加推動所謂的“母語教育”或本土化教育，試圖以“台語”代替普通話的“國語”，並發展成為未來“台灣國”的“新國語”。

　　台灣當局於1999年決定採用漢語拼音為中文譯音方案，民進黨上台後，進行翻案。2000年底，台灣“教育部國語推動委員會”（由民進黨籍的“教育部”副部長范巽綠主導）公布了“中文譯音統一規定”草案，試圖用所謂的“台灣通用拼音”取代國際上通用的“漢語拼音”，作為島內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譯統一規範。2001年初，台灣“教育部”鼓勵台灣高校設立 “台灣文學系”，此舉本無不可，但卻有取代“中國文學系”的政治企圖，要將“中國文學系”併入“外國文學系”或“東方文學系”。還把魔手伸向中小學生，一些民進黨執掌的中小學校不再進行升“國旗”的儀式。

　　為了推動“文化台獨”，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幕後策劃成立了一批包括不少台獨理論家在內的台獨人士組成的“南社”、“中社”和“北社”，肩負着配合陳水扁從文化上“去中國化”與建構“台灣文化”的重任。

　　陳水扁當局刻意把台灣草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割裂開來，聲稱要讓“立足台灣的本土文化與華人文化、世界文化接軌”，任命老牌的“台獨”分子為故宮博物院長，改變布展方式，割裂台灣歷史。台灣“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民進黨當局的指示下，竟然放棄“中華民國史”的編撰，編著出版歪曲歷史的《從“戒嚴”到 “解嚴”》一書，以“民進黨黨史”作為主軸，以民進黨的歷史來取代台灣歷史﹔其實就是“台獨史”，這是民進黨獨立建國的一個重要步驟。

　　在民族與身份認同上，陳水扁當局刻意構建“台灣民族”。這是台獨勢力與民進黨長期爭取與建構的目標。民進黨執政以後，當權者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以種種奇談怪論回應“國會議員”的質詢。執政當局有意去掉“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要變成“台灣人身份”，為構建新的“台灣民族”創造條件。現在執政當局所提的所有“認同”口號就是“台灣優先”、“台灣精神”、“台灣主體”、“福摩沙精神”、“台灣命運共同體”或“台灣生命共同體”等等具有建構“台灣民族精神”與“台灣國”的口號與宣傳。

　　在體制與制度上或“國體”、“政體”上，民進黨當局刻意構建“台灣國框架”。陳水扁執政後的台灣是一個錯位的“國體”與混亂的“政體”，陳水扁雖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向“中華民國憲法”宣誓，向“中華民國”效忠，但他上台後的所作所為卻是一個“違憲總統”，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一系列“去中國化”或“台灣化”的政策與施政作為是明顯的“違憲違法”行動。在體制與制度上的施政更是有選擇性的，有關統一的、有關“憲法一中”原則的不做，而有助於推動實質“台獨”的就大做特做。陳水扁上任兩年來，拒絕出任“國家統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及不召開相關會議，將“國統綱領”束之高閣，相反 卻大力推動一切“去中國化”的政策。

　　貨幣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權力的象徵。台灣長期以來是由台灣銀行發行地區貨幣即新台幣，只是“視為國幣”。在李登輝執政後期，就推動由“中央銀行”發行“國幣”。民進黨上台後，加快推動與落實，於2000年 7月起由“中央銀行”首次發行所謂的“國幣”新版2000元鈔券，2002年7月起將全面以新鈔取代舊鈔，台灣“國幣”的髮型將預示着“台灣國”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中華民國”的“國家”象徵——“中華民國國歌”，也被民進黨改了，取掉了歌詞，變成有曲無詞的不倫不類的“國歌”。原來，“國歌”中有“吾黨所宗”一句，民進黨原期望將意指國民黨的“吾黨”改為“吾民”，但又認為“所宗”乃指“三民主義”，不符合民進黨推翻國民黨一貫主張的“三民主義”的理想，乃最後取消所有歌詞。儘管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有“國旗”，可是在台灣領導人出現的海內外公眾場合，“台獨”及其支持者手中揮的卻不是“中華民國國旗”，而是一片綠色的“民進黨黨旗”。

