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四章 第四節中 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

第四節 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

　　中國是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在教育財政投入上幾近吝嗇，然而，在奢糜享樂方面又驚人地奢侈，早在十多年前，媒體就報道了國內公款吃喝達到一千億元（一千億可以救助2·5億失學兒童）。如果加上卡拉ＯＫ、桑拿、按摩，如今這個數字早不知又創什麼新紀錄了。所以要說國家窮沒錢辦教育，恐怕沒有人敢相信。

　　早在八十年代，千家駒老先生就在全國政協會議等各種場合大聲呼喚、警告：我國教育落後的嚴重狀況如不迅速改變，將會和五十年代忽視人口問題那樣，帶來嚴重的後果。

　　對教育的漠視，除了觀念落後，最大的障礙源於各極政府官員急於得到回報和儘快取得經濟成果的急功近利的短視心理和行為，因為後者乃是升遷榮升的主要“政績”。

　　今天的中國正在花幾千億搞基礎實施建設，而西方發達國家正在進行的是另外一種基礎實施建設——人才的培養與競爭。

　　結果如何，可能早就有了答案——我們又得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

　　在知識經濟時代，競爭的核心已經不是工業時代的資本和機器，而是經過專業訓練的高素質人才。中國需要勒緊褲帶辦教育的眼光和幹勁，必須堅持教育適度超前發展的戰略。因此，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實施20-30年嚴厲的國民強制教育法案並給予充分的財政支持，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復興與強盛的最佳保障，亦必將是一樁造福子孫萬代，功德無量的壯舉。

　　全民教育比任何一種財富分配方式都更能給個人以權力和機遇。投資於貧民的教育，是經濟增長的跳板，投資回報率高達10倍。

　　有朝一日，中國的大學入學率達到美國的一半時，美國人可能要大小便失禁了。

　　除了增加財政投入，國家還應該出台相應的法律法規，鼓勵民間辦學，對於企業捐資助學的，減免抵扣其稅收，以增加其助學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引進資金，是要加倍償還的（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引進技術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而且引進的不可能是最先進的技術。中國的現代化不能依賴外國的資本家和科學家，不能依賴中國血汗工廠的工人和艱苦勞作的農民掙來的外匯。中國的未來歸根結底要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中國的未來應該依賴中國的資本家和科學家，依賴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工人和農民。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是發現機遇、利用機遇，促進發展的主體。人口多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巨大壓力。如果我國的教育發展不上去，這麼多人又沒有技能，那麼這13億人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包袱；反過來看，如果他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個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兩個方面都存在，關鍵是我們怎樣做。中國有6億－7億的勞動力，要是有1億人搞科技就足夠強大了。

　　中國人聰明勤奮，中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達100萬，雖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低，絕對數量也還相當可觀，然而，每年他們中有大量的佼佼者卻在為別人效命。

　　中國最好的大學北大、清華的現狀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碩士生，三流的博士生。

　　若問中國的一流人才上哪兒去了？答案是——全在美國。在美國，隨處可見當年各省的“高考狀元”，比比兼是的清華、北大、中科大(據說它引以自豪的“少年班”2/3在美國)、 南大等中國一流大學的最優秀的畢業生。

　　資料顯示，85年以來，清華大學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82%去了美國；北京大學則有76% 的畢業生流向美國。清華大學自建校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全實現了她當初的辦學宗旨：“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預備學校”。誰能說得清這是美國的幸運還是中國的悲哀。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派出近40萬留學生，學成回國的只有三分之一。比如，在美國硅谷，共有20萬名工程技術人員，其中6萬是華人。而近年來，跨國公司紛紛在我國國內大舉招攬人才，目前，美國英特爾、微軟、郎訊等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了100多家研發機構，利用高薪網羅國內的高科技人才，僅朗訊所屬的貝爾實驗室就在中國招了300 人。[91]

　　有網友曾經講過一件趣事：他的一個在Oracle工作的朋友領導的那個小組裡有五個中國人、一個美國人，結果他們工作討論時竟常常用中文 ，當那個美國人因表現太差被辭退後，一怒之下竟告這個公司歧視！因為他在這個部門是minority（少數），而majority（多數）使用他不懂的語言就是一種歧視。這位網友以前的導師因為手下中國留學生占多數，就曾一本正經地表示要學點中文。

　　別看MicroSoft, SUN 牛皮哄哄地一會兒推出這個產品， 一會兒又推出那個產品…… 你可能不知道，這些炫耀着西方文化精髓的高科技產品乾脆可能就是個中國人的手筆![92]

　　對糟蹋物質財富的行為我們痛心疾首，面對糟蹋最寶貴的財富——人才的流失的現實卻無可奈何。人才的生產過程很長，正規教育通常需要10—20年的時間，一個社會以大量的資源投入教育部門，但是如果學生畢業以後不能為社會服務，實在是莫大的浪費。

　　高級人才大量外流，比資本外逃可怕的多。大量的中國高智商精英被美國這個科技與教育黑洞所俘獲。中國為這些人所付出的教育基礎費用的成果都被美國以極低的代價占有。這對於技術落後的中國來說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是相當危險的。

　　僅僅從靜態來分析，40萬留學生的三分之二將近27萬人，假設每人平均年薪為5萬美圓（實際數字肯定要大於此數），那麼他們每人每年至少要為所在國貢獻兩倍的年薪（即10萬美圓）才會獲此報酬（資本家是不會幹虧本的買賣的），27萬人每年至少會為別人創造將近300億美圓的價值，這還不包括中國損失的機會成本。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表面上看是實力的競爭，本質是人才的競爭。蕭何月下追韓信、劉備三顧茅廬、……古往今來，人才從來就是一個國家制勝的根本所在。

　　優秀人才不單是一項生產要素，更是知識資本和文化資本；人才的流動方向不但左右經濟的榮枯，更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

　　上世紀50年代任美國海軍次長的金布爾說，錢學森知道美國所有導彈工程的核心秘密，他一個人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寧可將他槍斃也決不讓他回紅色中國去。果然，錢學森回國20多年裡，中國的“兩彈一星”陸續上天。

　　人才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和財富，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其價值遠勝於黃金。國家之強盛治亂，人民之富裕幸福，並不在於山川地理之險峻，物產之豐饒，而全在於人才的培養，選拔與任用。

　　美國從建國（1776年）到發展成世界頂級強國（20世紀五十年代），前後只花了二百年不到時間 。與以前花幾個世紀才擴展成世界強權的不列顛帝國，海上強國西班牙等比較，無疑是後來居上，速度驚人。關於美國的成功，有人認為得之於它富饒而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處在兩大洋之間因而遠離戰火）；有人說得益於它立國之初所建立的一套民主，合理的法制體系；也有人認為是來源於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殘酷壓榨和剝削……

　　然而，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美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與人才——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有很大關係。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這句話有二個意思：一是它是由早期的歐洲移民建立而成，二是它至今還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仍在以一定規模接受移民 (每年以數百萬計) 的國家。如果你到紐約“天使島”移民博物館參觀，那兒有動態模型告訴你：美國歷史上有二次移民高峰，一次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二十年代，來源以歐洲，英國的白種人為主；另一次是從二次大戰後的七十年代至今，移民人口主要來源於亞洲。

　　早期的歐洲移民給美國帶來了德國的工程師、技藝精湛的工匠和工藝技術，英國的律師、銀行家和市場經濟策略，法蘭西的服裝工藝和美酒，意大利的雕塑家、歌唱家和他們奔放的熱情，愛爾蘭人的節儉、守舊…… 而七十年代以後來自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中國、台灣、香港、韓國、日本及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移民則給美國帶來了優秀、聰穎的科學家，勤勞的工程師，各類工程科學專業人才，充滿活力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和多姿多采的多元文化。

