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二章 第二節 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對華戰略——遏制中國

第二節 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對華戰略——遏制中國

戰略思想脈絡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從那時起，美蘇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蘇聯作為美國戰略敵手的意義大大下降，中國作為美國遏制蘇聯的盟友意義日益淡化。1991年蘇東劇變後，在柏林牆的轟塌聲中，美國和西方高聲慶祝出乎他們意料的輝煌勝利，並重新審視全球形勢，制定新的全球戰略。 1990年9月，美國總統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國全球新戰略構想，聲稱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國和西方的價值觀，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一個“政治和經濟自由、人權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國際體系，而其軍事戰略的重點則將轉移到防止和對付足以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突發事件。在美國統治精英看來，凡是不符合甚至挑戰這一“世界新秩序”構想的國家、地區、組織和思想文化，都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都是美國的明顯的或潛在的敵人。

　　布什提出這一戰略時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時，其意圖在於借轟炸伊拉克來為“世界新秩序”奠基。這一構想得到了美國統治精英的一致認可，並通過海灣戰爭昭告世界。

　　克林頓接任總統後，換了一個不那麼露骨的口號：“參與和擴展”。但細究起來，仍然是布什總統“世界新秩序”的那一套：所謂“參與”，即要保持美國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領導地位，所謂“擴展”，就是要在全世界擴展美國的“民主制度”。按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東尼·萊克的解釋，“擴展”即擴展市場經濟制度、美國的價值觀念與世界自由民主力量。根據這一總目標，他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四類：“民主國家”、“基本民主國家”、“轉折過程國家”和“無賴國家”。對前二類國家美國將與其合作、加強協調，對於第三類國家，即劇變後的蘇東各國，美國將採取措施鞏固其變化，對於第四類國家，美國將從外交、經濟、軍事、技術上採取孤立政策。

　　那麼中國屬於那一類呢？很不幸，中國事實上被看作第四類國家——在美國的眼裡，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美國的朋友”的資格。如果中國也是象伊拉克、朝鮮這樣的蕞爾小國的話，很有可能已經被美國公開稱為“無賴國家”了。

　　蘇東劇變後，中國既失去了對蘇冷戰的戰略價值，又是剩下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認同美國的價值觀念，還是一個有潛力挑戰美國全球戰略絕對優勢的大國。因此，美國政治和傳媒精英一致認定，中國是美國冷戰後有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前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美國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依照長期的潮流和人類的根本利益建立一個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上不出現能夠統治歐亞大陸從而也能夠對美國進行挑戰的挑戰者”。也就是說，21世紀的美國國家戰略是以保持和促進美國唯一超級大國———布氏稱之為“美國首要地位”為其根本目標的。[5]

　　著名國際關係大師基辛格認為如果國際關係領域還有一門科學理論的話，就是均勢。何謂均勢，就是國際各種力量之間平衡的維護、打破、建立等現象。從均勢角度分析，國際舞台上必有幾種勢力，一種是秩序的維護者，另外一種是挑戰者，還有就是各自的支持者。

　　由於歷史、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在西方大多數國際關係學者的眼中是一個國際秩序的挑戰者。

　　正如美國“國師級”智囊塞繆爾·P·亨廷頓（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所指出的，美國要繼續維持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及西方優勢，就必須立足於美國已從世界霸權顛峰衰退這一前提上；也就是說，美國要以既存“文明（文化）形態邊界”劃分世界勢力範圍，強調“美國領導”的“美歐團結”去鞏固現存西方優勢(大西方主義)和美國霸權，便也要承認世界上其他重要文明的“地盤”和影響，亦實行符合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利益的合作，但卻必須同時削弱、爭奪、阻遏其他重要文明的擴散影響。在整個美國社會主流派眼中，西方文明以外“最威脅西方”的重要文明有二：其一是中國文明，其二是伊斯蘭文明，他們一般將“西方文明”連結為“基督教文明”，認為“文明衝突”甚至“文化戰爭”難以避免，骨子裡其實是美國霸權；至於印度文明，人口雖僅次於中國，但由於領土細、資源相對少很多，而且國內宗教分立，千百年的種姓制度使社會四分五裂，在西方人眼中近世曾被英國統治二百年，力不足以挑戰西方，卻可作為西方（美國）牽制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助力。

　　亨廷頓認為：“如果歷史的經驗應驗的話，那麽，經濟上輝煌的亞洲，將製造一個政治上陰暗的亞洲，一個不穩定和充滿衝突的亞洲。中美之間的衝突，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衝突，也不是兩種不同的地緣政治利益的衝突，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明的衝突。”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頓指出，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完全異質和衝突性較重的文明，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是要遷就“中國的霸權”，放棄“自己的普世主義”，“心甘情願地眼見自己決定太平洋遙遠的另一端事物的能力顯著下降”，還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以美日同盟為基軸，以軍事威懾為底線，以接觸交往為補充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需要對此作出明確選擇。冷戰後一系列事態的發展證明，美國人選擇了後者。

　　美國人認為，一國的實力越強，越容易自行其是，不聽它的指揮，與之發生摩擦。在衡量一國實力的時候，美國當然會計算它的領土、人口及自然資源這類靜態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經濟實力的增長速度這類動態因素。增長越快的國家越易於動搖現有的國際力量對比，挑戰現存國際秩序的主要得益者。

　　中國人口眾多，領土龐大，中國人聰明勤勞，蘇聯解體後，中國又是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不管中國改革過程中引進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愈來愈多，也不管事實上即使到21世紀中葉還是中等發展國家，美國的主流勢力仍將中國當作頭號潛在的對手。因為目前排名第二、三、四、五、六位的日、德、法、英、意都無趕超美國的潛力，第八位的巴西和被擠出十位以外的俄羅斯無論在資源抑或在人口和發展現狀上都無法同美國匹敵。美國為了自己利益想提前遏制中國使其不能成為美國真正的對手。

　　在把中國作為主要對手（或“頭號敵人”）的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戰略考慮是：防止中國進一步成長為與美國同等級接近的戰略競爭者；防止中國在亞太地區向美國的霸權地位和利益挑戰；防止中國與其他地區競爭者結成可能的聯盟。

　　美國國防部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在200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年度報告中，首次將中國列為“潛在的對手”；在對台軍售問題上，美國一再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精神，執行所謂《與台灣關係法》，欲將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體系（TMD），嚴重、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助長了台灣當局“挾洋自重”，抗拒統一的的心態；同時，美國以中國的人權為藉口不斷在“三（台、疆、藏）獨”、“宗教自由”（包括法輪功和“地下”教會）等問題上發難，攻擊中國。

　　美國在長期戰略上以中國為“假想敵”，實行所謂“軟圍堵”中國，以儘可能阻遏中國進一步興起，維持美國在“後冷戰”的唯一“超強”地位，維持美國資本主義對世界的優勢，顯然已是美國精英勢力的基本戰略取向。

　　美國對華一個長期不變的根本性戰略目標就是遏制中國走向強大。克林頓任總統時採取的辦法是實施接觸性遏制，即軟遏制。而小布什總統時代的政策則似乎更傾向於硬遏制，即武力遏制。 小布什總統在9·11後明確說過：凡不是美國朋友者都是敵人。

　　小布什總統當今所確定的關於美國敵人的定義是：“任何持有或謀求對美國具有威脅力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都是敵人。”這個定義的潛台詞是：只有美國有權擁有和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布什政府的國防部長羅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是一個百分之二百的反華分子。這位冷戰高手迄今依然戴着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問題。副總統迪克·切尼負責以副總統為中心的國家安全和情報會議，他和拉姆斯菲爾德一起被美國媒體評論為美國兩個最強硬的“鷹派”分子。他們和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茲組成了白宮外交和防務政策上的“鐵三角”，強烈主張推行對華強硬政策。

　　布什政府目前正在對美國全球戰略進行調整。美國將推行“新軍事戰略”，著名的鷹派人物，“當今美國政府的思想家、戰略家”，美國現任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是炮製這一“新思維”的核心人物之一。布什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第一次稱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沃爾福威茨。在他的主導下，最近五角大樓完成了《2025年的亞洲》研究報告。該報告強調，中國將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利益的最大威脅，美國若要繼續在南亞和東南亞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須解決在這些地區沒有前沿作戰基地的問題，還必須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的聯盟以約束中國。

　　美國右派報紙《華盛頓時報》2001年8月28、29日連續登載了該報反華軍事記者葛茨採訪沃爾福威茨的長篇報道。這位五角大樓的二把手說，“我認為，對中國的正確看法是，這個國家將在未來半個世紀———甚至頭25年———幾乎肯定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按照歷史的標準來衡量，這是非常快的發展速度。”沃爾福威茨說：“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將密切關注中國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國發生的變化。”

