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一章 第五節“台獨”是套在中國脖子上的絞索

第五節 “台獨”是套在中國脖子上的絞索

　　歷史的傷口

　　我們偉大的中國擁有足以傲視天下的5000年光輝燦爛的歷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曾經有過令人眩目的榮耀與輝煌，創造了同期世界歷史上極其燦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萬里長城、大運河、明清故宮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種出土文物，無不反映出大膽、高超的生產技術；儒學道家，曾經是東亞各國文化乃至文字的圖騰；唐詩宋詞，至今仍是世界文壇上的奇葩；而包括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印刷術這“四大發明”在內的無數科技成就，更使全人類獲益非淺。

　　從步入文明的門檻之日起，中國先後經歷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戰國、秦朝、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遼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歷史時期。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經歷了奴隸社會發展的全部過程。從戰國開始，封建社會孕育形成，秦朝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帝國。此後，兩漢王朝是封建社會迅速成長的階段，唐、宋時期經歷了封建社會最輝煌的時代，至明、清兩代，封建社會盛極而衰，並最終步入多災多難的近代社會。

　　中國長期不開放，除宋明以來的極端專制的儒家理學的阻礙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自然條件太好了。中國周圍環山面海，歷史上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敵入侵。北部是冰原大漠，西部是4至5千米的世界屋脊，東臨大海，南部是熱帶叢林。除了航海，陸上只有一條非常狹窄而長的絲綢之路可將我們帶到中東和遙遠的西方。由於中國地處北溫帶，周邊與世界絕大部分地區都差於我們，這造成古代中國人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唯我中華文明，四周皆蠻夷的自我優越感。

　　近代以來，這種盲目自大成了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在農業社會的歷史裡，我們的經濟總量一直占全球的1/3 至 1/4。 直至19世紀初鴉片戰爭前夕，還是如此（26%）。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自清朝初期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在清朝康乾時代，達到其顛峰，從乾隆末年（18世紀末）開始，這強盛國勢就呈現出江河日下之勢。

　　雖然在明代中葉，中國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已走進了死胡同，成了新的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阻礙，到鴉片戰爭前，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占據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土地兼併日趨嚴重，成為全國的普遍現象。吏治敗壞，封建專製發展到了極點。清政府用 “四書”、“五經”將人們的思想禁錮起來，對不滿情緒或評議時政者，實行殘酷鎮壓。國防空虛，軍備廢弛。對外關繫上，清王朝長期實行閉關政策，嚴重地阻礙着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隨着清朝統治的日趨腐敗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正當清王朝日趨衰落的時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法、美各國的資本主義卻在迅速發展。

　　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英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產量急劇上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

　　法國是僅次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到鴉片戰爭前夕，法國工業產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在鴉片戰爭前夕資本主義工業並不發達，但它正處於上升階段。19世紀 30年代，美國資產階級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歐洲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勢力，全面控制市場，因此，美國在19世紀中葉沒有足夠的力量侵犯中國。美國充當了英國侵略者的幫手，追隨英國侵入中國。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俄國從北面虎視眈眈注視着中國，隨時準備奪取中國的領土。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革命的雄風，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了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加緊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動，中國的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陸續成為它們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古老國家，自然成為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的新對象。

　　工業革命後，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中國推銷工業產品，企圖用商品貿易打開中國的大門。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面，英國資產階級採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採取了卑劣的手段，利用“毀滅人種”的下流手段，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欲望。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出超國變成入超國。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

　　鴉片輸入嚴重敗壞了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煙毒泛濫不僅給中國人在精神上、肉體上帶來損害，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

　　鴉片貿易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重視。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1821——1834年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煙。

　　1839年3月，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州籌劃禁煙。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迫使英商陸續交出2萬多箱鴉片。在林則徐的主持下，將繳獲的鴉片在虎門海灘當眾全部銷毀。

　　中國禁煙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發出狂妄的戰爭叫囂，一場由英國資產階級挑起的侵略戰爭爆發了。

　　落後就要挨打，這是歷史的鐵則。在英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擊下，鴉片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國炮艦的威逼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又稱《江寧條約》，其主要內容是：(1)割香港島給英國。(2)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3)中國向英國賠款 2100萬銀元。(4)英國在中國的進出口貨物納稅，中國與英國共同議定。(5)英國商人可以自由地與中國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增加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條款。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使中華帝國關閉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門，從此被英國的堅船利炮打開，從此再也不能複合。美國總統泰勒隨即派全權大使乘軍艦到廣州，清政府已成驚弓之鳥，急忙跟他簽訂《望廈條約》。法國軍艦開到廣州海面示威，宣稱將北上攻擊舟山群島，道光皇帝連忙跟他簽了《黃埔條約》。幾個中國人聽都沒聽過的西方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普魯士（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荷蘭，丹麥，瑞典等等，“一些中國曾經聽說過，或從沒有聽說過的彈丸小國，在過去就是前來進貢也不夠資格的，現在排隊而來。”[49]他們一一和中國簽訂了條約，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條約》中英國人一樣享有的特權，中國的主權遭到進一步破壞。

　　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治上獨立自主的中國，戰後由於領土主權遭到破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五千年來，從未受此侮辱。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到八國聯軍戰爭（1900——1901）的六十多年中，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多達一百多個，五十餘種。

　　其要者如下：

　　中英《南京條約 》1842年8月29日簽訂　　中美《望廈條約》 1844年7月3日簽訂　　中法《黃浦條約》1844年10月24日簽訂　　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6月26日簽訂　　中法《天津條約》1858年6月27日簽訂　　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5月簽訂　　中俄《天津條約》1858後6月13日簽訂　　中美《天津條約》1858年6月18日簽訂　　中英《北京條約》1860年10月24日簽訂　　中法《北京條約》 1860年11月2日簽訂　　中俄《北京條約》 1860年11月2日簽訂　　中美《續增條約》 1868年7月28日簽訂　　中葡《天津條約》 1887年12月1日簽訂　　中俄《伊犁條約》1881年2月24日簽訂　　中英《煙臺條約》或稱《滇案條約》，1876年9月13日簽訂　　中法《會議簡明條約》1884年5月11日簽訂　　《中法新約》又稱《越南條約》，1885年6月9日簽訂　　中日《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簽訂　　中日《交收遼南條約》1895年11月8日簽訂　　《辛丑條約》1901年9月7日簽訂

　　這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罪證，也是舊中國統治者喪權辱國的記錄，中國人民永遠不能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屈辱的歷史！

　　每個不平等條約不但使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中國向它們開放市場，而且強迫中國不停地割地、賠款。

　　中英《天津條約》：中國給英國賠償白銀四百萬兩等。

　　中法《天津條約》：中國給法國賠款白銀二百萬兩。

　　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九龍司地方一區。增加賠款為八百萬兩。

　　中法《北京條約》：增加賠款為八百萬兩。

　　中日《馬關條約》：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日本強占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日軍占領威海衛，俟賠款付清後才撤退。