　　看看戰後美國諾貝獎獲得者中有多少是移民和移民後裔，看看美國從20所頂級大學到普通大學裡有多少亞裔教授，看看美國登月太空項目里有三分之一的華裔工程師，看看包括IBM, Intel, Microsoft, Oracle，Lockheed Martin, Hughs 在內的美國各大高科技公司哪家沒有中國留學生……你就會明白亞裔移民或亞裔美國人在保持美國的世界科技領先地位所起的作用。

　　正是來自世界各國的精英人才才使美國在世界上保持科技領先的地位並為美國經濟保持活力開闢新的生長點，這一點連最保守、排外的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也是克林頓總統在每年五月的“亞裔傳統月”向亞裔美國人致意時的肺腑之言。[93]

　　當前世界範圍內的一個共同問題是，隨着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高科技人才嚴重告急。美國一項研究表明，2000年，美國80% 的工作崗位本質上是腦力勞動，目前高素質的勞動力短缺約30萬，今後每年至少需要9萬5000名電腦專家，而其國內培養的只能滿足三分之一左右。日本信息工程方面的熟練技術人員也缺少20萬。歐盟一項報告指出，西歐地區2000年僅信息技術人員就缺少123 萬。[94]他們的人才缺口靠什麼去填？主要就是靠引進外來人才。

　　通過開放勞動力市場，西方發達國家吸引了大批外國科技人才。如目前美 國的人口雖只占世界１／２２，卻擁有世界１／２的研究生、１／３的大學生以及１／４的科研人員。美國占有世界科技人才的辦法之一，就是廣攬國外優秀人才、吸引高科技人才、鼓勵傑出人才移民等。

　　美國最可怕之處，不在於它的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和強大的經濟體系 (這些英帝國和當年的蘇聯都曾擁有過，但最終還是衰敗了)， 而在於它對世界各地人才的吸引力。正是這種源源不斷的來自世界各國的人才的聚集薈萃，讓美國保持了強大的活力和領先地位。

　　美國人發明“寄（GRE）托（TOFEL）”，一定有“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矣”（李世民語）的算計，事實證明，TOFEL、GRE成了中國教育成果的收割機，成了中國知識精英流失的黑洞。而中國急需知識精英的智力和活力來振興國家。

　　1990年代以來中國民間的“托派”（指參加托福考試）人數呈直線上升之勢，許多在校學生在聲討完美國霸權之後，立即投入托福考試，千方百計爭取到美國留學。申請到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定居的人數也在迅速增加。據網上披露，1998年6 月29日克林頓到北大發表講演時，當面抨擊美國內政外交的幾位“學生代表”如今多數都生活在美國，其中詞鋒最利的一位女生據說已嫁到美國，成為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者。[95]

　　美國現在業已把中國當成了競爭對手，中國已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壓力，“中國可以說不”派們膚淺地呼喊“起來！”，“打倒！”只能譁眾取寵，但於事無補。制定一大堆“高科技攀登計劃”很容易，矮子中拔高子地提拔一大批“跨世紀傑出人才”也“看上去很美”，一說缺高級人才就一呼隆到海外來招年薪100萬的“特聘教授”也花得起這個錢了…… 但只要中國一流大學每年培養的人才還在源源不斷地流往美國，只要在美國的留學生再苦再累也不願意回國，中國科技的世界先進水平就是一句空話！

　　21世紀的競爭，是人才之爭。中國與美國真要在世界舞台上競爭，當務之急是止住“人才失血”。很難想象一方面一流人才跑到對手那邊去，一方面又不得不以二、三流人才與對手外強中乾地“說不！”能有何實質性意義。這種狀況不改變，中科院院長的“二、三十年內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豪言壯語弄不好又是“科學證明畝產十萬斤”的笑料。

　　中國目前的人才流失狀況正在步印度的後塵——一流人才全部出國，成為西方國家的廉價精英人才的供應地；反過來，不管有多少人才在國外獲得了諾貝爾獎，在先進技術方面永遠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處於二流水平，並淪為西方先進技術產品攫取豐厚利潤的低端市場。最終不過是個經濟發展緩慢，人口負擔重，生態環境惡化的二、三流國家。[96]

　　中國存在着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不僅是從國內向國外流失，而且是從社會學向自然科學、技術和商業研究，以及從理論研究向商業活動流失。政府資助出國的學生和學者中，絕大多數人學的是科學技術。出於明顯的商業原因，最有才能的年輕人中，有許多人即使不出國而選擇留在國內，也是進入合資企業和外國公司，而不是進研究機構。這一切對中國的繼續崛起產生了長期不利影響。

　　中國的發展需要大批人才，但中國又有大量人才不斷地流向國外或在國內的外企工作，這是很不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高科技人才是國家的精英，是未來的希望，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如何防止人才流失並進一步引進人才，已成中國建設過程中的重大課題。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競爭，中國必須把培養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視為一項關繫到國家興衰存亡的戰略任務來抓，從戰略高度重視人才問題，制訂有關政策，採取得力措施，建立與形成適合中國國情的培養、吸引和使用人才的良性機制，才能提高爭奪人才的競爭力。

　　採用堵截、閉關鎖門的留學生政策是不可取的。中國 100 多年來落後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於奉行專制主義的統治者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文革結束後的20多年，中國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先進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引進各種稀缺資源，結果是一改一窮二白的面貌，使得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的綜合實力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對外堅持開放，對內堅持改革，努力發展經濟，實行憲政民主，是古老的中華民族煥發新生與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舍此別外它途。

　　中國吸引人才回流面臨著幾個相當大的難點，譬如政治環境不穩定，回流人才的安排，外來人能否得到信任，社科人才是否將受到歡迎，以及回流的人們能不能抗拒灰色經濟的巨大“魔力”等等。而其中最大的難點莫過於能否保持長期穩定和透明的政治和法治環境，其次是中國特色的人才觀——用人不用才（只用奴才），用才不用人（把人才當工具）。

　　人才問題的核心是人心，中國一般化的生活水平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中國沒有建立起一套令人滿意的獎勵制度，或者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建國初期的幾年中，有大批的中國學者不顧關山險阻，不畏迫害，放棄在國外的優厚待遇和辛辛苦苦獲取的社會地位，千方百計，萬里迢迢、義無反顧地回到一窮二白，滿目蒼荑的祖國，他們之中著名的有錢學森、錢三強、李四光等，在幾十年裡，一直是中國科技、文化、經濟方面的棟梁，支撐着民族的生存。��

　　今日中國雖然落後，但比之五十年前還是要好得多。��

　　美國無疑是中國留學生的首選，然而，美國佬並非天生好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當他們來到美國為生存、為更好的生活而奮鬥的時候，事實上就為美國的強大不自覺地作出了超出一般美國人的貢獻。而且，他們難於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永遠只是人家棋盤中的一粒棋子，事業發展遭遇“玻璃天花板”，任人擺動和吞吃，無法擺脫“二等公民”的隱形桎梏。

　　“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華羅庚語），關鍵是我們怎樣吸引他們回歸。

　　最近，中國的新的五年計劃也提出，要把改革開放以來外流到發達國家的幾十萬學有所成，目前效力於外國公司、科研單位、大學、及政府機構的專門人才吸引回中國。不少部門用出高價、給房子、安排子女上學、給高專業職位等方法吸引人才，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是表面功夫偏多。因為人才的流向和人才能不能留下來，並不是單單靠高薪等物質條件就能做到的。

