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三章 第二節 地球上最遙遠的近鄰

第二節 地球上最遙遠的近鄰

　　性嗜掠殺的民族

　　近代史上對中國和中國人民造成最大傷害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陸政策”，妄圖吞併朝鮮，侵占中國，稱霸亞洲。據學者研究，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一直到1945年，在這七十年當中，對外的戰爭發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針對於中國的。[7]1931年“九·一八事變”就是日本繼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以武力實施其“大陸政策”，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開始。在隨後的14年中，日本給中國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經濟損失達6000多億美元，中國的大好河山慘遭日軍鐵蹄蹂躪。這與鴉片戰爭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這個民族的大發展迄今不過一百多年。而它的發展是和中華民族的衰敗和血淚緊密相連的。明治維新後的七十多年裡，它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對中國的侵略，燒殺搶奪、攻城掠地，加上強索賠款。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日本那樣，給予中國社會如此深刻、激烈的戰爭創傷。而我國無論何朝何代，均無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日本是一個國土面積狹小，資源極其匱乏的孤立島國，自然條件惡劣，每年發生一萬多次地震，颱風海嘯也是司空見慣，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島終將沉入海底的宿命觀點，千百年來他們夢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奪取一塊真正屬於自己的大陸土地。

　　日本人的未來危機意識很強，“警鐘文學”非常發達，著名的有《日本沉沒》、《油斷》和《東京消失》等，寫了他們的國家陷入災難時的情形，寫了他們的國家在滅亡時，日本人如何逃向世界各地。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匪夷所思的。

　　日本鄙視亞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個民族，並自負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大和民族應當成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亞洲，稱雄世界就成為其永遠的“光榮與夢想”，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與霸道的擴張主義精神激勵着日本拚命向外擴張。而欲稱雄世界，必先征服亞洲，欲要征服亞洲，須先征服中國。

　　日本是一個島國，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國這麼大，資源豐富，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對於它來講，這是一個極好的目標。千百年來，特別是近一百年間，日本日日“臥薪嘗膽”，夢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從近代日本發動的一系列侵華戰爭來看，日本是早已經把中國作為他的侵略的一個既定的目標。土地富庶物產豐饒的中國成為日本徵服亞洲的起點！這也是日本為什麼自唐朝開始便一次次不厭其煩的入侵中國，中國歷史上東南沿海“倭寇”綿綿不絕的唯一解釋！

　　《醜陋的日本人》一書的責任編輯、中日關係研究專家岳建一指出：中日從來就是涇渭分明的兩個民族，中日兩個民族的性格相距甚遠，甚至超過了中國和西方的差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溫順和善，對國境邊土固守不進，對異族的噪動恩威並施，懷柔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個異常龐大的武士集團，他們堅忍凶暴、殺伐為本，一旦稍感強大，就對高麗（朝鮮）和中華高高舉起倭刀。

　　綜觀中日兩千年的交往，中國與日本之間，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之間從來沒有過平等友好的關係。宋朝以前，日本稱臣於中國，而中國人毫無保留地傳授文化與技術，特別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國求學，而中國也有鑒真東渡等。從明朝開始，則是日本人對中國不斷侵略、破壞，不斷殘殺中國人的歷史。中國強盛時，日本人是中國人的門生，而中國人奉日本人為上賓；中國衰弱時，中國人卻淪為日本人的刀下鬼。

　　日本對中國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時即已顯露無疑。唐太宗時朝鮮內亂，中國應新羅之請以宗主國身份平亂。唐高宗龍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濟為名，出動舟師數百，占領錦江口。唐朝不得不譴劉仁軌領兵擊之，“仁軌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一千二百多年後的甲午戰爭與這一幕何其相似，同樣是朝鮮內亂，中國以宗主國身份平亂，然後日本乘機尋釁。然而，強弱易勢，甲午之戰的結果是日本吞併朝鮮、屠城旅順、割取台灣、牟獲暴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限的痛苦和災難，給日本人民帶來巨大的歡樂和利益。

　　明萬曆年間，也就是甲午戰爭之前三百年，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後，出兵二十一萬，攻占朝鮮，意欲以朝鮮為基地，一舉征服中國。豐臣秀吉的計劃包括：占領中國後定都北京，將朝鮮王移至日本，鞏固中國的統治之後，即向印度進軍。這一計劃的主旨就是將日本舉國從貧瘠的島嶼上遷移到大陸，也就是日本後來的所謂大陸政策。在豐臣秀吉時代，日本的國力當然不足以完成這一設想，而且其計劃也尚處於不成熟的階段。明朝雖然內政疲蔽、外交乏術，但畢竟是個大國。李如松出兵朝鮮與倭兵惡鬥，盡避中國軍隊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計，也終於迫使日軍撤退。豐臣秀吉的美夢雖然破滅，卻鼓舞了後來的日本人。

　　豐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討朝鮮，進占中國、印度，稱霸亞洲的狂妄計劃後，日本不少統治者及一些思想家，總不斷鼓吹其計劃，致使日本侵華思想在近四百間不絕如縷。

　　日本人從來都是只做不說，或先做後說——這與美國人的特點正好相反，他們自明治強盛以來，一直就沒有放棄他們的大東亞戰略。

　　此後，日本的戰略家們便開始不斷研究和制訂滅亡中國的周密計劃。1927年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摺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田中義一的占滿蒙、滅中國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對中國的資源人文的了解程度與其用心之險惡、計劃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國人看了都會出一身冷汗。[8]

　　日本右傾思想的總根源是自稱與公認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師爺福澤諭吉，現在流通的一萬日圓紙幣上 還印着他的頭像——日本社會對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福澤諭吉在他創建的《時事新報》（現《產經新聞》的前身）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時事評論，主張日本應該“不客氣地”占領亞洲各國，“以我手新築”之，“殺盡朝鮮京城的支那兵，海、陸大舉進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長驅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領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為我版圖”，“直衝其根本，蹂躪支那帝國四百餘洲”。

　　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永為東方魁首盟主”，“爭雄東亞”，“將東亞之權柄握我一手”， “支那，朝鮮在我文明之中”。侮辱台灣民眾“是烏合草賊，無知蒙昧的蠻民”、“狂暴的土匪”、“未開化蠻民”、“車夫馬丁之輩”、“無知冥頑之輩”，等等，日本軍隊應“誅殺醜類，一個不留”，“冥頑不靈，除殲滅外，別無手段”，“舉其全土，斷然實行日化”；用“豬尾兒”，“豬尾漢”、“膽小鬼”、“乞食流民”、“炮灰”、“清國佬”等輕蔑的語言稱呼當時的中國人，甚至唆使日本軍隊到朝鮮、中國去掠奪宮廷的財寶、書畫、珍器等；稱甲午戰爭是“文明野蠻之戰”。[9]

　　日本武士集團名震天下，武士道精神千年不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湯重南先生是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他說：幕府時代的著名劍道家宮本武藏，一生表現了日本武士階層傳統的好勇鬥狠的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廣泛流傳，日本古典戲曲演出了他的傳奇，二戰前還出版了長編小說《宮本武藏》，成為暢銷書。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作法和精神，為侵華戰爭服務。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論體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學派的先驅者山鹿素行。他從儒學中找到“理論根據”，提倡守“忠節”、“武勇”、“義理”，表現出“盡忠死難”的所謂“武士精神”。他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本分，宣揚“報恩、克己、面對死亡不動搖的勇氣”。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認為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與天地無窮”，這與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處天子”、中國皇帝是“日沒處天子”的說法，以及後來的各種叫囂，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萬國之綱紀”等，一脈相承。這些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經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兩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實現以日本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實現“武國”觀念，其特色就是以殺伐征戰、窮兵黷武為極大榮耀。明治維新後掌握日本統治權利的大多數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時，中央官廳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維新以後左右日本命運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主義等、二戰後被絞死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這些武士門人的內心仍受以“武”為業的傳統價值觀支配，以“武”的視角觀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