　　1895年11月8日簽訂的中日《交收遼南條約》，竟要清政府以三千萬兩“贖回”遼東半島。

　　《辛丑條約》：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計達九億八千多萬兩；將北京東交民巷劃為外國使館區，中國人不准居住。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忙於對付外來殖民者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造成了北方邊疆防備空虛。俄國乘虛而入，從1858年開始，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裡，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共割占了中國東北和西北領土150多萬平方公里，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最大的獲利者。

　　1858年中俄《愛琿條約》割占中國東北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

　　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割占中國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40萬平方公里。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占以東中國巴爾喀什湖以南44萬平方公里。

　　1881年2月，逼迫清政府簽訂中俄《伊犁條約》，從中國奪去了霍爾果斯河以西7萬多平方公里土地。

　　此外，蘇俄趁中國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戰爭內憂外患之際，乘人之危，又策劃支持外蒙古獨立，從中國國土上分裂出去的面積達157萬平方公里，由此導致中國近代喪失了總數達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朝的版圖是一個海棠葉形，而今的中國版圖卻成為公雞狀，原因就在於失去了這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3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它相當於12個英國的大小，而中國現有的國土總面積也不過960萬平方公里。

　　與俄國相似，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是瘋狂地侵占、掠奪中國最起勁、最無恥的一個。

　　1874年4月，日本在美國支持下侵略台灣。1879年，日本正式吞併與中國有“宗藩”關係的琉球，改為沖繩縣。

　　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在日本武力脅迫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規定：1、中國承認朝鮮由日本控制；2、日本強占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3、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4、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5、允許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任便設領事館和工廠；6、日軍占領威海衛，俟賠款付清後才撤退。

　　《馬關條約》是《南京條約》之後最嚴重的賣國條約。《馬關條約》的簽訂，標誌着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平銀，是日本全國一年財政收入的六倍；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日本占領朝鮮、台灣後，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張的欲望。

　　甲午戰爭後，列強各國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古老的“天朝上國”瓜剖豆分，成了殖民主義者人人爭噬的肥肉：1890年和1893 年，英國與中國簽訂《藏印條約》和《藏印續約》，把勢力伸入到西藏。 1895年，法國迫使清政府開放雲南的河口、思茅為商埠，並取得在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的開礦權。1896年，俄國取得在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境內修築中東鐵路的權利，並取得對鐵路沿線地區的管理權。1897年，英國以“永租”的名義，強占雲南的猛卯三角地區，並取得在廣東西江航行權，還迫使清政府開放廣西梧州和廣東三水為商埠。1897年，法國不允許清政府將海南島割讓給他國，把海南島作為它的勢力範圍。

　　1897年11月，德國把山東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1898年3月，俄國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順和大連，並取得修築中東鐵路支線的權利，俄國以東三省和蒙古為它的勢力範圍。1898年4 月，法國強租廣州灣，並取得滇越鐵路的修築權，法國以雲南和兩廣的一部分作為它的勢力範圍。1898年6月，英國強租九龍半島，7月，租占威海衛並取得津浦鐵路南段的修築權，迫使清政府宣布長江流域各省及兩廣的一部分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日本除了侵占了台灣以外，在1898年，又強迫清政府答應福建省作為它的勢力範圍。

　　1900年9月7日，秋風乍起，陰霾彌天。沒落的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力和李鴻章在談判桌前互相投下了無奈的一瞥，與耀武揚威的11國列強代表，在最後協定書上簽字，簽下了將中華民族推入苦難深淵的《辛丑條約》。由此，中國完全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辛丑條約》是一個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條約。條約規定，中國賠款銀四億五千萬兩；永遠禁止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行為，違者處死；拆除大沽炮台及京師至海通道之炮台，外國軍隊居扎在北京和從北京到山海關沿線的12個重要地區；清政府承認“縱信”義和團的錯誤，向帝國主義各國“道歉”，懲罰“首禍”諸臣……各帝國主義列強通過這個條約，進一步在中國攫取到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侵略權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和深重的災難。

　　《辛丑條約》使中國徹底地淪為帝國列強的殖民地，中國社會發展進程走到了最低谷。從此國家領土完整被破壞，主權喪失殆盡，經濟徹底崩潰。《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要給八國4億5千萬兩白銀的賠款，加上各地被焚毀的教堂和被義和團殺死的外國傳教士的賠金，清政府戰敗賠款達10億多兩白銀。按照當時清政府的國庫收入，在不計算利息的情況下，要賠11年的時間！

　　1901年，八國聯軍要求清政府嚴懲抵抗侵略軍的各級官員，短短的一年時間，清政府有一半官員死於自己愚忠的朝廷。他們中沒有一個說得清自己為什麼死的，因為他們不是死在抵抗洋人的戰場，而是被自己的朝廷降旨稱為“十惡不赦”———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吞泥而死，步兵營統領莊親王載勛自縊而亡，奉旨而死的還有軍機大臣啟秀、山西巡撫毓賢、山西藩司李延蕭、刑部侍郎徐承煜……

　　《辛丑條約》意味着有着漫長邊防線的中國被剝奪了所有的國防安全，一個巨大的國家從此大門洞開，“領土完整”這一概念將不復存在。在八國聯軍船堅炮利的現代化武器威懾下，有着4億5千萬人口的大清帝國在只有幾萬人組成的八國聯軍面前不得不低下它那曾經高傲的頭。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近百年時間裡，中國的錦繡河山成了殖民者的狩獵場，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衝直撞，所到之處，掠奪財寶，殺戮平民，強姦婦女，給中國社會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無窮的痛苦。

　　從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曆時四年多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1860年10月，英法聯軍在北京洗劫和燒毀了融匯中外建築藝術精華的萬園之園——圓明園。連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你想象不到這座宮殿有多麼華美壯麗，更不能設想法軍、英軍把這個地方蹂躪成什麼樣子”。

　　1900年6月6日前後，英、法、德、奧、意、日、俄、美八國以鎮壓義和團運動為藉口，聯合侵略華北，八國侵略軍所到之處，燒殺淫掠，慘絕人寰。8月14日，八國聯軍2萬餘人分三路攻入北京後，到處姦淫、燒殺、搶掠，僅在莊王府一處，就燒死、打死了1700多人。“皇城之內，殺戮更慘，逢人即發槍斃之，常有十數人一戶者，拉出以連環槍殺之，以致橫屍滿地，棄物塞途，人皆踏屍而行。貨財任人掠奪者有之，婦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社論/言論/天下事 2002-08-23“義和團”帽子滿天飛徐弘炯（荷蘭））連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也供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