　　沃爾福威茨還在台灣問題上指手畫腳，稱如果中國“低估了美國阻止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中國可能會作出錯誤的決定。“我們會全力執行《與台灣關係法》賦予我們的職責，總統先生已經明確強調了這一點。如果中國認為他們能夠通過武力解決問題，他們將是大錯特錯。”[6]

　　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及其在亞太地區地位的上升，使得美國國內一些右翼保守勢力深感恐懼。他們擔心中國的強大會損害到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利益，為了給自己尋找擴軍備戰遏制中國的理由，並拉攏盟友為其助陣，美國人因此千方百計製造所謂“中國威脅論”。

　　主張“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家”，主要是來自美英的一些政治學者。這些人極力認為中國是美國未來最大的敵人，這些政治評論家甚至鼓吹21世紀的戰爭將是因受中國威脅而引起的。

　　綜合起來，認為中國威脅亞太國家的主要論調有：

　　中國是一個不滿現狀、滿懷挫折、受過150年歷史恥辱的國家，因此，中國會試圖改變國際現狀，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威脅論學者認為中國要改變國際秩序，恢復過去中國歷史輝煌時代如鄭和七下西洋的時代，使整個東南亞成為中國勢力範圍之內。換句話說，中國威脅論者認為中國有大中華沙文主義思想，因此，對未來全球和平是一種威脅。

　　甚至，中國在40年以後，人口將增到16億，因此，中國人也是未來的“黃禍”。

　　中國經濟今後每年保持7%到9%成長，將加強中國的軍力與國防費用，因此，40到50年之後，中國將崛起成為經濟與軍事強國。如果中國繼續不滿現狀，將會對未來的國際秩序與和平產生重大的威脅。

　　他們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好戰，有用武力來對付鄰國的傾向。例如，中國的志願軍在1950年參與韓戰；1962年攻打印度；1974年用武力打敗南越，把越南從南中國海的西沙群島趕出去；1978年對越南在南沙赤爪礁動武，後來在南沙占領七個島礁；1979年2月攻打越南北部，“教訓越南”占領柬埔寨和搞蘇越軍事聯盟；1996年2至3月之間，發射導彈威脅台灣。

　　他們認為中國可以隨心所欲加強武裝，購買高度殺傷力的新型武器，而日本卻不能如願以償地增加國防開支。日本憲法規定，其國防開支只可在國民生產總值1%之內。如果日本不斷地增加國防開支，將會引起鄰國的非議。如果這個不平衡的局勢不斷地發展下去，未來的日本將視中國為不可抗拒的威脅，咄咄迫人，使日本不得不重振軍備，應付中國的威脅。

　　中國威脅論學者還認為“一黨獨大”的中國領導人性好攻擊。60年代的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之下，鼓吹文化大革命，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都加強了這一印象。

　　最後中國威脅論者認為中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國家。如果中國內部發生重大的權力鬥爭，就會使中國採取激烈革命式的外交威脅到東南亞安全。[7]

　　芝加哥大學“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2000年在一次戰略研討會上說，在中國、日本和俄羅斯3個強國中，日本人口數量僅僅是中國的十分之一，其離岸島國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難以在亞洲大陸立足；而俄羅斯由於人口、經濟問題和需要關注歐洲，也不可能主宰東亞。這樣，有潛力成為東亞地區霸主的就只剩下了中國。米爾斯·海默危言聳聽地說：“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帶來的威脅將是前所未有的，它將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和二戰時的日本帝國、納粹德國甚至前蘇聯。”

　　“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們似乎覺得從經濟角度入手，更能煽動某些國家或某些人對中國的恐懼。於是，他們費盡心機，編造種種謬論，似乎中國窮了是“威脅”，富了也是“威脅”。

　　2001年9月美國陸軍軍事學院院刊登載的一篇文章稱，中國的資源需求對世界產生的最直接的影響，是原油和糧食價格上漲，而較落後國家受到的打擊將會比較嚴重。文章作者認為由於中國對資源的龐大需求，“中國可能為資源與其他國家發生戰爭”。以南海為例，“中國宣稱南海為中國所有的主張，不僅涉及主權，也牽涉到對天然資源的爭奪”。“對原油和糧食的需求使中國越發認為世界秩序不符合其利益，因此北京可能在許多國際議題上更趨強硬。中國對外要爭奪資源，就必須擴充艦隊，在全球掌握戰略據點，抗拒西方國家的干預，展現他們不惜與美國作對的態度，並與立場一致的國家結盟。”文章認為，若要維持目前世界秩序，就不能光靠對中國進行勸說和消極的“圍堵”來化解與中國的衝突。

　　還有另一種論調認為，中國現在是“吸收外國投資的海綿”。美國有媒體報道稱，在20世紀90年代初，流入東亞（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資只有20％被中國吸收，東盟則吸收了50％，但現在這一比例正好倒過來了。“只要中國大陸和美國不發生嚴重的衝突，而中國大陸又能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社會組織能力，中國肯定能在50年後成為一個比日本大5倍甚至10倍的經濟體。

　　按照美國人的邏輯，有了這麼多理由，遏制中國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二十世紀的歷史表明：一旦美國認定某國為其首要敵人，它就有意並且有能力動員強大的資源去對付這個敵人。為了搞垮“頭號敵人”，美國可以不擇手段，包括不惜與它的次要敵人聯手。例如，為了擊潰納粹德國，美國與斯大林的前蘇聯結盟。擊敗德國後，立即又把前蘇聯確定為“頭號敵人”。為了對付前蘇聯，美國又不惜與紅色中國聯手。

　　美國擊敗德國打的是熱戰，人員傷亡代價沉重。它與前蘇聯打的是國力消耗戰——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與對峙，最終蘇聯退出了第一世界。現在，美國正運用它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在戰勝前蘇聯的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要像搞垮前蘇聯那樣拖垮中國，而台灣問題就是事半功倍的籌碼。

　　二十一世紀初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危險的時刻。一方面，美國會繼續在中國周邊製造日益巨大的戰略壓力，迫使中國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戰備；另一方面美國會收緊對中國的高科技轉移——《考克斯報告》是最明顯的信號（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獻身於搞垮前蘇聯的冷戰鬥爭，與共產黨國家打交道的身手不凡），縮減中國汲取國際科技資源的機會。這兩手的綜合作用就好像是要弄一隻口袋，擴大它的破洞，紮緊它的袋口，它不早枯竭才怪呢！資源遠比中國豐富的前蘇聯在五十年裡就是這樣被活活拖垮的。[8]

　圍堵中國

　　中國近年來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逐步增大，對美國霸權構成的威脅也在增加。美國估計，政治上，中國在21世紀初將成為東亞地區的 “頭等政治大國”；經濟上，有可能在2020年前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軍事上，中國可能成為冷戰後新的軍事強國，逐漸向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和軍事存在提出挑戰。因此，近年來美多次明確提出“2015年前後，中國和俄羅斯有可能成為美國的全球性戰略對手，對美構成意想不到的嚴峻挑戰”，並認為中國“更有可能成為挑戰者”。

　　因此，美對華一方面採取了全面接觸政策，積極尋求與中國在重大國際問題和地區問題上的合作，試圖通過接觸和交往來影響和改變中國，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規範中國的國際行為；另一方面又着眼中國的崛起可能對美構成的各種威脅，主張對中國進行必要的牽制、防範和預防性遏制。[9]

　　美國要獨霸世界，建立以自己為主導的亞太新秩序，不僅通過鼓吹“中國威脅論”為其擴軍備戰製造輿論，而且通過聯盟形式，將其在亞洲的眾多盟國拴在自己的戰車上，加緊在我周邊進行戰略部署，已逐步形成針對我國的戰略包圍圈。

　　目前美國正在加緊構建針對中國的軍事攻防體系。其主要措施有：繼續維持和拉緊由日本列島、韓國、琉球群島、台澎列島、菲律賓群島為核心的第一島嶼鎖鏈；此外，加緊拉攏印度和印度尼西尼，進一步完善這條所謂“太平洋鎖鏈”；並通過與新加坡、菲律賓、泰國、越南等東盟國家發展不同層次的軍事合作關係，企圖重返東南亞；利用美日安保條約在西南方向重點保證1000海裏海上通道的安全，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被劃入美日防衛的區域之中；以美日為核心，構建TMD戰區導彈防禦體系，同時，把台灣、韓國、澳大利亞等納入這個體系之中；利用日本和韓國軍事基地擴大美軍裝備的部署類別，重點是加強巡航導彈、遠程隱形轟炸機、航空母艦、核潛艇、岸基航空反潛兵力的部署。同時，對中亞國家和蒙古的政治、軍事、經濟滲透也明顯加強。旨在在我周邊打入“楔子”，加大對我的“戰略遏制”力度，使我在“謀篇布局時相士不全”，在“行兵布陣時首尾難顧”。[10]