　　如果說高薪酬並非留住人才的第一要件的話，那麼如何從機制和環境着手創造條件，營造一個寬容寬鬆的政治環境，激發人才們的創業欲望、公平公正地承認人才們的應有價值、如何讓人才們對未來充滿積極穩定的預期，則是一個亟需考慮的現實問題。

　　人力作用的發揮，只可激勵不可壓榨。人才之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環境、市場環境之爭。歐、美、日國家雖非樂土，但是至少人們不需要學習紅頭文件，成天要參加政治表態性活動。總之，海外人員能否回流，取決於他們對中國和其它國家環境的比較和判斷，以及對自己事業發展機會成本等多方面利益衡量而做出的，不是高薪就能引來金鳳凰，就能留住人才的。而且當今的留學生都比較實際，不但要看回國工作能否干出點事，而且相當注意能否有回報，並且和國外的機會相比較，才能作出選擇。一個國家有沒有吸引力，在於有沒有機會，有沒有回報，有沒有保證自由選擇的環境。報效祖國的一句空話是遠遠不夠的。[97]

　　在國家出現危機時，中國證明了自己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例如在遭受外國侵略或威脅期間，在出現像1998年長江洪災這種自然災害期間。然而，這種在困難時期出現的凝聚力並不意味着中國已經成了在和平時期也能吸引精英的國家。如果中國不能吸引自己最有才幹的年輕人回國，它怎麼能像美國那樣吸引最出色的外國人才來這個國家效力呢?

　　良禽擇木而棲。從根本上說，吸引留學生回巢的關鍵，在於創造一個寬鬆的適合人才發揮才能的環境，而建立成熟的人才市場是第一要務。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人數眾多情況複雜，為了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可以考慮讓國家出台法律，給予他們雙重國籍。人都是講感情的，給予他們信任就是給予我們自己機會，而且每個人都有成就感的需求，天賦和能力越強，這種願望也就越強，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絕大部分海外留學生肯定會選擇報效祖國，況且，中國是他們的精神家園，只有祖國強大了，他們在異國它鄉才能夠揚眉吐氣。

　　無數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在一個全球化競爭的世界裡，得人才者得天下。我們要與發達國家一爭高下，首要的資本就是能吸引一批頂尖的人才，然而還要有一套能夠體現人才真正價值的完善機制。可以斷言，如果我們留不住優秀的人才，要想在殘酷的競爭場上取勝奪冠，只能是痴人說夢。 縱橫捭闔，趨利避害

　　由於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國成了美國稱霸全球最大的障礙，目前美國正在將其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通過各種手段力圖建立美國在亞太地區牢固的統治地位，並開始象當年英國遏制德國、美國遏制蘇聯一樣對付中國。美國加強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軍事外交活動和一系列戰略部署已充分表明，它是我國國家安全的最大戰略威脅。相信大家都清楚美國的 NMD、TMD 以及數以千計瞄準中國的核彈頭、大批的對台軍售、頻繁的偵察飛行所為何來。

　　政治生活中有一條重要的經驗：事關利害時，只有靠鬥爭，只有靠手段，感化起不了多大作用，說服更是不解決根本問題。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欺侮和敵視，中國絕不能坐以待斃。對付美國，一方面要作政治、軍事上的堅決鬥爭，另一方面，要潛心研究其國際行為的特點和規律、思維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應的外交戰略。做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避實擊虛，奉行靈活、務實的外交方略。唯如此，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實現我國的國家利益。

　　外交的實質是各國在世界範圍內追求國家利益。因此，對外關係的指導原則必然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是為內政服務的。外交上的成就反過來可以緩和國內矛盾，振奮民心士氣，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賴和支持。而這又表現為政府的組織動員能力，這種能力是國家凝聚力的象徵和國力的一個重要標誌。

　　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續，但有別於內政，研究外交並制定對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學貫東西。西方文化中滲透着白人至上的種族優越感，它在國內提倡民主和寬容，在對外交往中信奉的則是馬基雅維里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實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強權政策。在他們看來，國際關係中的是與非，根本在於是否符合它的國家利益，實力決定利益，而利益又決定了其價值取向。對盟邦、敵國的判斷和選擇因時因地而異，完全取決於國家利益在當時的要求。18 世紀英國外交大臣帕克的“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可以說是西方外交精神最精闢的概括。

　　美國是個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就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民族本性來說，最不在乎抽象的理論，最在乎實際的利益。美國人自登上國際舞台那天起，從來都是見利忘義，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的。

　　現在，美國人推行對外政策時是以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的政治現實主義的外交學說為理論依據，在謀取霸權以及掠奪全世界各國的財富的時候更加赤裸裸地不加以掩飾。當然，這並不妨礙美國人對外宣傳的時候把自己打扮得無比的正直純潔，似乎一切都是為了抽象的原則與信念。[98]

　　美國負責武器控制和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國務卿約翰·博而頓說，美國外交不論是“多邊主義、單邊主義、或雙邊主義，它們都是被利用的功利主義的工具，就像刀、叉和勺。而隱藏於它們後面的哲學上的計算方法要視其是否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99]

　　中國向以儒家思想看待和處理國際事務，新中國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臉面而輕實利”、“和為貴”、“以德報怨”等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例如“擱置爭議”就反映出中國在解決主權爭端問題上一廂情願的和平願望，而他國則踐行社會達爾文主義，“重實利而輕臉面”。他國對爭議地區實際控制日久即為既成事實，從而令中國的願望徹底落空。

　　中國政府長期宣傳所謂的互諒互讓，互相尊重，維護某某大局，其實都是一些人際關係的經驗，而國際關係是遠比人際關係更勢利和善變的。

　　道德外交可以進行宣傳，以干擾別國對我國的戰略行動，但是絕對不能付諸實踐。七十年代我國放棄對日戰爭索賠；五十年代以來，我們一直致力於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將我國視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威脅，印度認定中國是其頭號敵人。1998年，我國承受了維持人民幣不貶值的巨大代價，努力塑造“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並拿出40億美元支持東盟國家穩定幣值（其中25億美元給了印尼），以幫助亞洲國家儘快擺脫困境。然而我們得到的回報是印尼政府針對華人華僑有組織的、駭人聽聞的暴力迫害；菲律賓則重新引入美國勢力，加緊蠶食我南海島嶼。

　　外交鬥爭尤其是歐美各國現實主義政治家眼中的外交鬥爭，一貫是民族國家本位而非私人關係，一貫就是唯利是圖，以力服人的，所謂的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正義感完全是個幻影。那種“以德服人”的中國古老文化的源遠流長的精妙之處不可能對美國人起作用，中國也沒有必要白白犧牲本國的人民和利益以換取虛幻的好名聲。[100]

　　我國在外交上一個典型的思維邏輯就是：不能輕易得罪誰，否則就會影響周邊環境，進而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如果我們對外強硬，則會被人指責為“中國威脅論”（照此邏輯，當今這個世界上應當風行“美國威脅論”）。

