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台灣在中國 第四章 第四節下 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

第四節 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

　　印度是一個很難纏的鄰居，從長遠的趨勢來看，讓印度相對於中國獲得完全的自由，對中國極為不利。印度既有對中國進行大規模干擾的能力，也有進行干擾的動機。如果印美之間達成妥協，印度服從美國的外交戰略對中國進行遏制，跟日本和台灣夾擊中國，這兩種前景對於中國來說都是極為嚴峻的。如果中國把印度這枚外交棋局中重要的棋子放棄，任由美俄兩國使用，這對中國來說極為不利。印度是跟中國接壤的國家，中國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與它的糾纏。中國沒有當年英國和美國在國家力量上的相對優勢和優越的地緣政治環境，不可能無視印度的存在，推行永久敵對與冷淡的對印政策。

　　中國當然應該繼續發展綜合國力，保持對印度的全面優勢，但是沒有必要引起印度的敵意。不管中印之間的邊境爭端能否順利解決，中印之間至少可以達成以下諒解：中國保證不干涉克什米爾問題，但是要以印度做出相應的讓步，保證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藏獨、疆獨與台獨勢力；中印兩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內進行南南合作，領導發展中國家，共同對西方勢力進行抗衡；中國公開大力支持印度在不結盟國家集團中起領袖作用，在聯合國安理會行使否決權時聽取印度的意見等等，這種兩國親密合作的格局可以或多或少平息印度對中國的怒火與嫉妒。中印之間的聯盟並非出於相互喜愛，而是出於互相利用與提防。是為了防止印度自行其是，採取危及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行動的預防性措施。中國要防止台灣與印度進行勾結，進行危及中國主權與利益的陰謀活動；防止俄國與印度聯手制約中國；防止印度、日本與美國三國聯合起來夾擊中國。與印度結盟就可以在這些鬥爭中掌握主動權，贏得先手。印度並非對西方惟命是從，但是印度要進行反美與反西方的活動有賴於中國的支持。與印度的結盟可以使得印度與中國都同時擺脫孤立地面對西方國家壓力的處境。

　　中印之間除了存在邊境糾紛以及針對印度的中巴聯盟以外，締結良好關係的障礙還在於，中印兩國都是在經濟權力結構中同一等級與地位的國家，中印兩國經濟發展戰略蘊藏着更大的衝突，兩國的經濟沒有互補性，在政治上存在着競爭性。這些矛盾的存在需要兩國政府進行密切的磋商與協調，防止這些矛盾被西方列強惡意利用。中印之間的廣泛合作，就是防止這種衝突激化的手段之一。

　　要形成中印之間的親密合作的關係缺乏充分的粘合劑，僅僅依靠中國政府的善意表示或者讓步還是不夠的。因此必須把俄國拉進來，才能夠形成穩定的三角關係。俄國外交界也有過一種提議，建立中俄印三角聯盟，這是完全可行的外交格局，對於中國來說利多弊少。（蘇）俄印關係在地緣政治上本有共同遏止中國的考慮，但現在俄國跟中國已經建立了有效的聯盟關係，中國兩面作戰的噩夢基本消除。因此順勢清理與印度的矛盾，消除地緣政治上的隱患，以將對中國的威脅化為無形，這種政策對於中國是勢在必行的。因此，中國政府必須主動去塑造中俄印大三角關係，利用這個三角關係增強中國的外交戰略地位。對於任何國家來說，良好的外交態勢都是不會自動來臨的，需要決策者以巨大的勇氣、智慧和耐心去爭取。

　　同時，中印關係不能迴避中巴關係和印巴關係，中印巴小三角關係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三國間的任何誤解和衝突都會被其他國家利用，因此中國必須防止美國在在中印巴三國間挑起和擴大矛盾，應該盡力調解克什米爾問題，使之在公正合理的條件下解決。中國不可能在保持中國戰略邊疆的和平與穩定的問題上採取長期迴避的態度，同時也不允許長期實行單邊戰略，一味支持巴基斯坦反印。中國事實上既無法絕對控制巴基斯坦，也沒有這個必要。在中俄印三國合作大戰略下，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支持必須適可而止。中國必須使巴基斯坦明白，它必須服從中國的戰略利益，中國與印度的聯盟是從全球戰略出發的，巴基斯坦必須為之做出犧牲或者必須主動協調和靠攏中國的戰略。必須指出的是，巴基斯坦的存在和對印度的遏制並非僅僅對中國有利，因此中國需要仔細衡量中巴關係的付出與回報問題。巴基斯坦還可以利用和依靠伊斯蘭世界以及美國的支持。美國在南亞和中亞的利益與印度未必完全一致，美國需要保留巴基斯坦作為中亞石油的輸出口，不會坐視巴基斯坦被印度消滅或者徹底控制，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包攬對巴基斯坦的義務。 [113]

