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四章 第四節上 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

第四節 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

　　如果仔細盤點一下中國的周邊形勢，就會發現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安全形勢，是改革開放20年來最為嚴峻的。

　　環顧東面，幾十年前曾經血洗過中國，從不承認侵華歷史並一再把中國視為敵手的日本一躍登上世界第二軍事強國的地位；美國在東亞繼續屯兵10萬的同時，不斷在關島增加尖端武器的部署，同時變本加厲地對台灣出售武器，為“台獨”勢力助威撐腰；在東南亞，美國已經滲透到了馬六甲海峽，眼下正在設法重返菲律賓的軍事基地，還在覬覦距中國不遠的金蘭灣；在我西面，美國借反恐已駐軍新疆門口。針對南中國海豐富資源的美菲聯盟，東亞軍事聯盟，印日聯盟，正在悄悄的形成合圍中國的態勢。

　　再看並不輕鬆的國內政治方面，台灣省的“台獨”分子，新疆的“疆獨分子，流亡海外的達賴集團，都在國外反華勢力的挑動下躍躍欲試，猖狂至極的開展分裂活動。

　　面對這樣一種嚴峻形勢，中國必須從應付最壞的可能性着手，來考慮國家的安全戰略、發展戰略、國家統一戰略，惟此才能在殘酷的形勢下站穩腳跟。

　　中國現階段的問題很多，但若從發展的角度看，對國家安全來說影響最大、最深遠從而也是最關鍵的利益，是中國與台灣和南沙地區的主權關係；影響這一問題的關鍵障礙是美國及其盟國在中國東部及東南海區再次拉起並日益收緊的從日本、台灣到南中國海區的環島鏈條。與50年代不同並令中國擔憂的是，這一次的目標明確對着中國的環島鏈條並與現代衛星監控技術（比如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相結合。中國如不能在近期突破這道鏈條，而且在軍事、特別在海軍和空軍方面長期處於弱勢，則中國就存在着失去台灣和南沙群島主權的可能性。這並不是由於美國對台灣或東盟有什麼特別的感情，而是由於這兩個地區對美國——當然對中國也是一樣 ——地緣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美國（包括日本）為維持其在遠東針對中國的地緣戰略優勢、堅守所謂支持“民主社會”的承諾，並維護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對中國武力統一台灣。而只要中國的軍事（主要是海軍和空軍）實力及其技術含量沒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國和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絕對不會像貿易談判那樣有妥協（甚至沒有平等對話）的餘地。從中國歷史的經驗看，經濟實力如不以軍事實力為依託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國家力量。隨着當代中國的發展步伐加快和美國對亞太地區軍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給中國的選擇只能是：要麼為與美國搞好關係，遷就美國，事實放棄對台灣和南沙地區的主權；要麼在發展經濟實力的同時，儘快提高軍事實力在這一地區的存在，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並不惜舉傾國之兵與美國一戰。歷來現實主義的美國在碰到意志堅決、十分強硬的對手（實行戰爭邊緣政策）時將不得不面對現實，權衡利害，認真思考與中國合作的意義。[40]

　　任何國家的核心利益，大體上包括安全和發展兩個基本方面或範疇。國家利益中安全和發展兩個方面有着辯證的關係。發展離不開安全，安全依賴於發展。任何國家要直起腰板說話，只有力謀自強，“發展才是硬道理”仍是國家(特別是大國) 保障自身安全的最終手段。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打響了西方侵略中國的第一炮。而同是這個英國，其軍事權威蒙高馬利在六十年代初頭一個公開告誡西方，千萬不要在軍事上進攻中國大陸。麥克阿瑟五十年代說中國軍隊“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鬧着要進攻中國；而同是這個麥克阿瑟六十年代聽到印度跟中國開戰時說：“誰想跟中國陸軍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國警告美軍不要越過朝鮮的三八線，美國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國警告美軍地面部隊不得越過越南的北緯十七度線，美國沒越雷池一步。如此巨大的變化是怎麼來的？是抗美援朝打出來的，是中國軍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是實力消長使然。

　　十七世紀法國外交戰略大師紅衣主教黎塞留有一句名言“有權力者方有權利，弱者只能勉力順應強者之見。”在國際交往中，一個國家的話語權是與其實力成正比的。世界政治是大國間的遊戲，實力決定一切，美國要搞NMD誰攔得住？美國要打伊拉克需要與伊拉克民主協商嗎？需要什麼理由嗎？

　　這是一個憑實力說話的世界，也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要想找公理，那是永遠尋不到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是生存的法則。

　　忍讓與天理感化不了霸權，軟弱被人欺侮。唯有實力才是國家關係中表達意志的手段，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實力都是國家交往中最重的砝碼。

　　實力就是自尊，實力就是志氣。

　　揚振寧教授在1976年訪問祖國時曾不無感慨地談到這樣一件往事：美國紐約城唐人街上一家著名的華人餐館一向實行“跪式服務”，1964年10月16日，當中國成功爆炸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後，餐館的店員從此再也不向客人下跪了。

　　國力強盛是維護國家安全與尊嚴的物質基礎。中國能否統一，關鍵因素在於大陸的強大。這個強大體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文化諸方面。在強大的大陸面前，台灣獨立，作為美國圍堵大陸的一個棋子，天天要跟十幾億大陸人的追求統一的意志抗衡，天天要考慮戰爭，天天提心弔膽過日子，恐怕不是人類智慧能接受的東西。

　　國力孱弱，是對不逞之徒的最大誘惑，中國的近代史一再印證這一點。

　　我們只有足夠強大了，才能毫無疑問地維護自尊和地位，雄踞於世界的東方，重演漢唐帝國的榮耀。

　　退而言之，即使我們不作一頭威風凜凜的雄獅，至少也必須作一頭威武沉着高視闊步的大象。

　　因此，我們必須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儘快提升綜合實力。為此，需要從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諸方面作不懈的努力。

　　確立財產權

　　經過二十年的高速增長後，隨着經濟總量的增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要維持7%左右的高經濟增長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隨着中國加入WTO，這一問題將更加嚴峻。

　　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三架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受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我國的外部需求不會有明顯改善，而且從今年起，我國將較大幅度降低關稅，進口的增長勢頭強烈，因此，淨出口將會明顯減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會好轉。雖然中國的經濟形勢相對不錯，外資的流入還會繼續增加，但難以抵消淨出口減少的影響，在外部經濟環境不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增長基本上取決於國內經濟的需求和供給狀況。雖然政府採取了大力度的財政擴張政策來刺激需求，但是目前的中國經濟運行仍然表現出總需求不足，擴張需求的政策效果並不明顯。這是因為，需求不足是由於受到供給的約束，政策失效是由於受到體制的限制，因此，不從供給方面和體制方面着手，單純的政策操作和需求擴張是不會有多大效果的。

　　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還是仰仗了一種量的擴張。微觀層面的效率問題、激勵機制、創新精神並沒有根本的改善。例如，中國的“市場”與“企業”，這兩個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單位，在外國人眼裡始終還象“黑箱”。

　　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是“契約經濟”，信用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市場經濟中，大部分交易都是以誠信為中介來進行的。誠信是企業進行商業活動的一個必具要素。

　　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生命，它已經超越了資金、管理，變成了企業增強競爭力的最有力的法寶。沒有資金可以靠信用獲得，沒有市場可以憑信用打開，缺少競爭力可以靠信用增強；而無信用支撐的經濟活動讓人缺乏安全感，極大地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

　　朱鎔基到中央上任之初，曾公開約法三章，其中一項就是“絕不題字”。但是，絕不題字的朱鎔基還是三次破例，三次題字竟是同樣的內容：“不做假賬”。

　　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親筆為該校題寫了校訓：“不做假帳”。

　　2001年10月29日，朱鎔基視察了位於北京市天竺開發區的國家會計學院。朱總理在會議中心發表了重要講話，並為國家會計學院題詞：“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

　　2002年11月19日，朱鎔基總理在第十六屆世界會計師大會上，親口講述了他三題“不做假賬”的故事。他說：“最近幾年，中國建立了三個國家會計學院，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這兩個都已建成。還有一個在福建的廈門，正在建設。我親筆為這三個國家會計學院制定了校訓。我很少題詞，因為我的字寫得不好，但是我為三個國家會計學院親自寫下四個大字——‘不做假賬’。”