　　這種思維邏輯在實踐中（對強國不敢對抗，對弱國不敢得罪）成了掩飾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謀略、軟弱無能的一個藉口，是現代版的“友邦驚詫論”。它所產生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嚴重挫傷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海外華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黃子孫在擺脫西方列強的欺凌後至今已半個世紀，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為泱泱中華大國國民應有的尊嚴和自豪。漢武帝時的“犯大漢者，雖遠必誅”的強悍之氣，如今只有在歷史學家的作品中去憑弔。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中，中國輕取印度，我們本可以一勞永逸收復失地：即傳統習慣線與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之間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卻退回到戰前的所謂“實際控制線”。印度很快又捲土重來，設置行政區，移民幾百萬，將其侵略既成事實化。中國懷仁德之心，冀以妥協退讓的方式求得南部邊界的安寧和兩國關係的友好，但並未能換取印度同樣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諒互讓”的態度通過協商和對話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來，一直志在復仇，大力擴充軍備，並對我西藏懷覬覦之心。

　　1999年，我國分別與越南和俄國締結了陸地邊界條約，極不明智地對越南作出領土讓步。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後的北部灣劃界和南海島嶼歸屬談判中持更加強硬的立場，甚至提出更多的領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面對葉利欽領導後期內政外交上焦頭爛額的俄國，我國竟然不去積極利用這段稍縱即逝的、對我極其有利的時機壓俄讓步，力爭收回至少部分領土主權，卻急於確認現狀，與俄劃定了東段邊界的全部走向。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聞！與此相反，二戰後，歷屆日本政府為收復北方四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長時期維持與蘇聯的戰爭狀態。結果，二戰結束僅僅十一年以後（1956年），蘇聯為離間美日關係與日本接近，雙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復了正常國家關係。進入九十年代，蘇聯分崩離析，取而代之成為國際法主體的俄羅斯實力銳減，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幾近鬆口，日本逐步贏得主動。

　　我國自建國以來在領土問題上讓步太多。這種在不是脅迫之下所作的讓步，即便日後想收回，都沒有了法理基礎。中國所作的讓步多為實質性、少有權宜性，反映出自古以來中國發展的封閉性和內向性，這就決定了中國外交態勢的防禦性特徵，而不是積極進取使國家利益延伸出去。為一時之安寧，我們不惜息事寧人，這恰恰暴露出我們對國際關係的實質缺乏深刻的認識。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蘇俄為打破帝國主義列強的封鎖，曾三次發表對華宣言，表示要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攫取的權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談判時，蘇聯所處的戰略環境已有改善，從此再也不談歸還權益。相反，還策動外蒙獨立，作為蘇聯遠東的緩衝區。並利用中國的孱弱加緊滲透外蒙，並將其勢力滲入我國新疆。

　　歷史的經驗表明：領土問題涉及國家根本利益，如為一時之安寧急於在當時達成一致，則日後不易改變；若堅持立場，雙方關係也未必惡化到哪裡去，局勢的變化會不斷創造出各種可資利用的機會。而一旦日後羽翼豐滿，則極其主動。

　　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堅定地捍衛自身利益，那麼就不僅不能真正贏得世界各國的尊重，反而會被視為軟弱可欺。我們所片面強調的所謂 “政治解決”，不過是處理國際爭端的手段之一，決不可能成為唯一的手段。在國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國政治權力的基礎和解決國際爭端的終極手段。因此，過分強調“政治解決”的唯一性，實際上是減少了自己的可選擇方案，自縛手腳。

　　以我國家之大，影響之巨，可使用之手段遠比小國要多。一味遷就退讓，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只會令我喪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強國藐視於我。現在，甚至周圍的蕞爾小國都膽敢對我尋釁，這在世界大國中找不出第二個例子。

　　中國是龐然大物，它一旦強硬，足以令人膽寒。周邊小國面對強鄰無非有兩種選擇：或交好逢迎，或結成反華同盟。對前者可取懷柔之策，對後者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故示敵以強，則敵敬畏；示敵以弱，則為敵所輕。

　　中國的外交邏輯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極易使我陷入被動。周邊一些國家必然會在強國的支持或慫恿下，加緊侵奪我國利益。他們都會覺得中國軟弱，多半會姑息讓步，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實，並將問題國際化，來逼中國認可。中國人忙於內政，又愛面子，到時一定會妥協。而西方國家向來以其利益為標準決定外交方針，待衝突明朗時，誰也不會翻開歷史書，查看它曾於某年某月承認過中國對某一地域擁有主權，屆時它將考慮的則是如何實現地區力量的均衡並從中謀取利益。

　　國家間的關係充滿了變數，取決於各國國力的此消彼長和國際大形勢的變化。因此，這種關係的好壞永遠是相對的，只有國家利益是永恆的。如果我們片面謀求和平，這種和平可能是短暫的，是以我們失去未來主動權為代價的。

　　九十年代是中國外交自建國以來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外，幾乎無所作為。及至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國綏靖外交的迷夢，偏安綏靖仍是中國“大國外交”不變的宗旨。其癥結在於外交思想的內政基礎，經濟發展被歸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經濟上的不夠發展所致。因此，唯一的辦法是不管國際上如何風吹浪打，都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殊不知，以外交空間被擠壓和西方列強步步進逼為代價所換取的經濟發展的時間和空間都將是有限的，隨之將面對的是西方壓力不斷加大的日趨嚴峻的國際生存環境。

　　國際競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制定外交方略的時候，為國家利益而鬥爭就是最高的道德標準。中國必須立足於對世界大勢和各國國情的深刻認識，順勢而為，以萬變應萬變。而絕不可以一廂情願、以己度人、或單純地“以德報怨”。至於那些虛情假意的表演，有時間與精力，逢場作戲也未嘗不可。但是一旦國家利益因此遭受到了損害，馬上就要毫不猶豫地將其拋棄。

　　常言道：弱國無外交。但弱國在一定的時機和條件下也能夠創造奇蹟。如滑鐵盧之後的法國外長塔列蘭和一次大戰後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外長施特萊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強之間的矛盾，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為本國爭回了重要的利益。現在我國的國力並不算太弱，在當今國際舞台上縱橫馳騁的空間很大，更應積極進取，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101]

　　國家間強弱對比並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構成絕對的差距，故弱國未必弱，強國未必強。強弱國之間控制與反控制、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也不妨礙彼此間一定程度的合作，這種合作恰恰反映了在複雜的國際關係格局中不同國家在各種利益上的博弈關係，即一種在實力基礎上的外交智謀的較量。

　　“謀者，所以遠害就利也。”外交技巧對一個世界大國來說至關重要。無論是兩國間的雙邊關係、抑或更為廣闊的國際關係的格局，實質上是各國在實力基礎上通過各種手段追求國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結果。實力是決定格局的基礎，格局反過來又加強或削弱一國的實力。在國際鬥爭中，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僅取決於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綜合力量，還在於該國運用何種外交戰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一國實力的不足。

　　1999年，美國《華盛頓季刊》分析中國的外交時說：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中國常常不能預見到問題的出現，“常像是一輛忙碌奔跑的消防車”，試圖用反提案和反措施來撲滅別人放的火。 疲於奔命，十分被動。

　　這家刊物接着說：外交技巧對一個世界大國來說至關重要。有了這些技巧，中國就可以將地區性的地緣政治制約因素或者說不利條件轉變成戰略上的有利條件，大幅度增強自己的實力。許多中國官員和戰略家仍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往往將他們能力的缺乏全部歸罪於經濟和軍事實力不足。他們看不到，外交技巧可以有效彌補硬件實力的不足。[102]

　　“韜光養晦”、“忍辱負重”是中國多年的國策，但目前嚴峻的周邊安全環境使中國想好好發展幾十年後，待進入世界經濟強國時再有所作為的打算變得渺茫，美國冷戰思維式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讓你好好發展，想躲都不行，這種態度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而且，中國一個這麼龐大的國家，既然自己立不起來，就不要指望別人來為自己出頭。