　　有道是敵人的敵人即是朋友，基於這一原則，在目前美國咄咄逼人的中亞戰略下，中國與伊朗聯手，構成戰略上的犄角之勢是一種必要和務實的選擇。

　　伊朗不僅是中國近年來石油進口總量中十分之一以上的來源地，更涵蓋世界最主要兩大石油產區：波斯灣和裏海地區。

　　波斯灣以伊朗的別名波斯命名，伊朗的影響可見一斑。

　　波斯灣是美國半個多世紀來的中東和阿拉伯外交政策的中心，裏海地區則正是冷戰結束後新一輪國際大博弈的角逐範圍，兩者都是九一一後“反恐”戰爭的重點。伊朗淪為“邪惡軸心”成員，躲都躲不掉。

　　伊朗是海灣地區大國，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國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一向看重伊朗在本地區的作用。但伊朗又是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實行政教合一制度，這同美國推行的西方“民主政治”常常發生衝突。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後，美國將其視為支持恐怖主義的最危險國家，對伊朗實施遏制政策，但收效甚微。

　　蘇聯解體後，美國“離強合弱”的中亞政策的主要對象是俄羅斯、中國和伊朗。伊朗的心腹之患，便是美國在中亞的鐵杆盟友土耳其企圖推行的“泛突厥主義”。

　　伊朗是個多民族國家，薩珊王朝（公元226-651年）之後，大多數伊朗朝代有突厥族背景，包括許多突厥族政權。今日伊朗境內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屬突厥語，絕大多數為阿塞拜疆族，人口約為原蘇聯阿塞拜疆共和國的兩倍。一旦回教的“大突厥聯邦”出現，阿塞拜疆共和國必在其內，伊朗國內阿塞拜疆族人不免飽受內外誘惑壓力，伊朗十分可能面臨國將不國的危機。

　　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大力支持土耳其向中亞滲透，伊朗與土耳其以贈送打字機為手段，在中亞進行了一場激烈但鮮為人知的“文化戰”。結果因土耳其成功糾集各突厥語國家採取“書同文”政策，伊朗遭到慘敗。

　　1992年，泛突厥主義狂熱分子埃爾傑貝在阿塞拜疆共和國上台，宣稱“土耳其是中亞穆斯林和突厥人的希望之光”，直接任命土耳其公民為其政府官員，並公開號召推翻伊朗政權，阿塞拜疆共和國與伊朗的阿塞拜疆區合併。伊朗曾經受到極大的分離主義壓力。此後伊朗又受到美國實施全面禁運、伊朗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的經濟攻勢。[114]

　　九一一前夕，伊朗因此和阿國出現公開軍事對峙的局面，而美國因石油和其他地緣戰略利益與阿國近年來的密切軍事和經濟合作，早已不是秘密。[115]

　　除了石油資源外，伊朗的國際影響力還有其他兩個相關的層次：宗教和政治。

　　在基本突厥化的裏海和中亞地區，伊朗在文化語言上面臨極為不利的地緣戰略形勢。但是切不可忘記：伊朗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伊斯蘭什葉派國家，在什葉派世界中占有無法取代的領袖地位。

　　伊斯蘭什葉派十二伊瑪目宗自從1502年起到今天，一直是伊朗的國教。目前，阿塞拜疆共和國也是該宗派支配的國家，黎巴嫩境內最大的宗派也是什葉派十二伊瑪目宗。伊拉克的什葉派十二伊瑪目宗早就占人口多數，海灣地區好幾個阿拉伯國家也是如此。但是由於什葉派“他欺也”（阿拉伯文 taqiya 的擬譯）自我保護制度，許多什葉派人士隱瞞自己的身分，所以其具體數字無從作精確估計。

