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三章 第一節 日本想借“台獨”牟利

第三章 “台獨”的日本變數

第一節 日本想借“台獨”牟利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日本是“台獨”的罪魁禍首。在日本的野蠻侵略下，台灣曾一度脫離了中華民族的懷抱，由此才產生了延拓至今的兩岸分離分治的艱難局面。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逼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自此台灣淪入日本鐵蹄之下。在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期間，日本殖民者不僅控制台灣的經濟命脈，掠奪財富資源，而且還進行所謂的“文化移植”，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行灌輸日本文化，試圖切斷台灣同胞世代相傳的中華文化傳統，將台灣人民同化為日本帝國的“忠良臣民”，最終把台灣納入日本版圖。在“普及教育”的名義之下，漢語及各地方言首先遭到摧殘，中文刊物被禁止，日語被強制推行，在公共場合，必須使用日語，使用漢語或方言者會遭到侮辱和處罰。

　　為此，日本在台灣設置了眾多的日語講習所，一九三九年，設立的日語講習所和簡易日語講習所達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六所，規定十五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必須進講習所學習日語；到了其殖民統治的後期，教育直接變成赤裸裸的“皇民化”思想教育，從學校到社會都在進行日本國民精神訓練，醜化中國，磨滅學生的故國觀念，企圖將台灣人培養為忠於天皇的“皇民”，充當日本人統治和擴張的工具。[1]具體來說，“皇民化”運動始於“九一八”。“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害怕具有中國血統的台灣人，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戰，開始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一改過去對台灣的“愚民政策”，開始在台灣積極普及教育和推廣日本語。1930年台灣的學齡兒童入學率不到30％，1938年猛增為50％，1943年更增加到92％。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台灣的中文報紙全部廢止，改為日語報紙。台灣人保持的中國傳統節日慶祝活動也被禁止，強迫台灣人參拜日本神社。1940年又開始號召台灣人自願改用日本式姓名的“改姓名運動”，但收效甚微，只有0.1％的台灣人改用了日本式姓名。此外總督府還在村落、城區組織了“皇民奉公會”“挺身奉公隊”等居民組織，灌輸學習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試圖把台灣人迅速改造成為日本人。[2]

　　據台灣總督府統計，1937年台灣的日語普及率為37。8％，1940年為51％，1944年則高達71％。[3]由此可見，日本要不是在二戰中戰敗，今日台灣肯定沒有人會講漢語。

　　這種圖謀不軌的險惡用心確實為日本培養了一批忠實的“皇民”，當中“傑出”的代表之一當數李登輝其人。這個飽受日本文化灌輸的民族敗類曾多次厚顏無恥地稱自己“前二十年是日本人，”對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台獨”狂熱人士則認為，由於其日本“皇民”歷史，他們和“支那人”屬於不同的種族，而且兩相比較，他們比“支那人”優越。

　　二戰結束時，戰敗的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意味着台灣將歸還中國。而在此時，一部分侵占台灣的日本軍官與台灣少數親日“皇民”則在密謀策劃“台灣獨立”。結果由於全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獨立鬧劇”沒有得逞。但這卻為後來“台獨分子”的復活埋下了罪惡的種子。與此同時，對那些主張回歸大陸的台灣民眾和人士，日本侵略者在離島前則殘暴捕殺，瘋狂鎮壓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反抗鬥爭。由此不難看出，正是由於日本的瘋狂侵略和野蠻占領才使台灣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脫離了祖國，又由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加深了兩岸的隔閡。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馬關條約》，沒有《馬關條約》就沒有日本的殖民統治，沒有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就不會有形成目前兩岸骨肉互殘危險局面的可能。

　　“台獨”勢力是危害中華民族統一，破壞亞太地區穩定的一個惡性毒瘤。尤其是近年來，在李登輝等的妖言惑眾和極力扶植下，“台獨”勢力更是猖獗一時，不可一世。然而，就是這麼股數典忘祖，令人不齒的反動勢力，它的蔓延和滋生也與日本有着莫大的干係。