　　“民間法西斯勢力”的猖獗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大特色，封建時代的武士集團在明治維新後無所依託，於是用過剩的好戰精力毒化整個社會，武士道精神滲透到民間各個角落。充當軍國主義侵略鷹犬的日本大陸浪人，就是武士集團的碎片。他們與“准浪人”即流入中國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明治維新後來華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大多自覺獻身擴張，許多日本學生利用假期作間諜，到中國各地搜集情報，做的極細緻，什麼地方有一個井，有幾棵樹，能供給多少人用等，都記下來。他們的中國同學還以為他們在做論文搞社會調查，熱心地給他們當嚮導。

　　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經過長期戰略準備並精心策動的一場侵略戰爭。日本政府在大力擴充軍備的同時，積極着手組織了對中國的戰略偵察。中法戰爭期間，日本間諜乘亂遊歷了中國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國以何處為難何處為易》的報告書，對中國的“山川險要，土俗人情，無不詳載”。1893年，負責日軍情報工作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陸軍中將還親自化名進入朝鮮和中國境內，實地考察了預定戰區的情況。與此同時，日本還組織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中國的總兵力和作戰能力，甚至每個省能提供多少參戰兵力等，都做了專題的報告；日軍對朝鮮、中國東北及渤海灣等預定戰區都繪製出極其詳盡的軍用地圖，圖上甚至標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條道路、每一口可以飲用的水井等細微目標。[10]

　　在“一·二八”淞滬抗戰70周年之際，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名為《侵華日軍的自白——來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滬戰爭》的圖集，從這些日軍為炫耀“戰功”而製作的大量圖片，也能看到意味深長的歷史細節，其中就有“八·一三”事變中，日本僑民用太陽旗引導日軍轟炸機轟炸中國軍隊的圖片。[11]

　　羅福惠先生在《國情、國民性與現代化—— 以日、中文化問題為中心》一書中寫道，上世紀60年代他在距離武漢30多公里的郊區一個非常閉塞的丘陵地區作社會調查時，當地的新四軍老戰士告訴他，他們在抗日戰爭中曾經繳獲一張日本人的軍用地圖，這張圖祥細地繪下了該地區的地形]交通和村鎮，連一個名叫快活嶺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據當地老人回憶，這座茶棚早在北伐戰爭之前就已消失。這證明這張圖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經被日本人的諜報人員繪成了。他聽了後毛骨悚然，深感舊中國真象擺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體。[12]

　　上世紀20年代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論》中寫到：“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坊店裡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的叢書，每冊在500頁之上、每部都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對比之下，戴氏深感到中國人沒有在日本這個題目上下功夫，因此在兩國交往中，中國人常常因為不知彼而陷於被動。[13]

　　日本是一個善於模仿學習的民族，但他們往往沒有把一個理論體系中對人類最為有益的部分拿過來，他們所汲取的是與他們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強烈的思想、願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們在學習西方時，擯棄一切人文思想，而僅學習技術、軍隊體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徑。《菊花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女士說：他們認為大國贏得尊敬是憑藉武力，他們採取了向這些大國看齊的方針。他們因為資源貧乏，技術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殘酷的希律王還要殘暴。　　對儒家的學習也是這樣的，日本著名學者朝河貴一說：中國人並不使“忠”、 “孝”、“勇”成為無條件的，而是設置一個凌駕一切之上的“仁”，作為行使“忠”、“孝”的先決條件。如果統治者不仁，那麼人民起義反對他就是正當的。在日本，這些思想顯然是與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實上儒家思想在被引進時，擯棄仁愛 ，，只取忠勇 ，“仁”被排斥在倫理體系之外。

　　日本自認為大和民族天生優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來約束，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兩百年前的日本國學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長曾寫到：“道德戒律適合於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這種人為手段予以約束的中國人。”

　　“忠”、“勇”被無條件地使用，統治者的魔棒指向哪裡，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撲向哪裡，冷酷的心裡沒有一絲仁和愛，哪管異國可憐的人民哀告哭叫、屍橫遍野；戰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軍隊手裡，就如墮入了無底深淵，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國家的軍隊更殘酷的折磨和虐殺。

　　日本作家森村誠一無恥地說：“侵略者對無抵抗能力的俘虜和平民進行殺害、強姦和搶劫，是戰爭中的娛樂。”這與武士道精神里沒有善惡標準，沒有憐憫，只有以強凌弱、殺戮和效忠，是分不開的。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暴本性，與武士道精神分不開的。武士道認為，人的兩重性格不是“天理”與“人慾”、“善”與“惡”的對立，而是“柔順”與“剛猛”，這兩個同屬“善”的構成，前者施於內，部、上級，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後者則施於對手。這種觀念模式里鑄就的兵士，在國內和平時期是忠順的臣民、孝順的人子或慈祥的父親；在戰時，尤其是在國外，就成為殺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說，在近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濫殺我國，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結果。 [14]

　　一位西方作家寫道：他詢問一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為什麼能如此殺戮中國的無辜。士兵回曰：他不覺得是在殺人，他們在刀槍下的哀號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獵物，他沒有殺人時的負疚和顫慄。

　　從中國看日本，那是一個懸浮於太平洋中的列島；從列島看中國，那是一片廣袤的大地，島國的日本人總是盯着海外，早在公元7世紀，當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國，國書上就曾寫下“日出之國天皇敬白日沒之國皇帝”的詞句以抬高自己的身價。[15]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者更加狂妄自大，他們稱中國為”支那”，近幾百年來，這個詞已經失去了古代尊稱的意思，而意近“豬”，是極度蔑視的稱呼。他們對美蘇也採取這種精神戰勝法，把美國音譯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稱俄羅斯為“露西亞”，意即“露水”，被太陽之國一曬就干！

　　日本侵略中國，向中國勒索巨額賠款不是始於甲午年，而是 1874年就開始了。他們處心積慮地尋找藉口，悍然出兵台灣，勒索白銀五十萬兩。從此，步步緊逼，蓄意製造戰爭，並且不斷以“開戰”、“重新開戰”、“割地”相要挾，比別的列強尤其透出一種狡詐和無賴。對日本來說，凡能從中國勒索、敲詐、脅迫走的，就無所不用其極。

　　據史書記載：日軍從遼東半島撤走時，將營口、海城、金州、旅順、鳳凰城、大連……等城的官廨庫藏搶掠一空，甚至連旅順清軍營房門窗也拆卸運回日本。

　　令中國人永遠感到奇恥大辱的《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賠款為庫平銀2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日本年財政收入的數十倍！實際上，日本以各種手段，通過甲午戰爭掠奪的財富達3億3千萬兩以上，輕而易舉地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並用於軍備擴張，一再侵略愈加貧困落後的中華民族。[16]

　　1931年9月18日，日軍入侵中國東北。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東北淪陷。然而日本侵略軍的野心絕不僅僅在於東北，也不僅僅在於中國，它想侵略整個東亞，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但是，由於日本國土資源貧乏，在工業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應付不了傳統戰爭所需的巨大資源消耗。於是，侵華日軍在尋找其他的途徑時想到了細菌武器。

　　細菌武器不同於傳統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屬、火藥，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車間，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價地生產出來，而且殺傷力巨大。侵華日軍就是抱着“生產廉價武器、節省資源”的想法開始建立細菌研究所的。

　　根據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擔起了建立細菌部隊的任務。1933年，在哈爾濱市東南20公里一個當時叫“平房”的小鎮，出現了一支專門研究細菌武器的秘密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這支部隊在軍郵地址簿上出現的名字就是“滿洲第七三一部隊”。

　　1949年12月，蘇聯政府曾在其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對12名日本731部隊的醫生和軍官進行審判。對審判所揭露的事實，再麻木的人也會感到震驚：一批日本一流醫學院的畢業生，為了製造生物化學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傷寒、霍亂、梅毒等多種病菌，並使之擴散到附近的中國村落。他們甚至把動物的血液注入人體；把活人頭朝下掛起來，看看這些人要多長時間才死；把人的胃從連接食管之處切下來，然後接到腸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調換位置，接到身體的另一側；一個出生剛剛三天的嬰兒，全身刺滿了針，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婦女不經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開腹腔，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構造！大約有1萬人，就這樣喪生於日本遍布亞洲的26個實驗室中，而在生化戰的實地試驗中，估計有25萬人喪生。