　　近一年來，中國的國際環境更是日益讓人無法樂觀了。為了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中國政府在過去20年中一直是盡最大可能地“韜光養晦”－－消氣筒當了，架子放下了，舞也獻了，歌也唱了，糊塗裝了，憤怒忍了。有人說，毛澤東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已經悄悄地變成了“人若犯我，我必放人”。

　　然而，在國際關係中只有利益的角逐，不存在情感投資。也不能希望，我忍了這一樁，你就會知趣而退。在大國之間，互相利用是戰術性的，互相制衡是戰略性的。在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信條的西方諸強眼裡，中國是既有利用價值，又必須加以制衡的一個存在。一方面，它不再像100年前那樣弱不禁風，必須把它作為一個威脅對待；另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上的確扮演着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無法把它繞過去。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對中國的擔心和對中國採取的戰略性措施也是預料之中的，因為中國的身軀和重量都無法讓人視而不見。即使你在酣睡，身旁的人也很難高枕無憂。所以，中國是無法真正做到“韜光養晦”的。竭盡全力地要讓別人相信自己不是威脅，放下身段退讓屈從只會更加使人懷疑。到頭來，讓到了最底線，退到了山崖，對方還是緊逼不放，又豈是一個“愁”字了得。[103]

　　在2001年四月份的中美軍機事件中，沒有一個國家出來主動堅決地支持中國，很說明問題，因為既然中國對自己的國家利益都傾向於採取忍辱負重的態度，那麼，別的國家為什麼要對此投入感情與精力？搞不好是要得罪美國的，萬一美國集中火力來進行報復，中國又是袖手旁觀，實在是得不償失，因此在外交局勢以及中國的態度明朗之前不宜輕舉妄動。

　　有位名叫Carl Schmitt的德國人，曾經提出一個劃分敵友的標準。他講，只有在非常狀態下，才容易分辨出真正的朋友。戰爭就是一種非常狀態。在戰爭狀態下，處於同一個陣營中的國家就是朋友。常態之下，任何國家和任何國家都可以有經濟、貿易、商業、文化等方面的往來，因為這些往來使各國有利可圖。但是，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並不必然形成政治朋友。兩個貿易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事情並不罕見。相反，兩個缺少經濟貿易交往的國家，可能會成為政治朋友，在非常狀態下站在同一個陣營。

　　按照這種標準衡量，中國在國際間缺少政治朋友。中國與各國的貿易額在過去 20年間飛速增長，商業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但此類交往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政治朋友。曾幾何時，中國人對手中的貿易訂單洋洋自得。但是，貿易訂單並不能使敵人變成朋友。當然，出國訪問也不能使敵人變成朋友。但是，貿易訂單和出國訪問卻能製造朋友的假象。這種假象只能使本來就缺少國際戰略眼光的政客，對國際問題進一步喪失判斷力。過去幾年，中國的所謂大國外交到處碰壁，與此不無關係。

　　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缺少比貿易訂單更重要的東西：一是缺少甩掉意識形態包袱的勇氣和能力；二是缺少面對現實調整超級大國夢的智慧；三是缺少國際戰略眼光和國際關係的經驗。這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所造成的損害是致命的：在國際間沒有政治朋友。雖然與各國的貿易往來不斷增加，但在非常狀態下，卻不一定有能和中國站在一個陣營中的朋友。

　　在國際舞台上，這種沒有政治朋友的狀態，導致中國處於國際政治的主流之外。單純依靠經貿往來並改變不了這種現狀。貿易夥伴不會因為在中國賺錢多就成為中國的政治朋友。雖然政治離不開對經濟貿易的考量，但政治利益畢竟不同於經濟利益。在二者衝突的時候，經濟利益可能要讓位於政治利益。而中國人試圖在國際關係中以經濟利益取代政治利益，最終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罷了。在國際關係中，經貿夥伴在任何時候都取代不了政治朋友。因為，經貿夥伴在面臨國際間政治抉擇的時候，隨時可以變成政治敵人。而一個沒有政治朋友的國家，難以只靠其貿易額而成為政治大國。[104]

　　這個世界上任何構造與關係都有可能是虛假的，只有權力結構與利害關係才是真實的。這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改變，但是只有人性、歷史事實與地理環境不可能改變。因此，一個大國制訂外交政策的時候首先應該從人性、利害關係、權力結構、歷史經驗以及地緣政治的原理出發來構築大戰略，而不僅僅是跟蹤對手的短期的對策，應付公眾的臨時性的壓力。只求太平無事，總是不了了之。[105]

　　韜光養晦是很好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但韜光養晦是有條件的，忘記了韜光養晦的條件，忽視國際格局的變化，韜光養晦變成“淘光養毀”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在美國進行戰略東移之後，在戰略上“出頭” 和“ 不出頭” 已經沒有任何分別了，不能夠給中國帶來任何收益減少任何風險，相反顯得軟弱可欺，助長了美國進行“前出壓迫” 的衝動。

　　絕大多數時侯，國家的外交是如何在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謀求國家在結構中的地位提升或至少是維持。在歷史上，最成功的國家是對環境適應最好的國家，正如《鬼谷子·揣篇第七》所說的那樣：“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

　　在我國五千年燦爛的文明史上，出現過無數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蘇秦、張儀合縱聯橫，馳騁天下，諸葛亮舌戰群儒、聯吳抗曹終有三分天下，“遠交近攻”更是謀略經典。

　　現實外交鬥爭都是以人性惡為基點，實行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則。中國有眾多的人口、廣袤的領土，巨大規模的經濟，這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存在，總會被其他大國看成是一種威脅和競爭勢力。除非中國果真被大卸八塊，而喪失對外抗爭與制衡的力量。因此，除非中國永遠不願意強大起來，否則的話，不可避免要在強大的時候將外交方略進行突然的轉變。與其是這樣，還不如就在現在穩打穩紮，循序漸進，按理出牌，等價交換，不指望能夠蒙蔽對手，也不有意無意誤導潛在的盟友和本國人民。[106]

　　中國與美國實力相差太懸殊，針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不可能象前蘇聯一樣在各個領域同美國直接正面對抗，中國必須審時度勢，運用敏銳的富有遠見的眼光來觀察和應付周邊嚴峻的挑戰。

　　當今中國外交面臨的任務是捍衛國家主權，爭取國家統一，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為此應當堅決地傾覆任何國家的霸權，促使國際外交權力結構走向多極化，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爭取最大的空間與儘可能有利的條件。

　　美國是目前這個世界體系的不折不扣的霸主，理論上中國應該與之建立最好的關係，但是這種選擇深受美國的限制，主動權並不掌握在我國的手中。美國現在奉行着遏制與肢解中國的政策，因此反對美國的霸權，消除這種威脅就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戰略。

　　中國外交尤其是中美關係的最敏感問題是台灣問題。美國的經濟實力與經濟吸納能力以及軍事投送能力遠遠大於中國，一味對美妥協，加大中美之間的經濟政治合作也不見得美國會同意中國收復台灣。這種政策正好就是向美國表明中國政府在收復台灣的問題上進退兩難，無計可施。

　　台灣是美國霸權最堅固的一張牌，美國會充分的利用台灣，借用台灣這個打着自由民主招牌的工具，來和中國大陸做各種閃展騰挪，在整個亞洲甚或世界範圍內和中國大陸做利益交換。美國絕對不會甘心放棄制約中國的這張王牌。