　　時至今日，中國曆朝歷代大量的珍貴藏品仍然留在歐美國家的博物館裡，這是殖民主義者搶奪偷盜的“戰利品”，也是強盜蹂躪中國的鐵證。

　　1900年7月16日，沙皇俄國趁列強各國出兵中國華北鎮壓義和團之機，一手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居住在海蘭泡的數千名中國人幾乎全部被俄軍慘殺，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國侵略軍又先後將江東六十四屯居民萬餘人趕至黑龍江邊槍殺或用斧頭砍死，剩下的被趕入黑龍江淹死，只有極少人泅水得生。8 月28日，俄國軍隊占領齊齊哈爾；9月22日，占領吉林，28日，占領遼陽；10月1日，進入盛京（瀋陽）。俄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無惡不作。

　　其它如日寇在旅順、在華北、在南京屠城，美國大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的大街上強姦中國婦女……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

　　在哈巴羅夫斯克市俄遠東軍區軍官俱樂部大廳里，懸掛着二幅巨幅油畫：一幅畫的是一群哥薩克獵殺一隻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圍着篝火，烤着虎肉，飲酒歡樂的場面；另一幅畫的是中俄璦琿條約簽字的場景：趾高氣揚的俄軍將官身軀偉岸，胸佩勳章，手握刀柄，用輕蔑的眼角餘光掃視着被迫簽字的璦琿將軍及其幕僚。

　　而畫面上的清朝官員則個個象鴉片煙鬼，垂頭喪氣地在璦琿條約上簽字。真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幾家歡樂幾家愁”。對於俄羅斯來說，征服這片土地是哥薩克們建立的豐功偉績，並為征服而歡樂和自豪。對於中國來說，則是國土淪喪的悲傷與恥辱。請看中俄邊境地區俄國城市的名字吧：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葳），意思是 “征服東方”，標誌着俄羅斯疆界已越過烏拉爾，穿越西伯利亞，直到太平洋，完成了“征服東方”的帝業；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意思是“報喜城”，取意於在該城簽署璦琿條約後，向沙皇報喜，俄羅斯終於占據了幾代沙皇夢寐已求的黑龍江流域。[50]

　　從簽訂《辛丑條約》之日起，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便折磨着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

　　由於剛正不阿的清廷全權大臣楊儒拒絕在《交地約稿》上簽字，俄國人惱羞成怒，最後竟然將他從樓上扔下摔成重傷。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全權大臣滿面鮮血地躺在異國的街道上，大清朝廷竟然連抗議的聲音都沒有。一年以後，楊儒因傷不治死在俄國。其子悲憤至極，自殺隨父而去，雙雙客死異國。

　　據統計，從1842至1949年，中國歷屆政府共簽訂了1175宗不平等的條約、協定、章程和合同。僅從1840年開始的戰爭賠款和從1894年至1937年支付的利息，就分別達到13億兩白銀和7.29億美元。國家利益由此受到極大損害。

　　一部中國近代史，是充滿血和淚遭受殖民主義者侵略和喪土辱國的心酸歷史。國土淪喪的悲傷與恥辱，這些浸透着民族屈辱和血淚的歷史，這刻骨銘心的傷痛，實在不是時間可以沖淡得了的。

　　中國人民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表現出的近乎偏執的敏感與自尊，顯然是與這段歷史密不可分。

　　忘記過去就意謂着背叛。經歷了割地賠款被動挨打的切膚之痛，目睹了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喪權辱國的中國人，絕對不會允許歷史重演。

　　“台獨”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事情往往是這樣，當厄運到來時，壞事就會一個接一個找上門——鴉片戰爭後中國的遭遇是明證——一旦“台獨”取得成功，則來自西南、西北和北部邊疆地區的民族騷動將得到極大鼓舞，“疆獨”和“藏獨”就會接踵而至，中國就會面臨前蘇聯那種“解體”的危機，國將不國。

　　新疆早在漢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華統一的地理空間，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

　　從本質上講，無論“疆獨”還是“藏獨”都是百多年來西方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國際大博弈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簡單回顧一下“疆獨”和“藏獨”的歷史，就會一清二楚。

　　大博弈一詞，源遠流長，該詞最初是指從19世紀早期直到20世紀初沙皇俄國和大英帝國之間為爭奪亞洲腹地（中亞）控制權的殊死較量。當時英國已經把印度納入版圖，俄國則在遠東和蒙古擴張。俄國的目的是在確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進（尤其是夢寐以求的暖水不凍港），英國的目標則是在穩占印度斯坦之外繼續北上，進而控制中亞。伊朗和阿富汗遂成為兩大強國勢力範圍衝突的焦點。這場極為激烈的大博弈歷時一個世紀，對弈雙方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隨着國際形勢的發展，現在這個詞又成了大國爭奪的新名詞。目前中國西部面臨的兩大分離主義運動即“藏獨”和“疆獨”，都是這場大博弈的餘緒。

　　攤開世界地圖，沿着歐洲巴爾幹半島到中東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然後到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再至伊朗、阿富汗，隨後折向西北，經裏海兩岸前蘇聯境內諸國至土耳其劃一個大圈。這就是國際大博弈的主戰場。這裡似乎理應格外的繁榮富庶：這裡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儲備、最大的內陸湖裡海；這裡是歐亞大陸的交通樞紐，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就從這裡經過；這裡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匯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城，巴格達曾經是古巴比倫和阿拉伯帝國的都城。但這塊土地卻仿佛受到了詛咒一般。尤其是自從這裡發掘出了黑色的金子之後，各大強國的冒險家們便雲集此間，勾心鬥角。他們帶走的是財富，留下的是戰火、饑荒、哭泣、流浪、葬禮，還有不滅的仇恨……[51]

　　要了解大博弈，首先必須明確中亞的範圍。按最狹隘的定義，中亞包括五個前蘇聯共和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正式講，上述五名均需加以印度——伊朗語詞根後綴“斯坦”（-stan ），義為“土地”。這五國構成所謂（俄屬）突厥斯坦。

　　但是中亞的範圍並不限於舊突厥斯坦。新疆常常被別有用意地稱為東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自然也屬於中亞，在觀念上與中亞頗難區分的還有包括西藏的所謂 “亞洲腹地”（Inner Asia）。與土庫曼隔裏海相望的阿塞拜疆也牽涉在內。阿塞拜疆在語言文化上與塔吉克之外的中亞四國關連，在宗教和民族上則與伊朗有密切關係。

　　從地理上看伊朗，東鄰什葉派少數的阿富汗，東北部是遜尼派的土庫曼族人口，北接裏海，西北部則集居伊朗最大的少數民族阿塞拜疆族。在大博弈的棋盤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都躬逢其盛，伊朗自然也在劫難逃。而新疆在清朝晚期開始出現的各種分離主義運動，始終和大博弈休戚相關。