　　短短幾年的時間，731部隊便建立起一條月產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產線。除此之外，他們每月還製造霍亂、傷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侵犯哈桑湖邊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軍原想侵犯蘇聯的領土，沒想到卻吃了敗仗，損失慘重。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立即派人來到731部隊，協商細菌戰事宜。

　　此後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將22.5公斤的炭疽、傷寒、霍亂病菌散播到哈爾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細菌的散播立即使該地區出現大量的傷亡。731部隊的首次細菌戰取得了“勝利”。

　　從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間，731部隊生產炭疽等病菌達數十噸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其中，炭疽菌、鼠疫菌為乾燥細菌，能污染空氣，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亂、傷寒被製作成菌液，通過飛機的“降雨器”進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腸類疾病；而帶鼠疫菌的跳蚤則直接用鼠疫彈進行投放。[17]

　　1942年，731部隊第三批遠征隊參加了浙贛戰役，同日軍1644部隊相配合，用飛機把130公斤的炭疽熱菌等病毒運至預定地點，然後向水源地、沼澤區和居民區投撒，使這些地區陸續暴發疫情，中國軍民大批死亡。日本戰敗後，731部隊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國的譴責，迅速毀壞了自己所有的設備和用品。他們還將不便攜帶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細菌散播在華中一帶，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喪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華日軍侵占南京後，置人類道德和國際公法於不顧，在六個星期中，屠殺了三十萬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製造了兩萬多起強姦婦女的事件，焚毀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築，使南京這座當時中國的首都、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屍橫遍野、滿目瘡痍、萬戶蕭疏。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野蠻暴行。

　　日本為損人利己從來都是不擇手段的，從暗殺張作霖、南京大屠殺、扶植偽滿和汪精衛、偷襲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參拜靖國神社、否認與美化侵略罪行，種種事例都說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恥。瘋狂侵占我釣魚島的急先鋒“日之丸青年隊”總幹事就曾經說過：“如果與別人爭奪東西。惟有用武力解決”。

　　美國社會學家卡雷爾·馮曾對日本人絕對信奉實力的民族性做過深刻的分析。他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覺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後，他便會將之表現在行動上。不論情況如何，也不論目的如何，日本人都會惟命是從”。

　　日人高橋敷曾經寫到：“無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平時，只要有發跡機會，日本人就會變成忠實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18]

　　日本人唯強權而是從。跟日本人談什麼國際準則甚至人性公理，是毫無意義浪費時間而且是極其幼稚愚蠢的。對缺少普遍價值觀的日本人來說，力就是正義！沒有實力的國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以怨報德

　　可以說，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和精神傷害是永遠也無法抹掉的。然而，在處理和解決中日歷史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現出了在國際關係中難以看到的以德報怨的豁達和大度。

　　一百年來，日本欠中國實在太多，從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是死傷軍民3500萬人，經濟損失6000億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強迫中國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合美元十億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數字，至今未還。以年息七厘計，連本帶利，今天日本欠中國一萬億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向緬甸賠償720億日元，向菲律賓賠償1980億日元，向印尼賠償803.088億日元，向南越賠償140.4億日元，韓國 1965年放棄對日索賠權後日本提供了無償、有償援助5億美元。此外日本還向老撾、柬埔寨、新加坡等許多受害國家提供了戰爭賠償。

　　中國一直主張戰爭責任應由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者承擔，廣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並以此教育本國人民。加上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奇特歷史，中國政府放棄了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的財產損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計500億美圓計算，在1949年也相當於18萬億日圓，而當時的日本政府的歲入決算為6694億日圓，全部用於賠償也需要25·7年。從另一角度來看，當時日本銀行貸款的最高限額為10億美圓，按這個能力賠償，500億美圓則需要50年才能還清。[19]

　　曾有日本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得出結論：若日本償還中國的戰爭賠款，它就根本無法迎來“經濟起飛”。

　　中國政府放棄要求日本戰爭賠償後，中國人並沒有要求日本人感謝。但是近來有些日本人卻反覆要求中國感謝日本的對華經濟援助。

　　我們不僅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而且，從1972年兩國關係恢復正常化以來，從來沒有因為過去的歷史而人為地限制中日兩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韓國直到1998年才開放進口日本電影等文化產品，但中國早在1972年就已經這麼做了。

　　中國在二戰後收養和撫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國的孤兒的善舉，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為感動。

　　在瀋陽“九一八事變紀念館”有一面“感謝中國養父母之碑”。碑中銅像描繪了一個日本孤兒與養母牽手的場面，其仰視養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兒非常安心。來此參觀的中國人、日本人見此銅像後都激動不已。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被中國人養育成人的日本孤兒有2700多人，近年來有九成以上已經回日本定居。

　　但日本在中國東北都幹了什麼？1904年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的日俄戰爭，不僅使中國東北的許多百姓被無辜地捲入戰爭，造成嚴重人員傷亡，而且戰後日本奪取東北權益，開始了殖民化統治。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戰敗投降，中國東北人民長期遭受日本統治，備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卻把敵人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來保護、養育，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國人民是基於人道主義保護這些戰爭孤兒的，而且很多人是自發地堅持這種道義，因為孩子沒有戰爭責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和太原開庭，對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戰犯進行了審判，結果被起訴的36人並未被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判處監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釋放。另外1016人免於起訴，分3批送回日本。眾所周知，日軍侵華期間燒殺、搶劫、姦淫，罪行累累，但中國並沒有採取復仇主義的做法，而是採取了寬大處理。[20]

　　此外，日本戰敗投降後從中國撤回了約30多萬軍民。中國政府不咎既往寬大為懷的態度使得成千上萬本該處罰的參戰官兵得以不受任何傷害地重返家園，儘管中國政府的此種行為為日本對侵華戰爭的歷史認識問題埋下了後患。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餘年間日本從中日貿易中累計的貿易順差高達2800億美元，遠遠超過同期日本對華投資。事實上，自7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是日本貿易獲利最大的市場之一。1999年中日貿易額為850億美元，中國代替歐盟成為其第二大貿易夥伴。

　　然而，中國的豁達與善意換來的卻是日本對中國以怨報德，不斷製造事端。

　　在歷史問題上，日本國內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了。中國再談歷史問題、再要求日本道歉，只是“無理取鬧”；或者是為了讓日本在中國面前總是抬不起頭來，是想通過要日本“贖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國政府以不要求賠款來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說什麼嗎，他們說日本人沒做過傷害中國人的事所以你們中國人也不好意思開口要賠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的話你們中國人怎麼會不要求賠款呢，要不就是你們中國人的腦子有毛病。[21]

　　在日中關繫上，日本現在動不動就大談ODA(日本政府對外發展援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大談80年代初小平同志訪日時對日本提出的“幫助亞洲窮鄰居”的言論，大談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統一政策目的是在亞洲謀求擴展，指責中國拿了日本的錢但“不說日本的好話”，拿了日本的錢發展了經濟和國防現在反過來 “威脅”日本，似乎在日中關繫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憤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經濟援助”從沒有給我國帶來真正的先進工業技術，他們只是偷走了中國的傳統工藝，開拓了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市場和商品市場。結果使我們離不開日本家電，離不開日本遊戲機，在沒有技術實力對抗日本產品的現狀下為了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只能向日本開放更多的權益：石油開採，山林砍伐，通訊幹線的建設權，電氣鐵路的建設權，市場的開放等等，就差沒有割地賠款了。日本人在中國落難之時，黃金白銀，煤炭鋼鐵，糧食工具，哪一樣沒要？而且是整車整船、接二連三。現在給中國一點貸款，還小里小氣，附加苛刻條件，儼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給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援助資金很多，多過中國，知道為什麼嗎？其中一個原因是印尼人等沒中國人聰明，不會偷學日本人的技術經驗，而中國人卻有這個危險，因此日本給中國的“援助”都定有明確的指示，不給先進技術，不讓中國人涉及核心機密，外帶必須有助日本商品的進口。我們有些留學生畢業後在日本就職卻得不到入管局（法務省）的批准，理由是這些公司、研究機關涉及高精尖技術或國家機密，不允許中國人滲入。[22]