　　近年來，各地什葉派的勢力正在迅速興起，其證據可說俯拾皆是。黎巴嫩什葉派真主黨經過長期浴血苦戰，成功逼使以色列從占據了20年的黎南退兵，此其一。巴林國修改法律，向什葉派作出重大讓步，此其二。馬來西亞宣布什葉派為非法，從反面證明該國有潛在的什葉派溫床，此其三。巴勒斯坦部分反對阿拉法的組織，與黎巴嫩真主黨掛鈎，標誌什葉派勢力在聖地的興起，此其四。

　　2001年春天，印度總理訪問伊朗，伊朗領導人提出和印度、俄羅斯、中國一起組成反美聯盟。在明知印度急於討好美國的情況下，伊朗如此表示，實在是對印度親美政策可能危害伊朗利益的微妙警告，因為印度境內有大量唯伊朗馬首是瞻的什葉派十二伊瑪目宗人口，許多居於印度衝要地區，一旦肇事，便是腹心之患。

　　伊朗的國土面積、人口數字、軍事實力，固然無法比擬俄羅斯，但是在土耳其領頭的泛突厥主義攻勢下，伊朗雖然在中亞處於被動，卻可以運用其什葉派領袖的地位，在其他地區特別是對西方利益極其重要的波斯灣地區，實施外交反攻，直接威脅美國的戰略利益。[116]

　　正是因為伊朗在宗教、政治文化、石油資源各方面的重要影響，不僅得以上榜“邪惡軸心”，也使得伊朗和中國有很大的國際利害共同“交集”。從長期角度，雙方都面臨泛突厥主義這一政治文化“幽靈”，以及美軍進駐中亞和裏海地區構成的戰略威脅。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伊朗的利益完全吻合。伊朗飽受美國二十年的圍堵之苦，屹立不倒，中國與伊朗聯手，遠交近攻，可以發揮中國在中亞地區固有的地緣優勢。

　　為了斬斷美國伸在中亞的黑手，可以考慮將伊朗和巴基斯坦拉入“上海合作組織”中。在這個大合作的框架中，中國、俄國、伊朗和巴基斯坦達成協議，建立排斥地區外大國插足的機制，支持俄國以某種合法的形式控制除土庫曼斯坦以外的中亞四國，支持伊朗以某種合法的形式控制甚至合併土庫曼斯坦，支持巴基斯坦以某種合法的形式控制甚至合併阿富汗。形成三足鼎立的均勢，這樣才能夠結束中亞地區無窮無盡的爭端與內戰，使得某些國家不必藉助宗教極端勢力來擴展國家利益，防止美國在中國的戰略邊疆地區扇風點火，趁機插足。

　　美國策士亨廷頓和布熱津斯基均擔心中國、俄國和伊朗會結成某種反美的同盟，亨廷頓是從“文明的衝突”來着眼的，而布熱津斯基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分析的。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來分析，這個三角關係雖然用處有限，但是還是有相當可用之處。首先是針對土耳其重溫大突厥帝國或者大突厥共同體的舊夢，斬斷土耳其與中亞諸國和中國新疆地區分裂分子聯繫。俄國和伊朗結成聯盟還有助於俄國在高加索三國鞏固勢力範圍，從而有效地回擊土耳其的另一個擴張方向。中國決不允許土耳其這種三流美國走狗國家也敢在中國的戰略邊疆擴展勢力甚至干涉中國的國內問題，一定要把它徹底孤立。其次，中俄伊三角關係建立後有利於策動建立建立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家聯合陣線，把土耳其趕出或者隔絕於伊斯蘭世界；俄國解決了後顧之憂後，可以利用東正教的關係跟希臘合作把土耳其隔絕於歐洲之外，也可能動搖北約的團結與穩定；最後要說明的是伊斯蘭教激進國家大聯合的這種格局也可以有效地反制美國和印度的擴張戰略的。以上各種政策中國政府可以並行不悖，視情況集中力量在一個方向上取得突破，以帶動在其他方向上的突破。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企圖，中國必須配合俄國和法國盡全力阻止，以防止美國徹底控制中東地區。總而言之，中國不要指望能夠置身事外，更要極力阻止俄國從這些地區撤退，從而導致美國全面控制這些戰略地區的最壞結果。[117]