　　清朝末年，原中亞敖罕國的和碩伯克（Yaqub Beg ，清史稱帕夏）侵入新疆，為當時與俄羅斯爭奪中亞的英國提供了機會，於是“英人陰助之，欲令別立為國，用捍蔽俄。”[52]（從此新疆成為國際大博弈的一個重要部分，“不西為英並，即北折而入俄耳”（左宗棠當時對新疆局勢的精闢分析）。

出身湖南湘陰的左宗棠，不顧各種內外阻力，克服重重困難，率兵擊敗英國在幕後支持的近代史上第一個“疆獨”政權，並以軍事力量作為後盾，迫使另一覬覦新疆的強權帝俄從伊寧撤軍，恢復了中國對新疆的主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隨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瓦解崩潰，所謂“泛突厥主義”應運而生，迅速成為新疆分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泛突厥主義的目標，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統。而慣於利用各種民族矛盾為其帝國利益服務的英國，馬上抓住了這一機會。

　　辛亥革命之後，新疆長期為幾位軍閥強人控制。由於中國中央政府積弱，軍閥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國和俄／蘇勢力的夾縫中小心翼翼地尋求生存。這幾位軍閥的政治信仰和個人操守可以另當別論，但是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維持中國對新疆的主權，其歷史功績不可抹殺。

　　清帝遜位後第一個控制新疆的楊增新，雲南人，光緒己丑科進士。他具有相當的政治眼光和策略。為了對付近在隔鄰的帝俄－蘇聯對新疆的蠶食，在中國國力軟弱之時，楊增新不得不借用英國力量予以抗衡。但此事的副作用是位於南疆喀什的英國領事館影響猛增，成為英國策劃各種陰謀的間諜中心。英國領事艾澤敦（Percy T. Etherton ）在其回憶錄《亞洲腹地》（ In the Heart of Asia ）中，就坦率承認當時英國深深地捲入了新疆分離主義運動。

　　楊增新於1928年被刺身亡，與其有師生之誼的甘肅人金樹仁在混亂中取得政權，但是金樹仁的政治能力遠不如其老師。1931年日本入侵東北後，新疆發生哈密事變，動亂迅速蔓延到鄯善、吐魯番等地。金樹仁政權不久垮台。

　　在英國和日本的支持活動之下，南疆的泛突厥主義組織藉機發動暴亂，於1933年11月成立了“東突厥斯坦（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都”喀什公開打出了“獨立國”的招牌。由於當時英國和日本是同盟國，這個“獨立國”，不僅代表英國的利益，更可以說是日本支持的新疆“滿洲國”。可是這第一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好景不長，沒多久就被具有傳奇色彩的甘肅回族軍閥馬仲英擊潰瓦解，馬仲英隨後又被蘇聯支持的盛世才擊敗。後者在新疆長達十一年的統治由此樹立。

　　但是新疆的泛突厥主義勢力並沒有因此消失。隨着其在次大陸的統治受到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威脅，英國對新疆未免越來越力不從心。但是蘇聯對新疆地區的滲透卻日益加深。在這樣的背景下，1944年發生了所謂“伊寧事變”，在蘇聯的主導和泛突厥主義分子的合作下，出現了“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控制了伊梨、塔城、阿爾泰三個專區，實際分裂了整個新疆。

　　第二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事件，固然由斯大林導演（蘇共黨員、“教育部長”賽福鼎是其中真正實力人物），但其中泛突厥主義的成分極重，例如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 ）事敗後便終老土耳其。此外，原“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部隊後來被中共改編為第五軍，所部祖龍太也夫（ZulunTahir ）少將，1958年元月還是“新疆軍區副參謀長”，六十年代卻在安卡拉露面。成為公開的泛突厥主義分子。

　　第二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結束，歸功於當時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張治中採取的政治解決方案。隨後由於國共內戰中中共的迅速勝利，斯大林不得不讓步，所謂“三區自治政府”和軍隊被中共收編，包括阿合買提江在內的幾位主要領導人死於一次神秘的蘇聯飛機失事。[53]

　　中國西北邊疆地區所有的民族分裂運動，都有幕後的黑手。“疆獨”的幕後黑手就是“東突”。

2001年上半年，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在一篇名為《新世紀新挑戰》的文章中寫到：“中亞目前正處在國際恐怖活動威脅的風口浪尖上。在這一地區，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合為一體，興風作浪，目標是使該地區民主過程倒轉，推翻該地區的合法政府。”[54]

　　一位中國專家閱讀此文後斷言，與中亞國家毗鄰的中國現在也正處於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的風口浪尖上！把中國推上風口浪尖的邪惡力量源自“東突”。

　　“東突”一詞不是中國的地理名詞，也不是新疆或新疆的少數民族，“東突”問題是在國際勢力支持下由極少數分裂分子為製造分裂而炮製出來的，把新疆稱為“東突”本身就是別有居心。

　　2001年10月在亞太經合組織（ＡＰＥＣ）會議前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嚴正聲明：“中國人從來沒有使用過、也不接受‘東突’說法。使用這個詞本身就是典型的分裂主義。”

　　作為一個組織的稱謂，“東突”是“東突厥斯坦”（也譯“東土耳其斯坦”）的簡稱。據專家說，“東突”是1944年在新疆建立的一個謀求新疆獨立的反動組織，上個世紀50年代流亡歐洲。據稱，類似的流亡組織在海外有50多個，他們把中國新疆稱作“東土耳其斯坦”。“殺回滅漢”是他們的口號，目的是以民族問題為藉口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與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基礎上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合併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風馬牛不相及。分裂分子妄想以“泛突厥主義”為理論分裂新疆沒有任何歷史依據。

　　新疆的情況也與前南斯拉夫問題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之前，南斯拉夫各族本身就不是一個整體。而新疆恰恰相反——她和中國各民族從來就是一個整體。

　　事實上，有關“突厥斯坦”的地名來源和演變，與維吾爾民族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維吾爾族的祖先丁零人遠在貝加爾湖北岸放牧，到公元前後才來到北疆。而在他們進入新疆之前，中國漢王朝已經開始統治新疆樓蘭等地了。

　　從族源看，雖然維吾爾民族族源複雜，與塞種人、匈奴人、羌人、漢人，或龜茲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都有所關聯，但是其主體顯然與突厥人無關。

　　有學者考證指出，突厥是歷史上的一個游牧民族，曾在中亞一帶建立了東西兩個突厥汗國。東突厥被回紇人（維吾爾族的直接祖先）所滅，西突厥被唐朝所滅，突厥人從此失去了發展成為當代民族的歷史機會。西突厥的兩個部落西遷到小亞細亞半島定居，他們的後代建立了輝煌一時的奧斯曼伊斯蘭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凱末爾在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