　　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離我們最遠的鄰居》中寫到，2000年他隨中國一個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訪問期間，他隨機採訪了一些老百姓，詢問其對中日友好關係的看法，受訪者大都態度冷淡，不予合作，只有一個的士司機例外，對着攝象機鏡頭嘰里咕嚕了一大通，水均益只會英語不懂日語，還以為這個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會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氣炸了，原來這個日本人說的是，為什麼當初皇軍不把支那人都殺光，害得他們現在跑到日本來張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駐華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議中國各地的“抗日歷史紀念館”刪除“抗日”二字，因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對此感到震驚”。

　　其實，感到震驚的應該是中國人。為了抗戰，中國人所受到的傷害和付出的犧牲是無法用數字來統計的，也是不能用語言來描繪的。但是，向來注重禮儀的日本，卻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正式說聲簡單的“道歉”，更談不上有什麼主動承擔戰爭罪行的責任感。這還不足以令中國人震驚嗎？就憑這副無賴相，日本就沒有資格申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同樣是2000年底，朱鎔基總理接受 TBS電視台的與日本市民對話專訪，一位51歲的市民提出的問題很能代表普通日本人的心態：中國要求日本道歉究竟到何時為止？

　　道德認知水平的低下必然導致道德行為的低下。事實上，日本不但拒絕就發動戰爭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許多本來已經是馬拉松式的戰爭賠償訴訟，以待當事人不堪時日流逝而傷痛終身地辭世，或者尋找各種藉口令其敗訴。因最大的建築公司之一鹿島組“花崗事件”引發的勞工案，早在1995年 6月28日就提出訴訟，1997年12月一審卻敗訴，後經事件倖存受害者耿諄等上訴至東京最高法院，直至2000年11月29日才以法庭調解而結束，而前提卻是日方“不承擔法律責任”。

　　好一個“不承擔法律責任”，又是一副活脫脫的無賴相。在冗長的訴訟中，11名原告先後有3名去世。就在11月4日──離最終達成調解不到一個月，81歲的倖存者王敏也帶着終身遺憾與世長辭。類似這樣向日本索賠的案件目前尚有幾十件，更不用說那些被判為敗訴的“慰安婦案”、“香港軍票案”了。就連在南京大屠殺中僥倖逃生的夏淑琴老人控訴日軍南京暴行，也被右翼分子誣衊為“歷史的假證人”。他們喧嚷 “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的謊言，要徹底檢證。” [23]

　　日本人恬不知恥地大肆報道美國政府向北美及南美，夏威夷群島的日裔對二戰中把他們關進集中營的事進行賠償，卻不想想自己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還逍遙法外沒受譴責。

　　2002年8月28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項令人啼笑皆非的判決：認定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實施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的事實，但駁回中國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擔責任、謝罪賠償的請求。犯了罪而不負責任，儘管有再多的歷史原因和法律條文來解釋，也是具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的。然而，日本法院就是這麼判的，這正鮮明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部門在解決戰爭遺留問題上虛與委蛇的態度。[24]

　　單是二戰之中，從北太平洋向西南劃半個弧形，直至南太平洋，有多少國家被日本軍國主義的軍靴踐踏過，被硬劃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而到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一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又有多少人誠心懺悔過？

　　日本從來沒有像德國那樣徹底清算自己的侵略歷史、明確戰爭罪責，沒有深刻地從歷史教訓中進行反省，因此缺乏加害意識和道義意識，對受害者的痛苦置之不聞，日本朝野不斷有人出來叫囂“大東亞戰爭是反對白人統治的解放戰爭”，“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云云。

　　然而，在拼命為歷史爛疤瘌遮羞的同時，日本卻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聲色俱下描繪自己是受害者的機會。每年八月六日的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日，舉國上下都要扮演一次自己是二戰中最大受害國的形像。日本要“和平祈願”，要發“和平宣言”，仿佛自己平白無故地遭受了別人多大欺侮似的。[25]

　　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和平紀念館，原子彈爆炸前的“日本同他國交戰”的歷史，只是以幾張圖片略略帶過，相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慘狀和細節，祥細而完備。

　　英國作家艾倫布茲（Alan Booth）在參觀該館後，曾在文章中寫道：“從它的形容看來，原子彈仿佛憑空掉到廣島似的。沒有任何的暗示讓人知道，原子彈爆炸是因為過去的事件所引發的。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其他國家或民族也遭受類似的戰爭悲劇。”[26]

　　戰後50多年來，日本的右翼勢力從未停止過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活動。他們蓄意製造謊言，歪曲歷史事實，美化侵略戰爭，吹捧戰爭罪犯，否認戰爭暴行。特別是 2001年以來，先是日本文部省通過了嚴重歪曲侵略歷史的新版歷史教科書，隨後包括日本首相在內的一些日本政要不顧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對於“八·一五”前後參拜靖國神社，公開為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亡靈招魂。

　　日本始終拒絕對中國作出嚴肅、認真的戰爭道歉、始終在歷史問題上缺乏應該具有的起碼的客觀態度，在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在對亞洲國家戰爭傷害的基本性質，以及侵略歷史與現實政策之間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上，頑固堅持“皇國史觀”，故意模糊侵略事實，美化侵略戰爭，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在台灣問題上暗中支持“台獨”勢力，鼓吹“中國威脅論”。

　　近年來， “貢獻論”和“解放論”的觀點在日本社會開始膨脹，這種觀點主張否定侵略歷史，頌揚所謂戰前日本人才真正具備日本的國民精神，並叫嚷戰前日本對亞洲的所謂 “貢獻”和“解放”。此外，日本還出版了《戰爭論》、《台灣論》等一系列書籍，以漫畫的形式在全日本推行“修正史觀”。日本的右翼勢力以石原慎太郎、小林善紀為代表，竭力為日本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推波助瀾。東京都都事石原慎太郎侮辱性地稱中國人是“支那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大肆污衊中國人“永遠不可能有公德心”。公然為日本的二戰戰犯招魂，為日本過去的侵略歷史翻案。

　　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日，這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日，也是為紀念1978年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20年而特別安排的國事活動。本來，江主席的訪日應該成為中日友好關係發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由於日本國內一些右翼勢力不同意江主席所提出的“以史為鑑、開拓未來”的中日關係發展原則，那次江主席訪日沒有得到日本方面應有的回應。

　　日本明知我國主席訪日日程，卻同時安排韓國首相的來訪，意圖壓低江主席訪日輿論的影響，故意做出親韓遠華的姿態給中國施加壓力。直至江主席抵日之後，圍繞日本政府的歷史謝罪問題，中方一直與日方進行交涉，最終沒能使日方妥協。日本的電視評論曾說，中方在外交上有戰爭歷史這張牌，而日本卻全面被動，沒有一張主動的牌，所以必須造牌出來。他們的造法就是人為製造出中韓差距，對韓國認罪也不對中國認罪，進一步拉攏韓國，在台灣問題上決不幫助中國統一，逼中國向日本低頭。利用美俄的大國關係孤立中國，以確保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在台灣問題上耍兩面手腕，對中國只保證一個不字，對台灣保留兩個不字。即暗裡默認台灣的國聯加盟等。他們居然提出條件要江主席保證不以武力收回台灣。江主席抵日前日本政界還與李登輝派遣的台灣使團大大親熱了一番。[27]

　　江澤民在訪日期間，中國政府為了發展中日友好關係，特意送給日本一對在日本即將瀕臨滅絕的朱?鳥。如此善意，竟然被日本右翼媒體用漫畫的形式宣傳成中國故意要用朱?鳥的長嘴“敲啄”日本。就在江主席訪日期間，當時日本的小淵政府不僅拒絕就台灣問題向中國作出類似克林頓訪華時所作出的“三不承諾”，而且拒絕仿照1998年10月韓國總統金大中訪日期間那樣在歷史問題上向中國予以“書面道歉”。在日中歷史問題上，小淵政府只是簡單地重複了1995年5月村山首相訪華時所提出的“深刻反省”。 [28]

　　江主席剛離開日本，日本輿論界已經颳起了反江批評。周刊雜誌居然說江主席在皇宮的招待晚宴上身穿中山裝是對天皇的不敬，“有失禮儀大邦的風範”。日本所有的報刊都登文奚落中國沒有大國風度，老拿歷史做文章。[29]