　　不做假賬是會計人員的最基本的職業道德素質，身為一國總理，短短兩年時間內，三題“不做假賬”，正折射出會計行業造假行為之猖狂和屢禁不止、屢教不改的現狀，而會計行業是關乎市場經濟命脈的大事。

　　瓊民源事件，銀廣夏陷阱，基金黑幕，藍田事件，上市公司和會計師大規模造假已達瘋狂的程度。不僅僅在會計領域和上市公司才存在造假現象，在事關人命關天的食品行業、醫藥行業，造假行為也是屢禁不絕。國家質檢總局於2001年11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百日打假聯合行動”，僅1個月時間，即查獲假冒偽劣產品貨值2.3億元，搗毀制假窩點1090個。食品造假分布範圍廣，造假地點多，無照、無標生產，添加非食用物質、濫用添加劑、回收超期變質食品再加工出售等現象數不勝數。[41]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觀念，這在我國已經成為社會通病。信用缺失已成為國民經濟健康肌體上的毒瘤，嚴重製約了信用功能的發揮，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場效率和經濟的活力，惡化了市場信用環境和市場秩序，加大了金融風險，直接影響到市場體系的完善和資源配置效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指出，有關的研究表明，我國一些企業因為信用不高乃至失信，導致了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約6000億元人民幣。[42]信用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當市場缺乏信用時，市場猶如賭場。社會信用的下降，信息紊亂或信息失真的惡果，會導致整個社會經濟活動脫離正常軌道。互不信任的嚴重後果就是殺雞取卵式的行為短期化與投機經常化，一個以投機心態支持的系統，無疑會斷送一個企業乃至一個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集體信心崩潰之日，就將是整個經濟系統崩潰之時。 [4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自由化進程帶來了大量的外資流入，然而同時發生的是一部分資本又重新流出中國，形成了資本外逃。 1997年以後，由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引發了更大規模的資本外逃。由於資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債增加，國內稅基的減少甚至會引起生產性資源的淨流出。

　　資本外逃，是指由於資本持有者對一國的政治或經濟形勢產生恐懼、懷疑，為了規避風險和管制，確保資本安全，而將資本轉移到其他國家的一種非正常的資本外流。

　　大量資本外逃是墨西哥、東南亞、韓國、俄羅斯等國家( 地區) 爆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線，同時它反過來又加深金融危機的程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查報告指出，1994年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其導因在於墨西哥本土的資金外流，而不是最初所推測的是由外國投資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穩而爭相拋售比索所致。[44]

　　在全球公論的四大資本外逃國中，中國資本外逃額占GDP的比重僅小於俄羅斯，大於韓國和墨西哥。換言之，在中國政府大量向國外舉債的同時，卻有相當數量的資本通過各種途徑流失，也許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國外。

　　中國資本外逃的數量沒有官方公布的數字披露，學者們估計每年在200——400億美元之間，十幾年間累計超過3000億美元。

　　我們現在面對着無奈的困境，一方面，將辛辛苦苦賺來的外匯存入西方銀行，另一方面，本國經濟卻無法擺脫對外資的依賴。大量的資本外逃，對我國經濟的發展造成的危害猶如一個“貧血”病人在大量“失血”，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急需資金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將極大地削弱中國經濟的發展後勁，減緩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

　　經濟學家董志勇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資本外逃作為一種地下或者灰色經濟，在以前並沒有對中國的宏觀經濟產太大影響。但若資本外逃的情況愈演愈烈，對資本原本就相對短缺的中國經濟產生將較大影響，會不必要的加大中國融資成本，甚至還會造成中國就業機會的減少。

　　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董志勇領導的研究小組建立的模擬模型顯示，以每年兩百億美元的規模計算，資本外逃可導致中國實際利率提高三點四個百分點，進而降低私人消費、投資和總產出（GDP）三點七、三點六和兩點三個百分點。此外資外逃還將導致國內實際價格下降兩點九個百分點。[45]而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增加100萬個就業機會。

　　發展中國家資本外逃的原因，有的是因脫離本國國情，過早地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在危機發生後引起大量資金外逃；也有一些國家的居民，因資金留在國內無安全感，通過正當或非正當的渠道把資金轉移到國外。中國的資本外逃，主要原因是公民缺乏安全感所致。

　　中國外逃的資本包括兩類，一類是一些政府官員利用手中的特權，通過貪污、受賄和“尋租”所得的巨額資金；部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侵吞的大量國有資產以及不法商人獲得的巨額資產；另一類是私人業主通過合法經營積累的私人資本。前者根源在於腐敗，只要腐敗的根源一天不除——產生腐敗的制度缺陷不剷除，這些資本外逃就不會停止：而後一種外逃，則源於資本擁有者的心理預期——對政府現行政策及社會法治環境“不放心”。

　　民營資本的外逃，這些年是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在於意識形態障礙及由此所導致的私有財產法律保護的缺失，而且，由於在“市場”時代崛起的民營資本是新世紀中國經濟中最具市場活力和希望的資本，民營資本的外逃將大大延緩中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

　　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一枝獨秀，主要得益於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並非穩定的內在因素作用的結果，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漂亮的GDP數字背後是銀行大量的呆壞帳以及每況愈下的國企效益（有人激憤地說國企的現狀是“生不如死”），這就註定了決策層在操作經濟運行方面要調整一下手法了，不再是強行地生拉硬拽。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寬鬆的貨幣政策，使我國的經濟暫時擺脫了連續幾年的“疲軟”，宏觀經濟的確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的的趨勢，但這一經濟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負面作用，而且也有政策鈍化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快速發展背後的種種隱患。

　　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增加赤字、增加國債和增加政府投資。雖然前兩年這一政策對拉動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現在這種推動作用正在減弱。儘管我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與國際警戒線尚有距離，還有可增加的空間，但事實上，這只是暫時的表象。所謂積極財政政策的繼續推行，將會嚴重增加我國未來5到10年財政負擔，只是困難在時間上的轉移，並沒能真正解決困難。經濟資源的有限性要求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只能是階段性政策，否則勢必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我國目前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大低於國際一般標準，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到財政能力的制約，是有風險的。

　　1997年，中國政府財政赤字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78%，200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62%，根據投資銀行所羅門的推測，2002年更會進一步提高到4.3%。

　　財政赤字擴大的最顯著影響是政府債務的不斷累積，表面上儘管政府債務仍在國內生產總值的20%以下，但北京大學經濟教授宋國青在2002年較早時估計，如果加上銀行壞賬和國企老員工社會保險開支等隱性負擔，中國的政府債務實際上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70%：“如果這樣一直發展下去，我們很快就會面對和日本相同的問題。”

　　除了潛在的債務危機以外，擴張性財政政策也讓宏觀和微觀經濟之間本來已經失衡的情況雪上加霜。政府花錢投資和製造就業，短期內有助吸收過剩的供應，但實施的時間長了，卻也造成供應越來越過剩，進而製造通貨緊縮、企業利潤下降、銀行壞賬情況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46]

　　持續使用國債投資，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與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相牴觸；政府投資一般效率較差，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債項目逐步轉向低效益或無效益，出現國債投資效益遞減現象；政府工程質量一般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產生腐敗。因此積極財政政策不能老用下去。考慮國家財力緊張，政府能用於投資建設的預算內資金和能發放的政策貸款數量有限，所以以政府投資引導民間投資，並逐步弱化投資增長對國債投資的依賴，十分迫切。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民間投資迅速增長，在1979到1997的19年間，非國有投資年均增幅為27．3％，高出國有投資近9個百分點；但是1998年出現逆轉，非國有投資增幅比國有投資低了11．6個百分點。政府積極擴張財政投資，民間投資並沒有被啟動，這一狀況自1998年一直持續至今。[47]這樣看來，指望政府投資強勁地拉動民間投資，或者指望民間投資能彌補積極財政政策一旦退出，國有投資增速下降留下的增長空間，存在相當的難度。