　　在人事安排上，更可窺出陳水扁推動“台獨”的戰略布局。掌握大陸政策的“陸委會”由“兩國論”的草創者蔡英文掌控；“外交部”由曾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的FAPA中央委員田弘茂出任，現又由李登輝的人馬簡又新出任；“國史館”館長由有強烈分裂意識的原中央研究院社會科技所研究員張炎憲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由主導編寫《認識台灣》教材的杜正勝出任。

　　最近新一批的內閣人事，掌握兩岸政策與文化的基本上是有李登輝背景或傾向台獨人物，除蔡英文與簡又新外，還包括“政務委員”黃輝珍、“新聞局長”葉國興，“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行政院發言人”莊碩漢等。在“國策顧問”或“總統府資政”中，更是集結了一批重量級的台獨人物，陳水扁甚至將否認中華民國及公開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分子金美齡聘為“國策顧問”，這足以顯示陳水扁要金美齡扮演消滅“中華民國”與建立“台灣國”的重要角色。[37]

　　陳水扁上台後，一直在為如何消滅具有中國象徵意義的“中華民國”大動腦筋。儘管他就職上任時表示“沒有更改國號”的問題，但接下來的施政演出，卻是一部消滅“中華民國”與構建“台灣國”的劇本。

　　在2000年“5·20就職”演說中，儘管陳水扁不得已9次提到“ 中華民國”，但41次提到“台灣”兩次提到“福摩沙”。2002年1月1日，台灣《中央日報》發表《元旦危言——日漸消失的中華民國》社論，對陳水扁執政後有意消滅“中華民國”的做法進行了精確統計：在2000年6月7日，陳水扁在第七屆CSIS台北圓桌會議開幕典禮致詞中，沒有一次提到“中華民國”， 14次提到“台灣”；在2001年10月9日，在廢除“刑法”100條十周年紀念活動致詞上，陳水扁將在講稿中唯一出現的“中華民國”以“台灣”稱之，並 5次提到“台灣”；在2001年10月10日“雙十節”的所謂“中華民國國慶”大會上，“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卻未提一次“中華民國”，而15次提到台灣或福摩沙。尤其是在2001年3月“世界台灣人大會”上，陳水扁將第十任“總統”讀成“台灣國總統”，可見，陳水扁內心對“台灣國總統”的嚮往。

　　在對外關繫上，陳水扁延續李登輝推行的“親美化”、“人權化”為主體的“外交”策略，大搞“實質外交”，謀求擴大“台獨”空間。他說“我必須以台灣是一個主權和獨立國家領導人的身份走入國際社會……台灣的全民政府能夠帶領人民重返聯合國”﹔他利用小布什調整對華政策、中美“撞機”危機之際全面投靠美國，大肆購買美式武器，加強軍事合作，大搞“過境外交”；同時，利用日本右翼勢力抬頭的機會，推動李登輝訪日，充當西方反華勢力“以台制華”戰略的“馬前卒”，謀求提升與美、日“實質關係”，增強台灣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力度。

　　為了擴大“國際活動空間”，台灣當局大搞“金元外交”，陳水扁、呂秀蓮、張俊雄等多次“出訪”中美洲和非洲等“外交重鎮”，以“元首外交”、“金錢外交”化解“斷交危機”，轉移島內矛盾焦點和民眾視線。以所謂“民主牌”、“人道牌”、“人權牌”，迎合西方國家鼓吹的“人權高於主權”謬論，旨在以“國際人權保護傘”爭取西方國家的同情與支持，加速“台灣問題國際化”。此外，台當局還妄圖在WTO架構下討論“三通”議題，謀求“兩岸對等地位”和“三通問題國際化”。

　　按照陳水扁的指示，台灣“外交部”將“中華民國護照”上的“中華民國”英譯名稱“Republic of China”改為“Taiwan”，明目張胆地以“台灣”來代替“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名稱，實質上等於改國號﹔“外交部”宣布“國家外交標誌”不再使用延用已久的“青天白日”“國徽”，換成代表台灣的梅花圖案﹔還準備將目前台灣在外國的原“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名稱一律改為“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以提升所謂“國際間對台灣的認知”，如此等等，真可謂挖空心思。