　　進入1999年以後，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有增無減。先是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了《美日中期防衛合作指針關聯法》，其中所包括的《周邊事態法案》明顯將台灣包括在內。該法案以日本國內立法的形式，確定了當美國一旦軍事介入台灣海峽危機，日本將提供後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為美軍提供合法使用日本軍事基地來干預中國內政的法律依據。隨後，日本又通過了國歌國旗法，將二戰中歌頌日本天皇的“君之代”與“日之丸”分別確立為日本的法定國歌和國旗。日本政壇也以“有事體制”建設為目標，努力尋求擴大自衛隊武器使用權限，擴大自衛隊軍事規模。

　　2000年，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公開提出，中國的導彈瞄準日本；2001年的防衛白皮書更是公開揚言，中國導彈對日本構成“威脅”。這一系列的行動，都有直接或者間接的“中國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針對所謂“中國威脅論”而採取的。

　　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積約是它的25倍，而軍費開支還不及日本的一半，為什麼不是日本威脅中國，反而是中國威脅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義思想泛濫、“中國威脅論”以及對歷史的錯誤認識，客觀上構成了“三位一體”，彼此相互推波助瀾。“中國威脅”混淆視聽，輿論導向令人堪憂。日本報章上冠以“中國是霸權，還是崩潰”、“軍國主義的中國”、“膨脹的中國，被吞沒的日本”等聳人聽聞標題的文章隨處可見。一些常年敵視中國的文人政客不時挑動對中國的不信任情緒，2002年8月號的《文藝春秋》雜誌用上百頁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國”特集，惡意扭曲中國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對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說成是“犯了彌天大罪”。中國簡化漢字也成了“豈有此理”。還有一個叫《SAPIO》的雜誌，近期刊登了一組日本與“核大國”中國作戰的“假想敵研究”報告，以“中國進攻日本”為題，搞了個“包括自衛隊專家在內的進攻日本模擬演習”，極力挑動民族情緒。還有一本名為《日本封印》的預言式的虛構小說，着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30]

　　日本右翼認為，歷史上歐美曾對亞非國家進行過侵略，他們沒有謝罪，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侵略過越南，也沒有謝罪，為什麼偏讓日本謝罪？右翼理論家認為，近代以後日本發動的歷次戰爭都是為了抵抗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日本還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外交與美國發展關係，而對日本則追究歷史問題。因此產生“反中”、“嫌中”的情緒。[31]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即使你不主動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無論是出於擔心或猜忌，別人也會設想你會主動這樣去做，從而有足夠的壓力設法去限制你的發展空間，對於日本這類國家而言，更是巴不得中國瓜分豆剖而後快。

　　我們對日本的原諒在日本人看來是給了他們一張免罪符。寬容對懂得反省的人來說才有意義，否則就是放縱。周恩來總理在嵐山的石碑被人澆上硝酸，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學演講的時候“日本人民”拉開了“江澤民向天皇謝罪！”的標語橫幅……。[32]

　　日本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發行量超過1000萬份）2002年9月11日發表的調查結果表明，儘管58.7％的人對於日中恢復邦交正常化30年來的兩國關係給予積極的評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中國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對中國的信賴程度，1988年為76％、1992年61％、1995年 57％、1996年46％。而據2002年的調查，表示信任的只有38.3％，而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竟有55.3％。根據上述《讀賣新聞》的調查，關於中國經濟發展對日本的影響，26.0％的意見認為是正面的，而36.6％的意見認為是負面的，另有29.0％的意見認為正負影響相當。[33]

　　其實，日本人不是不會道歉，也不是什麼時候都以怨報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國時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國人民深深致歉，因為美國人打得過他們、狠得過他們，他可以認仇作父；在美軍占領日本期間，日本人對美軍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領軍司令部向麥克阿瑟鞠躬行禮，獲得美國的信任，俄國占了幾個日本聲稱擁有其主權的島嶼，日本軍艦從來沒敢去表示過領土要求，島上的日本人也表現良好，從未聽說過有鬧“獨立”之類的事，因為日本人對蘇聯紅軍橫掃關東軍沒齒難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里，恃強凌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個精神胎記，日本人不向中國人道歉，因為他們實在不屑。因為他們多次戰勝中國人、殺死中國人、搶走中國人的東西。

　　對犯罪的忍耐，就是慫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個小人之國，而遠非君子國度。如果中國政府當初順從民意，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斷不致於讓今天的中國人去面對日本人的忘恩負義。

　　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對中日關係曾經說過一句意義深長的話：“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中國只有強盛了才不會遭欺侮，這是硬道理。當然，所謂“強”，應該是貨真價實的，而不能像“洋務運動”時代那樣經不起一擊。[34]

　　隨着日本經濟勢力的膨脹，軍國主義已經捲土重來甚囂塵上。他們不僅僅是否認侵略，他們把日本的大東亞戰爭美化成解放亞洲的“聖戰”。在他們看來，這樣能給日本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戰爭當然是多多益善。承認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須主動放棄征服中國乃至世界的“夢想”，這對沒有得到足夠教訓的日本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聞》訪問了包括首相在內的內閣大臣，提問他們對“大東亞戰”的認識，結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認有過侵略，而這五人中沒有一人對侵略中國表示悔罪之意。美國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記念日本投降，邀請日本首相參加，結果日本全國輿論大嘩，認為是對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對其侵略戰爭的這一認識，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他們不向中國道歉了。我們也可以預期，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日本皇軍是還要對中國人行“善舉”的。對此“恩德”，我們只有指望屆時中國軍隊能禮尚往來，報日本之萬一了。[35]

　　軍國主義的幽靈歷久不散

8月15日是日本天皇頒布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作為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日本從來沒有對於它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進行認真清算﹐也從來沒有直面這段歷史的勇氣與誠意。相反，他們卻藉機翻案，拒不承認侵略史實，甚至美化軍國主義。

　　每年的8月15日，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坡上的靖國神社內，就會有軍國主義時代的殘渣餘孽搞一番令人作嘔的表演：五花八門的日本右翼團體，開着宣傳車從各地匯聚而來，喧嚷“侵略有理”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當年參加過侵略戰爭的老日本兵又穿上海軍的白制服或陸軍的黃制服，扛着槍，舉着戰刀，粉墨登場；那些身着深色西裝前來參拜的國會議員們個個臉色沉重，來去匆匆，仿佛在做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情。這一天，靖國神社上演的幕幕鬧劇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這裡絕不是什麼宗教場所，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舞台。

　　把“8·15”這一天的“靖國神社現象”看成是日本右翼勢力的大匯演、大趕集絕不為過。但是，總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府要人和國會議員偏要湊這個“熱鬧”。他們甚至充耳不聞亞洲國家受害者的抗議和世界公正輿論的譴責。都是以這種名為“參拜”的行為方式，變相地去肯定靖國神社內宣揚的某種東西，即“大東亞戰爭不是侵略戰爭，是解放亞洲國家的戰爭”。[36]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獨尊神道，把神道定為國教，將神道、神社統統置於“皇室神道”之下，自稱日本是“神的國家”，天皇是“萬世一系”的“現神人”。在停止了神道國教化政策之後，日本政府依然推崇和奉行神道，神社依舊靠國家和地方政府財政維持。　

　　日本共有大小神社8萬多個，靖國神社與其他神社有着極大差別，是專門祭祀死在戰場上的軍人的神社，是一種軍隊的宗教設施。

　　靖國神社的教義，源於日本民間的“御靈信仰”，即通過祭祀來安撫冤魂，以免給人們帶來災難。但出於統治階級的需要，靖國神社的性質已由安魂變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謂“忠節”。

　　在近代史上，靖國神社的名字是與戰刀和征伐聯繫在一起的，是日本對外戰爭歷史的象徵，折射着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從封建軍事帝國走向對外侵略，直至失敗的軌跡。靖國神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和天皇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東京招魂社”，是明治政府於1869年6月為追悼戊辰戰爭中戰死的將士而設立的。1879年6月正式改稱為“靖國神社”，成為國家神道的核心。改稱“靖國神社”後，雖然繼承了當初“慰靈”的做法，但同時開始強調表彰功績的性質和功能。通過表彰、頌揚為天皇、為國家而死的所謂“英靈”，來灌輸天皇主義思想。