　　“突厥斯坦”是一個地名，在流入鹹海的錫爾河邊（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北部），原本是泛指中亞古突厥人的發祥地。當突厥人占據了從裏海到羅布泊的廣大地域後，“突厥斯坦”才獲得了廣泛的含義。但“突厥斯坦”的名稱並沒有非常確切的含義，在這個名稱之前加上“東”“西”“南”“北”的界定，也是很隨意的。1722年，《帖木爾伯克史》一書，將整個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叫做“北突厥斯坦”，將“中國突厥斯坦”叫做“南突厥斯坦”。1829年，比丘林將“布哈拉突厥斯坦”稱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新疆叫做“東突厥斯坦”。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西突厥斯坦”和“東突厥斯坦”的名稱出現在俄羅斯東方學家格里戈利耶夫的著作中，才正式傳播開來。

　　由上述事實可見，關於現代泛突厥主義理論所製造的“東突厥斯坦”問題是沒有歷史依據的，“突厥斯坦”作為術語充其量是一個地理名稱而已，作為名稱的確定也是十九世紀的事，距離突厥人的國家被維吾爾族和漢族聯軍所滅亡，已經有好幾百年。

　　對於“東突”分子產生的原因，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受歷史上“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影響。

　　19世紀中期，阿富汗人哲馬丁魯提出了聯合所有伊斯蘭教國家，創立統一的伊斯蘭政治實體的主張，開始了泛伊斯蘭主義的傳播。泛突厥主義運動源於沙俄統治下受泛斯拉夫主義壓迫的韃靼人，其目的是要聯合從小亞細亞到中亞的所有突厥斯坦語系的民族，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帝國。這兩種思潮在新疆的表現就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從20世紀初開始傳入新疆，到民國初年略具規模。土耳其人艾買提·卡馬爾和從土耳其留學歸來的維吾爾知識分子麥斯武德，是宣傳這兩種思潮的代表。20世紀30年代初，新疆時局混亂，東突厥斯坦運動趁機在喀什建立了“東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國”。這個政權僅存在了三個月，但成為“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一直承襲至今。[55]

　　塔利班宗教極端分子與中國“疆獨”運動的關係，人人皆知。但這只是其中的宗教層面。“疆獨”運動的民族文化層面，是“泛突厥主義”。

　　中國西北地區聚居着回、維、烏、哈、塔、吉等少數民族，早在七世紀中葉就接受境外伊斯蘭教的傳播。因此，境內外的同一民族在宗教、文化和習俗上存在着 “同質性”。“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根深蒂固。它們宣揚“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所有突厥民族應建立統一的國家”等等。它們甚至號召通過“革命”和“聖戰”，實現“新疆獨立”。從近年來的情況看，民族分裂勢力確實呈現出極端的色彩。

　　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的費爾干納盆地位於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東部邊緣與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相連，使得新疆與國際恐怖主義有着緊密的“地緣聯繫”。該地區貧窮落後，民族宗教矛盾錯綜複雜，匯集了三股黑惡勢力：分裂主義勢力、極端宗教主義勢力和恐怖主義勢力，已成為三股惡勢力對中國進行分裂與恐怖暴力活動的“前進基地”。境外的極端宗教勢力和民族分裂組織，不僅以中亞為根據地，頻頻在國外製造分裂中國的輿論，試圖擴大國際影響，而且竭力向中國西北民族地區滲透。他們向新疆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提供資金和武器彈藥，為其培訓武裝恐怖分子。據外電報道，2000年，兩名新疆分離主義勢力的成員在車臣戰爭中被俄羅斯軍隊俘虜，遣返中國。盤踞在土耳其、中亞等地的民族分裂勢力還試圖聯合蒙、藏等宗教分子搞破壞活動。由此可見，新疆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境外民族分裂勢力和極端宗教勢力已狼狽為奸，同流合污，中國西北邊境地區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滲透和衝擊。

　　與此同時，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恐怖主義組織紛紛成立。據披露，在境外的“東突獨”組織就有50餘個。在新疆境內，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的恐怖主義組織也有40多個。一些組織已形成一定規模。

這些以分裂國家為目的，以一定組織形成出現的恐怖主義組織對新疆地區的穩定與安寧構成了現實的威脅。它們培訓暴力恐怖分子，積極籌集武器彈藥，實施恐怖破壞活動。以1997年伊寧大規模騷亂事件為標誌，新疆民族分裂活動進入活躍期，帶有“聖戰”色彩的暗殺、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動頻繁發生。[56]

有兩件事足以反映出“疆獨”問題的嚴重性。

　　2001年６月，中、俄、哈、吉、塔、烏六國元首會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並共同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解放軍報》稱：“（公約簽署）實現了由簽署政治文件到簽署法律文件的突破。”這一公約與前一年“上海五國”發表的《杜尚別聲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義”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2001年5月20日，由香港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率領的大型西部訪問團啟程訪問中國大陸西北地區，以了解西部大開發計劃。中國境外的新疆分離分子表示反對，聲稱將有對香港考察團不利的舉動。

此事居然驚動了正在南亞訪問的朱鎔基總理，出面保證說：“在大陸是中央政府說了算，不是疆獨說了算！我們完全有能力保證他們的安全，不會有任何問題，訪問團不必害怕！”

　　與官方學者認為新疆“東突”分裂恐怖主義難成氣候[57]相反，有實事求是的學者指出，實際從上層到下層，新疆“東突”思想有着廣闊的市場和強勁的號召力，“趕走漢人”的宗旨可以獲得熱烈地響應。在新疆自治區主席位上，為什麼出了那麼多國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員長？從賽福鼎、司馬義到鐵木爾，都是上調中央來削弱實權。[58]

　　“藏獨”運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至20世紀初英帝國和沙俄帝國爭奪中亞的國際大博弈。今天的“西藏問題”，很大程度上便是這前一輪大博弈的“遺產”。

　　在第一輪國際大博弈中，俄國密使德爾智（俄名多爾日耶夫）入藏潛伏25年，成為藏名村嘵堪欽的西藏僧官兼哲蚌寺僧人。他曾經七次赴俄活動，往返聖彼得堡拉薩之間十多次，策動所謂“西藏抗英獨立”，終於落空。因此，英國榮赫鵬（Younghusband）上校的大舉侵犯西藏，攻占拉薩等地，便被西方史家視作英國在第一輪大博弈中贏得的最後一場血腥勝利。

　　儘管當時榮赫鵬率領英軍在西藏一路燒殺擄掠，堅決抵抗的藏軍和其他無辜僧俗民眾死傷巨大，後來的“藏獨”人士卻視其為友，當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更美化榮赫鵬的侵藏為“遠征”，正是“拜榮赫鵬遠征之賜”（達賴本人原文），才有拉薩英國代表團和榮赫鵬迫拉薩所籤條約，因此證明西藏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云云。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蘇維埃勢力迅速獲得勝利，面對蘇聯的崛起，英國加緊了對包括西藏在內的亞洲腹地的動作，而辛亥革命後中國內地的軍閥混戰，為英國加緊滲透西藏提供了機會，因此出現長時期內藏軍軍官用英文發號施令、藏軍軍樂隊演奏“天佑我王”之類的奇妙現象。