　　近幾年來李登輝與陳水扁，想盡辦法在挑撥周邊東亞國家與中國大陸的矛盾。2000年陳水扁主政台灣之後，破壞中國大陸與東亞國家的關係，成了他的“台獨”戰略的重要內容。儘管陳水扁知道，要與東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除了 “台獨”之外別無可能，但是他照樣以非凡努力去爭取有利於“台獨”的發展。

　　朝鮮、蒙古、柬埔寨、越南、老撾、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泰國，台灣當局無處不插足。民進黨陳水扁的策略並不複雜：向這些國家宣揚與美國發展友好關係，與美國保持一致的經濟政治價值；刻意張揚誇大中國發展經濟，會在利益上與東亞國家形成競爭而使他們受損；推銷亞洲聯合制衡中共霸權的戰略；製造中國完全統一之後，會控制台灣海峽及東海通道，進而控制亞洲，特別是東亞國家經濟政治軍事命脈，形成對他們的巨大威脅的國際恐怖。

　　2000年台灣當局從南沙群島撤出守礁部隊的目的，就是要製造並挑撥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國在這些島礁主權上的爭端。

　　陳水扁多次聲稱：中國大陸是亞洲安全的最大威脅，而台海“獨立”則是東亞國家安全的最好保障。不管這是對錯，不管它是否荒謬，事實是起到了作用。[38]

　　在有關中國與台灣的符號或象徵上，台灣當局全面推動去中國化的“台灣化”。民進黨一上台，就將“總統府”廣場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招牌去掉；“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的2001年英文版《中華民國年鑑》，已在封面加上“TAIWAN”，在年鑑內的中國全版地圖與台灣省地圖位置互換，將以往首頁的中國全版地圖改為台灣省地圖。

　　李登輝創造了“中華民國在台灣”；在陳水扁時代，“中華民國”逐漸成為歷史名詞。“中華民國”的消失，事實上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中華民國的國號”，這意味着一個新的國家——“台灣國”正在逐漸成形。

　　陳水扁“去中國化”的“軟性台獨工程”並不會就此停止，還會繼續下去。

　　陳水扁在FAPA大會上不僅宣布了護照加注“台灣”，更重要的是他向參加FAPA大會的台獨人士呼籲“大家繼續打拚”。“打拚”什麼？顯然陳水扁是要號召台獨人士繼續為實現“台灣獨立”、建立一個不再有“中華民國”招牌的“台灣國”“打拚”。

　　民進黨黨內機構設置上，設有“中國事務部”而不是大陸事務部，認為這樣做才能突出台灣是一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提並論，在去年上海APEC會議後，民進黨已正式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大陸。民進黨已開始籌劃各界關注的“修憲問題”，儘管阻力重重，但仍會盡最大的努力去推動，可能將進一步界定台灣的主權與治權範圍。[39]

　　2002年3月17日，“世界台灣人大會”在台北市的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年會，此次年會的主題是“台灣正名，國家制憲”。陳水扁幾度出席會議的一些活動，親吻“台獨教母”金美齡，並表示，他非常贊成會議的“主題”，“無條件的、真心誠意的支持”這次會議。他還對“ 台獨”分子說，“各位所夢想的，阿扁都知道，阿扁也永遠不會忘記。阿扁所做的，各位也都看到，各位也都能夠了解、能夠體會。”並叫囂，“台灣一定要站起，要走出去！台灣是海洋國家，不是大陸國家”。[40]

眾所周知，“世台會”鼓吹台獨，早已無藥可救。所謂“台灣正名”，就是要正式推出“台灣共和國”，所謂“國家制憲”，就是要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制定“台灣共和國憲法”。