　　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一直是以歐洲為重心，並與蘇聯陣營展開建基於意識形態的冷戰圍堵。及至九十年代蘇聯瓦解，美國的戰略部署開始步入後冷戰過渡期，其主要目標就是確立美國一極霸權、對付那些不合作的地區性“流氓”國家，為此美國特別強調“同時應付兩場地區戰爭”的軍事方針，務求令美軍有能力同時在海灣及朝鮮半島作戰。

　　然而隨着中國的崛興，美國的軍事外交部署出現戰後以來最深刻的變化。在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高官的言論和多份政策文件，便揭示了這個戰略部署變化，美國國防部2000年發表的一份名為《2020年遠景》的報告，便指出“兩條戰線策略”已經過時，表示會徹底改變過去幾十年先重歐洲的方針，將軍事部署改為亞洲，並暗示會以中國作為主要針對目標。事實上，克林頓政府末期已明顯積極調整全球戰略，對中國作出針對性部署。[11]

　　蘇聯解體，華約解散，冷戰結束10年來，在歐洲已經沒有能夠對美國具有挑戰性的軍事力量。俄羅斯雖然餘威尚存，但已經是日薄西山，沒有與美國爭鬥的資本。由於普京的務實外交及美俄互不為敵手的承諾，致使美國根本就不把俄羅斯再當作是主要威脅。科索沃戰爭後，南聯盟不再與美國作對，而且正在積極爭取加入北約。基於這樣的判斷，小布什政府上台後決定進行戰略轉移，即把戰略重心從傳統的歐洲方向轉向亞太方向，主要是聚焦於東亞地區，具體講就是針對中國。[12]

　　布什政府上台後，公開宣稱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又宣布將把美國的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向亞洲，美國政府的一些智囊組織也推波助瀾，紛紛提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報告，公開將中國視為美國未來的敵人，並建議美國政府據此制訂一套圍堵中國的策略。五角大樓綜合評估辦公室主任馬歇爾提出一份題為《2025年亞洲》的報告稱，無論中國今後成為“民主社會”或是成功地轉型為市場經濟，美國都已決定視中國為未來的敵人。蘭德公司發表也一份題為《美國與亞洲：朝向一個新的美國策略與武力態勢》的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接觸與圍堵”交叉運用的策略。

　　2001年5月15 日，以布什的特別助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主任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為首的一個專家小組發表一份有關美國亞洲新戰略的研究報告。報告稱，為了應付亞洲地區的新挑戰，美國必須開始構建一個相互協調的綜合性的亞洲新戰略。報告說，在政治和軍事安全領域，美國的亞洲新戰略應由四個方面組成：首先，美國應深化並擴展與亞洲傳統盟國之間的雙邊安全聯盟，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和發展廣泛的多邊夥伴關係。其次，對於亞洲地區目前尚不屬於美國盟國的主要崛起國家和關鍵性國家，諸如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美國應採取力量均衡戰略；同時與這些地區大國，尤其是對美國戰略利益挑戰性最小的大國，發展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再者，美國務必處理好可能誘發武裝衝突的地區熱點問題。最後，美國應推動所有亞洲國家展開安全對話，並促使這些國家逐步構築一個多邊安全框架結構。報告說，為了推行亞洲新戰略，美國應對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進行重大調整，包括將地區軍事部署的重點由東北亞向南方轉移、發展和完善與盟國的軍事安全網、將關島建設成美國在亞洲的軍事中心、加強海空聯合力量、發展遠程作戰能力等。至此，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政策正式出籠。[13]

　　戰略重心轉移之後，美國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反華包圍圈方面，以便在戰略上對中國形成圍堵和遏制之勢。有專家指出，美國正在聯合其盟友構成圍堵中國的兩道“島鏈弧線包圍圈”。第一道是連接千島群島﹑日本﹑台灣﹑東協和澳新﹔第二道以美軍正在興建核潛艇基地的關島為中心﹐並利用英國在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亞島海軍基地﹐“有效瞄準中國西北內陸”。[14]

　　具體表現在，在我東南方向，積極建立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四個亞太盟國組成的“亞太小北約”。共同防範中國。

　　2001年7月，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表示，美國將放棄在歐、亞兩個地區同時打兩場戰爭的戰略，新軍事戰略將戰爭準備的重點轉移到亞洲，以應付該地區可能出現的“有損於美國家利益的安全隱患和重大事態”。新的戰略重心主要聚焦於東亞地區，具體講就是針對中國。拉姆斯菲爾德在赴澳參加澳美防衛與安全部長級會議之前說的明白：美國應該在亞太地區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以“遏制來自中國的威脅”。[15]

　　美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等政客甚至認為，包括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在內的美國的亞太盟國“都有義務協助美國保護台灣的安全，而最終目的則是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美國利用日本和印度對中國壯大的疑慮，鼓勵他們合作圍堵中國。對美國來說，日本和印度是圍堵中國的最好配搭，皆因日印兩國都與中國存在領土主權爭議，另兩國均對擴大地區事務影響力頗有野心，有意與中國一爭雄長。從戰略觀點看，日本和印度一個在中國之東一個在中國之西，將逼使中國軍隊難以同時兼顧，必須分散部署。

　　日本對中國的忌憚近年已頗為明顯。有日本官員揚言，中國提升軍力和經濟的高速增長，正驅使日本考慮是否應重新審訊對華的經援貸款。美國軍方人士認為，美國的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向亞洲，意味着日本將成為亞太地區安全機器的核心。日本的地理位置為履行美日安保協定提供了絕佳的機會。為了充分利用日本這枚“棋子”圍堵中國，美國極力鼓勵日本支持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日本政府雖未明確表示支持，但“對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表示理解”。日本方面還稱，“日本面臨着包括朝鮮導彈在內的彈道導彈的威脅，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是日本防衛政策上的重要課題。”因此，日美雙方決定共同推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的技術研究。美國還私下鼓動日本修改修改和平憲法中禁止日本參戰的第九條。美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在日本接受美國《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日本內部在集體防衛問題上缺乏一致意見，這是強化美日同盟的一大障礙。”[16]

　　在美國的極力鼓動下，澳大利亞表示，有可能允許美軍利用其松樹峽口的衛星中繼站，這意味着澳大利亞的某些設施有可能被美軍納入其導彈防禦計劃之中。美國可以利用松樹峽口的衛星中繼站，來傳輸有關導彈發射的信息。[17]

　　在我西南方向，美國不斷拉攏印度、越南、菲律賓（其參議院已於1998年5月25日二讀通過美菲軍事協議，使整個菲律賓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新加坡、中亞等中國周邊國家，主要是租用軍事基地，以便構築和縮小對華包圍圈。

　　印度長期以來把中國視為亞洲地區的主要競爭對手，並不斷擴充軍備，進行核試驗和導彈試驗，企圖成為地區軍事大國。印度官員曾私下告訴華府，中國的崛興，將自然地令到印度和美國成為盟友。美國軍方人士認為，印度的戰略地位對美國實施亞洲戰略具有重要的價值，美國可利用印度和中國在邊境和其他問題上的分歧，利用印度國內部分政客持有“中國威脅論”的心態，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對中國構成一種牽制，迫使中國將更多的戰略資源西移。9·11後，美國已全面撤銷對自1998年以來對印度實施的經濟和軍事制裁，印度方面則突然改變了過去一直反對美國導彈防禦計劃的立場，宣布印度將支持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印度官員表示，印美正致力於商討建立一種全新的全球安全體制。《華盛頓郵報》報道指出﹐印度是首個毫無保留正面肯定布什的發展導彈防衛演說的國家﹐甚至比美國自身的傳統盟友還走得前。美聯社報道說，“全世界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美國和印度之間的冷戰敵意正在迅速解凍”，預料“兩國將加速發展戰略夥伴關係”。[18]

　　除了拉攏印度外，美國軍事戰略的另外一招是直擊中國的軟腹部——南中國海，利用南中國海周邊國家與中國在此地區的主權爭端，唆使、挑動它們與中國糾纏，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租用軍事基地，從而不斷軍事滲透南中國海。