　　日本曾是“台獨”運動的大本營 ，對台50年的殖民統治培養了日本民眾難以釋懷的“台灣情結”。由於歷史的原因，日本在“台獨”的活動中從來沒有扮演過局外人的角色。20世紀70年代以前，“台獨”的大本營就在日本，70年代以後雖然轉向美國和台灣本島，但日本人對“台獨”的支持卻從來沒有終止，並且在經過七、八十年代一段時間的相對沉寂之後，又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台獨”狂風。早期的“台獨”勢力得到了日本一些人的積極支持。其中一個叫廖文毅的串聯成立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一個叫辜寬敏的則拉攏拼湊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後改為“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支部”）。這兩個組織都把總部設在日本，以日本為大本營開始了罪惡的分裂活動。這些稱為第一代“台獨”分子開展的活動主要是進行串聯拉攏、反動宣傳，以圖營造“獨立氛圍”，尋求國際支持。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支持“台獨”的氣焰也甚囂塵上，政界、經濟界、文化界等都成立各種團體，公開與“台獨”組織來往，並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對“台獨”勢力進行滲透、拉攏和支援。 1967年，“左派台獨”分子施朝暉自立門戶，又在日本成立了所謂的“獨立台灣會”，鼓吹通過暴力奪權。“獨立台灣會”的暴力主張非常合某些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意，他們紛紛出馬聲援。到了1970年，“獨立台灣會”與世界各地的“台獨”渣滓糾合起“世界台灣人爭取獨立聯盟”（即“台獨聯盟”）後，又鋌而走險，派出殺手黃文雄等人刺殺訪美的蔣經國。這一恐怖行動震驚美國，也引起世界的譴責。美國大概覺得這種方法“不文明”，於是在日美的共同授意與支持下， “台獨”組織轉而採取了“通過體制改革尋求獨立”的方式，並於70年代秘密派人潛入台灣發展組織，到1986年台灣開放黨禁，民進黨成立，“台獨”的活動中心才發生了“由外（日美）向內（台灣島）”的轉移。

　　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日本緊緊追隨美國，執行敵視中國大陸、支持台灣反共的政策並於1952年與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建立所謂外交關係。此後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訪問台灣，聲明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1969年佐藤榮作訪美時，發表了日美安全條約適用於台灣地區的共同聲明，宣稱“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個極重要因素”。明目張胆地擺出干涉中國內政，阻撓兩岸統一的架式。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後，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兩面態度仍然沒變。中日復交談判中，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示“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在中日關係正常化以來的近30年間，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總體上雖不得不保持低姿態，但背後的小動作從未間斷。

　　1987年的早春二月，在日本政府專機和外務官員的護送下，一艘名叫“清津號”的客輪緩緩駛向中國的寶島台灣。在表面現象的掩飾下，日台間進行官方往來已經成為事實。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又將理應歸中國政府所有，1931年在日本京都建成的一棟留學生宿舍“光華寮”判給台灣當局，並稱其為“中華民國”，以此公然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嚴重違背了《中日聯合聲明》。後來，日台關係漸趨政治化、官方化，已逐漸從民間往來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層次與級別在不斷上升：1990年台“立法院副院長”劉松藩訪日，這是日台“斷交”後台當局高級官員首次公開訪日，三年後，升任“立法院長”的劉松藩再度訪日；1991年台“經濟部長”蕭萬長和“外交部次長”章孝嚴先後訪日；1993年台“外交部長”錢復以觀光名義赴日本；同年2月，辜振甫率團打着“中華民國”的旗號訪日，受到高規格接待；同年5月，日通產省大臣政策局長訪台，提高了日本官員訪台級別；1994年，村山內閣不顧我國強烈反對，允許台“行政副院長”徐立德出席廣島亞運會，“實際上提高了日台關係的規格”。

　　日本政界許多人幾年來還一直在為李登輝訪日尋找時機、推波助瀾。1991年，此事被提上日台關係的議事日程；1994年，日本出現利用亞運會邀請李登輝的“訪日政治風波”；1995年李登輝訪美後，日本國內的一些組織又鼓吹李登輝可以依照“康大模式”訪問京都大學；到98年2月，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又以私人的名義到日本活動。此外，在體制上，日本還提升了雙方交流機構的級別，凸現其政府性質。在將台灣駐日機構更名為“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的同時強化了日本在台灣的代表機構“日本交流協會”的陣容。