　　事實上，民進黨已經籌劃通過所謂“公民投票”，要在2004年後制定“新憲法”、確立“新國號”。[41]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將台灣當局這些一點一滴的舉動聯繫起來看，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絕不是小事，種種動作皆基於政治企圖，刻意從文字、標記到法律、意識，由表及里，割裂兩岸，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繫，磨滅台灣民眾的中國意識；確立“台灣核心”、“台灣主體”，培植所謂“新台灣”民族觀、“國家”觀。見微而知著，陳水扁正在島內進行“台獨”的內化和深化，使台灣“國家化”。

　　在這樣一步步地推動下，一個新的“台灣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這就是目前島內形容的陳水扁的“蛋殼論”，即“四不一沒有”就是一層保護“台獨”的蛋殼，“去中國化”的“台獨”政策就是正在孵化的蛋卵，一旦時機或環境成熟，“台獨”小雞就會破殼而出，成為一個獨立的“台灣國”，從而使大陸找不到使用武力的藉口。[42]

　　2002年05月中旬，上台將滿兩年的陳水扁在接受美國某電視媒體採訪時公然聲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更揚言：“統一是不可能的。”[43]

　　2002年7月，李登輝首次明確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而且以2008年為限，具體提出了台灣獨立時間表。李登輝在接受台灣強調本土意識的OPEN周刊專訪時指出，2008年是台灣關鍵的一年，因為2008年是現任總統陳水扁下台（陳水扁的總統任期在2004年屆滿，李登輝顯然認為他會蟬聯執政）的時候，剛好也是中國大陸最興盛的時期，台灣必須在所剩的短短六年內“好好加強推廣台灣認同”，並表示“台灣現在才要開始建國”。

　　在進一步解釋這個概念時，李登輝說：“三峽水壩2008年就會建成，南京到重慶的快速道路在2008年左右也會完工，同時北京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這一做下去，嘩！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將強到會嚇死人。”[44]

　　2002年8月3日，陳水扁在向日本舉行的極端台獨組織“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發表談話時，悍然聲稱“台灣要走自己的路，走出台灣前途”，狂妄地表示 “即使中共願意放棄對台動武，台灣並不會改變既有的現狀”，明確地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和對岸的中國是‘一邊一國’，要分清楚，而所謂的 ‘一個中國’原則或‘一國兩制’，其實都是對台灣現狀的改變，台灣不可能接受”，並且公然呼籲台灣要加緊推動“公民投票”立法，以選擇和決定“台灣的命運及台灣的現狀”[45] ，陳水扁圖窮匕首見，從根本上違背了他本人在2000年就任總統時的“四不一沒有”的政治承諾，把遮掩的面紗都撕掉了。這表明陳水扁決心要在任內後半期，甚至孜孜以求地要爭取連任，以便在他手中以推動公民投票立法為開端，通過修憲的途徑，實現“台灣法理上的獨立”，即公開“台獨”，與李登輝呼籲“2008 年建國”兩相呼應。陳水扁的“一邊一國”比李登輝的“兩國論”更激進，就是把台灣“獨”的位置已明確定位，至於要“統”則須公投決定。

　　種種跡象顯示，在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的急獨傾向越來越明顯，“台獨’分子似有一種迫不及待的“台獨”要求。

　　陳水扁利用大陸堅持“和平統一”方針的機會，不僅抓緊推行所謂“本土化”﹑“去中國化”或鼓吹“兩國論”，或大搞只做不說的“兩國論”，宣揚“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實質台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且加緊投靠美﹑日反華勢力，為“決戰境外”而大肆採購進攻性先進武器，想方設法“以洋拒統”和“以武拒統”。甚至妄想先發制人，對大陸實行“先制攻擊”。

　　2000年6月16日陳水扁首次提出所謂“決戰境外”的軍事戰略。台灣當局提出 “決戰境外”的思想，並逐步向政策和戰略的方面演進，這並不偶然。台灣最早的軍事戰略立足於“光復大陸”，後來終於面對現實，改為“決戰本島”，其核心是 “毀敵於水際、殲敵於灘頭”的“灘岸決戰”。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後，台提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軍事戰略，對原戰略進行了調整，突出了 “威懾”和“反擊”的一面。為此，台軍方一方面加強本島防禦性體系的建設，積極謀求加入美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另一方面也竭力研製和外購攻擊性武器裝備。