　　南中國海位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不僅蘊藏着豐富的資源，而且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溝通中國與世界各地的一條重要通道，是聯結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上走廊。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分別在菲律賓蘇比克及克拉克和越南金蘭灣駐有海空軍部隊，兩軍對壘，劍拔弩張，南中國海地區一度成為冷戰的前沿陣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南海地區實行戰略收縮，美軍也相繼撤離菲律賓克拉克和蘇比克灣海空軍基地，南中國海一時“風平浪靜”。但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開始調整其亞太戰略及南海政策，逐步增強其在南海地區軍事滲透的力度，整合其對我防範、遏制的“島嶼鎖鏈”，南中國海再次“陰雲密布”。

　　冷戰時期，美國的基本對外政策是反對蘇聯擴張，其南海政策也直接服務於這一大的目標，在南海諸島主權歸屬問題上基本持“中立”立場，不支持任何一方的要求。1974年，中國和南越在西沙群島發生軍事衝突，中國政府在保衛西沙群島時被迫採取軍事自衛行動，在打敗南越海軍的挑釁後收復了金銀、珊瑚和甘泉等島嶼。南越政府在軍事上遭到失敗後曾向美國請求幫助。當時美國在南越和南中國海地區駐有很強的軍事力量，但卻表示無意卷人這一爭端，它的艦隊也沒有靠近衝突地區。

　　克林頓時期美國政府關於南中國海問題的立場出現了新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開始把該問題看成一種“威脅”，並認為有可能演化成較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第二個變化是，開始傾向於認為有關南中國海問題挑戰或威脅是中國引起的。美國南中國海政策的第三個變化是，對解決南沙糾紛表現出明顯的干涉傾向。

　　1996年11月下旬，美國總統克林頓赴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強調美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重申將保持美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繼續以傳統雙邊聯盟為主，多邊安全機制為輔構築亞太安全體系。為此，美在1998年底發表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在戰略布局上繼續把亞太地區作為美全球戰略的重點，而美軍在東南亞建立勤務支援設施，有利於維護美的戰略利益，並可加強美向該地區乃至海灣投送軍事力量的能力。美在重申美日同盟仍是其亞太安全戰略基石的前提下，表示將進一步重視並擴大與東南亞國家在“軍事互訪、聯合演習、後勤支援、訓練安排以及軍售”等領域的合作，並以活動形式的多樣性，大力提高美軍在東南亞“威懾地區衝突、對危機作出靈活反應”的能力。

　　美國為尋求東南亞國家對其在該地區軍事存在的支持，頻繁派出軍事高層官員赴東盟國家進行訪問。美國國防部長、參聯會主席、太平洋總部司令、太平洋空軍司令、太平洋艦隊司令和第七艦隊司令先後出訪了東南亞部分國家，其中國防部長科恩僅1998年以來就四度出訪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和菲律賓等東盟國家。期間重點與上述國家軍政領導人就拓寬雙邊軍事合作渠道，提升軍事合作關係以及南沙等問題交換意見，向東盟國家強調美在亞太地區保持駐軍的必要性，重申美維護該地區安全與穩定的承諾，希望東盟國家繼續加強與美在防務和安全方面的合作關係。

　　目前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已達成了一系列協議，獲得這些國家的基地、機場、港口、維修補給和後勤保障設施的使用權。1999年5月菲律賓國會批准了《美菲部隊訪問協議》，菲律賓蘇比克和馬尼拉港開始對美艦開放。 1999年11月，美與新加坡達成了一項軍事准入協議。根據該協議，美軍艦（包括航母）從2000年起可使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目前新加坡的森巴望基地已成為第7艦隊的後勤基地，樟宜正在建造一座能容納航空母艦的新碼頭，2003年竣工後將成為美軍在東南亞最大的海軍基地。美還與馬來西亞達成了“開放天空”協議，與文萊達成了“允許美軍艦機進入轄區”協議。印尼和馬來西亞同意為美艦提供艦船修理設施。泰國同意美軍在泰儲備戰爭物資，並提供軍隊過境權。美國繼續與印尼商討租用納土納和比亞克島為軍事基地，並多次與越南蹉商，希望使用金蘭灣海軍基地。如果美國的上述計劃得到實施，將會完善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體系，並在中國南部海域形成一條巨大的“封鎖鏈”。這些基地設施，不但能為美軍提供戰爭補給，還可作為發起軍事進攻的前進基地。

　　美在加強同東南亞國家發展軍事關係的同時，利用東盟國家與我存在領土、領海主權爭端，大肆散布所謂“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填補真空論”，迫使東南亞國家開展軍備競賽，並尋求美的安全保護。為 “維護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近年來美頻繁與東南亞國家舉行各類規模不等的聯合軍事演習。僅1999年，美軍與南海周邊各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就多達 14次。2000年，美國與東南亞國家聯合舉行的重要軍事演習有：美菲“肩並肩2000”、美泰新“金色眼鏡蛇2000”、美盟“卡拉特2000”系列雙邊演習等。[19]

　　隨着形勢的發展變化和中國的崛起，美現已將我看成其稱霸世界的主要威脅，逐步將亞太戰略重心南移和西擴，加大對台灣和南海兩個熱點問題的干預力度，把它們作為遏制中國的兩條重要槓桿，並加強與東南亞和中亞等我周邊國家的軍事聯繫，對我形成合圍之勢。

　　2001年3月23日，以“小鷹”號航母為核心的美國第七艦隊戰鬥群緩緩駛入新加坡樟宜碼頭，慶祝美軍海軍基地改建一期工程完工。落腳新加坡後，第七艦隊能控制的範圍就大大向南延伸了。美軍及其盟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布陣，已經勢成了一條東北起日本，西南達馬六甲海峽的“常山之蛇”——“蛇頭”是日本，“蛇身”是台灣、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等東南亞國家，“蛇尾”則是新加坡——以第七艦隊為流動兵力，再加上關島美軍的隨時支援，美軍及其盟軍在太平洋完全可以做到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

　　再深入一點看美軍在這一地區的兵力部署，就可以發現這條“常山之蛇”勢力的強大：駐軍15萬人，設立軍事基地256個。這樣龐大的軍力，甚至超過美國駐歐洲的兵力：10萬駐軍，228個軍事基地。這表明，美國已經將其全球戰略的重心，真正地從歐洲轉向了亞洲——在北約東擴完成前，美軍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在西太平洋地區“東擴”的任務。

　　日本是美國在遠東地區的主要戰略盟友，位於“常山之蛇”的蛇頭位置，在冷戰時期起到的是西邊制約中國、朝鮮，北邊抵禦前蘇聯的地位，冷戰結束後，這個“蛇頭”的地位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目前，美國在日本有近4萬駐軍。1997年，美日簽署防禦合作指針，將保安區域擴大到“周邊地區”。而美國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也定下以美日為軸心的發展方向。

　　將“蛇尾”設置在新加坡，美軍用心良苦。放下馬六甲海峽鉗制太平洋、印度洋要衝的地理位置不說，第七艦隊將基地設在這裡可以說是絕對安全。由於美國早已和東南亞諸國建立了軍事合作關係，來自周邊地區的軍事威脅微乎其微。2003年樟宜港設施全部完工後美國海軍在世界主要大洋海域上就可以形成完整的戰線。

　　“常山之蛇”最薄弱的環節不在七寸，而應該是“蛇腹”。如果“蛇腹”無法頂住首輪攻擊，“蛇頭”、“蛇尾”再靈活也無法及時救護，之後將面臨被逐一擊破的命運。所以位於“蛇腹”要害的台灣是美國最希望加強的地區。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持向台軍售。除此之外，近年來，美軍還加強了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等東南亞國家的聯繫，通過簽署軍事合作協定，獲得了在這些國家的基地和港口停泊軍艦、起降飛機的權利，以此形成有一定縱深的戰略大後方，對“蛇腹”形成強大的支持。[20]）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2001年夏天，美國民間機構國防資訊中心主任布萊爾稱，他建議政府把戰略目標從俄羅斯轉向中國，把對準俄國的核武器減少一半，對準中國的增加一倍。為因應這種轉變，美需將把更多“三叉戟”潛艇部署於美國西海岸，並在關島部署B-2轟炸機。[21]

　　事實上，最近幾年美國已經開始在亞太地區按此模式投子布勢。

　　美國防部證實，2000年8月，美軍已在其太平洋的重要軍事基地——關島安德遜空軍基地部署了63枚攻擊範圍覆蓋整個亞太地區的AGM—86B型機載巡航導彈，還決定派3艘“洛杉磯”級戰略核潛艇到這裡常駐，使美國戰略轟炸機有能力“在12小時內攻擊亞太地區任何地方”，這是美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此類高性能的武器系統。美國在關島部署戰略轟炸機和核動力攻擊潛艇，矛頭直指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是為未來介入台海危機和南海衝突作準備。