　　不僅如此，日台關係還逐步從台下走到台上。首先，李登輝上台後推選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經濟發展，一度成為日本民眾和媒體關注的熱門話題。 1994年的“廣島亞運會事件”、1995年的李登輝訪美及我隨後進行的軍事演習和1996年的“總統直選”都被日本媒體充分報道，導致日本民眾對台灣的關心度與同情度均有所升高。隨着日本國內右翼思潮抬頭，對“台獨”的支持也日益公開化。更為嚴重的是，日本政府竟然公開在台灣問題上對我國說三道四，支持李登輝當選台“總統”，公然干涉我國內政。[4]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些部門故意製造“一中一台”和“兩個中國”，在法律上對在日本的中國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實行不同規定。如在簽證、居留和定居權的獲得方面，優待持台灣“護照”者，歧視和刁難持大陸護照的人。

　　尤為令人警惕的是，近年來，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地區的成功，日本右翼勢力，包括許多政客對兩岸統一的懼怕和擔心也與日俱增。與這種心態相適應的是，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加緊滲透和拉攏台灣，力爭對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加強日美軍事同盟，擴大“防衛”範圍，明里暗裡為“台獨”勢力撐腰打氣。最明顯的標誌是1997年9月出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其後通過的“周邊事態法”等三個法案。日本迫於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反對，在措辭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辭地解釋為“所謂周邊事態，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於事態的性質。”但也有些身居高位的政客和政府官員公然聲稱：“周邊事態”的範圍是從菲律賓到庫頁島之間的廣大地區，其中包括朝鮮半島和中國台灣。赤裸裸地助長“台獨”勢力的氣焰。

　　在當今國際政治舞台上，“台灣地位未定論”等暗地或公開支持“台獨”的努力仍活躍着，美日等大國的一些戰略家總是千方百計將台灣納入其控制線內，以維護其“太平洋自由國家”利益。例如曾擔任過日本海上自衛隊參謀長的石辰彥強調：“站在海、空觀點，台灣為日本南方航線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勢有變，可能有被切斷之虞”。擔任過陸上自衛隊副參謀長等要職的崛江正夫強調：“如果與台灣接近，對日本的防衛將大有影響”[5]於此可知覬覦台灣者大有人在。

　　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學歷史教授麥金農（SteveMacKinnon）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訪問北京的時候，見到中國總理周恩來。周恩來指出，中國對於台灣問題的真正擔憂是，“獨立”的台灣將被日本統治。而李登輝2001年夏天訪問日本時引出的笑話則是，只有日本心臟醫生才能為他治病，因為他有一顆“日本心”。這已經成為了公開的秘密。[6]

　　由此可見，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來看，日本在台灣問題，尤其是“台獨”勢力的逐步坐大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地扮演着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日本想借“台獨”牟利，遏制中國的崛起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其一以貫之的基本國策。

　　從經濟的角度看，日本在台灣有重大的經濟利益。1997年，日對台投資達8．5億美元，約比美國的4．9億美元高出一倍。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就打出了“重返台灣”的旗號。在對台大量投資的同時，日本還長期保持對台貿易每年大約100億美元的順差，其九大貿易商社控制了台灣外貿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台灣的一些大企業幾乎都與日本有濃厚的關係，有的甚至堪稱日本的“影子企業”。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台灣是日本安全戰略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日本若控制了台灣，就等於獲得了向中國和亞洲大陸擴張的跳板。籍此，將更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陸。歷史上日本對我國的侵略，就是以朝鮮半島為橋頭堡，以台灣為跳板的。在地理位置上，台灣扼日本南北航線之要衝，是其南下東南亞、西去歐洲的必經要道，日本每年在這條航線上的運輸量達5億噸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對日本這種經濟對外依賴性很大並且一心欲做政治大國的國家來說，航線關繫着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日本與中國有領土爭端，而這一領土爭端發生在台海對峙的北方，台海對峙是這一領土爭端的現實屏障。因此台海對峙符合日本利益，日本從骨子裡希望台海永遠對峙。日本由於二戰戰敗國的歷史和中國與之建交的前提，不敢公開支持“台獨”集團，但是，日本的右翼一直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獨”集團，他們一方面在本國煽情議論，一方面利用台籍日人在“台獨”集團中強化“台獨”意識，割裂兩岸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源遠流長且千絲萬縷的聯繫。

　　出於外交策略的考慮，日本雖然一再表示不主張孤立或遏制中國，但日本卻是“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對於我國統一大業，日本認為“最好是固定現狀”，並認為台灣問題始終是牽制我國的最重要的王牌。日本欲利用台灣問題來遏制中國，是與其走向政治大國的圖謀息息相關的。因此，在台海對峙中，日本與中國的矛盾比美國與中國的矛盾更複雜、更現實、更帶根本性和長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