　　美國的霸權是集超級軍事武力、金融霸權、高科技霸權、傳媒、信息與文化霸權以及人才吸納中心等等於一身的綜合霸權，不是中國可以獨自施加決定性影響的。美國的霸權在正面上是打不倒的，而且中國直接挑戰，將落得與蘇聯一樣的下場，美國的霸權應該也只能從其他方向去推倒，台灣問題必須從其他方向獲得間接解決的渠道。中國外交不應該被台灣問題牽着鼻子走，不能讓美國握有對中國外交的實質性的否決權。中國應該借鑑當年的英國與美國的崛起為世界霸主的歷史經驗。這兩個國家都是利用別的國家出頭為本國火中取栗，英國是利用荷蘭和法國破壞西班牙的霸權，美國是利用德國衝擊英法的霸權。因此中國也應該也必然要如法炮製，利用別的國家去衝擊美國的霸權。如果美國霸權在全世界範圍內最終崩潰或者動搖，其必然結局之一就是台灣回歸中國。

　　十九世紀的德國大戰略家俾斯麥說過，“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中國不應該僅僅關心美國對中國到底抱有什麼意圖，因為美國的意圖將隨着中美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決策者首先要關心的是美國對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優勢，這種優勢有可能對中國造成多大的傷害。因此中國外交唯一嚴肅的主題就是如何使用一切手段來抵消這種優勢。中美矛盾或者說是中美競爭的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美國有很多的能力包括損害中國利益的能力而中國沒有或者不如美國的能力大。美國在中國的海外領土和戰略邊疆地區肆無忌憚地插手和活動，而中國卻不能對美國如法炮製。中國的戰略處境不允許自我孤立，中國的單項實力如經濟、軍事或者文化實力都不夠強大，很難在與大國的雙邊聯盟關係中占據主動，只能夠在多邊聯盟關係中，利用各大國的矛盾間接獲利。因此中國就必須積極推行均勢外交政策，剝奪美國的這種能力，使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恢復平衡，這樣才能夠為中美之間建立平等互利的關係打下堅實的基礎。

　　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外交鬥爭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官樣文章，甚至也不是報仇雪恨。外交鬥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資源與使用一切手段來營造有利於本國的天下大勢，並不需要斤斤計較於國家之間的歷史恩怨，因此，以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的現實主義的均勢外交是中國崛起為世界一極或者領袖國家的唯一選擇。[107]

　　均勢外交和聯盟體系是任何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包括中國在世界上站穩腳跟的必然手段。在外交鬥爭中選擇盟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步驟，盟友要為我所用，但是又不應該給自己造成威脅，至少這種威脅應該是有限的、同時也應該是可以預測與控制的。

　　目前國際政治中存在的中美俄大三角關係這個格局是美國強加給中俄兩國的，就如同當年的中美蘇三角關係是蘇聯強加給中美兩國的一樣。對於中國來說，這個三角關係是自然存在的，是美國強加給中國和俄國的，並不需要中國去主動建立。中國的一切外交鬥爭的目標就應該在這個三角關係中爭取主導地位，但是目前這個關係的主角是美國，這也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現實威脅。限於實力，中國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內還不可能在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中去充當主角，只可能另闢蹊徑進行戰略迂迴和削弱美國的相對優勢。為此中國需要三個三角關係即中法俄大三角關係與中俄印大三角關係及中俄伊（朗）大三角關係，來對中國的全球戰略進行支撐，以抵抗美國的壓力和防止美國搶得先手，在中國的鄰國間推行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戰略。[108]

　　法國是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兩大思潮的發源地，作為均勢外交政策和主權國家觀念的創始國，它的歷史就是一部以弱抗強、由弱轉強和扶弱制強的歷史，極大地促進了全世界各國的政治自由。

　　中法兩國是文化至上主義的民族。最關鍵的一點，是法國並沒有放棄自身的雄心壯志和兼善天下的熱情。法國人打算在全世界面前突出法蘭西關於人、關於生活、關於社會的獨特的聲音。在歐洲其他各國文化衰落的襯托下，法國文化一枝獨秀，永葆芬芳，它在世界舞台上對美國文化發起的挑戰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法國自從拿破崙戰爭後徹底失去了爭奪世界霸權，成為世界第一的可能性後，更是朝思暮想盼望別的國家來利用它來衝擊霸權國家的統治體系。冷戰時代，法國在千方百計維繫與美國的聯盟關係的同時還是要跟蘇聯建立特殊友好關係，為什麼？就因為只有左右逢源，才能縱橫捭闔。只有預先與對手建立戰略聯繫，才不至於在外交格局的強弱之形大轉變的時候一籌莫展，毫無退路。[109]

　　法國是最有歷史的西方大國，中國是最有歷史的東方大國。美國策士布熱津斯基就曾經說過：中國人和法國人在文化上都極為自傲，把美國視為缺乏教養的暴發戶。六十年代，美英蘇匆匆忙忙簽訂部份禁止核實驗條約，而中國的毛澤東與法國的戴高樂幾乎同時拒絕了美蘇的核壟斷。此後不久，戴高樂決定承認新中國。十分可惜的是，戴高樂沒能實現訪華，也就沒能和毛澤東見面。東西方的兩位巨人永遠失之交臂。到了一九九七年，法國總統希拉克決定退出針對中國的人權提案。是舉使西方“反華人權同盟”名存實亡，歸於消滅。接着中法決定建立全面夥伴關係。這是中國首次和西方大國建立夥伴關係。中國和法國相隔遙遠，在地緣政治上兩國沒有大的矛盾。中國在台灣等問題上和美國有衝突，法國在南美和非洲也和美國打擂台。在經濟上，中國和法國互補性很大，互相可以提供很多東西。可以說，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大國能夠是中國可靠朋友的話，那就應當是法國。 [110]

　　法國的軍工技術發達，在軍備上可以對中國有極大的幫助，中國可以確定法俄兩國作為中國的軍備生產合作夥伴或者引進國。尤其是在戰略核潛艇，戰略導彈和核彈頭方面進行合作。在常規武器方面也大有合作的空間。例如中國可以選擇俄國作為中國陸空軍裝備的合作夥伴，選擇法國作為海軍尤其是戰略核海軍裝備的合作夥伴。此舉的好處是可以平衡俄國的軍備供給，增加中國討價還價的能力。

　　作為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替代品與真正的對立面，中國應該儘可能地建立中法俄大三角關係。在全球範圍內，中法俄大三角關係就是對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替代。這個關係的主角肯定將是法國，因為法國是一個真正的世界性的大國，除了相對於美國比較弱小以外，它什麼都不缺，具備一個全球大國甚至是領袖國家的任何一種要素。因此，中國和俄國加強法國的實力，幫助法國重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的地位，將使得大西洋聯盟內部出現深刻的裂痕。使得美國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與財力來平息這種裂痕，從而將減輕對中俄兩國的戰略壓力。中國、俄國與法國之間的大三角關係才是真正的全球進攻性的，才能夠徹底動搖霸權國家的優勢，使世界外交格局恢復到均勢狀態，因此中國的最高戰略是要把法國推到反美的最前線去。法國現在的反美願望和決心到底有多大，這當然是一個未知數。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種願望與決心將隨着法國對美國劣勢的縮小和對其他歐洲國家優勢的擴大而越來越大。

　　法國從來就不是一個謙虛謹慎的、善於克制的國家，要它去韜光養晦，永不出頭，比要它滅亡還難受。而且對於中國來說，即便要推行韜光養晦的戰略，那麼也要有其他國家出頭的客觀現實才能夠如願以償。目前中美矛盾大於美國跟任何一個大國的矛盾，如果沒有一個大國對美國形成挑戰，那麼美國可以集中力量在它願意的任何時候對中國進行騷擾破壞。因此在自我孤立的情況下韜光養晦，決不當頭，這完全是自欺欺人。[111]