　　關島是美國的海外領地，位於北緯13度26分、東經144度43分，是西太平洋馬里亞納群島最大、最南端的島嶼。它東距夏威夷群島6000多公里，離日本、澳大利亞均約2000公里，是美國與遠東、東南亞和澳大利亞間的海空交通和通信樞紐。

　　關島距離菲律賓二千四百公里，是美國最接近亞洲的前沿基地。鑑於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經驗，美軍深刻體會“前沿部署”的重要。當年若沒有德國和西班牙開放其軍用機場，作為美國空軍運補物資至戰區的中轉站，美軍將難以對海灣危機做出快速反應。

　　關島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1521年，葡萄牙人麥哲倫首次發現關島。它1565年被西班牙占領，1898年又被美國所占。從此，關島成為美國的領地，美軍開始在此建立基地。1941年，關島被日本占領，1944年被美軍奪回。

　　關島地處西太平洋的中心，扼亞太地區的咽喉，與美軍東北亞基地群、東南亞基地群等30多處基地構成一線基地網，並處於重要位置。關島素有美國“海上長城的心臟”之稱，它是美海軍各類艦艇編隊，尤其是航母編隊進入西太平洋的必經之地。美國的戰略轟炸機從這裡起飛，可以在12小時內抵達亞太地區各國的領空，到朝鮮半島只要5個小時，到中國的台灣僅需3個小時(從美國本土起飛到朝鮮半島和台灣需要20多個小時)。

　　美軍在關島主要有三大基地，即阿普拉海軍基地、安德森戰略空軍基地和阿加尼亞海軍航空站。安德森戰略空軍基地是世界上數得着的大型空軍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等歷次戰爭中，美國戰略轟炸機均以此為出發基地。美國空軍在關島部署了約占其和平時期總數1／3的63枚AGM—86B型空射巡航導彈，可見其對關島的重視。[22]

　　美軍把AGM-86C型空射巡航導彈部署在關島，是該型導彈首次部署在美國本土之外，它主要由B-52G型轟炸機搭載，飛行時速為八百公里，B-52戰機從關島起飛後二小時空射AGM-86C，能在一個小時內打到中國大陸領土。

　　AGM-86C巡航導彈以攻擊重要戰略設施為主，包括發電廠、輸電設施和軍用通信場站等。在近十年美軍參與的各項大型戰役中，該型導彈均扮演第一波攻勢的主力，達到突襲對方神經中樞系統的目的，讓對方的雷達通訊功能喪失而陷入“盲聾”被動狀態，展現“遠程精確打擊”的威力。[23]

　　B-2隱形轟炸機是美國最先進的戰略轟炸機，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B-2A隱形戰機是從美國本土起飛，歷經三十個小時才飛抵南斯拉夫上空。該戰機若部署關島，數小時內可飛抵西太平洋盆地外緣。B-2A是美軍性能最佳的戰略轟炸機之一，1999年在科索沃戰場首度曝光。美軍雖出動六架，但它投擲的六百五十枚的JDAM炸彈發揮罕見命中精度，摧毀目標數達到北約摧毀總數的10％以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就是被它擊中。

　　B-2A可對點狀目標實施精確攻擊，精確度在十公尺以內，且不太受氣象條件影響。它善於攻擊重要指揮據點和機場跑道，以阻止對方飛機起飛應戰。美軍把它部署在關島，顯然是企圖在首波攻勢中壓制中國的指管通情系統和機場，讓中國先進戰機飛不起來。[24]

　　美國攻擊型核潛艇從聖地亞哥駛向夏威夷珍珠港需三天半，從珍珠港到關島需要五天。亞太一旦有事，以美軍有限的攻擊型核潛艇是難以做出及時反應。而美軍核潛艇從關島出發，到中國大陸沿海、台灣和菲律賓周邊只需2—3天。在現代戰爭分秒必爭的今天，美國海空軍以關島為部署基地，可節約大量的時間，將使美軍在未來戰爭中掌握較大的主動權。難怪美軍太平洋潛艇部隊發言人日前表示，“洛杉磯”級核潛艇來到關島將“大大加強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應變能力，並將美海軍的活動中心轉向亞太地區”。[25]

　　美軍在關島部署攻擊型核潛艇，讓解放軍最難以防範。因為潛艇隱蔽性和突擊性高，而且，美國“洛杉磯”級攻擊型核潛艇經過改良後，它的遠程反潛導彈能接近二百公里、反艦導彈能接近五百公里，並能對二千五百公里外實施陸地攻擊。

　　除在關島強化空軍戰力，美國海軍方面也做出相應的部署。據解放軍掌握的資料顯示，美國海軍計劃在關島部署三艘大型兩棲戰艦，其中“塔拉瓦”級兩棲戰艦可運載三千名海軍陸戰隊，並能起降約四十架戰機，狀似一艘中型航空母艦，是美軍噸位最大的兩棲攻擊艦。兩棲戰艦具有強大突破和快速部署的能力，美軍在關島做出如是部署，顯然是企圖對解放軍進行登島作戰產生嚇阻力。[26]

　　2002年5月15日，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發表了一份由美國國防部贊助的“美國與亞洲”戰略研究報告，赤裸裸地建議美國把亞洲駐軍重點轉移到靠近台灣的地方，以方便其對中國實施軍事訛詐和武力阻撓中國的統一。報告毫不掩飾地提到琉球群島南部一個叫“下地島”的地方，認為是實現其軍事圖謀的上選之地之一。

　　下地島位於東經125度、北緯25度附近，距離台北不到250海里。島上有一個建於1979年的飛機場，它擁有一條3000米的跑道，可供大型客機起飛降落，主要作為日本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飛行員的訓練基地而存在。

　　2002年4月28日，前往菲律賓參加聯合演習的駐沖繩美國海軍13架軍用直升機和加油機途中無視沖繩縣要求其自律的請求着陸該機場，回途又再次登陸。 5月，蘭德公司就在它的戰略報告中提出了“下地島機場有作為空軍基地使用的可能”。5月22日，駐沖繩美國總領事意味深長地前往視察該機場。

　　在日的美軍基地雖然持續經歷着要求返還和縮小的過程，但出於防範和圍堵中國的戰略需要，美國似乎已經不惜代價瞄上了下地島這樣的更靠近台灣的島嶼。蘭德公司的報告指出：為了在台灣海峽周圍的重要地區取得一個據點，華府也許可以付出撤離或削減駐沖繩海軍陸戰隊的代價。[27]

　　所有這些軍事部署，都清楚地體現了美國的軍事企圖，即：確保具備對中國進行戰略核威懾的能力，確保對中國本土縱深目標進行遠程精確打擊的能力，確保在東亞地區始終掌握制空權、制海權和制電磁權的能力，確保對海上、水下和空中目標、特別是來襲導彈等進行打擊和攔截的能力。[28]

　　通過這一系列的安排，美國可以構築由“美日核心”、美國盟國以及“周邊友好國家”建立的三層安全網。這個態勢帶給我們的，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脅，至少是巨大的戰略壓力，使我們在亞洲的安全空間受到很大壓縮。這和北約東擴給俄羅斯帶來的態勢是相似的。[29]

　　以台制華 ——台灣是最佳籌碼

　　台灣問題，從歷史上看，它是中美兩國關係的晴雨表，也是兩國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從現實來看，它又是美國的一張王牌，在其對華戰略中有着異乎尋常的價值。

　　縱觀“台獨”的形成和發展史，可以發現，雖然日本是“台獨”的開山鼻祖，但是其發展壯大基本上是在美國。因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台灣島內的留學生基本上都是去美國，去日本的越來越少。再加上聯合國在美國，而且美國影響力又比較大，“台獨”勢力為了能夠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承認，所以就把重點慢慢向美國轉移。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變發生之前，有一部分台灣人向駐美國的台灣官員提出一個文件，要求台灣由聯合國託管，或者建立一種自治機構。當時美國很猶豫，因為對蔣介石政權美國是支持的，但是也在觀望中國大陸到底會不會被共產黨控制。所以，當時美國派到中國的巡迴大使威德曼公開拒絕了託管的要求。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美國的政策就改變了，美國杜魯門政府公開宣稱“台灣地位未定論”，這是很長一段時間“台獨”分子的主要訴求。這就是為什麼說美國是靠山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國提供了“台獨”生存的土壤，如避難等。主要的“台獨”組織都在美國，中心也在美國，“台獨”聯盟是1969年討論，1970年元旦成立的。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為“台獨”分子提供實質性的，包括經濟、軍事的支持。這些都說明，美國是“台獨”的一個最大靠山。“台獨”分子之所以敢於囂張，最大的依靠就是有美國的保護。