　　海灣戰爭給了美國和英國永久把持海灣局勢的完美藉口。許多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及其盟國的依賴使得海灣正成為美國的內海，鑑於美國已經完全控制了海灣的西岸，中國更應謀求和地處海灣東岸的伊朗發展更加廣泛的關係。發展這種關係的目的不是為了挑戰美國在海灣的霸主地位，而是謀求海灣的石油要在海灣兩岸的合作下才能暢通無阻。其目的是防止在特別時期美國對其他國家實行石油禁運。這是一種以防萬一的保險政策。[118]

　　中國全球外交的最佳方案就是同時去締結三個大三角關係，中法俄、中俄印與中俄伊。只要能夠實現一個，就是大勝利，就必將有利於其他兩個大三角關係的締結。至於中美俄大三角關係，那是美國強加的，因為中國根本沒有辦法迴避或者取消。而且，締結上述三個大三角關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倒美國的霸權，使世界格局恢復到均勢狀態，決不允許再出現一國享有決定性優勢的單極世界局面。對於中國來說，台灣問題不可能永久性地拖下去，推倒美國的霸權就是為收回台灣打下最堅實的基礎。[119]

　　當前我國的國際環境十分不利，強鄰環伺。北有強鄰俄國，東鄰心懷敵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敵印度，東南及南部海洋國土屢遭侵犯，海上交通線處於日美潛在威脅之中。

　　為了給中國營造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環境，在安定周邊環境方面，應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協調合作，減少憂患。逆時針看，北面及西北應加強與俄羅斯及外蒙、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中亞諸國的全面合作；西面加深與巴基斯坦的盟約關係、西南方面鞏固與柬普寨和緬甸的兄弟關係，藉以牽制印度；東面維護與朝鮮的唇齒關係，維持朝鮮半島的分裂分治現狀。

　　中國未來戰爭的危險主要來自東南海疆，而非西北邊塞，因此穩定中俄關係符合我國的戰略利益。當然，中俄聯盟不是全面的軍事同盟，中俄只是在利用對方的資源來壯大自己，地緣政治的因素考慮較多，中國要想維持這個盟友，最好的方法是積極發展雙邊貿易，擴大貿易額，使其在經濟上對中國具有一定依賴感。

　　在正北方，與外蒙古的關係事關我國長遠的地緣政治利益。

　　外蒙的獨立是國人心中永遠的痛，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蒙關係有所鬆弛，但俄國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響力。近幾年來，美日在蒙影響力上升較快，這有利於沖淡俄國的傳統影響。目前，俄國因自身經濟上困難重重，對蒙古的影響力呈下降之勢。我國應不失時機地全面加強與蒙古的政治經濟合作，增加在蒙投資，並大力加快內蒙古自治區的建設，努力爭取使蒙古成為我國可靠的友好盟國。

　　加強與俄羅斯及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中亞諸國的全面合作，是穩定北面及西北的重要措施。從地緣關係上看，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地處歐洲東部、亞洲中部和東部，約占世界島——歐亞大陸的五分之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覆蓋着將近30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領域。

　　這裡不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且資源豐富，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區。

　　在中世紀，一條古老的“絲綢之路”將六國繫於一道，使該地區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從地緣政治上看，中亞地區是亞歐大陸的戰略要道，是中東石油的重要陸路運輸線。這一地區位於俄羅斯南部，是它的“軟腹部”，也是中國西部安全防線以外的緩衝地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在北約虎視眈眈地向東部擴展之際，中俄兩國勢必要傾力防止外部勢力染指該地區。

　　冷戰結束後，基於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方面的共同需求，中亞各國與中國和俄羅斯走到了一起，尋求面臨着的一系列共同問題。增加對世界安全事務的更大發言權。

　　由於前蘇聯解體和外部勢力的介入，以及塔吉克斯坦內亂、阿富汗內戰的影響，使得中亞地區的民族、宗教、資源和領土等方面矛盾比較突出，導致這一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活動猖獗。這些邪惡勢力同時也威脅到鄰國的社會安全和地區穩定。

　　長期以來，民族分離主義勢力一直困擾着新疆和西藏地區，恐怖主義活動和種族暴亂事件已成為社會穩定的一大禍患。北京尤其不能等閒視之的是，國內外的分離主義分子和民族極端主義勢力相互勾結，遙相呼應，對國家安全構成了不小的威脅。