　　中國目前不低於百分之七的經濟增長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由投資拉動，隨着投資需求迅速增長，國家預算內資金對其滿足能力呈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統計顯示，目前我國民間儲蓄已達8萬多億元，如果加上居民手中持有的現金、國債、外匯等，實際的民間金融資本存量已經超過了１０萬億元。排除部分持幣者“存錢備用”外，已有相當規模的資金有着較強的投資欲望。但這筆巨資進投資領域的很少，大都在休眠。如果有1／10能夠從“休眠態”進入“市場態”，就會有上萬億資金進入投入－－產出循環，釋放出來的活力將對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方面國家急需大量建設資金，一方面巨額資金躺在銀行里沉睡不醒。這是近年來我國投資領域的怪現象。

　　在我們努力吸引國外儲蓄流入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的同時，國內儲蓄卻出現了閒置並導致了資源的浪費。一國的經濟發展取決於本國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只有伴隨國外儲蓄流入，對國內儲蓄的利用效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才能不斷減少對外國的依賴，否則必將陷入惡性循環。國外的實踐經驗也都表明，一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不能寄希望於外國資本，它歸根到底必須依靠國內儲蓄和資本。

　　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持續不斷的動力。從現實經濟態勢看，民營部門僅僅用三分之一的社會資源便創造了三分之二的社會財富，民間投資的潛力十分巨大，喚醒“休眠”的民間資本，就能為經濟增長裝上新的引擎。如何有效釋放民間資本能量以推動國民經濟發展，就成為中國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民間資本的“休眠”，並不是它們沒有投資的欲望，實在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我國的民營經濟儘管有了長足進展，但目前依然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門檻和產品附加值低、競爭激烈的產業領域，這些夕陽產業的競爭日漸白熱化，效益回報已顯疲態，幾乎沒有什麼投資空間可言。而目前利潤豐厚、成長潛力高的朝陽行業，不是政府有着嚴格的准入管制，就是存在較高的產業准入的資本及技術障礙，從而使得民營企業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分享這些產業的豐厚利潤，也影響到其投資積極性。

　　當一個人獲得了新增收入進行新的投資時，如果投資過程成本過高，他的投資活動就會受阻，或者減少投資行為，甚至乾脆不去投資。

　　民營部門是中國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動力，非國有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而僱傭勞動力占城市勞動力的一半以上。1991至2000年10年間，國有單位因精減人員減少了2500多萬人，而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卻吸納了2600多萬人就業。全國平均每位企業主以33萬元的私人註冊資金，可以創造除自己之外的6．1個就業崗位。截至2001年底，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7474萬人，每年都要安置上百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如果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１億多農民，民營企業實際吸納的勞動力達２億人左右。這對穩定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

　　中國私營經濟對整個經濟發展和解決擴大就業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但受到思想觀念、體制、法規、政策等方面的影響，“所有制歧視”仍然嚴重殘留於政府及其下屬部門，使其難以享受與國有投資同等待遇，如在投資領域、融資、稅收、用地，用電等方面不能一視同仁，特別是市場准入限制和融資渠道不暢，私營企業要在不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求生存，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這是導致民間投資乏力的主要原因。

　　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相比，民營企業的待遇最低，所受限制最多。據了解，國家法律法規除必須壟斷的少數行業（武器製造等）明顯禁止民間資本進入和對一部分行業有100多項管置審批限制規定外，沒有對民間資本有特殊歧視性的規定。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由於存在着行業壟斷，和部門與地方保護主義，對民間投資的市場准入設置了許多限制。民營經濟在基礎設施行業，新型服務領域；大型製造領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進障礙。廣泛援引的例子是廣東省東莞市80個行業中，允許外資企業進入的62個，而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只有42個。東莞是一個私營經濟發展環境很寬鬆的地方，東莞如此，其他地區就可想而知。即使在允許進入的領域，民營企業進入的審批，比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要複雜和困難得多。[48]

　　目前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上對民間投資的不恰當規定大部分已消除，但民營企業面臨國企軟約束的不公平競爭，造成民企的巨大困難。世人矚目的西部大開發中的標誌性工程西氣東輸項目，此項管道建設投資400億元人民幣、投資回收期8年—10年、財務內部收益率12％的國家重點工程全面對外開放，其原則是：第一、全線開放，全面對外合作；第二、不搞國有獨資，外方可以控股，比例不受限制；第三、合作方式不受限制，可以採取合資、合作或者其他形式。在這些國家發布的政策中，有一點是明確的：在有高額利潤保證的重大項目中，外資可以優先，國有大企業可以合作，而民間投資則很難分得一杯羹。其次是中國電信業的重組，在近期中國電信分解為固定電話、移動通訊、尋呼和衛星通信四大產業集團的重大改革中，絲毫沒有引進民營經濟的因素。另外在土地使用權、進出口權、人才使用、關鍵性原材料供應等方面，對民營經濟的限制也時有發生，所有這些都嚴重影響民間資本的經營環境和投資環境。

　　行業准入並不是唯一的政策門檻。在資金融通方面，非國有企業籌資困難，融資成本高是另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資金短缺一直是民間投資能力的限制因素，當前民間投資資金來源主要還是靠自我積累，滾動發展，長期以來，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50％到60％靠自籌，國內貸款、利用外資分別只占15％左右，來自國家預算的投資不到1％。民營企業往往很難通過正規金融渠道融通資金，只能依靠個人家庭儲蓄或者以高出國家法定利率許多的成本從黑市拆借，結果不僅融資數量小、成本高、糾紛多，還擾亂了國家金融秩序。

　　在直接融資方面，企業內部職工集資和社會集資，曾是民營企業籌資的一條重要渠道，經過近年來的金融整頓，原有的融資渠道關閉了，與中小企業發展相配套的融資體系又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同時，能夠發行股票並上市的民營企業極少，大多數民營企業由於資產規模小、缺乏國企背景而被擋在股市大門之外，有的民營企業只好付出慘重代價走“曲線上市”道路，如海外上市、借殼上市、捆綁上市等。[49]

　　從內外開放不均衡的現實看，中國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有餘而對內開放不足，已經被證實為對外開放過程中的失誤之一。

　　中國經濟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實行內、外資分別立法的雙軌制。長期以來，中國通過給外國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通過對外貿易企業過大的政策傾斜，導致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過大（目前約40％），也導致了國內外企業的競爭環境差距大，如中國格蘭仕集團總經理曾說，“外資企業有5％－8％利率的融資環境，而我們能爭到18％的年息貸款就謝天謝地”。[50]

　　中國給予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除了給予外資企業的土地使用權優惠外，最主要的表現為稅制差異。外資企業享受免徵部分稅種、退稅優待、低稅率、減免稅期較長等優惠措施，此外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在稅前成本、費用扣除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異，使得外資企業在應納稅所得額計算方面口徑較窄。凡此種種，使得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明顯低於國內民族企業。

　　據測算，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稅賦負擔率總體上比內資企業約低５個百分點。在許多地方和領域，外資企業可以獲得免稅、減稅和緩稅等優惠政策，而民營企業則無權享受。[51]

　　稅收優惠政策的運用也導致了大量假外資現象的出現，並致使大量資金外逃後再返回來享受優惠政策。進一步來說，對吸引外資的不恰當的強調，誘使各地競相出台地方優惠政策，嚴重損害了市場的公平競爭，造成了資源浪費，最終損害了民族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

　　對於外資企業來說，它們因為市場意識強，本來就在市場競爭中占有優勢。在政府操作稅收優惠等宏觀調控工具的作用下，外資企業將進一步增強其優勢，從而過度吸納高素質勞動力、資本、技術，成為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民族企業陷入經營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此同時，稅收優惠政策也會扭曲外資企業本身的資源投向選擇。在優惠政策的刺激下，外資企業有可能選擇那些規模較小、經營周期短、見效快的項目，以實現其利潤最大化。

　　中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對跨國公司和外國政府的軟弱和忍讓態度，和中國迫切需要外資發展經濟有關，但與此同時，由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卻對國內資本採取抑制的政策，這影響了自身經濟實力的提高，無法儘早擺脫對外資的依賴。[52]

　　早在1992年，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其長期增長必須主要依靠內需。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說，在經濟、金融與市場上受制於人，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一個不甘人下的國家，歸根結底只能依靠自己，如果有他人的幫助，那麼這是份外之福，不應該視為長期的保證。避免長久地依賴他人，這樣才有國家行動的自由。對於中國來說，如果不想永遠處於受制於人的狀態，就只有將這些經濟命脈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依靠國內市場為主才是可靠的。[53]