　　“靖國”是“鎮護國家”的意思。每年4月21日—23日和10月17日—19日，神社都要舉行春秋兩次盛大的祭奠活動，特別是每年的“8·15”戰敗紀念日那天，靖國神社更是迎來一批一批的右翼政客、參加過戰爭的老兵以及戰爭中陣亡士兵的遺族們前來祭奠。

　　雖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後皆為神的傳統，但靖國神社裡的祭神，是有嚴格限制的，即只限於為天皇效忠的陣亡者。例如，在戊辰戰爭中為德川方而戰死亡的人和在西南戰爭中與明治政府作戰而死的西鄉隆盛等，都沒有被祭祀在靖國神社裡。

　　在1945年以前，“靖國神社”一直是日本國家宗教———神道的最高設施。天皇不僅在合祀新的戰死者舉行臨時大典時親自參拜，在每年春天和夏天舉行例行大祭時也派代理人參拜。通過天皇的參拜，靖國神社作為宗教教育設施的功能得到了強化。它將這樣的觀念灌輸給人們：只有為天皇為國家盡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國神社供奉，受到虔誠地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優厚的恩惠，必須向供奉在此的人學習，為天皇為國家盡忠。

　　戰前，靖國神社既是國家宗教設施，也是軍事設施，它從一開始就與軍隊和軍國主義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關係，並一直由陸軍省和海軍省負責管轄(其他神社均由內務省管轄)。在日本對外侵略中，軍國主義分子利用靖國神社煽動崇拜天皇、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軍國主義情緒，起到了控制國民政治和意識形態、為侵略戰爭服務的特殊作用。　

　　靖國思想讓士兵們相信，死後其靈魂可以在靖國神社（“封神榜”）內找到歸宿，作為“靖國祭神”萬世流芳，受人崇拜和景仰，以此換取士兵們在戰場上的武勇。在靖國思想的蒙蔽和煽動下，成千上萬的士兵成為軍國主義的走卒和炮灰，殘忍地向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舉起屠刀，許多人在“重逢靖國”的口號下拋屍於異國荒野，變為孤魂野鬼。供在靖國神社裡的240多萬陣亡者中有210萬死於二戰，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靖國神社與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關係。[37]

　　靖國神社總面積10萬餘平方米，正門前是高25米、長34米的大牌坊(日本人稱“鳥居”)。大門外兩側是建於1935年的兩座10餘米高的石燈籠狀紀念塔，碑文上寫道“追慕景仰為皇運的擴展而獻身的盡忠靖國之士和遺烈”。塔身底座嵌有16塊浮雕，描繪了甲午戰爭等歷次戰爭的畫面，並都配有文字說明。其中有明治27年(1894年)9月17日海戰，“聯合艦隊擊破清國北洋水師”；明治33年(1900年)7月14日“我軍占領天津城”；昭和7年(1932 年)2月22日上海附近空戰，“我軍擊落敵機”等。這些浮雕在變相地炫耀當年日本帝國軍人的“武功偉業”。

　　在靖國神社中，從正門到大殿的參拜甬道中間立有近代日本陸軍創立人之一大村益次郎銅像。正殿裡懸掛有當年明治天皇書寫的“為國捐軀，永祭壯士魂”的牌匾。神社東側有一棟占地一萬平方米名為“游就館”的展館。裡面陳列着紀念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時期的遺物和歷史資料。其中，有日軍使用過的大炮、飛機、坦克、魚雷以及軍艦的模型，還有侵華日軍作戰用的地圖、軍裝、武器，軍人日記、獎狀等。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軍禮服、“神風突擊隊”隊員的遺書等都被堂而皇之地展出。

　　靖國神社供奉有日本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橋本左內、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等人的靈位，同時也供奉了一些不僅在日本歷史上，而且在人類歷史上也可算作惡貫滿盈、臭名昭著的人物。[38]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軍攻占南京。在隨後六周的血腥日月里，發瘋般的日軍幾乎見到中國男人便槍殺，見到中國女子便姦殺，見到房屋店鋪便焚燒，見到金錢財物便搶劫──繁華的古都南京頓時變成一座妖魔惡畜共樂、孤魂冤鬼齊悲的漿血地獄，血腥的空氣幾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11年後，1948年12月22日凌晨，指揮攻打南京的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被遠東國際法庭處以絞刑。為了防止軍國主義者藉機製造事端，松井和另六名超級戰犯的屍體被焚燒成灰後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並未隨着他們的骨灰散去。就在東京大審判之後不久，一座花費1500萬日元之巨的紀念碑便出現在名古屋市，為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戰犯招魂，而甲級戰犯的靈位也被供奉在靖國神社…… [39]

　　那些被供奉的所謂“英靈”中有被判處死刑的甲級戰犯7人，他們是侵蘇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決策者之一東條英機；竊取同盟國各國軍事和經濟情報的間諜頭目，策劃偽滿洲國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首惡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策劃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還有被押期間因病死去的甲級戰犯松岡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梅津美治郎；還有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的東鄉茂德。他們均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罪，是雙手沾滿了亞洲人民鮮血的劊子手。

　　這些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東條英機等14 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被從東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國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戰爭後侵略台灣戰爭中死的北白川親王和侵華戰爭中死於內蒙的北白川宮永久的靈位也於1959年10月被安放了進去。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國神社的乙級、丙級戰犯，合計1000餘人。正是這些靈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參拜引發了一次次令世人矚目的“靖國神社問題”。[40]

　　日本投降後，美國占領當局為剷除軍國主義的精神和土壤，於1945年底發布了“神道指令”，廢除政府對神社、神道的經濟援助與監督，使宗教與政治脫鈎。接着，又在“和平憲法”中寫入“政教分離”的原則。靖國神社從國家所有變成了宗教法人。

　　出於對蘇冷戰的需要，美國於1950年底改變對日占領政策，由徹底消除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到把日本建設成為“遠東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採取“肅共”政策外，還分期分批釋放所有在押的各級戰犯，總數在5400人以上。這些人遂搖身一變，成為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中堅力量和領導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傾化由此開始，一浪接一浪，從未間斷，直到今天。

　　根據日本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政府首腦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的，但長期以來保守勢力處心積慮要衝破禁區。1951年10月，在舊金山條約簽字後，在舉行大祭當天，首相吉田茂率閣僚及眾參兩院議長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自那以後，幾乎每屆首相都到靖國神社參拜，但明目張胆地在8月15日(戰敗日)以首相身份參拜的，則為數極少。

　　開內閣總理大臣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黨總裁”的身份前往，但思慮再三，最終仍然以私人名義參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參拜時，雖然對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場”參拜，但是卻堂而皇之地乘公車，還有官房長官隨行，並且署名內閣總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執政期間，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也成為其“決算”的內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總理大臣的名義參拜了靖國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舉行的“全國戰歿者追悼會”後，又率領內閣成員進行了參拜。這種完全無視歷史被侵略國家人民感情的行為，遭到日本國內外的強烈抨擊。從那以後，懾於國內外輿論批判的壓力，其他日本領導人在任期中都比較謹慎地中止了正式參拜，只有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純一郎首相是個例外。

　　顯然，在內心裡，日本政客把參拜“靖國神社”當作光榮而神聖的事情，這就好似將希特勒的遺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後人膜拜一樣，無疑是對所有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國家和人民的褻瀆與蔑視。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是日本政壇有名的右派強硬分子，他子承父業，歷任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戰死和戰犯(象東條英機之流)將領家屬組成的“日本遺族會”會長，這個組織是日本為數不多的敢公開為其軍國主義召魂揚幡的政治團體之一。正是在它們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歷屆多名高官公開否認日本過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書、美化軍國主義暴行，連二戰中的一級戰犯也當選過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處為一級戰犯)。

　　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說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豐厚的社會土壤。