　　北伐勝利後，蔣介石領導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在極為困難的處境下，對維護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包括在親英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逝世後派黃慕松入藏，後來又責成馬步芳護送年幼的青海靈童即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其父親等家屬到拉薩等等。吳忠信代表國民政府入藏，“主持”達賴喇嘛坐床大典，更是伸張中國主權的大事。此後親中央政府的熱振活佛出任年幼的達賴喇嘛的攝政，進一步限制了西藏親英勢力。同時國民政府在大量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區設立青海和西康兩省，並在西藏地區發展中國國民黨地下黨，加強中央政府對藏區的影響。

　　國民政府另一項意義深遠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無庸諱言，滿清對回族長期歧視，甚至到所謂“同（治）光（緒）中興”，仍出現許多迫害回族的“惡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贏得絕大部分回族對中國的認同和忠誠。在回族名將白崇禧的細緻工作下，甘肅青海一帶的回族馬氏勢力對中國始終忠誠不二，成為對英國策劃的“藏獨”運動的致命障礙。這從今天達賴喇嘛的著作里還可以經常品味。就是在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獨”運動的最大障礙之一。

　　抗戰初期，中國政府命令馬步芳在青海玉樹修建可供轟炸機起落的軍事機場，使得後來蔣介石可以公開宣布：如果拉薩噶廈政府某些成員繼續其離心動作，重慶政府將“進軍西藏”。同時中國國民黨大力支持印度國大黨的獨立運動，迫使英國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薩，如果重慶中央政府進軍西藏，印英將愛莫能助。��

　　但是英國並沒有因此停止支持藏獨，同時印度國大黨不顧中國對其早先的支持，儼然以英帝國的當然繼承人自居。西藏親英勢力因此不僅將熱振活佛排擠出拉薩政權，在英國駐藏代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 ）的直接參預下，於1947年關押熱振活佛並將其秘密處死，同時支持熱振活佛的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大批反英喇嘛被屠殺，而達賴喇嘛的父親也在此際不明不白地死亡。此事的巔峰，是在印度獨立後，馬上有人企圖在印度領土上宣布“西藏獨立”。

　　同時，隨着英帝國的衰亡、國共內戰中中共的勝利和冷戰的開始，美國政府一反多年來支持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開始接收英帝國在中亞的衣缽。早在1948年，美國駐迪化（烏魯木齊）領事包懋勛（Paxton）和副領事馬可南（Mackernan ）便幫助組織“保衛宗教反共反蘇委員會”。1949年4 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電告美駐印度大使：美國希望西藏的軍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強。1949年9 月，在中共軍隊入疆前夕，馬可南倉惶經西藏逃亡，並對“反共”人士留下指示：“從西藏去巴基斯坦有個地方叫太吉努爾，…在那裡可以得到美國的幫助”。從此際起，在新的外國主顧下，藏獨運動逐漸進入“現代”階段。

　　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維護中國對西藏主權的措施，加上英國從次大陸撤退，“中國軍隊”入藏成為一個遲早的歷史大勢。解放軍1950年10月越過金沙江和半年多後“十七條協議”的簽訂，無非是這一歷史大勢晚來的兌現而已。

　　值得一提的歷史事實，是在二次大戰前後，美國政府一直相當堅決地支持中國在西藏的主權，這也是二戰時美英在亞洲的一個矛盾。但是由於國際政治的變遷，美國全面接手第一次大博弈中英帝國爭奪亞洲腹地的傳統和“資產”，西藏不幸成為“冷戰”的戰場和犧牲品。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國的悲哀。

　　美國從1950年代就認識到中國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對美國亞洲戰略的利用價值。於是在北美，美國國務院等開始大力資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學術研究”；在中國，美國則直接在軍事上捲入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鼓勵”少數民族對中共的“反抗”。

　　早在1950年代中期，美國中央情報局便秘密捲入策劃西藏的“秘密戰爭”。1957年起，美國中央情報局不斷空運大批受過訓練的藏族特工和武器進入西藏，同時美國在琉球（即日本所謂沖繩）到科羅拉多州的各秘密基地，集中訓練藏族武裝人員。西藏反共的“四水六崗”武裝組織，完全是美國一手策劃和裝備的。僅從1957至1960年，美國即給西藏“游擊隊員”空投了400 多噸物資。1950年代初期北京和拉薩“蜜月”的結束和1959年西藏“武裝起義”，就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出現。“起義”前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員、彈藥，直到指引達賴喇嘛“奔印”具體路線，連達賴喇嘛自己都不否認。

　　另一必須指出的事實，是美國導演的這新一輪藏獨運動，一開始完全是徹底的“暴力”行動，而達賴喇嘛及其家族從最初就直接捲入。其實達賴喇嘛幾位兄弟和美國中情局的密切接觸，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而根據在美國出版、為藏獨宣傳的《最後一個達賴喇嘛》一書，遠在1959年西藏“武裝起義”之前，目前以“慈悲和平”面目到處遊說的達賴喇嘛，便已經向堅持“暴力鬥爭”的四水六崗組織秘密傳送了八封“鼓勵信”。

　　西藏的這場“武裝鬥爭”，是冷戰中一場標準的“代理人戰爭”，一如在越南戰爭中武裝利用印度支那半島苗族來對付越共，是美國在冷戰中唆使煽動“民族矛盾”以實現政治軍事目的的拿手好戲。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國國際“利益”有變，華盛頓馬上始亂終棄。在越戰敗局已定，特別是美國準備“聯華抗蘇”之時，華盛頓全面放棄支持“藏族武裝鬥爭”，任四水六崗組織被尼泊爾皇家軍隊全殲，其無情無義程度，令許多當事的中情局特工為之汗顏，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後話。

“塞翁失馬”，儘管在軍事上慘遭“出賣”拋棄，由於美國地緣戰略的變化，特別是蘇聯瓦解後對崛起的中國進行“離強合弱”的需要，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改走“和平”路線，近年來在美國行情大漲。[59]

　　十四世達賴喇嘛於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功不可沒”。今天，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領袖。他通過自身成功地引導了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矚目。

　　達賴喇嘛與西方打交道幾十年，堪稱精通國際事務的大師，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會心理和操縱西方傳媒，掌握在國際事務中打開局面的方法。他身邊有長期為他服務的西方顧問，在美國僱傭最好的律師事務所為他進行院外活勸。他在世界各處發表講話的內容總是與西方的關注熱點相連：人權、環保、和平、反核……闡述的價值觀念和語言的表述方式也與西方非常一致。深諳西方人文氣象的達賴的聰明之處還表現在，他領導的運動不採用純粹的政治路線。譬如他避免直接談及西藏獨立，總是表示最關心西藏文明的延續。他提出的解決西藏問題建議是將西藏建成一個沒有軍隊、沒有環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護區，一個受國際社會監督的和平區。這幅藍圖與西方人理想中的淨土完全吻合，因此贏得廣泛支持。