　　從戰略的角度看，國際冷戰開始以後，美國不能夠把新中國政權納入到它自己的體系之內，於是借着朝鮮戰爭的爆發，出兵台灣海峽，最終阻撓了新中國政權解放台灣；後來又通過美蔣共同防禦條約以及在台灣海峽的美國軍隊，阻擋了中國統一的進程。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以後，美國又搞了一個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繼續向台灣當局出售武器，直到今天。在這個問題上，真正阻撓中國統一、使“台獨”坐大的，就是美國。[30]

　　二戰結束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台灣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如果共產黨占領台灣，那將對美國的戰略地位十分不利；大陸被共產黨控制，美國將不可能在戰爭期間長期獲得中國大陸沿海的港口、空軍基地和鐵路；所以台灣作為停泊軍隊、控制海空作戰能力的軍事價值，變得尤為重要；而一個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灣海峽的周圍海域，也將會對美國在日本、琉球群島、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利益構成威脅。

　　為此，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如果可能，美國應利用外交和經濟手段防止共產黨對台灣的控制，而一個非共產黨的政權對美國的軍事安全利益是極具價值的。用麥克阿瑟的著名詞句來說，“台灣是美國遠東防線不可分割的部分，如被共產黨掌握，它就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供應站，其位置對蘇聯完成其進攻極為理想”。[31]

　　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的軍事行動並不限於朝鮮半島。對朝鮮和台灣的入侵行動是同步實施的，侵台構成美國參戰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鮮內戰的第三天，中國還未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美國就以舉世罕見的效率雙管齊下，向朝鮮和台灣一起出動。杜魯門總統一方面命令遠東美國海空軍對韓國軍隊提供“掩護和支持”，另一方面宣布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偵察巡邏”，並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場，散布“台灣地位未定”論。在短短一個多月內，美國緊鑼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占領台灣的後續軍事行動：海軍第七艦隊先後進駐基隆、高雄兩大港口，空軍第13航空隊進駐台北空軍基地，在台灣海峽組織演習，在台北設立隸屬於遠東美軍總部的台灣地區指揮機構──“駐台考察團”……等等。若非蔣介石對美方的意圖懷有戒心而持保留態度，美國控制的程度還要高得多。1950年的政治環境與1945年截然不同，中國並沒有邀請美軍前來會戰日軍。這些不速之客的舉動純屬干涉內政，不僅干涉內政而且介入(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不僅介入內戰而且入侵領土，是不折不扣的敵對行為。

　　就美軍占領台灣的意圖而言，最明顯的一點當然在於保護、支持與新中國處於內戰狀態的國民黨，從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國。但人們往往容易忽視，美方在意識形態外表之下懷有阻止中國統一從而限制、削弱整個國家民族的動機，無論統一的力量來自國內何方。美國與大英帝國一樣，傳承安格魯-薩克遜文化中傳統的二元或多元機械平衡思想，在國內、國際事務上都慣於分而治之，如國內的三權分立、國際上的德國分治等。美國不斷干涉世界各地的諸多爭端和衝突，而且經常支持劣勢的一方，自稱“鋤強扶弱”，人稱“離強合弱”。稍有頭腦的人都懂得，國家的行為不可能象西部好漢那樣單純，無原則地“鋤強扶弱”，無非是感到其他強者“妨礙”了自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已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權的雄心，並把亞洲劃入其勢力範圍。它的決策者們意識到中國是個上升的亞洲大國，有朝一日可能難以駕馭，因此從來不希望我們統一。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後，台灣問題就成了美國制約中國最有效、最廉價的籌碼。[32]

　　進入冷戰時期，台灣更成為美國遏制蘇聯和中國的橋頭堡，美國認為“只要共產黨仍與台灣對抗，他們就不會向南部擴張”。因此，冷戰時期，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大大提高。

　　冷戰以後，隨着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台灣在美國戰略中的地緣地位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在實際上有所提高。許多美國人甚至因此主張重新武裝台灣。他們宣揚 “台灣對美國具有長久的地緣戰略價值，因為它地處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之間，這兩個海峽是連接東北、東南亞和中東的兩條關鍵海上交通要道。一個強大的友好的台灣政府若幫助這些通道的暢通將符合美國利益。在失去了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和蘇比克灣海軍基地之後，台灣作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潛在的作戰基地，是美國軍事計劃制定者所不應丟棄的戰略資產”。[33]

　　美國政府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異常狡詐。中美建交20多年來，兩國關係此起彼伏，風雨不斷，其根本原因就在台灣問題上。中國要統一，而美國政府雖然在口頭上承認“一個中國”，但在實際運作上卻在鼓勵“台獨”勢力“以武拒統，以武求獨”。台灣成為牽制中國 大量人力物力的廉價籌碼。[34]

中美自1972年發表上海公報以來，兩國關係在各個領域取得的長足進展有目共睹。官方往來、民間交流、經貿關係等都取得了巨大發展。但毋庸諱言，中美關係的進程一直充滿跌宕與坎坷，台灣問題一直是籠罩在中美兩國關係上空的一片陰雲，而美對台軍售和美台軍事聯繫問題更是台灣問題中的核心問題。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台灣最大的武器供應國。

　　1979年3月卡特執政時期，中美建交公報的墨跡尚未乾透，美國國會就通過了違反建交公報原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為中美關係的發展製造了人為障礙。

　　1982年裡根入主白宮後，在《與台灣關係法》的幌子下，美售台武器更是變本加厲，致使兩國關係出現嚴重危機。經過中方針鋒相對的鬥爭和雙方多輪的艱苦談判，中美兩國於1982年8月17日專門就美售台武器問題發表了1972年以來的第三個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在公報中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是，另一方面，里根卻私下又對台灣作出了包括向台軍售不設期限、不與中方磋商、不修改《與台灣關係法》等所謂六項承諾。

　　1992年，老布什政府決定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總價值高達60億美元，再次將中美兩國關係推向了低谷。

　　此後，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幾乎年年都有交易，軍售範圍更是涉及海、陸、空三軍領域，品種由飛機零部件到空中預警機、“愛國者”導彈、反潛魚雷、主戰坦克、反潛直升機等等，不勝枚舉。

　　在克林頓執政前期，實行對華全面扼制政策，但收效不大。美國傳統基金會（與共和黨關係密切）於1993年上半年發表了題為《結束美國對華政策的混亂》的報告，建議政府應該“ 永久性地和無條件地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同時應該“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獲得更多的國際承認”。1994年5月，進步政策研究所（與民主黨關係密切）發表了題為《重新開始：從最惠國待遇到面向未來的對華政策》，共提出了12條政策建議，其中的要害是：第一條，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鈎；第七條，通過“提高同台灣的關係”表明“對中國民主的支持”，包括內閣級經濟官員的接觸和“同北京探索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允許台灣加入聯合國體系”的可能性；第十一條，在北京和達賴喇嘛之間，促進第三者的“調停”。這兩個思想庫的見解有着驚人的一致。這直接導致了克林頓執政後期實行對華接觸政策。事實上，所謂對華“接觸”政策本身也有最後要控制中國的潛在含義。“接觸”一詞是從英文“Engagement”譯過來的。而“Engagement”就有“鍥合”、“約束”等的含義。看來，美國人選擇這個詞，是煞費苦心的。

　　正是根據這一兩黨共識，美國一方面於1994年5月宣布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鈎；另一方面卻緊鑼密鼓地“提高同台灣的關係”——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邀請李登輝訪美；向台灣出售大量高性能武器。全力提升美台關係，加速台灣獨立進程。

　　據2000年7月25日《洛杉磯時報》透露，自1996年台海危機以來，克林頓政府不動聲色地加強與台灣的軍事關係，授權國防部與台灣武裝部隊進行戰略對話，允許台灣軍事領袖訪問美國，非制服官員也可以就東亞的軍事戰略和台灣對外來侵略的反應等問題交流意見，“討論範圍從採購到政策層次不等。”1998 年10月，台灣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唐飛實現訪美。

　　1995年夏天，為了打擊李登輝為首的“台獨”勢力的囂張氣焰，中國採取了中美建交以來第一次落地有聲的行動，在台灣海峽及附近舉行軍事演習。第一次是1995年7月21日，第二次是8月15-25 日，第三次是10月海軍諸兵種合成演習。美方的反應是，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駛過台灣海峽，9月兩架E-2T預警機運抵台灣，美國國防部制定台灣海峽危機“因應計劃”，而台灣當局則大幅度增加防務預算，達到104.8億美元。199 6年3月，針對台灣“總統直選”，中國又一次舉行呈鉗形攻擊之態的軍事演習，意在警告“台獨”勢力，並阻止李登輝當選。而美國則宣布“獨立”和“尼米茲” 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駛向台灣海峽。