　　日本每年有八百萬人參拜靖國神社和博物館，那裡有聲稱“所謂‘南京大屠殺’，日本反駁中國編造的謊言”的教科書出售。

　　另據報載：日本2000年以來已有600萬人簽名反對向戰爭的受害國道歉，600萬是個什麼概念？它占到日本總人口的5%。

　　“江田島”是近代日本海軍的搖籃，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個代名詞。江田島位於瀨戶內海南端，屬廣島縣。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在“富國強兵”方針的指導下，建立近代海軍，1876年，把海軍兵學寮改稱海軍兵學校。日本近代海軍是效仿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海軍建立的，不但其軍事教學內容學習英國海軍，甚至連江田島海軍學校用的磚都是從英國運來的。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海軍在學習近代海軍戰術、技術、西式外交禮儀的同時，其日常訓練和管理特別嚴格甚至殘酷，並且非常注重對海軍學校的學員進行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於天皇和侵略擴張意識。這種教育被稱為“江田島精神”。是日本海軍的精神支柱。江田島海軍學校為日本海軍培養了大批骨幹人才，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從這裡畢業的，號稱“漂浮的菊花”的“神風特攻隊”，也與這所學校有很深的淵源。可以說江田島海軍學校是日本近代海軍建設的起點。今日的日本江田島海軍學校在幹什麼呢？[41]

　　“江田島海軍兵學校”臨着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外國人難以進入的神秘地方。中國的日本史專家湯重南先生經過各種審查，很意外地得以瀏覽此島。他說那裡跟外面的世界絕然不同，祭祀所謂的“殉國英烈”的氛圍十分濃烈，所有在戰爭中死去的校友名單都被恭恭敬敬地寫出來，香火供奉。戰敗後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銅像，又從掩藏之地掘出來，赫然立在正堂。“大和軍魂”、 “皇國武運”被渲染得如此悲 壯，那個國度的青年很難不為之所動。 [42]

　　1998年4月底，日本攝製完成電影《自尊》，宣稱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和日本“無罪”，讚頌他是日本民族的“自豪”和“驕傲”，把東京審判說成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報復。11日，有28名議員（其中7名曾擔任過內閣官員）參加了在東京帝國飯店舉行的該片特別試映式後出席記者招待會說：“這是一場旨在謀求亞洲穩定的戰爭”。“人們應該明白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 [43]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審議通過了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公然美化侵略歷史、否定戰爭罪行的“新歷史教科書”，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顧中國、韓國等亞洲鄰國的強烈反對和極度憤慨，在日本公開發售新歷史教科書。面對亞洲鄰國的一片撻伐之聲，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報中、韓兩國拒絕修改教科書。

　　日本的教科書修改問題可謂由來已久，處心積慮。從1982年開始，日本的中學教科書就開始修訂，並出現了美化其侵略歷史的趨勢。從那時以來，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學歷史教科書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針，從而為用右翼史觀篡改和替代二戰後日本曾在相當長時間內堅持的“侵略史觀”打開了方便之門。圍繞着日本教科書問題，亞洲國家與日本在堅持還是否定日本在二戰時期的侵略事實方面的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80年代爆發過兩次較大的教科書爭論。當時，日本將侵略中國改成“進出”中國，讓中國和所有的海外華人激憤不已。

　　90年代以來，日本在教科書問題上繼續大做文章，攙假造劣，表現一貫不夠老實，但至少，“侵略”二字還保留在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裡。1993年，中國和韓國相繼開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婦”索賠問題，在學者和法律專家的幫助下，一些當年的亞洲“慰安婦”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責日軍當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學者也在防衛廳檢索到了日軍當時組織慰安所的歷史文件。這些事實都迫使當時組成聯合內閣執政的日本首相細川護熙承認了日軍組織慰安婦的獸行。隨後，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書出版公司在高中歷史課本中加進了慰安婦的史實。但日本右翼勢力卻一直試圖抹殺日本在二戰期間的侵略事實和對亞洲國家所犯下的罪惡。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黨議員和歷史學家組成了歷史檢討委員會，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為和各種獸行，在日本大量宣揚所謂 “自由主義史觀”的歷史修正論，散布慰安婦是自己願意掙錢的“娼婦”等惡毒論調。

　　日本在教科書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視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為過去的侵略歷史尋求開脫，始終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縱容、默許和暗中的鼓勵。日本的政府官員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勢力謀求否定侵略史觀、追求按照所謂日本的“公正歷史”修改教科書的重要推動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開揚言“侵略無罪論”；1988年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公然叫叫囂“蘆溝橋事件偶發論”。1994年5月，剛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就宣稱“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大東亞戰爭並非侵略戰爭”的荒謬論調。1997年，防衛廳長官尾山靜六也提出了“日本沒有侵略亞洲鄰國”的說法。而日本內閣主要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更是成為日本官方對“戰前史觀”態度曖昧的集中體現。

在否定日本侵略歷史的問題上，日本政府與民間右翼勢力是遙相呼應、一唱一和，是日本政壇右轉，軍國主義復活的必然結果。

　　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完全打出了“新歷史觀”的旗號，對日本侵略歷史的篡改和美化，已經遠遠不是局限在對個別史實的否認，而是要全盤否定日本曾有過的罪惡的過去，讓日本的侵略歷史合法化。

　　新教科書完全去掉了“慰安婦”一詞，將“太平洋戰爭”稱為“大東亞戰爭”，發動戰爭的目的是日本為了“自存、自衛和解放歐美統治下的亞洲”，並為了建設 “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吞併韓國是“正當”的，“南京大屠殺”也變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變成了“東北亞事態”。這些論調，無疑是日本對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最大侮辱。[44]

　　這種所謂的日本“自由主義歷史觀”隨着新版教科書的發行就等於獲得了日本政府和公眾的認同。結果是：日本事實上推翻了戰後對侵略戰爭以及給亞洲受害國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難曾表示過的“反省”、“歉意”等傳統政策。

　　日本在思想上、觀念上和心理上確立“新歷史觀”，無非是為了加速實現其“告別歷史”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為了給日本修改和平憲法、去除自衛隊體制而恢復所謂“普通國家”、實現日本“大國夢想”進一步鳴鑼開道。日本想從“否定侵略歷史”、“回歸皇國歷史”來獲得通向未來的道路，甚至不惜顛倒黑白，置亞洲人民過去遭受的苦難和今天受到的傷害於不顧，這樣一個從裡到外滲滿了自私、偏執、冷漠和權欲感的日本，誰又說的清未來又會做什麼？

　　此次新歷史教科書的出版是今天日本民族主義情緒躁動並進入一個新的高漲時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義高漲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社會的“全面右化”。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以前，善良的中國人一直將日本篡改歷史歸結為一小撮右翼勢力，但今天，日本社會的主體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觀點。新版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日本出版以後，一時成為“暢銷書”，在一個星期內，就賣出了8000冊。這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45]

　　學者岩華曾與多位具國際眼光的日本學者深入探討：為什麼日本不能象德國那樣徹底檢討它的侵略歷史和戰爭罪行，而痛改前非呢？他們的回答非常坦率：第一，戰後日本從來沒有真正感受過足以使它改變的“國際壓力”，這�我灿袘疳崦绹�利用日本進行“反共戰略”的因素，轉移了國際焦點、世人的視線；第二，天皇制的保留繼續了日本的政體和意識形態，麥克阿瑟被日本捧得忘乎所以，以至心慈手軟，姑息養奸。在中美朝鮮戰爭時，美國甚至支持日本違反其憲法“非武裝”的原則成立“自衛隊”，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耗資第二大的軍隊；第三，日本從來就是一個注重“實力主義”的民族，它不信真理，唯信實力。在它全盤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維新時期，正是西方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論”和尼采“權力哲學”風行的時候，這種思想在日本從此紮根結果，以至於和德國一樣產生野蠻的軍國主義；第四，近代史上，日本基本上是以鄙視的眼光看待亞洲國家，想他們“如此無能、遠不及日本”。至今，日本對中國大陸的印象仍然是貧窮、骯髒、無禮－－而且還專制愚昧。