　　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授予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以後，達賴在國際上的表演空間和活動能量猛增，西方各國都對他打開大門，各國領導人紛紛出面會晤，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也以邀請他為榮，西方傳媒更把他當成焦點，他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際明星。

　　達賴喇嘛的個人成功帶動流亡藏人的運動在國際社會取得巨大進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動集團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動建立了議院委員會；28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度召開“西藏之友大會”；稍晚，34個國家的代表又在倫敦召開“西藏國際協商大會”，謀求將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議員聯合起來，冰島首相出席了那次會議；美國總統布什簽署法案，撥款援助西藏難民，並在白宮會晤了達賴喇嘛，而在過去，達賴根本拿不到美國簽證；131名美國眾議院議員簽署了一項協議，稱西藏為“被占領的國家”；1991年，達賴推動了“國際西藏年”的活動，僅10月一個月，西藏流亡者組織“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個國家舉行了60次活動；至今，流亡藏人在紐約、蘇黎世和新德里設置了與聯合國打交道的辦事處，另外在倫敦、東京、布達佩斯、日內瓦、加德滿都等地派駐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紅的影星歌星叄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動，帶動了成千上萬的西方青少年成為達賴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了譴責中國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決議，那是1965年以來聯合國機構第一次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歐洲議會五次通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對中國進行譴責；俄羅斯下議院1995年11月通過決議，敦促政府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紐約市政府規定每年3月10日為紐約的 “西藏日”；1994年，達賴喇嘛一年出訪17個國家。到1994年為止，他訪問過的國家已達49個（對許多國家多次訪問）。1997年，他還訪問了台灣，而好萊塢則在1997年一年之內推出三部關於西藏的影片……達賴六十歲生日時，世界各國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叄加慶祝會，使其榮耀達到舉世矚目的高峰。 [60]

　　在西藏問題上，西方政府和傳媒另一件不願聲張面對的事實，是近百多年來，真正遭到“文化滅族”和“民族清洗”的原藏語和藏傳佛教地區，決不是在中國境內，而正是被原英帝國強占的大吉嶺（原屬錫金）、錫金（即哲孟雄，原屬西藏）和拉達克等地。它們今天都成了印度的正式領土，那裡的藏語文化頻臨消失。中國境外唯一的藏語國家不丹，也面臨印度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和效忠達賴喇嘛的“西藏難民”雙重威脅。[61]

　　印度在歷史上的孔雀王朝時期(公 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馬拉雅山，南到邁索爾，東抵阿薩姆河西界，西達興都庫什山的南亞大國；中世紀莫臥爾王朝時期(1526～1857)，印度的版圖曾再次接近這一規模。英國統治印度期間，英國以印度為中心，使自己在亞洲的勢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區，南至印度洋， 東至東南亞地區。

　　印度獨立後，儼然以大英帝國在南亞的繼承人自居。尼赫魯雄心勃勃，夢想以大印度“聯邦” 的形式全盤繼承英帝國留下的這份“遺產”。他在《印度的發現》中寫道：“讓我們暫時把當前的問題忘掉，並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為一個強有力而統一的國家，成為一個和它的鄰邦密切聯繫着並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的由許多單位組成的聯邦而湧現在我們眼面前。它是那些擁有能夠自立的豐富資源和能力的少數國家之一。今天類似這樣的國家大概只有美利堅合眾國和蘇聯。”這裡所說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兩國。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魯的 “大印度”夢想遭到首次重挫。印度分治後，尼赫魯痛心地說：“巴基斯坦是一個具有不可能實現的神權概念的中世紀國家。它不應該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國人支持真納的愚見，這件事決不會發生…… 總有一天合併必然會到來”。

　　中國是尼赫魯實現其大印度“ 聯邦” 不可迴避的近鄰大國。1950年中國進軍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國政府提出備忘錄和照會，反對中國出兵西藏，要求中國政府用和談來解決 “西藏自主”問題；1954年印度與中國在聯合公報中第一次公開提出按五項原則發展兩國關係；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圖，並照尼赫魯“應沿邊界全線建立一系列的邊境哨所 ，特別是在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必須建立邊境哨所。”的指示實行“前進政策 ”。1959年尼赫魯在人民院發表講話公然支持發生在中國西藏的武裝叛亂並鼓吹“西藏獨立 ”。印度蠶食中國領土的行為到1962年達到高峰，中國政府被迫實行反擊。中國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順利平息少數藏人叛亂，以及1962年對印作戰的勝利，使尼赫魯的“大印度聯邦”的設想受到自印巴分治以來最沉重的打擊，以至尼赫魯在1962年印度軍事失敗後不久逝世。但是，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內在矛盾及其失敗教訓不僅未引起印度後來政府的足夠重視，相反，尼赫魯的“大印度聯邦”的思想卻為印歷屆政府所繼承並在其實踐中以不同(溫和或強硬)方式使之進一步轉化為地區霸權主義外交政策和實踐。

　　1965年印度對克什米爾繼1947年後再次採取軍事行動；1971年由印度軍事支持導致的巴基斯坦分裂；1975年印度正式吞併錫金王國。80年代中期，由於印度國內經濟日益下滑及國際間鬥爭日益向經濟競爭轉化，執政的國大黨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為發展經濟注意改善和發展對華及與其他鄰國的關係。90年代拉奧政府改革，印度經濟有了長足進步，90年代中期，經濟自由化的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加上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的影響，印度國內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驟漸抬頭，最終把反映這種情緒的印度人民黨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

　　印度人民黨原主席阿德瓦尼在2000年2月大選之初就聲稱：“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阿德瓦尼這句話與尼赫魯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黨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應與印度是一個整體。由此看來，印度“ 大國”概念的潛在含意應是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國西藏乃至印度洋沿岸諸國都被納入印控的“聯邦”的歷史概念。

　　印度人民黨的“國家安全”概念與印度從尼赫魯以後所追求的南亞霸權目標是同一個概念的不同表述。印度的所謂“國家安全”概念分南北兩面。在北面印度要求對巴基斯坦-西藏- 孟加拉的實際控制權，南面印度則要求對印度洋的實際控制權。要實現這一目標，就不能迴避北方中國純粹是由地緣因素產生的所謂“威脅”，幾年前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就說過“中國是(印度的)最大的潛在威脅。來自中國的潛在威脅要大於巴基斯坦”。而要解除這一所謂“威脅”的最根本的途徑，按印度霸權主義的主張，就是促成西藏與中國分離。[62]