　　克林頓的對華政策是明打交道、暗中遏制；布什則是明打交道、公開遏制。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任以來，一改美國歷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所謂“模糊政策”立場，聲稱要“做所有需要做的事”，“協助台灣自衛”並宣布向台灣出售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先進武器裝備。美國與台灣之間的軍事合作與交流不斷擴大，美台軍事關係進一步提升。

　　2001年初，英國《簡氏防務周刊》披露，美國防部下屬的國家安全局已經完成為期5年的台灣軍事數據處理中心的升級工作，升級後的台軍事數據處理能力是過去的10倍。報道還透露，長期以來，台軍情部門收集的所有情報在經過粗處理後，都要通過衛星傳至美國家安全局進行分析。近期，美還開始幫助台籌建代號為 “精進計劃”的大型衛星接收站，該接收站啟用後，台可通過美軍事間諜衛星，有效掌握我軍事動態。

　　在2001年4月的台美軍售會議上，布什政府宣布將向台灣出售價值40億美元的武器，包括4艘基德級驅逐艦、12艘P3-C“獵戶座”反潛艇偵察機、8艘柴油動力潛艇、自動助推的“騎士”火炮系統、MH-53E掃雷直升機、AAV7A1兩棲進攻型機動車輛、“復仇者”地對空導彈系統及關於“愛國者”反導彈系統的技術介紹等。這些武器中，包含了高性能的進攻性武器，這是20年來第一次，其數量也是1992年以來最大宗的軍火交易。

　　另據了解，2001年4月，美方宣布軍售台灣八艘潛艇後，美軍以太平洋司令部為主編成一個“美軍售台潛艇專案小組”，由美海軍一位少將轉任文職負責，該小組已於9月底首度秘密來台，雙方協商潛艇規格需求、工作進度等事宜。潛艇購案的先期規劃為三年，包括選廠、構型設計整合、規格需求訂定等。美方已於10月16日公開邀商參與，並選定潛艇構型與火控系統。三年後台與美方簽約，隨後開始建造潛艇。第一艘潛艇的建造工期快則6年，慢則9年，這樣台灣最快能於2010年可獲得美國軍售的第一艘新型潛艇。

　　就在“9·11”事件發生前六天的9月5日，美國國防部宣布，美同意出售40枚AGM-65G空對地“小牛”導彈及相關設備給台灣，供台空軍F-16戰機使用。這種新型導彈有輝煌的實戰紀錄，以紅外線導引，具有“射後不理”的能力，是專門對付大型目標，可增強台軍的反登陸戰力。在這筆軍售價值1800萬美元中，除了40枚導彈之外，還包括48具LAU-117發射器、10枚練習彈、各種零件、相關軟件、以及訓練設施、後勤支持項目等。如果裝備AGM- 65G型“小牛”空對地導彈，台灣的F-16戰機將更有能力對抗兩棲攻擊。

　　“9·11”事件後，美國雖然改善了同中國的關係，但並沒有忘記與台灣加強武器方面的交易。就在10月2，美國會參議院以99票對零票，通過2002年度國防部授權法案，允許美國總統出售四艘“紀德級”導彈驅逐艦售予台灣。售台“紀德”艦條款允許美國總統以出售方式轉移4艘“紀德”導彈驅逐艦給台灣。

　　10月26日，美國國防部又宣布計劃出售 360枚“標槍”反坦克導彈給台灣，以強化台軍的反登陸戰力。在這筆軍售中，包含相關系統、零組件、以及售後服務等，總價約5100萬美元。這是美國該年第三筆對台軍售，也是首次出售“標槍”導彈給台灣。過去四年，美國先後同意售予台灣多種導彈，有地對空的，如“刺針”及“拖式”等；有空對地及空對海的，如“鷹式”、“魚叉”、“地獄火”、“小牛”等；還有空對空飛彈，如“AM120”等，但是未見步兵使用的地對地攻擊導彈。1998年美軍在阿拉巴馬州測試“標槍”導彈時，以M60裝甲車為目標，從500~2000公尺不等距離發射，結果創下6發6中的紀錄。台灣方面要求採購40套“標槍”導彈指揮發射器、360枚導彈、以及模擬設施等。據有關方面分析，這項軍售可提升台灣步兵偵搜，以及工兵的中程反坦克能力，並可提升與美軍互通的能力。美國在宣布這項軍售時，用了“可提升與美軍互通的能力”一詞，這是以往極為罕見。因為這個字眼隱含“聯合行動”之意。由此可見，美國從軍售項目就開始強化與台軍的互通能力。

　　繼美國防部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標槍反坦克導彈之後，10月30日，美國防部再次宣布向台灣出售近3億美元的軍機零部件。美國這次出售的項目都是空軍現役使用的F-5E/F、C-130H和Ｆ-16A/B飛機及IDF經國號所使用的美國系統與次級系統的零組件。這是繼美方上周末宣布出售台灣40套“標槍”反坦克導彈系統後，又一次公布對台軍售案。布什此時宣布對台軍售，顯示布什政府既要與大陸進行聯合反恐怖，但也不放棄在台灣的利益。正在台灣活動的美國前國防部長科恩也聲稱，美國不可能因與各國協同反恐怖主義而犧牲台灣的利益。

　　“9·11”事件後的一段時間，美台軍事合作尤為頻繁。其表現如下：一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11月2日表示，美國按照《台灣關係法》對台出售防禦性武器的立場，不會因與中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而改變；二是台軍高層人員11月3日透露，台高層已向軍方下達政策性指示，要求軍方在年底美台軍售會議預備性會議上，向美方提出採購8～12套PAC -2plus“愛國者”導彈，以分別部署於台中南部的大肚山、高雄駱駝山；三是美國防部官員3日還私下表示，美軍方對售台“阿帕奇”直升機的“決策環境” 已明顯改變，台明年有望購得；四是美國軍方人士3日還宣稱，五角大樓支持在美本土為台製造潛艇，美海軍日前已秘密舉行了招商說明會，準備重開傳統動力潛艇生產線。

　　另外，11月5日美方已原則同意出售M1A2型“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給台灣，以提升反登陸戰力。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是美國陸軍目前最負盛名的主力戰車，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力發展的新型坦克，現已成為美國陸軍的最銳利的一把尖刀。M1A2型主戰坦克除越野速度及加速力異常優秀外，其攻擊能力特強，在兩千米距離外仍能發炮擊穿七百毫米厚的裝甲。坦克的主炮為M256型120毫米滑膛炮，可發射貧鈾穿甲彈，這種火炮是目前西方國家中威力最強大的坦克炮，有效射程達3500米。M1A2型主戰坦克還安裝了車長獨立熱像儀，令坦克具備了“獵—殲”一體的作戰能力，大大提高了坦克在能見度極低的情況下追擊獵物的能力。在防禦性能方面，其保護裝甲可阻擋強力穿甲彈的攻擊，而彈艙及燃料箱的保護裝甲更具備防核生化及抑爆能力。新坦克一輛售價大約400萬美元。2001年4月台美的軍售會議上，台方曾要求44輛，當時美方暫予保留，現在美方現已原則同意，實際數量和裝備細節有待進一步敲定。[35]

　　這次對台軍售，售台的裝備比周邊幾個小國全部海軍家當加起來還多，雖沒有賣“宙斯盾”，但8艘潛艇已尤其可怕。美國此舉不但違背《八一七公報》，也有違美方自已聲稱的“防禦性武器”精神。柴油動力潛水艇等明顯帶有攻擊性特點，將大大加強台軍的防空、反潛、水下、水面防禦能力。記得印巴核試後，巴方面對顯著的戰略劣勢，曾制定了先發制人的戰略（後被外界爆光），而台灣何嘗不想這麼做，這次得到了8艘純攻擊性的隱型利器，加上在役荷蘭的2艘，10艘現代化潛艇，不比中國的“基洛”039差多少，如果台灣想獨立，完全可以先發制人，率先攻擊大陸大陸港口內的軍艦、民船、沿岸軍事與民用目標，打大陸一個措手不及，從而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削弱大陸的登陸能力，別忘了台灣已經得到了美制AGM－84L型對海、對陸雙重任務巡航導彈，台灣自己也研製成功了雄風IIE型對陸巡航導彈，試想一下，如果這些導彈潛射攻擊離海岸只有500米的深圳大亞灣核電站，相信是防不勝防的，到時是否會看到濃煙滾滾的大亞灣核電站和正在港口內着火下沉的“現代級”的悲慘一幕呢？