　　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長期靠外貿來拉動經濟既易受國際政治經濟風浪衝擊，也缺乏後勁。相反，以內需為基本動力，擴大中國占世界市場比重時，既可植根於內，又可引富於外，強化中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實力地位。中國的巨大人口可以成為巨大的財富。試想，只要東部沿海達到四小龍的水平，哪怕其餘人口都原地踏步，中國市場也可匹敵美國了。事實上，內地也在飛速發展，沿海早已不得專美，這樣進一步加大中國市場的總容量。

　　從現在的情況看，我國的經濟增長已經過度依賴國外市場，經濟增長率的穩定性也將越來越受制於國際市場。一旦外部環境發生突變，經濟增長極易遭到頓挫。美國的國家戰略是不變的，只要中國的經濟力量的發展超過了美國允許的程度，它是可以隨便找到一個藉口挑起戰爭，中斷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就像當年英國對付德國一樣。國內市場只有靠本國來組織和壯大，一個政府不僅要保衛與壯大本國的生產力，而且要保衛與壯大本國的購買力。指望大開國門跟美國搞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無間的程度，以此促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遏制，這完全是一相情願。[54]

　　因此，從長期來看，出於國家經濟穩定與安全的考慮，我國的外向型經濟不應盲目擴展，而應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擴大國內需求，進一步形成消費和投資的雙重拉動，由外部驅動轉向內部驅動，乃是中國實現經濟較快增長的根本之策。這一方面是為應對目前世界經濟減速運行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國內市場非常龐大。而目前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僅為60％左右，低於最近 10年世界平均消費率78％－79９％的水平，國內市場還有很大潛力。堅持擴大國內需求，努力開拓國內市場，既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所在，同時也可以使我國經濟有較大的迴旋餘地，減少對外部 經濟的依賴，增強抵禦國際經濟危機的能力。

　　綜觀世界各國，大國經濟一般都是內需主導型經濟。美國2000年外貿依存度為20．7％，日本為20．1％，也就是說，美國和日本的GDP中有80%是用於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而同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為 44％左右。習慣上我們總是將美日經濟歸於高度發達的外向型，實際上是一種誤解。我國人口大大超過美國和日本，所以依賴國內市場的份額理應更大。

　　2001年在世界經濟增速減緩的情況下，只有中國、俄羅斯和印度3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5％，它們之所以受世界經濟影響較小，主要因為它們都是大國，有龐大的內需市場。

　　中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是依靠民營企業實現的，中國下一步的發展要更多地依靠民營企業。現在，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遇到各種阻力，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還不能被一視同仁，民營企業得到的事實上是“反向國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很多國企和外企能做的事，民營企業反而不能做，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長期缺乏對內開放的過程，缺乏對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的改善，啟動民間資本就會畫餅充飢。

　　民營企業的發展道路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入WTO之後，按有關協議，在今後5年內外商將全面進入中國的各個產業包括現在尚未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電信、金融、保險等諸多壟斷領域，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比重將更為明顯地攀升。而從道理上講，在對外開放之前，應先對內開放，否則將產生嚴重後果：一是國有企業總體上不敵外企，已有公認，如再不加緊發展民營企業，若干年後中國市場豈不成為外企的天下？二是現在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策略是，“先占領市場，後談利潤”。我國私人企業本來實力就不如人，如不先下手為強，將來根本無法從外資企業手中奪回市場。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最大的危險。

　　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心態也許比較複雜，然而，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外資企業跨國公司同樣是私人的。俗話說，肉爛了爛在鍋里，民營企業畢竟是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部分。

　　目前跨國公司在中國發展過度，有控制中國經濟的危險，嚴重威脅了我國的經濟安全。跨國公司在中國搞國際一體化，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好事，但是就經濟安全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壞事，因為中國高度依賴國際分工，一旦沒了跟外面的分工關係，你甚至連一件象樣的產品都生產不出來，加大了對外技術上的依存度。如果我們的經濟都是由跨國公司主導的話，中國的經濟活動就完全受外國的支配，中國人只是四肢，大腦和嘴，頭腦在外國。[55]

　　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的一個重大教訓是，對外資銀行過度依賴，導致外資控制了本國銀行體系，致使國家金融主權削弱甚至喪失。在過去10年私有化過程中，阿經濟已外資化甚至外國化，外資控制了阿經濟命脈，銀行體系也是如此。目前，全國十大商業銀行中，七家為外資獨資銀行，兩家為外資控股銀行，商業銀行總資產的 62%～68%被外資銀行所控制。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導致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下降，經濟和金融主權名存實亡，完全受制於人。[56]

　　另外，從長遠的經濟戰略安全的角度上看，也不能排除中國與美國交惡時西方大企業在本國政府的政治壓力下撤資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目前很小）。

　　一旦中國的經濟為外資所控制，當初積極鼓動中國加入WTO的人，恐怕會成為民族的罪人。這並不是因為加入WTO的這個主意的錯，而是因為對外開放的同時，沒有對內開放，沒有很好地利用制度的創新來發展民營經濟。所以如何給民營企業以國民待遇，創造更為寬鬆的發展環境的問題，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顯得迫切。

　　我們生活的世界，最富有的工業國家和最貧窮的非工業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美國、日本、西歐發達國家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人均真實收入的差距高達10倍到30倍。而在250年前，最富和最窮國家人均收入之比大約為5：1，歐洲與東亞或南亞（中國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約在1：1到2：1之間。

　　現在經濟史家一致認為：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人均收入差不多都在維持生存的水平，相互之間的差距很小。工業革命之後，美國、日本、西歐各國的人均收入增長了50－300倍，整個20世紀，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增長至少在10－30倍。但與此同時，多數國家人均收入卻幾乎沒有任何增長。

　　為什麼各國經濟增長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發達國家憑什麼實現了驚人的經濟進 步？落後國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似乎永遠也擺脫不了貧困的惡夢？

　　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源泉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解釋，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制度變革、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一直到文化宗教、風俗民情、機遇命運，凡影響人類生活的要素幾乎無所不包。斯密強調勞動分工的效率，李嘉圖重視比較優勢，馬克思提倡科學技術，熊比特推崇企業家精神。索羅將其歸於“勞動的有效性”或技術進步，保羅·羅默強調知識積累和發明創造，保羅·羅默和羅伯特·盧卡斯強調人力資本積累尤其是勞動者受教育的程度。幾乎每一個經濟學家都試圖提出自己對經濟增長的解釋。

　　迄今為止的經濟增長理論給出的解釋是：雖然我們還沒有找到經濟持續增長的充分條件，但肯定已經發現了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確的私有產權保護（包括廉潔的政府、公正的司法）、自由的企業和競爭的市場（最少的經濟管制、最少的政府壟斷和行政干預）以及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57]

　　民間積聚着巨大的投資能量和投資熱情，面對着加入ＷＴＯ的的新形勢，民間資本亟待在競爭中壯大自己。但如果民間資本仍然得不到公平的競爭環境，就等於是我們自己卡自己的脖子。因此。“激活”民間資本，不能光在口號上重視，更不能葉公好龍，而是要採取踏踏實實的措施，消除阻礙民間投資的各種壁壘。綱舉目張，筆者認為，明確界定財產權和對合法財產的有效法律保護，消除所有制障礙，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關鍵。

　　對經濟發展而言，至關重要的是產權制度，產權制度的核心是對財產權的明確界定和法律保護。

　　西方工業化國家有綿延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財閥或家族企業，中國社會的定則卻是“富不過三代”，原因就在於產權制度。西方社會很早就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成文法，民法、商法完善而詳備，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從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經·小雅·北山》），有的卻是周期性消滅富人的制度性因素和傳統，文雅些的是“借商”（唐玄宗、唐肅宗、唐德宗），直接些的是“告緡”（漢武帝）[58]，甚至赤裸裸地剝奪——明朝最有名的江南巨商沈萬之，可謂富甲一方，朱元璋看他不順眼，令他修建南京城的城牆，結果一面牆還未修好，沈就破產了。