　　前幾年日本最大的自民黨，在吹噓自己“治理日本幾十年的輝煌成就”時，輕蔑地列舉亞洲國家及中國：“那些支那人(對中國人的蔑稱)至今還象野獸似的住在洞穴(指陝西一帶的窯洞)之中----”[46]日本與德國同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兇，也同是這場戰爭的戰敗國。戰爭結束後 ，德國與日本在認識侵略歷史和戰爭罪行方面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德國政府正視歷史，勇於承認侵略戰爭罪責。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德國歷屆政府領導人，從第一任總理阿登納到現任總理施羅德，對待戰爭的態度都立場鮮明，公開反省戰爭罪責，並向曾遭受納粹侵略和殘害的各國人民謝罪。尤為難得的是，勃蘭特總理1970年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雙膝跪下謝罪（要知道西方人見到國王也只是單腿着地，只有在上帝面前才雙膝着地）。

　　日本政府卻不能坦然面對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日本政府諱言侵略戰爭，總是遮遮掩掩，稱侵略戰爭為“日中之戰”、“太平洋戰爭”。日本某些政要不時為殖民統治歌功頌德，宣揚“殖民統治有功”，粉飾美化侵略戰爭。甚至有的日本首相宣揚“皇國史觀”，參拜象徵軍國主義的靖國神社。

　　德國政府以史為鑑，重視二戰歷史教育。德國政府通過多種形式的歷史教育，使戰後出生的德國人了解“希特勒這場戰爭的可怕後果以及法西斯暴力統治”，強調“教育下一代人”。教育部門多次修訂歷史教科書，將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列為學校歷史教科書的中心內容。無論當時的東德還是西德，戰後都將許多納粹罪行遺址闢為歷史紀念館，讓青年了解歷史真相。

　　然而在日本，日本政府文部省審批的歷史教科書一再模糊歷史真相，不但逐步削減大量關於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的記述，淡化日本對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的責任，反而借遭受原子彈轟炸強化日本“受害”意識，使得戰後一代缺乏對日本侵略歷史的正確認識。

　　同德國新納粹不同，日本右翼既不受立法遏制，也不受民族良心的限制。相反，他們通過有組織犯罪和廣泛存在的訛詐網保持高調和顯性。並且中日關係還涉及到極為敏感的台灣問題。

　　德國政府對新納粹勢力保持警鐘長鳴，採取堅決打擊的政策，取締納粹組織並逮捕其頭目。1994年，聯邦議院通過了新的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規定同情納粹、否認納粹罪行、宣揚種族歧視為犯罪行為，加強了反納粹的法律武器。

　　而在日本，各種否認侵略戰爭的右翼團體大行其道，正視歷史反倒被扣上“民族自虐”的帽子。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偏袒代替了公平，私利代替了公理。前侵華日軍東史郎等揭露日軍罪行的人士遭到恐嚇，被強征前往日本充當苦役的亞洲各國勞工和飽受凌辱的前“慰安婦”等戰爭受害者至今仍不能討回一個公道。[47]

　　二十世紀90年代初以來，隨着世界形勢的急劇變化，多極化趨勢日趨明顯，日本得到了爭當世界一極的機遇。在這種形勢下，日本急欲甩掉曾發動侵略戰爭的包袱，邁上世界政治大國的台階。於是，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的風氣日盛，特別是政界要人中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的人有增無減。他們放肆地散布謊言﹐模糊侵略戰爭的性質﹐掩蓋侵略罪行﹐美化侵略歷史。右翼勢力為侵略戰爭翻案﹑為軍國主義招魂的事層出不窮。結果﹐“侵略有功”﹑“翻案有理”﹑“謝罪有害”的種種荒謬論調大行其道。在他們看來，日本只有這樣，才能“輕裝上陣”。

　　2001年5月22日，一個日本人寫到，泡沫經濟破滅後的不良債權和財政赤字壓迫着整個經濟，人們充滿着失敗感和對未來的隱隱不安，在“不開心的氣氛”和焦慮感情日益蔓延這一點上，現今的日本極似二十世紀20 年代到30年代的德國，連首相在國會的講壇上揮舞手臂進行演說時充滿悲壯感的表情，以及國民狂熱的歡呼，都與當年的希特勒德國極其極似，作者在對小泉的改革寄於厚望的同時，又從其過高的支持率中感受到危機。[48]

　　近年來日本的仇華情緒持續升溫。一位在日本留學多年的中國留學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國立大學的國際政治論的老師竟然將學期的課程名定為《21世紀的中國》，內容是講授中國在21世紀必對日本構成威脅，因此日本對此應採取何種措施對抗中國。期末論文題目是《日本ODA-對華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讓學生討論如何“活用”對華“援助”資金，經濟控制中國，使中國不能真正發展國力，反而開拓購買日本商品的市場。那位老師教研室外堆放着的學生自由閱讀的書刊有關中日歷史，政治關係的評論幾乎全都是反華的，什麼“日本並未侵略中國”，“南京大屠殺是捏造”，“中國重翻舊帳口口聲聲歷史是嫉妒日本的經濟力量，想討便宜”等等。象這樣反華的講師在日本各大學並不少見，他們除了在學生中播種反華情緒，歪曲歷史，還對日本決策層的官僚直接發揮影響。文部省給他們研究經費，研究“對華政策”，外務省等就請他們召開公開討論會，吸取他們的“研究成果”，借鑑制定“對華方針”。因此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社會輿論上他們都擁有影響力。[49]

　　我們總天真地認為只有少數“日本軍國主義”是壞的，大多數“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實“日本人民”潛意識裡就有“中國威脅論”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無形中用經濟侵略來掌握控制權。他們所謂的“友好”與“和平”是在中國對他們不構成威脅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的。

　　日本只有占主導地位才能與他國和平共存，“平等互惠”這樣的口號只有中國人才喊，他們取笑中國真有這樣的與蛇一起睡覺的東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會向我們道歉“日本過去的惡行”，但他們的心裡還附加一句“我們並無惡意”。對他們來說鞏固亞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衛國家權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錯了，但出發點卻沒錯。大多數中間立場的日本人都這麼想，更難怪右派“軍國勢力”那麼囂張了。

　　日本老一輩經過戰爭的人有些是因為慚愧自己的罪惡行為而不願讓後輩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錯了卻由於“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不想讓下一代在心理上輸給中國人而不告訴年輕人歷史的真相。他們老的老，死的死，日本僅存的一點“善良”的根源已如風中殘燭。

　　我國如再不加強對日本潛在敵對意識的壓制，一味宣揚“中日友好”的表面形象，必將使我國青少年錯誤地理解“日本人民”，放鬆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設下的經濟控制的圈套。

　　東京澀谷繁華街區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裡總有右派社團的宣傳車用高音喇叭向過往的日本年輕人灌輸軍國主義，歪曲歷史，“日本在二戰中幫助了東南亞國家，受到戰爭傷害的卻是日本”等等。他們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中國等的歷史問題的糾纏是別有用心，無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傳。你說這些年輕的“日本人民”會對中國友好嗎？

　　長崎市市長在核彈投下的紀念會上談及天皇的戰爭責任後就遭到右派暗殺，中彈後差點身亡。你說日本這個國家是對中國友善還是敵意？將侵略史實寫進日本教科書的作者一直過着孤僻隱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來讚揚他，幫助他的話，又何怕右派的騷擾呢。

　　日本的狹隘民族主義精神更為根深蒂固，沒有這個基礎是不會產生軍國主義的，少數人的煽動是發動不了侵華戰爭的，關東軍進駐東北時，所有的日本人都覺得他們多了一塊國土。很多人攜家帶小到東北“開拓新家園”。“大東亞共榮”就是東亞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統治下“共榮”。這種狹隘民族主義是日漸興隆的右派勢力的土壤。我們的“日本友人”總不能面對歷史事實不正是這狹隘民族主義最好的證明嗎？[50]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歷史的鏡子面前，日本缺乏德國那種正視過去、承擔責任的勇氣。不能正視歷史，豈能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這樣的日本如果獲得“政治大國”的地位，誰敢保證它不會再次成為國際社會的災難？

　　無數事實表明，日本對歷史不老實，對現實有異心。

　　無論在過去還是在未來，軍國主義都曾是、並仍將是日本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此次教科書爭議中日本政府對亞洲國家正義呼聲的冷漠、偏狹以及右翼勢力的猖狂，日本加緊調整防衛戰略和改變防衛方針，修改和平憲法，以及多年來維持全球第二的軍費開支、打造亞洲第一的軍事實力，都顯示出軍國主義不死的幽靈又在 “扶桑”大地遊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