　　中法俄三國聯合起來，將給法國獲得最大的利益與戰略空間。法國的外交地位的增強通常會引起美國以及英國的不快，法國的優越地位一向就是被盎格魯·薩克遜人極為嫉視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法國在歐洲獲得了霸權地位。英美兩國便聯手利用了一切手段如貨幣金融政策搞垮法郎和扶植德國復興等等削弱了法國的經濟實力，摧毀了法國的政治軍事霸權，最後導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滅亡。這段歷史恩怨是戴高樂將軍後來反美的極其重要的原因。即便美國為了破壞中法俄大三角關係而給予法國特殊優惠，那麼法國也會明白，正是這種三角關係的存在對美國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美國才會額外對法國施加恩惠。因此為了加強法國對美國進行討價還價的地位，就必須長期穩定地保存這種三角關係。如果美國對中國與俄國如法炮製的話，那麼上述推斷中所蘊含的利害關係也是同樣成立的。

　　中國、俄國與法國大三角聯盟將使得法國在世界外交鬥爭中起到一種中樞的作用，這將有利於法國提高戰略地位，有利於減弱美國縱橫捭闔的空間。實際上，選擇一個不太精明、不太強硬、充滿了各種各樣弱點的國家來充當世界領袖是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因為這使得這個國家更依賴於中國的支持，降低與中國討價還價的餘地。而且對美國的優勢加以破壞，而不是縱容助長這種優勢，也為中國在將來獲得這種優勢提供了機會，因為中國也是一個有能力獲得領袖地位的國家。同時，扶植別的國家去充當領袖，而不是本國出頭去爭當這個領袖，可以讓中國集中精力辦自己的事。

　　中法俄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三國建立穩定有效的戰略聯盟關係，可以削弱美國操縱世界局勢的能力，使得美國在做出戰略決策的時候不敢無視中法俄三個國家的存在與利益。中法俄大三角關係是擊破美國的世界霸權的充分條件。單獨的中俄聯盟還是一個地區性的聯盟，是一個防禦型的聯盟。不具備向美國的霸權進行全面挑戰的能力。俄國的語言文化與金融工具方面一直是一個弱項，無法在這些方面對美國形成有效的威脅。即便建立中俄印大三角關係還是過分具有地區性，不能在美國的聯盟體系內部和戰略邊疆打入一個進攻性的楔子。

　　中法俄大三角關係建立起來以後，法國會自然成為這個三角關係中最為活躍，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的國家，這是由法國本身的戰略地位與實力決定的。法國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無論是從政治、經濟與文化意義上來說都是如此，法國在國際關係中捲入的廣度與深度只有美國能超過它。

　　目前中國並不是要跟法國去爭什麼利益，法國的能力與胃口沒有美國那麼大，即便它有統治全世界的野心，它也消化不了更多的東西。中國是要扶植法國，加強法國對抗美國的實力。即便法美兩國可以妥協，那麼美國的相對實力與地位也將會受到損害，這樣中國的目的就達到了。

　　布熱津斯基在《如何與中國相處》一文中認為中法俄三國聯合起來反對美國的霸權是不可能的。他的原文如此，“毫無疑問，中國的領導人通常是明智而講究實際的……他們肯定意識到，儘管有豪言壯語，巴黎不會加入某種主觀臆想的北京——莫斯科——巴黎反美同盟。他們必須明白，大概除了一些技術上不算太先進的軍事裝備之外，俄羅斯能夠給予中國的東西並不多。最終，他們必須懂得——他們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的確懂得——在這個歷史關頭，與美國的關係對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公然對抗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雖然如此，但是他並沒有令人信服地分析為什麼中法俄三國間不可能建立聯盟關係。實質上就是因為這種格局對美國的世界霸權具有最大的威脅。他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意詳細分析這一戰略格局的可能性。

　　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目標應該是相對削弱美國的優勢，擊破發達國家的聯盟。為了轉移美國的視線和分散美國的精力，中國必須把自身的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命運緊密的聯繫起來。例如可以促使或者默許法國以某種形式恢復法蘭西殖民帝國，將使得法國的力量深陷在不發達地區，削弱它的擴張侵略性和破壞西方發達國家的統一戰線。而法國一貫是為了單純的軍事榮耀和文化抱負而採取國家行動，不會從純經濟的角度來衡量利弊的。

　　當年法國為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先後與瑞典、奧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國和蘇聯結盟，根本無視天主教與新教和伊斯蘭教，民主共和與沙皇專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對立。法國的外交政策從來沒有講究過什麼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完全是從赤裸裸的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的觀念來制定政策的。並且這些聯盟關係都對法國的商業和金融擴張起了很大的作用，法國當年壟斷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對外貿易，是沙皇俄國和蘇聯的最大債權人，從沙皇俄國的糧食和初級產品出口、蘇聯的機器和能源出口以及高科技合作方面獲得了極大的好處。並且法國通過這些聯盟關係擴大了法語和法國文化的影響，這就是法國人念念不忘的國家榮耀。

　　中國的市場准入權是中國外交的有效武器。中國的全部市場被美國獨占都不能使美國人滿足，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掠奪全世界。中國市場的利潤是餵不飽美國這頭貪得無厭的猛虎的，卻可以餵飽法國這條狼。讓法國對我造成經濟上與安全上的依賴態勢，這是很明智的選擇，這樣中國便可以擁有一條制約法國的手段，如果使法國在中國的市場上占據優勢，那麼這就是真正的互相利用，這樣才能使得中國與法國的勢力都得到增加，同時又可以相對削弱美國的勢力。在這個意義上，跟弱者聯合，跟自己能夠制約的國家進行聯合是明智的。這些推斷對於俄國以及其他國家也是合適的。相對而言，中國目前與日本的貿易額過大，日本在中國市場上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卻沒有付出與之相稱的代價，也沒有能夠在外交鬥爭中對中國給予與之相稱的幫助。中國應該相對減少與日本的貿易額，反正日本在目前無法對中國形成直接的幫助。

　　法國在外交上跟中國和俄國的聯合併沒有什麼決定性的障礙，而且將獲得最大的好處。目前主要的問題不在於法國不願意與中俄聯合，問題的關鍵在於中俄兩國都似乎看不上法國，傾向於要麼直接跟美國妥協，要麼希望跟德國進行戰略合作。

　　中國的西歐戰略應該是以法國為主，德國為輔，至於英國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是對美外交的一個部分，不需要單獨區分。同時法德聯盟是德國在歐洲發揮作用的正當角色，因此中國的對德外交必須在對法外交的框架下進行。加強德國的地位，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歐洲以德國為中心是極不穩定的一種格局，不僅存在歷史恩怨，最重要的是，德國稱霸中歐的格局使兩個歐洲的側翼大國法國和俄國受到了損害。再說中德之間的聯合，對俄國將造成巨大的心理威脅，將使得它做出過分的反應，導致中俄之間不可逆料的局面。中德之間加強關係僅僅有利於中德兩國，間接地有利於美國對歐洲進行分化打擊和挑撥離間，但是卻對法俄兩國造成了極大的直接威脅。而且德國和中國都屬於容易遭致包圍，地緣政治環境不好的國家。兩國之間的聯合太容易遭受他國的破壞。[112]