　　古往今來，中國的富豪顯貴和政權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林語堂稱之為官紳富“三位一體”），這種格局導致政治鬥爭必然介入經濟領域，暴富者不善終，財富的得失與權力的得失正相關，由此造成財富狀況的不確定性。按照中國社會的規律，一有運動首先就會向私人資本開刀，這也是導致社會發展極其緩慢的重要原因。由於財產權得不到切實有效的保障，使得短期行為大行其道，富人們“今朝有酒今朝醉”，為富不仁，驕奢淫逸遂成為歷史的常態。

　　印度臥莫兒王朝時期有一個奇怪的習俗，當富裕的官員或商人死亡時，皇帝要索取他們的全部財產，所以統治者把搜括來的下層民眾生產的經濟剩餘揮霍一空，財富積累不能通過遺贈或其它的方式傳給後代，使得奢侈揮霍風行，只花費不貯藏是那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正由於此，印度的靡麗奢華是建立在卑陋的基礎之上的，由於財產所有者的全部財產死後有被抄沒的危險，所以貿易受到嚴重的損害，工商業經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59]

　　作為市場遊戲規則核心的市場秩序一旦出了毛病，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質量就得不到保證，經濟多年的發展成果可能將毀於一旦。規範市場秩序的目的就在於降低交易成本，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大化、有序化和高效化。離開了規範的市場秩序，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高效運轉和持續、健康發展。市場秩序混亂就是慢性自殺，無序的市場經濟根本無法談及效率。而這種狀況若得不到及時的根治，它還會像腫瘤那樣，迅速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要有良好的經濟秩序就必須有明確的產權制度。產權是指資源的產權，明確界定的資源產權，具有三層含義，其一是資源的使用權有明確的界定，即資源的使用有明確的決策主體和執行主體；其二是資源的有明確的界定；其三是資源的轉讓有明確的界定。沒有資源的轉讓就沒有資源的充分流動。

　　產權是人們道德操守的基石，“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語），這話反過來講就是無恆產者愛騙人。大量私企、民企不講信譽，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感到自己的產權無法得到可靠的保障。明晰的產權是個人和企業追求長遠利益的動力之源，產權不清，人們就無須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自然就沒有必要講信譽。信譽是為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當人們不肯考慮長遠利益的時候，信譽就無從談起了。只有有追求長遠利益的人才會講求信譽，破壞產權，實際上是一種攪亂預期，從而毀滅道德的行為。

　　財產權的保護與信用正相關，無論是金融還是國家安全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中國企業和個人不講信譽以及資本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企業的產權不清楚，沒有確定的私人所有者。

　　產權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給人們提供一個穩定的預期和可重複博弈的規則，使人們之間的博弈變成長期的重複博弈，使人們對未來有一個積極穩定的預期。而產權不明晰，人們之間的交易只停留在一次性博弈上，你的信譽的價值隨時會被別人拿走時，講求信譽就不是理智行為。

　　政府的重任就是要承擔起法律保障特別是保護產權的責任，這包括立法和執法兩方面。財產權保護的真正含義，簡單說就是有權有勢的人不能侵犯別人的財產。

　　中國改革的主要問題是怎樣把一個靠等級來排序的社會變成一個靠產權的擁有來排序的社會。

　　政府最重要的是制定和維護公平交易的規則，而不是去搞什麼針對某些企業的優惠政策，有一個公平競爭的體制加上有效的產權保護，什麼高科技都可以發展起來。

　　無庸諱言，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充滿了“原罪”，如果給所有現有的內資以合法身份顯然是極不公平的，一個比較合理而又對社會震動較小的解決辦法是贖買——對它們徵收“原罪”稅或“良心”稅，然後用此款對改革的受損者給予一定的補償。[60]

　　實施“良心”稅其實是與中國漸進式改革精神相契合的，因為“改革始終是在變革與交易兩者之間的平衡——在精神和態度上是變革，而在過程與結果上是交易”[61]，這應該是比較實際的選擇。

　　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初步建立起來了。只要進一步將體制理順，讓每個人都有積極性和機會去奮鬥，經濟自然會快速增長。

　　時至今日，我國《憲法》還沒有對私有財產（包括實物資本或貨幣資本）實施保護的明確法律條文。現行的1999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雖然已經確認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針對國家如何保護私有產權這一實質性問題，該修正案僅僅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在這裡，“合法權益”包括那些方面，如何屆定，都缺少相應的配套法律予以明確。

　　長遠看，解決私有產權保護的法律難題，也應該只是個時間問題。當然，拖得越久，損失越大。

　　信用缺失問題以及資本外逃，從本質上講，都是私有產權缺乏保護而產生的，一旦這個難題得到解決，作為社會善意的回報，規範的市場秩序，國民經濟的高效運轉和持續、健康發展指日可待。

　　從現實來看，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目前是奠基在經濟的持續發展上，只要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夠持續維持中高程度的成長，人民生活能夠繼續不斷的獲得改善，中共政權出事的可能性就相當的有限。從這個意義上講，消除所有制障礙，確立私有產權（“三個代表”已經為意識形態方面的成見解套），其實最有利於中共政權的長治久安。

　　沒有有效的私有產權保護就不可能促進長期穩定的投資，確立私有產權不僅能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而且從政治上看，它還是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社會的基石。

　　財產最直接有益於人的幸福，又易於轉移，人們很容易用它來交換其它的一切。財產是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保障正常生活的盔甲或堡壘，對個人而言，它是人身的最好的保障，一個沒有任何財產的人，只能是個蓬頭垢面，食不果腹，在寒風中抖抖縮縮，沿街乞討求人施捨的乞丐。

　　私有財產是獨立人格的基礎，只有基本的衣、食、住、行有保障，人才能真正獨立於行政權力之外，沒有了財產權，欲做隱士而不可得，只能做奴隸。

　　社會的鐵則是：主宰一個人的薪給，即可主宰其意志。只有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才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

　　俄國著名政治活動家列昂·托洛茨基指出：“在一個國家是唯一雇主的國度里，反抗意謂着慢慢地餓死。傳統的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已被一種新的原則所代替：不服從者不得食。”��

　　經濟收入不獨立，而欲求個人獨立卻無處可立，只能陷入“人身依附”的羅網之中。

　　獨立的不受任何力量或個人影響的穩定的經濟收入，是破除“人身依附”這一頑症的唯一法寶，它是民主社會的前提，也是個人自尊、自由和獨立的物質保證。

　　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使經濟完全獨立於政治之外，是破除中國社會幾千年來“人身依附”的釜底抽薪之舉，唯如此，中國才能跳出治亂相循的怪圈，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

　　民營經濟是我們經濟中的一個亮點，它們不需要國家投資，只要政策對頭，取消過去對它們的歧視和壓制，它們就能很快地發展起來。

　　在當今中國，理念（如姓社姓資或產權）是“大道理”；體制（如是行政性壟斷還是市場公平競爭）是“中道理”；政策（如利率、稅率、匯率等）是“小道理”。“大道理”管着“中道理”，“中道理”管着“小道理”。在推動變革與發展上，“大道理”動一動，比起“中道理”來力量何止大10倍。

　　一個國家的發展歸根結底是全體國民勤奮勞動的結果。中國20年改革踐行的是增量改革的道路，一部改革的歷史就是不斷擴大民企自由度的歷史。我們有目共睹，一種並非來自體制內的革命產生的自由度已釋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政府主動進行制度創新，理順體制，整個國民經濟會是什麼結果？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先生曾經放言：只要確定了產權，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體制，取消政府管制，中國的GDP年增長率至少可以達到30%[62]

　　人才興國

　　國家進步的根源在於人力資源的素質和運用，人力資源的基本意義是指一國國民的“知識、技藝和性向”的綜合[63]。所謂綜合國力的競爭，實際上是國與國之間高科技的競爭、運籌策略的競爭、人力資源的競爭。人力資源的水準和擁有量是決定一個企業抑或一個國家和地區國際競爭力的最關鍵要素。法國思想家聖西門曾在《寓言》中寫道：假如法國突然損失了自己的50名優秀物理學家、50名優秀化學家、50名優秀數學家、50名優秀詩人、50名優秀作家、50 名優秀軍事和民用工程師……法國馬上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因為這些人“對祖國最有用處”，而要重新培植這樣一批人，則“至少需要整整一代的時間”。

　　假如法國只是不幸失去了國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參事、議員、主教、元帥、省長和上萬名養尊處優的大財主，並不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政治上的不幸”。因為這些人並沒有用自己的勞動直接促進科學、美術和手工業的進步。[64]