　　顯然，如果這些裝備及系統全數配置到台灣三軍，形成台灣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尤其指﹙揮﹚﹑管﹙制﹚﹑通﹙訊﹚﹑情﹙報﹚的系統與美方衛星聯機後，台灣海軍將直接納入美國太平洋艦隊指揮，成為美國對北京的第一道防衛鏈的最前沿。

　　2001年10月，媒體還披露，台灣海軍計劃依照美軍評估小組建議，與美方合作在台海周邊海底綿密布置水下聽音“海底音響監聽柵欄”，以監視大陸潛艦活動。[36]

　　最近美國正準備售給台灣長程預警飛機，使台灣能夠偵知遠在新疆的導彈發射。

　　2002年2月3日，美國方面同意以300億新台幣的價格向台灣軍方出售“鋪爪式”長程雷達。同月26日，台灣宣布有意購買“阿帕奇”戰鬥直升機30架。並且，數目可觀的台灣軍購申請表正在籌劃之中。台灣當局購買的各類武器，成為台灣軍隊“二代武器”的主要構成。

　　在2002年2月布什結束訪華之後，華盛頓向台北傾斜的步驟明顯加快，3月，華盛頓多年來首次邀請台灣國防部長湯耀明前往訪問；美國國防部在核機密報告中聲稱要在台海衝突中對中國實施核打擊；布什在公開場合發生“台灣共和國”的口誤；布什親自簽署國會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法案；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成立“台灣小組會議”；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茨再次聲稱美國要盡其所能協防台灣，等等。這些事件都是在僅僅一個多月時間裡發生的，其密集程度相當罕見。

　　2002年3月10號，台灣的湯耀明訪問美國，和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一起，召開所謂的美台軍事防衛高峰會。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是從來沒有過的，根據中美建交公報，美國規定美台的軍事主管是不能互訪的，即使私下見面，也不能進入五角大樓。這次的突破，等於又給“台獨” 勢力一個錯誤的信號。

2002年5月，美國會眾議院在“2002——2003財政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案”中，要求美政府在移交武器和防衛服務時，應給予台灣“等同非北約重要盟國”的地位；美總統在美方官員與台灣舉行軍售會談前30日之內應與國會就此問題進行磋商；美方每年至少應與台灣“副參謀總長”以上級別的官員在華盛頓舉行一次對台軍售會談。[37]

　　據不完全統計，中美建交、美台斷交20年來，美國不斷提升對台軍售的質量和數量，共向台灣出售了高達三百八十多億美元的高性能武器裝備。美國在售台武器問題上，無論在數量、質量和性能方面，還是在時限上，都是對“八·一七公報”原則的公然違反。

　　另據不完全統計，台灣每10萬居民平均擁有軍人1650人、軍用飛機2架、大中型火炮4門、坦克4輛，1萬平方公里保持10.5萬名軍人、139架軍用飛機、278門大炮、278輛坦克、23艘軍艦。台灣地區成為武器部署密度最高、人均占有武器量最多的地區。這些數字高於正在發生戰爭的任何地區，高於大陸地區更達幾十倍。[38]

　　無數的事實已經證明，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完全取決於能否最大限度地實現其自身的國家利益。為了防止中國強大起來而妨礙其霸權主義的推行，美國一直視台灣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將台灣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主要手段，並竭力阻礙海峽兩岸的統一。

　　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在某個地區製造內鬥是西方大國的慣用伎倆。當年大英帝國在印度之所以能超過葡萄牙殖民者和荷蘭殖民者，後來居上，成功地擺平了印度億萬之眾，一統南亞天下，關鍵就在於高超地製造和利用了當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農民和地主之間的衝突，使其陷於內鬥，然後以“公正”的仲裁人身份“漁翁得利”。為了取勝，內鬥雙方都不得不盡力爭取、討好英國殖民者，結果這個歷史悠久、文明璀璨的世界文明古國，竟落了個忍氣吞聲接受英國殖民統治長達 180年之久的下場。以至於連西方學者自己都承認英國的殖民統治徹底將印度帶回了前農業文明。

　　在東亞，美國也在玩這個遊戲，在台灣問題上更是如出一轍。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以種種名義，製造並維持台海兩岸的無法統一，然後打着保持地域軍力平衡的旗號，助弱抑強，盡力製造模糊，使緊張局勢得以無限繼續下去，使美國成為雙方都必須依靠的“仲裁人”，從而達到美國控制這個地區的目的。[39]

　　2002年03月月9日，美國《洛杉磯時報》透露，根據國防部的機密文件，布什政府指示軍方在面對威脅時動用核武對付中國、俄羅斯、伊朗、伊拉克、朝鮮、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七個國家。報告還列出在什麼情況下可能使用核武，諸如阿拉伯和以色列發生衝突，台海發生戰爭或朝鮮對韓國發動攻擊時採用核武器。這份報告曝光之後，世界輿論譁然，俄羅斯和中國也有強烈的反應。

　　白宮制定兩岸政策，包括在台海發生衝突時，美國的捲入程度，歷來刻意保有模糊空間，使北京在考慮對台使用武力時，面臨着極大的不確定性，難以明確地估算後果。此次評估報告的披露，則是第一次比較具體地提示了衝突可能導致的災難性結局，意圖通過提高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成本，來維持乃至固化台海現狀。

　　在前蘇聯垮台之後，中國成為最大的“非民主國家”，成為在經濟和軍力上唯一有可能對美國構成挑戰的國家，這是美國政府十幾年來一直在努力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儘管中國政府一直採取所謂韜光養晦的政策，對美國盡最大可能退讓，包括對大使館被炸，軍機被撞等嚴重事件都一忍再忍，對台灣問題也一次次降低底線，甚至專門去為美國消氣，但美國卻不僅不給半點面子，卻一再打破過去的規矩。布什政府到中國兩次訪問，在正式場合都不提“一個中國”的原則，儘管這是中美關係中的“重中之重”，倒是明確提出對台灣的義務；美國一直在向台灣大宗軍售，而且武器越來越先進，數量越來越多。雖然台灣一再表現出獨立的傾向，如護照加注“台灣”字樣，公開稱台灣是主權國家，但美國不但不反對，還支持有加。

　　不管中國願不願意，美國要遏制中國的強盛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中國想躲也躲不開的。要遏制中國的強大，最好的籌碼是台灣問題。讓台海永遠分裂是美國最佳選擇。當台灣的經濟聯繫與大陸越來越緊密的時候，美國政府心急了，政治上可不能讓兩岸走太近。所以小布什在國際場合可以不提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但是對台灣的承諾不能不提，即使在中國訪問時也是這樣。小布什總統在中國訪問信誓旦旦的說要發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但是剛回到美國不久，美台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卻在美國會面了。這還不夠，美國政府還有意的泄露所謂核態勢評估報告，明白無誤的告訴中國，台海問題將導致美國對中國使用核武。為了把中國拖向軍備競賽，核訛詐的招數也使用出來了，看中國怎麼辦。[40]

　　大陸流行過一句諷刺司法腐敗的話曰“吃了被告吃原告”，意指兩頭敲詐，美國打“台灣牌”的行為可謂“吃了小頭吃大頭”。從70年代兩國開始建交談判以來，美國僅靠一些模稜兩可、甚至“各自表述”的語句，就迫使大陸在其它許多重要問題上，以犧牲自己利益或委曲求全，作出重大讓步，遭受重大的政治、經濟損失。更在這個問題上被美國弄得顛三倒四、筋疲力盡，只剩下反覆說“聽其言，觀其行”的力氣，完全分散了處理其它國內外問題的精力。這樣的效果，換到其它方面，就算美國把台灣交的保護費再加倍用出來都辦不到。

　　美國要和中國對弈，台灣這顆棋子可以玩不完，只要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刻意採取模糊的政策，那麼，中美之間永遠有鬧不完的摩擦，永遠有沒完沒了的利益交換。台灣問題成了美國政府時刻敲詐制約中國的王牌。

　　現在美國是左右逢源：左手揮着三個聯合公報，右手高舉《與台灣關係法》，遊刃於兩岸之間——同大陸做生意，向台灣賣武器。既吃定台灣，又套牢大陸，把兩邊中國人耍得團團轉，不得不仰美國的鼻息行事。中國主權成了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工具——在現有的分治狀況下，兩邊都要看其臉色，誰不聽話，就給其對手一個糖果，站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山姆大叔已從兩岸的中國人身上謀得了本來絕不可能得到的好處——因為台灣被其扣為人質。台灣已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最大一筆戰略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