　　從戰略角度看，中俄加強和擴大戰略夥伴關係是現實的需要。中國對俄羅斯始終沒有任何威脅，現在也沒有明顯的衝突。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別國干涉內政這一問題上與俄羅斯的立場是一致的。

　　從俄羅斯的地緣關係來看，無論歐盟還是日本，都是美國現在的盟友，俄羅斯昔日的敵人，雙方的信任度有限。而且，中國一旦被美國整垮，俄羅斯將四面楚歌，眾敵難防，亦難免分崩離析的後果。

　　最近幾年來，北約不遺餘力地進行東擴，在地理上對俄羅斯形成包抄之勢；尤其在北約空襲南斯拉夫之後，莫斯科深受刺激；阿富汗戰爭又使美國勢力得以進入俄羅斯的傳統後院中亞地區，俄國人夜不能寐。就中國而言，北京在安全方面也同樣受到擠迫和掣肘。美日韓澳防務體系已成“亞太北約”，而戰區導彈防禦體系，使美日安全同盟顯得更加咄咄逼人。

　　在相同的國家利益驅動下，中俄聯手，使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共同抗衡美國及其盟友，維護中俄兩國的共同利益，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俄國在歐洲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勢力範圍，這樣法國可以提高在歐洲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國也將減輕在中俄兩國共同的戰略邊疆所遭受的壓力。因此，中法兩國都應該承認俄羅斯在歐洲的勢力範圍——芬蘭、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承認它的勢力範圍，就意味着北約的東擴就到此為止。芬蘭與俄羅斯必須恢復過去芬蘭與蘇聯的那種關係。俄羅斯應該在歐洲問題上做出相當大的讓步與相當明確的表態——俄國的勢力範圍就在上述國家，不得逾越界限把波蘭包括在內。同時中國或者中法兩國也可以不公開地向上述小國說明，現在俄羅斯是一個需要朋友的巨人，與其在俄國復興後，被迫加入俄國的同盟體系，不如主動與它接近和支持，可以獲得較好的結果。不要指望俄羅斯會一蹶不振，在國際舞台上銷聲匿跡。過分的孤立將使它產生極度的不安全感，甚至會孤注一擲採取極端報復行動。法國已經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法國外長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對此說得接近露骨。他宣稱：“如果法國發揮一種國際作用，它一定會得益於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的存在，得益於幫助俄國重新成為一個主要大國。”

　　俄國是中國外交格局中最重要的國家，無論與其友好或者敵對，中國都不可能離開它，徹底脫離接觸。不象美國或者法國，因為不與中國接壤，有可能與中國毫無關係。任何關於中國應該拋棄或者孤立俄國，甚至利用俄國的困境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全面合作以求收復中國失地的想法都是極不現實和極為有害的。

　　俄國要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在地緣政治上必須在三個方向同時出擊：首先要在東歐地區保持攻勢，為此需要與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進行親密合作，要使芬蘭與波羅的海三國保持友好中立；其次要在高加索、中亞各國以及蒙古保持強大的影響力，直接占領或者作為對中國的緩衝國；最後就要在遠東地區保持軍事優勢。中國的應對是，儘可能的滿足與支持俄國在東歐、高加索三國以及除土庫曼斯坦以外的中亞四國的特殊地位與特殊權力。讓俄國陷在這些地區不能自拔，同時也可以使俄國跟美英勢力以及德國和土耳其的擴張戰略發生嚴重的衝突，從而削弱俄國在中俄邊境問題上與中國討價還價的地位。使俄國保持一個世界大國至少是地區性大國的地位，從勢力均衡的角度對於中國來說是有好處的。中國只需要表態承認俄國在獨聯體中的領袖地位，並不需要付出更多的現實性利益。再說，前蘇聯集團國家也不值得中國為之操更多的心。不管俄國決策層對北約東擴到底是持何種立場，中國應該對俄國明確表態，支持俄國反對北約東擴的立場，支持俄國推行獨聯體國家一體化的政策。同時支持俄國打擊俄國境內的分裂分子，以換取俄國對我國打擊國內分裂勢力的行動的支持。至於遠東地區，俄國在目前不可能對中國再形成有效的威脅，保持俄國在遠東地區和北太平洋的存在，有利於遏制日本和美國勢力，對中國有相當的好處。

　　對於中國來說，保全俄國的世界大國地位，支持俄國在三個戰略方向上的存在，有利於分散美國對中國施加的壓力，有利於締造勢力均衡的外交格局，有利於中國在其間縱橫捭闔，防止外交局面徹底失控。一個徹底衰落軟弱，復興無望，在地緣政治方向全面收縮的俄國，不僅易於鋌而走險，而且容易被美國徹底控制，中國將減少戰略選擇的空間。因為中國要麼去跟美國競爭控制俄國，要麼將要面對白種人國家大聯盟的包圍。俄國與中國有着地緣政治上的衝突，但是與俄國的聯盟從反抗美國的壓力的角度出發，對中國來說是十分必要的。這個結局不是中國所選擇的，而是由地緣政治規律以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所決定的。

　　俄羅斯最近與北約建立了夥伴關係，成為了北約決策中心濫竽充數的一員。俄國可以改變外交政策，可以改變民族感情，可以改變聯盟體系，可就是改變不了俄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俄國是世界的一極，獨立而且強大，人口眾多，國土廣袤。無論俄國與美國是何種關係，它的存在和強大對美國總是會產生制約和平衡的作用。中國不應該以俄國加入北約為由對其進行疏遠，相反倒是應該更加加強中俄合作的力度，以保全俄國的大國地位和獨立態勢，因為任何一個大國的抵抗力量和抵抗意志的消失只可能有利於霸權國家而不是像中國這樣的中等強國。如果中國把俄國逼到走投無路的境地，那俄國也許會假戲真做，徹底投靠美國，成為北約的前鋒和打手，配合美國的世界戰略對中國進行遏制與破壞。因此中國無論如何也不能削弱與俄國的聯盟關係，必須隨時給予俄國以最大的支持，加強俄國與北約的抗衡能力，防止俄國被美國主導的北約組織徹底吸納或者拖垮。

　　俄國總統普京在俄美蜜月期間已經公開表示，俄中關係優先於俄美關係。事實上，這個判斷說明俄國決策層知道，正是由於中俄聯盟實質性的存在，才使得美國願意對俄國做出較大的妥協和讓步。如果中國在美俄之間保持袖手旁觀的態度，俄國是不可能得到美國目前的優惠待遇的。這種事態也可以反過來警告中國，如果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放棄中俄戰略聯盟關係，只有死路一條。可以預言，俄國為了保持美國的這種優惠政策，將會繼續深化與中國的合作以增強對美討價還價的地位。在聯盟關係中，助人即助己。中國應該知道，如果在要挾美國進行讓步方面，中國從中俄聯盟中不如俄國獲利大，那也是因為中國的國家意志、國家實力以及國際戰略處境等等方面統統不如俄國優越。因此中國目前要做的就是振奮國家意志，增強國家實力以改善中國的國際戰略處境。而其中首要的步驟就是繼續加強中俄聯盟關係以加強中國對美國討價還價的地位，而絕不是放棄中俄聯盟關係，自我孤立，以求得美國的善意回應。

　　俄國與中國有太多的歷史恩怨，有太多的利害衝突。單獨的中俄聯盟，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容易被美國挑撥離間，分而治之。必須再加上一個國家，這樣才能使得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更加穩定有效。這樣的國家是印度。中俄印這個三角關係是防禦性的，既有反對霸權國家的考慮，但同時也是彼此之間的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