　　研究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們一致肯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不是資本積累，而是技術進步或技術積累（假定經濟增長的其它必要條件都具備）。著名的索羅模型證明：資本積累只能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20％，80％來源於技術進步。這個結論被反覆證明不僅適用於發達國家，也適用於欠發達國家。

　　中國歷來非常重視資本積累，改革開放以後，非常重視引進外資。國內資本積累和大量引進外資，本身當然伴隨着一定的技術積累和技術引進，但與制度化的技術創新完全不同。對制度化的技術創新重視不夠，是中國政府和企業普遍存在的重大問題，這將影響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競爭力的提高。[65]

　　在2002-年3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韓啟德委員在代表九三學社中央作大會發言時說，目前我國許多產業的核心技術和重大裝備均依賴進口，西藥、精細化工產品95％以上依靠仿製。我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仿製之路將被堵死，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也將失效，要引進國外技術只能購買。為了應對這種挑戰，我國必須努力實現技術發展由引進、模仿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的轉變。

　　在目前的知識產權體系中，所謂自主技術的最主要標誌是擁有專利。有一組數據可以說明我國目前面臨形勢的嚴峻性：在高新技術領域，國外公司在中國申請的專利占主要部分，其中計算機占70%，移動通信占90%，集成電路占90%。就是在國內企業申請的為數不多的專利中，絕大部分是屬於“小打小鬧”，真正能形成拳頭產品、帶來核心競爭力的實屬鳳毛麟角。從2001年的統計看，國內申請的專利82%都是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有的電腦廠家宣布一款產品包含十幾項專利，其實都是這種沒有太多技術含量的專利。反觀國外企業，在我國申請的專利中，接近88%的都是發明專利。[66]

　　另外，我國基礎研究原始創新性成果不多。例如，我國自1989年起實施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每兩年頒獎一次，而2000年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的一等獎是空缺，而且這兩項獎已連續四屆空缺。這反映出儘管我國基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許多薄弱環節，原創性、創新性的重要大成果偏少，為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提供的科學支撐不夠，基礎研究的實力和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67]

　　改革開放20年，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貨早已銷往世界各地，在國外的許多商場裡“中國製造”的標籤隨處可見，中國的玩具、廚具和紡織品出口居世界前列，僅1998年就向美國出口了價值700億美元的商品。許多人津津樂道於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現實情況卻是中國從事的主要是低級產品和加工業，具備的優勢是資源和廉價的勞動成本，中國落後的製造業和疲軟的創新能力束縛了中國企業的手腳，而中國鋼鐵工業的“虛胖”、家電業的“芯太軟”、製藥業的“新藥空洞”等等讓中國企業一直抬不起頭來，無法抵擋高技術和大資本的進攻。

　　最關鍵的是，“中國製造”以低技術產品為主，而即使有些產品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其關鍵技術還是“舶來品”。比如，彩色電視機技術包含一千多項核心專利，沒有一項屬於中國；雖然中國的土黴素、頭孢菌素、鹽酸強力黴素、維生素Ｃ、青黴素等產量居世界第一，但中國的醫藥工業是建立在生產國外的非品牌藥和專利過期藥之上的。[68]

　　從量上來說，中國的工業產品總量雖然比較大，但一般檔次低，品種少。以鋼鐵為例，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鋼產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國產量最大的是低檔次的建築鋼材，高檔次、高附加值的鋼材品種很少。2000 年，中國進口鋼鐵97億美元，出口40億美元，逆差57億美元。IT業及汽車業用的高檔鋼材，中國需要大量進口。同時，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差，仿造或模仿的產品多，也缺乏能支持大規模科研開發的大型企業集團。2001年世界500強中國有11家，但是這11家企業跟製造業有關的一個也沒有。[69]

　　目前，我國已躍居世界第六大出口國。從貿易額講，是貿易大國，可從商品結構講，卻遠非貿易強國。排在我們前五位的國家，出口商品高科技含量超過60％，而中國2001年這個比例還不足15％。[70]中國貿易逆差大的工業品中，第一是初級形狀塑料，就是聚丙烯這樣一些石油化工原料，逆差達到100 多億美元。第二是集成電路，2000年的貿易逆差達到105 億美元。這意味着什麼呢？中國雖然生產大量的電子產品，但是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賴進口。

　　中國現在真正有競爭力，或者說貿易順差特別大的工業品是什麼呢？服裝300億美元，鞋靴90多億美元，玩具禮品等雜項將近200 億美元。[71]

　　我國出口的製成品中相當比例的商品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商品，特別是勞動密集性的商品占有較高比重。表面看，我們的出口市場在拓展，集裝箱重量在加碼，實際卻是現有的出口結構使中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越來越被動。

　　下面這個數字尤其能說明我們的窘境。 外經貿部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對法國出口約1億雙鞋，平均1名法國人要攤2雙鞋，而這1億雙鞋掙來的外匯才夠換回一架空中客車。[72]

　　在全球經濟中，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是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片面主張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交換，在實踐上危害極大，對於國家來說意味着喪失安全，對於企業來說意味着被人控制。

　　中國廠商普遍未掌握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和關鍵技術主要依賴進口。中國的格蘭仕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商，但關鍵件磁控管仍然信賴進口。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小家電OEM （貼牌生產）基地，但核心部件——溫控器是從英國進口的。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空調生產基地，但高性能櫃機仍要採用美國谷輪公司的渦旋壓縮機，而變頻空調統統要信賴日本技術。由於產品檔次低，中國產品出口的附加價值普遍偏低。看一看海關的報關單，一目了然：同樣的產品，中國出口的一般只相當於進口的 1/3-1/5 。[73]

　　雖然中國已經生產出世界上最多的電視機、電冰箱、空調、影碟機和微波爐，還有自行車、熱水器，但在國際市場上還鮮見貼有中國自有品牌的貨品，因為中國的產品大多以OEM （貼牌）的方式變成了外國貨。

　　由於沒有自己獨家生產技術，很多關鍵的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所以中國製造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根本無法與洋品牌相匹敵，結果只好為人家打工，為其做OEM （貼牌）定牌生產，而且做的都是普及型產品，所賺的也是薄得不能再薄的加工費。

　　OEM 的特徵就是：技術在外，資本在外，市場在外，只有生產在內。在家電產品的開發、生產、銷售各環節中，生產環節的利潤是最低的。一些世界級家電企業在全球範圍內下訂單時，會把價格壓到最低，這種訂單雖然量很大，但是利潤卻很薄，沒有上升空間可言。而且由於產能過大，市場容量有限，中國的家電企業只有上演一輪又一輪殘酷的價格戰，從而導致全行業的利潤微薄，相應地企業的研發費用短缺，在核心技術上無法擺脫對別人的依賴。

　　在商業領域中，生產已經不是主要的獲利手段，流通才是真正獲利的手段。中國沒有自己的品牌，只是一個廉價的加工業者，所能賺取的利潤有多少？

　　一個著名的提法，中國要成為世界產品的“生產車間”，但與那些跨國企業生產的造型新穎、工藝考究的產品賺取成倍的利潤相比，這個“生產車間”創造的利潤只有1%～2%！[74]

　　繁榮的中國製造景象背後還掩蓋了另一個嚴峻的事實，即總體上中國國民經濟和高技術產業所需裝備已形成進口依賴。近幾年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設備投資的2/3 依賴進口，光纖製造裝備的100%，集成電路芯片製造設備的85% ，石油化工裝備的80% ，轎車工業設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 被進口產品占領。[75]

　　事實上，“中國製造”這個說法本來就是奇怪的，因為從來就沒有真正的“中國製造”，“中國製造”是一個神話。所謂“中國製造”，不過是全世界製造業中的一環，而且是比較低端的一環，世界製造業真正的主宰仍然是世界上掌握高技術的跨國公司。當跨國公司將工廠乃至研發中心遷移到中國大陸，當中國大陸一座座工廠拔地而起的時候，跨國公司其實早就準備好了新的應對戰略，那就是通過核心技術的掌握進而掌握規則的制定，再通過規則的制定牢牢掌握住競爭的主動。這樣一來，就算所有的產品都是你生產的，主要的利潤卻是我的，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一個嚴重依賴出口、資本在外、技術在外、市場在外，只有生產在內的國家，即使其經濟總量再高，充其量也只是一個裝配大國，不能成為經濟強國，而且抵禦風險的能力較弱。[76]