　　陳水扁提出將“決戰境外”作為台“建軍備戰的方向”後，馬上就有一批人附議。台“國防部”高級官員稱，台軍方在此問題上與台領導人的理念一致，台軍要 “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最好遠離本土“與敵決戰”。據台媒體報道，台軍方還表示，“決戰境外”指一旦兩岸開戰，台駐外島的炮兵將對大陸進行炮擊，海軍潛艇攻擊上海等主要港口，空軍F-16和“經國號”戰機等亦對大陸進行打擊云云。2002年夏，更有台灣軍界的一些高層人士揚言，一旦兩岸開戰，台軍將不惜一切代價對香港和上海進行“報復性打擊”。[46]

　　“決戰境外”的先決條件是具備高技術條件下的作戰能力，完全是強者直撲弱者的手段，以海峽兩岸的客觀情況，根本不適合台灣。在各方的壓力下，台灣當局和軍方均不提“決戰境外”，轉而強調建立“嚇阻能力”，發展、配置具有擴大台軍事戰略縱深，以制空、制海、反登陸為主體的裝備。“國防部長”伍世文將這一構想具體化為，一旦受到攻擊，台灣會以先進武器，在海峽中線附近與大陸決戰，避免造成台灣嚴重的傷亡和經濟損失。在台灣軍方的計劃中，“癱瘓戰”是這一嚇阻戰略的重心。通過積極籌建源頭打擊力量，建立三軍聯合作戰能力，以癱瘓戰取代消耗戰，建成癱瘓大陸對台發動戰爭的能力。

　　為此，依照台灣軍方的規劃，未來陸軍將換裝新型自走火炮與火箭，籌建防空武器及反裝甲武器，以增強地面火力、防空及反裝甲能力，換裝車載式、人員攜行式防空導彈編成防空部隊，以提升外島及軍團級防空作戰能力；籌建戰術區域網路、電子戰系統等。空軍將建立一個戰術空軍型態武力，下轄各類型新一代戰鬥機，以制空戰主要任務；更新地面防空武器及籌購低空防空導彈，建立十個快炮導彈混合營，並配合先進低空防禦及多目標火力分配系統，強化重要地區防空能力；建立遠距偵搜功能，爭取地對地導彈“早期預警”及反制能力。海軍則規劃籌建新一代作戰艦、遠洋掃雷艦、大型導彈快艇等。台軍準備在10年內添建12艘“光華三號”500噸“錦江級”巡邏艦，29艘“光華六號”隱型導彈快艇，繼續向美租借相關艦艇；續購潛水艦、潛水艦發射武器；完成岸置導彈環島部署；強化陸戰隊防空、反裝甲及機械化作戰能力等。此外，台灣海軍也計劃通過“基德”艦或“宙斯”艦等大型艦作為“旗艦”，執行遠海機動任務，以長程投射武力方式擴大台灣戰略縱深和作戰半徑，使未來戰場“不只局限在台灣海峽”，以“不對稱”、“不平衡”、“以小制大”戰術增加大陸“作戰計劃的不確性”，達到影響大陸對台作戰的目的。

　　在導彈防禦方面，中低空防禦體系集中了法制“西北風”、美制 “復仇者”、“鷹式”、“天弓”型導彈，部署於陸軍的“愛國者”反導彈系統2000年完成配備，2001年試射成功。除現已服役的三套“愛國者”二型改良型外，台灣還準備組建九套“愛國者三型”，構成低端防禦體系；海軍一直想組建四艘“宙斯盾”級驅逐艦作為中層TMD，在“宙斯盾”無法購得的情況下，可能用被稱“前宙斯艦”的“基德艦”代替；在高空以“戰區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為目標。