　　印度近年來“大國夢”膨脹，其情報部門公然招募“精通漢語、藏語、尼泊爾語……的年輕人”。另一方面，印度又面臨國土面積有限、人口爆炸的嚴重威脅。中國之外大吉嶺、錫金、拉達克等原藏語區遭到印度的“非藏化”，實在為“藏獨”運動提供了不祥的前車之鑑。[63]

　　中國與印度接壤線目前長達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併或控制的不丹與錫金，兩國實際接壤線長達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內。

　　印度夢寐以求的是西藏的獨立，西藏獨立可以使中印之間出現一個緩衝地帶，這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夾擊危險的條件下，在南亞大陸繼而在印度洋地區採取更為大膽的行動。只要印度不放棄其孜孜以求的南亞霸權目標，印度就不會放棄對中國的挑釁。在印度某些人看來，只有促成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印度才有可能實現“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因此，由印度所謂“安全利益”引起的與中國的矛盾是地區性的。而西藏是中印矛盾的核心。

　　印度經過90年代的改革，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印度在多極化的歷史潮流中已發展為獨立的一極。1995～ 96年度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16位；軍事上看今天的印度已成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為後盾的軍事強國，其空軍自封世界第四，海軍已擠入世界10大海洋強國之列。這一變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已不再局囿於克什米爾那樣的彈丸之地，印度所要謀求的已是“在國際事務中要起到與其國土面積和實力相符合的作用並要得到相應的大國地位。”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與30年代德國、日本及80年代伊拉克面臨的兩面夾擊的形勢一樣，印度必須先從北方解決問題。北方在印度看來最不能繞過的就是中國。不與中國從地緣上隔離開來，印度在南亞的所有霸權目標就只能是空想。為此印度必須把加速西藏與中國分離作為實現南亞霸權的首選步驟。

　　長期以來，印度給所謂“西藏流亡政府”以庇護，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正式給予噶瑪巴難民地位並取消了對他自由活動的限制。印度一直反對克什米爾問題國際化，但希望西藏問題國際化。用使西藏問題迅速捲入國際化的方式，而不是與中國發生全面衝突的方式，以及在主權概念上用迂徊 (比如達賴所謂“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國主權概念直接挑戰的方式，很可能是未來達賴集團、印度及國際反華勢力達到實際分離中國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4]

　　1950年11月18日，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在寫給他的同事薩達爾。帕特爾的信中說：“我們不能拯救西藏，雖然我們希望這麼做，我們救它所做的努力越大，給它帶來的麻煩也越大。我們不但沒有能力有效地幫助它，反而給它帶來麻煩，這對西藏來說是不公平的。然而，我們有可能幫助西藏維持最大限度的自治。”

　　尼赫魯加了以下的話，其意義對今天來說都是有用的：“必須記住的是英國、美國、以及任何一個強國都沒有對西藏或那個國家的未來特別感興趣。他們所感興趣的只是找中國的麻煩。”[65]

除了地緣政治因素外，印度對“藏獨”的影響還表現在宗教層面。

　　自古以來，西藏對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認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篤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對印度始終保持一種精神上的崇拜和嚮往。地理上，印度與西藏的交通比從中國內陸進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國，從中國內陸到西藏上任或辦事的官員，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繞一大圈，也比從中國境內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西藏絕大多數貿易與印度進行，貴族子弟到印度上學，從西藏寄往中國內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轉。有風險即去印度，亦成為本世紀以來西藏上層人物的習慣動作。

　　1980年中央對西藏地方政權實行兩項重大措施，一是將西藏的漢人幹部職工大批撤回內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執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寶劍”。漢族幹部空出的職位迅速由藏人頂替，使西藏政權從那時起轉向民族化和本地化。藏族幹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當高（尤其在基層），信教就要拜神，而達賴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對國家政權而言的敵人，那麼信教幹部雙重之身，是以拜神為先，還是以對敵鬥爭為先，就成了一個始終處在微妙狀態的問題。在這種狀態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許“不聽中央”的尚方寶劍，其中的變數和可能造成的影響將會非常之多，後果也將非常難以預測和控制。

　　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個“怪圈”。怪圈為：改革開放後中國西藏政策的主要進步是落實宗教自由，這一進步只可繼續，不可逆轉藏人全民信教。宗教本質決定信教者對宗教領袖的盲目服從，達賴既是西藏宗教領袖，同時又是中國政府的敵人和西藏反對派的政治領袖。達賴喇嘛是形成這個“怪圈”的關鍵一環。他以宗教領袖身份對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擁有的精神影響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轉化為引導藏民族跟隨他反對中國統治的政治號召力，從而把西藏宗教順理成章地轉化為他的政治工具。

　　目前有一種治藏思路，是以推動西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去爭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解西藏分離主義的影響，同時，現代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西藏與中國內地一體化融合，也會成為對分離主義的制約。根據大致統計，從解放軍進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給西藏自治區（不包括其他藏區）的錢物總值約為400億元人民幣。按此數平均，西藏自治區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說，即使一年到頭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超過內地大多數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錢的事，只要去追蹤錢從哪來，源頭幾乎全是中央撥款或內地支援。如果離開內地供養，西藏現有的社會體系（至少是城鎮）連幾天都難以維持。對西藏的撥款越給越多（1993年給西藏的財政撥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問題是對於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樣？

　　市場經濟對宗教的確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進市場活動較深的城鎮藏人，宗教意識已漸淡漠，開始熱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薩，可以強烈感受到那座古老“聖城”的世俗化。不過，在經濟發展淡化宗教影響的同時，傳統宗教讓出的空間卻被現代社會的另一種准宗教即民族主義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還可能成為民族主義的蔓延條件和催化劑。在這層意義上，達賴的力量並沒因為宗教的削弱而變弱，因為他不僅是西藏的宗教領袖，也是其民族主義政治領袖。西藏社會世俗化進程在削弱他宗教領袖之影響的同時，同時加強了他的政治領袖之影響。

　　事實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鎮青年，反而更具有離心力強．民族主義情緒嚴重的特點。他們是近年西藏進行反抗運動和街頭騷亂的主要力量。拉薩騷亂時的囗號之一雖是“吃糌粑的趕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號最響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熱衷漢菜和西式點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城鎮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質主義瓦解，在西藏廣闊的牧區和農村，高原的嚴酷生活卻註定了藏人與宗教保持不可分離的關係。錢對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時有用，神對他們卻是時時刻刻都有用。沒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種環境中是支撐不下去的。從這種角度來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廣大地區和多數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義和傳統宗教同時成為達賴可以左右開弓的利器。

　　從考慮危機的角度看，西藏比新疆問題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經有了500多萬漢人在那裡安家(其中有近200萬人在農村和基層），無論歷史發生什麼，他們都會是中國主權在新疆根植的堅實土壤。而數量只有幾萬的在藏漢人，現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們家在內地，腳下無根，有風則散，到那時，主權就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依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