　　在國際貿易領域，傳統的“比較優勢”概念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在李嘉圖最早明確指出比較優勢之時，主要指的是資源稟賦優勢（包括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優勢）。但隨着技術在全球生產中逐步占據支配地位，傳統的比較優勢已經難以發揮作用。最根本的比較優勢是技術領先的優勢，不是資源的富有或勞動力的廉價。經濟全球化使這個問題更加尖銳。比如，美國2％的農業人口可以養活其餘98％的人口，並創造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出口。中國農民不知比美國農民廉價多少倍，但中國農民的生產力比美國相差更遠，所以中國農業在國際市場上無力與美國競爭。

　　過去人們相信所謂“後發優勢”，以為僅僅通過引進和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就可以趕上發達國家甚至超過他們。但歷史經驗沒有提供後發優勢的任何佐證，而且增長理論的嚴格數學模型已經證明：如果一個國家只靠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她永遠不可能趕上先進國家。理論還證明：如果一個國家以比先進國家技術創新速度更快的速度引進技術，那麼她有可能趕上先進國家，但要超越先進國家，就必須依靠自主的技術創新。中國自主的技術創新不僅遠遠落後美國、歐洲、日本，而且連韓國都不如。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包括政府決策者）一直熱衷於“以市場換技術”，即外國大公司覬覦中國巨大市場，自然會將先進技術和管理帶入中國。不可否認這的確有一定效果，但自主創新的落後是中國經濟致命的弱點，以市場換技術無濟於事，基本上它們轉移到中國的多半是在國內已經淘汰的技術和產品，而且跨國公司通過對在中國生產和銷售的產品徵收技術轉讓費，間接達到了占領這個廣大市場的目的。[77]

　　引進技術和跟蹤國外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於後發國家是必要的，但是戰略技術、核心技術是引進不來的。在產業技術領域，中國的發明專利只有日本和美國的三十分之一；高技術領域的發明專利，更是大部分或絕大部分為跨國公司所有；跨國公司在中國申請的發明專利也大大超過中國公司。如果中國僅僅滿足於跟蹤國外的技術，很難形成自己的專利；而以此為基礎的產業，則會在專利問題上面臨跨國公司的重重壁壘，2002年年初中國生產的DVD機在歐洲海關被扣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子。[78]

　　在農業經濟時代，土地和相應的地權，無疑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在工業時代，能源和相對的所有制結構是工業的制高點，相派生的可能是大規模生產體制；在新經濟時代，制高點已經轉向由國家技術儲備和公司的技術壟斷地位為基礎制定的遊戲規則和各種產業和技術標準和人力資本（人才）。在這個時代裡，公認的價值來源於一個基因序列，一條電腦代碼或者是一個標識語句。人民在判斷商品價值的時候，越來越多地看重沒有一點重量的技術成分，而不是他們的有形實體。

　　原始性創新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國家間科技乃至經濟競爭成敗的分水嶺。知識產權或專利保護制度和高新技術產業“贏者統吃”的競爭模式，使各國在創新資源和收益的分配方面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而掌握原始性創新必然成為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有專家以計算機業為例分析說，英特爾和微軟這樣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卻能獲取整個產業70%以上的利潤，生產主板、內存、硬盤的韓國和台灣地區廠商獲得20%以上的利潤，而我國的聯想、ＴＣＬ這樣以組裝為主的企業，在全行業分得的利潤只在6%左右。[79]

　　技術含量決定企業在“產業食物鏈”上的位置。由於我們沒有與之相抗衡的技術，面對微軟、英特爾的壟斷，我們除了衝動地喊幾聲外別無它法；我們的技術命脈全部掌握在別人手中，“食物鏈”上一個輕微的擺動都會使我們損失慘重。上游的廠商靠技術壟斷將利潤瓜分殆盡，留下的是一些殘羹冷炙，所以我們的銷售額達100多億，而利潤只有區區幾個億；我們被壟斷的技術牢牢栓住了，只能為國外公司累死累活地打工。

　這正應了一句俗話：上游喝礦泉水，下游喝上游的洗腳水。沒有核心技術，就只有處處受制於人。

　　此外，伴隨引進技術而來的國外技術的壟斷，極有可能給中國帶來國家安全方面的隱患。比如，英特爾（Intel）的奔騰（Pentium）芯片的序列號以及微軟（Microsoft）視窗操作系統（Windows Operating System）的後門，曾頗為引人關注；而某些進口的計算機（電腦）安全產品以遠程維護為藉口故意留下安全漏洞，為其幕後公司或組織留下信息殖民的入口。而一旦中美關係出現緊張局面，中國租用的美方衛星向中國提供的信號便會變得模糊不清。[80]

　　有人把發展中國家不由自主地被發達國家用技術牽着走的處境叫作掉進了“技術黑洞”，沒有自主技術的國家永遠只能走重複購買別人技術的老路，永遠只能在“黑洞”中掙扎！

　　中國經濟最嚴重的隱患是經濟增長而產業結構不升級。從總的趨勢看，中國對於技術密集產品的進口依賴度迅速上升，而出口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卻始終局限於低技術領域。如果中國老是在低技術領域增長，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領域的話，無論是從國家安全還是經濟增長空間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全球一體化的市場就好比是一個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參與市場競爭的各個國家，按經濟實力與經濟性質分別處於食物鏈中的各個環節。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將按照政治、經濟與科技等綜合實力的對比來決定其經濟地位與收益。中國作為一個在科技與管理上都比較落後，只能向世界市場提供初級產品的國家，就好比是食物鏈中的初級生產者，其辛勤工作的絕大多數的成果將被那些居於較高階層的高級消費者與終極消費者所享有。就象PC業那樣，全球的PC生產商都要向因特爾和微軟納貢，接受WINTEL標準，以微薄的自身養肥高高在上的跨國公司。正所謂“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我們現在處於為別人生產箱包、玩具、衣服、鞋帽和農產品的不利地位，這些產品技術含量低，利潤薄，替代性強，而且，屢次遭遇別人的貿易壁壘和反傾銷懲罰，中國企業要想不永遠停留在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忍受利潤一天天趨薄的煎熬，要不滿足於現在的製造，就必須要提升製造業的整體實力，使它達到整個產業價值鏈的上端。[81]

　　根據《2002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中國每創造1 美元的GNP ，其能耗相當於德國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國的2.1 倍，印度的1.65倍。由中國科學院推出的這份報告，援引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2000年度的《國際競爭報告》中的資料：中國的科技競爭力的排名繼 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後，2000年排名又下滑了3 位，列全球第28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總體排名2000年也比上一年的29位下降2 位，被列為31位。從整體水平看，中國科技落後於美國、英國等世界先進水平15-20 年左右。當前，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美國的1/12，日本的1/11。由於中國的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狀況在全世界不具比較優勢，由此導致中國的發展成本遠高於世界的平均水平。[82]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來，中國一直奉行外向型和參與國際大循環的經濟戰略。中國目前在全球經濟中處於發展中大國的地位，缺乏自主的硬件設施和軟件設計能力。而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政策運行的後果，並不是致力於彌補這種劣勢，而是接受這種劣勢，以比較優勢理論為指導，參與所謂的國際大循環。這種經濟政策使得中國的戰略產業受到沉重的打擊，經濟安全度下降。傑出的青年經濟學家田立為先生深刻地指出了這種戰略的弊病，“由於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全面實施比較優勢產品出口，嚴重擾動了國際市場原來的價格均衡條件，使得國際市場上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價格急劇下降，大大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壟斷價格與競爭性價格之間的鴻溝，導致了中國外向型工業群體的邊緣化。同時與中國產業結構類似的第三世界國家，在貿易條件上也迅速受到打擊而急劇惡化。中國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實施後果，促進了第一世界的更加富裕，同時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整體邊緣化，中國自己的工業當然在依附性發展的軌道上也迅速實現了邊緣化，使得中國通過大躍進積累起來的重工業資產，處於無用和報廢的境地，徹底摧毀了中國裝備工業的靈魂，使得中國國內數千萬國企職工面臨下崗的命運。