　　在導彈打擊方面，秘密研發中程攻擊性導彈。此類計劃屬台軍保密範圍，不對外公布。據透露，台灣武器主要研製開發機構“中山科學院”自主研發的“雄風”三型戰術導彈已十分成熟，三型導彈具備地貌識別能力，類似巡航導彈，屬地對地導彈，其速度、射程超過大陸的日炙導彈，可用於遙攻、防空、制海、反輻射用途。而另一項由“參謀本部聯合防空暨聯合反制小組”專案管制、被外界稱為研製“台灣戰斧”的“雄升計劃”已實行多年，以美制“戰斧”巡航導彈為藍本的攻擊型導彈，射程目標是1000公里，有效範圍涵蓋大陸瀋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在內的大陸海岸高價值軍事目標。該導彈具遠射程、次音速、貼地飛行、對地攻擊、一彈多目標、沿途投彈能力。此外，台灣軍方也進行代號“逖靖”的中程地對地彈道導彈、“天弓二型”短程導彈研發。[47]

　　民進黨上台一年的時間裡，購買了總額近60億美元、包括攻擊性武器在內的美式先進武器，台灣向美國採購了包括4艘“基德”級導彈驅逐艦、12架P-3C“獵戶座”反潛直升機等在內的大量武器裝備，2001年更要求購買“宙斯盾”艦預警系統和常規動力潛艇、反潛飛機以及大批“愛國者三型”導彈等，圖謀加入美國計劃部署的TMD安全網，構成“美台軍事一體化”，與美國結成准同盟關係，甘心充當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顆棋子﹔另外，頻頻進行軍事演習，強化海空兵力建設，幻想增強“以武求獨”的籌碼。

　　以往軍隊是反“台獨”的中堅力量﹐但民進黨上台兩年多來﹐台當局指令台軍取消反“台獨”教育，拆除軍營有關“國家統一” 的標牌；軍中不能談反“台獨”﹑不能談促統一﹐“國家統一萬歲”的口號拿掉了﹐使得三軍迷茫﹑分歧﹐大家目標分散﹐不知為誰﹑為何而戰﹔現在定調為“為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而戰”﹑“為人民的安全與福祉而戰”﹐卻不提是什麼國家﹐替最終“為台獨而戰”鋪路。此外，陳水扁在一年中創記錄地二十多次視察軍隊，共拔攜了一百一十五名將官，拉攏關係，培植親信，全面消除國民黨在軍中的勢力，企圖將一向反對為“台獨”而戰的“國軍”培植成“扁軍”，為民進黨執政及進一步公開宣布“台灣獨立”保駕護航。

　　陳水扁一而再、再而三地乞求美國和日本支持和幫助，2000年7月16日陳水扁在接受美國《華盛頓時報》記者採訪時，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三點希望：其一，希望美、日、台三家合作，共同對付中國大陸的“導彈威脅”；其二，希望能夠加入美國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其三，希望與美軍搞聯合軍事演習。[48]他是世界上唯一主動表示願意加入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政府領導人。

　　歷史上，國民黨曾用“攘外必先安內”的做法來對付共產黨，導致兵連禍結，內鬥不已，使日本侵略者乘虛而入。如今的民進黨當局又採取“拒內迎外”、即拒絕“和共”、引狼入室的做法，想當“兒皇帝”，這豈是中華民族的福音！

　　如果不是怕解放軍打來，台灣早就宣布獨立了。民進黨主流聯盟領導人沈富雄，在與金美齡侃“台獨”時說：“關鍵在於對岸。只要對岸中共同意，台灣一夜之間立刻可以實現獨立。”

　　台灣當局現在是打著“中華民國”這一旗號，埋頭只管做“台獨”。“中華民國”這一稱謂源自大陸，沿襲歷史，憲法中含大陸，而修正法中又除去了大陸，“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講不清楚。台獨就利用這一模糊：既有一中的影子，又有台獨的意味（即“中華民國”在台灣），名上左抗中共，右抵島內還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族群，而得以實行台獨之實。這也就是陳水扁所謂的中間路線。讓大陸不好找藉口打來（因為有一中的影子），又讓美國滿意（美國要的就是一中的影子，台獨的現實）。 不必太喧譁，到時水到渠成。這就是台灣當局的如意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