　　“由於亞非拉國家往往缺乏購買力，中國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市場當然地定位在歐美日的消費者身上。在中國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時，需要接受那些具備購買力的西方富國消費者的選擇權，在品種花色和工藝結構上滿足他們的要求和發達國家的技術標準，這樣中國的外向型工業的裝備在中國的重工業部門是沒有生產能力的，因此在工業發展的裝備和技術上只能是依賴西方的重工業基礎。實際上由於需要執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中國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的經濟聯繫被人為地斬斷了，重工業實際上在農業被社會發展進程拋棄之後第二個被拋棄。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農輕重’的國內經濟大循環，就被徹底斷送了。中國的發展將依賴於輕工業，產業發展只能是定位在發展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上，這個產業的發展空間有多大，在國際上受經濟和政治因素制約有多深，那麼中國經濟發展就能夠走多遠。”[83]

　　中國人多地少，靠農業、出賣資源、甚至旅遊業是無論如何撐不起中國經濟的，沒有核心技術，只有幫別人打工，任人宰割。

　　韓德強先生發聾振聵地說：談到民族工業，中國的核工業、航空航天工業、汽車工業、船舶工業、電子工業、兵器工業、重型機械工業等等才是真正的民族工業，是國民經濟的骨胳和肌肉。如果這些工業紛紛垮掉，就算服裝鞋帽業發達十倍，把全世界的業務都攬過來，中國也是弱小國家，只有一堆任人魚肉的經濟脂肪。 [84]

　　中國有限的自然資源已經無法繼續支持以往那種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了，中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導致中國極度依賴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本。中國迫切需要以知識經濟作為整體經濟發展的龍頭。

　　一個國家的強弱完全在於它的經濟、科技、教育以及國防的實力。

　　人力資源能力建設是新一輪社會財富積累的核心，中國要躋身於強國之林，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從根本上加強人力資源的能力建設，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

　　從長遠來看，一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該國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有賴於科學技術的進步，毫無疑問，科技進步的取得靠的是人才的培養與使用。而人才的產生，離不開有效的教育體制。

　　教育是傳授知識培養人才最重要的一個工具，是產金蛋的母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轉化器，也是一個民族的前途所系。��

　　教育是改變人的心智，價值觀，提高其技能，培養優秀勞動者的不二法門。只要有適宜的教育體系，一群烏合之眾可以訓練成所向披靡的軍隊，文盲可以訓練成熟練工人，專家和科學家。

　　教育是發達國家富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貧困國家落後的關鍵癥結所在。

　　在人類步入工業文明以後，教育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內生變量。在知識經濟時代，一國經濟發展潛力更是完全取決於教育。改革開放，資金、技術、思想、文化都可以引進，唯獨人的素質無法引進。

　　表面上看，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受教育者本人，但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最終受益的是整個社會和國家，因而教育應該視為一個國家和民族對未來的投資。國民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投資，它有不可改變的先期投入，後期收穫的“滯後性”，其功效往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後才顯現出來，此外，教育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公共品”的特徵，即民眾教育成功的好處和失敗的害處都會擴散到他人和社會上去，從經濟學角度，私有資本缺乏對“公共品”的投資熱情，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政府必須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碼程度的普及國民教育的責任。

　　日本二戰後從廢墟上快速發展成經濟強國，原因就在於它當時擁有的高素質科技和管理人才。資料表明，日本在一九一零年就已經達到邊遠鄉村教育普及的水平，當時的工廠企業管理人員中擁有本科學位的就已經達到47％。

　　日本以彈丸小國之地和貧乏的自然資源，其工礦企業卻能夠高效地大批量地製造出先進的武器，蹂躪中國半壁江山、橫掃東南亞諸國，在太平洋戰場與美國一決雌雄、持續15年的大規模戰爭，其國內企業中科技和管理人才儲備量之充沛、素質質量之高，可以想見。[85]

　　1962年日本文部省發表的白皮書聲稱，在1890─1960年間，日本用於人的資源的開發投資，比用於對物的開發投資多16倍。這使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只用了大約60移美圓，就引進了上萬種的新技術，經過自己的消化吸收，轉變為強大的生產力，很快地能超過美國和西歐。[86]

　　日本朝野從上到下都認為“教育是只母雞”，尊師重教蔚然成風，1984年，日本文部省有個通告，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一定要在一切公務員之上。這乃是重視教育的最佳方式。

　　德國（西德）戰後的經濟奇蹟，很大程度是上靠教育特別是靠職業教育的成功，為此，德國政府先後制定了兩部法律：《聯邦德國職業教育法》，《聯邦德國職業教育促進法》，一法不夠還要再頒一法，法規之外，還要促進，促進也是法律，堪稱一大發明，無怪乎人們將西德的職業教育稱為造成德國經濟奇蹟的秘密武器了。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的國家是迅速發展了，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了，現在更提出“科教興國”的口號。但教育是否得到了足夠的重視？客觀地講，中國政府對教育的重視更多地表現在口頭上。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調查，在世界153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中，我國名列第145位。從總量上看，我國財政對教育的支出僅占GDP的2·5%，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意味着中國想用世界教育預算的1%來教育世界25%的學生。[87]

　　研究結果表明，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300美圓，500美圓和600美圓時，其平均教育預算應分別占GDP的3·2%，3·5%，4%。而中國人均GDP早在1997年就達到了836美圓。

　　現在我國小學生升初中的有一半人，6000萬初中生升高中的占1／5,約1200萬人，高中生升大學的約1／2,也就是500萬。中國整個平均受教育水平，絕大部分是初中水平，有4%的人連小學都沒上過。[88]雖然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農村偏遠地區的教育卻還要靠“希望工程”來支撐。如果中央財政不拿錢，義務教育永遠是一個畫餅。

　　在國際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一般是作為公益事業，由政府免費或以較低費用提供的。在北歐諸國與西歐主要國家，大學教育基本是免費的，法國的國立大學只收取少量註冊費；東歐諸國高等教育也實行免費與廉價制度；在加拿大，高校收費低廉，由政府巨額津貼，等於全民辦學與全民共享；美國公立大學雖然也收取學費，但其每年學費平均僅占人均收入的11.8%。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實行高收費的政策，收費之高完全可以用“昂貴”來形容。

　　我國2000學年的大學學費，相當於14個相對發達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達到“兩億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 以上。國立大學的學費占據市民家庭生活費份額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說，目前我國大學的學費至少相當於普通職工4 —8 個月的工資。（至於廣大農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狀況，肯定比城市差得遠；但因為缺乏可靠的統計資料，無法進行討論。）[89]

　　如此昂貴的學費，不僅讓貧困的家庭對大學望而生畏，即使對普通的家庭而言，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這意味着，對大多數百姓而言，大學的門檻離他們更高更遠了。國家對教育投入不足而讓老百姓承擔沉重的教育負擔，不僅有失社會公平原則，更是一種短視的行為。

　　教育學家把高等教育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校大學生在適齡人囗中所占的比例（毛入學率）低於15%為精英階段，超過15%就達到大眾階段，超過 50%後進入普及階段。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數據，在有數據可以比較的153個國家中，52%的國家高等教育處於精英階段，45%處於大眾階段， 3% 處於普及階段。美國大學毛入學率早在1940年就達到 16%，而根據中國政府《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國要到2000年才能達到 15%。在44個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有21個已進入大眾階段，中東（西亞）、中亞、東南亞和東亞的多數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均已實現大眾化，俄羅斯和韓國則更上一層樓，進入了普及階段，而中國大陸毛入學率1996年只有 5.78%，甚至比印度等南亞國家還要低。

　　以上是高等教育的“增量”指標，下面則是高等教育和一般教育的兩個“存量”指標。根據何麻庥等對教科文組織公布的70多個國家和地區數據的計算，25歲及以上人囗中受過高等教育者所占的比例，1990年低收入國家按人囗加權的平均數為 2.7%，1981 年的印度為2.5%，而1990年的中國僅為2.0%。15~64 歲人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數據，美國為18.04年，日本為14.87年，而中國只有5.42年。教育程度的高低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水平和潛力。1993年，每萬名勞動力中從事研究開發活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79.6人，美國74.3人；1996年的中國只有 6.8人。如果不能儘快消除如此懸殊的差距，科教興國又何從談起呢？[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