　　為了消除這一心腹之患，中國已決定與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諸國建立有效的機制，聯手打擊跨國界的恐怖活動。中亞諸國首腦向北京保證，他們決不允許任何勢力把他們的領土作為分裂中國的基地。從穩定周邊環境的目的出發，北京當然支持中亞三國的現政權保持穩定，絕不希望看到回教極端主義勢力取而代之。在這樣一個共同的需求前提下，誕生了“上海合作組織”。

　　2001年6月15日上午，哈薩克斯坦、中國、吉爾吉斯共和國、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一個地跨歐亞大陸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正式宣告成立。[120]

　　在風雲變幻的國際關係中，任何國際組織的形成，都是一種相互之間利益的需求。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如果它在左右世界安全形勢中的發言權越大，那麼，它的組織中的成員國的安全也就越有保證。因此，在當今世界上，集體安全仍然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安全模式。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橫跨歐亞大陸，擁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和豐富的資源。六國的面積為30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5億，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為 1．3萬億美元。目前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外貿進出口額和引進外資總額皆呈增長趨勢，特別是中亞的幾個國家，在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情況下，2000年哈薩克斯坦達9．5％，吉爾吉斯斯坦為5．3％，塔吉克斯坦達8．3％。六國在各個經濟領域、各個行業都存在着互補性，在科技方面，六國的互補性也很強，因此在區域合作上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這種合作，不僅將為本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而且將促進整個歐亞地區的經濟發展。

　　中國西北地區與中東、中亞等阿拉伯國家臨近，在生活習慣和消費結構上有很多相似性，便於對外開放。中東地區是世界上石油資源極為豐富和集中的地區，也有很多的資金，在歷史上就通過“絲綢之路”與西北地區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充分利用中東地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可以補充和豐富我國的石油、天然氣供應。

　　西北地區處於連通亞洲和歐洲的歐亞大陸橋的關鍵部位，可以通過歐亞大陸橋將中國東部和西部的對外開放聯結起來。從中國東部的連雲港出發，經隴海鐵路和蘭新鐵路，再經北疆新路或南疆新路，出阿拉山口，與哈薩克斯坦的鐵路連通以後，便可經俄羅斯的鐵路到達西德的漢堡或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形成歐亞大陸橋。這座歐亞大陸橋橫貫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東臨日本、韓國等重要工業化國家，西抵歐洲共同體，將中國、日本、俄羅斯和歐洲共同體等未來影響世界的五極中的四極聯結起來，具有現實的和深遠的戰略意義。[121]

　　中國在中亞問題上的核心是保證中亞地區的地區穩定，防止該地區宗教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勢力威脅中國的西部安全，保障中國在必要時能獲得中亞的能源供應。要達成上述目標，最好的策略是大力推動中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在該地區發揮經濟上的主導作用，以經濟上的利益牽制美國的政治經濟滲透，因此復興“絲綢之路”，密切與中亞五國的經濟聯繫乃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大事。

　　中國的西面與南亞接壤，南亞是指阿富汗、中國以南，緬甸以西的亞洲地區，由於多種因素，這一地區一直存在嚴重的不穩定性，南亞在中國的西南，它的不穩定性也始終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存在威脅。

　　南亞大部分地區是前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曾在它帝國的高峰時把它的“英屬印度”的勢力範圍擴展到伊朗南部與緬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由於力竭崩潰，它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南亞諸國也因此而形成。

　　南亞諸國獨立之後立刻戰亂不已，印度既然是它們當中最大的，所以野心也最大，當年尼赫魯的心中一直隱存着一個“大印度聯邦”計劃，期望巴基斯坦、克什米爾，甚至更大的地區納入“大印度聯邦”。他斷言“小的民族國家註定要滅亡的，它可以作為文化上的自治區苟延殘喘，但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單位”。[122] 印度首腦一直都有“霸主”之夢，不僅要“恢復”英國當年的“風光”，又妄圖進取中國新疆、西藏兩地區，1962年，印度冒險侵略中國，但很快遭到中國的有力回擊，對中國暫時不敢有大的動作。

　　今天的印度雖然不再提尼赫魯的“大印度聯邦”計劃，但是，“印度中心論”和“有聲有色的大國論”，仍對印度極端民族主義者有着巨大的誘惑力。[123]

　　2002年8月16日，印度副總理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印度現政府的第二號人物）說：“印度必須確保沒有人稱呼印度為發展中國家”。他的理由乃是“發展中國家”等同於“不發達國家”，而印度已經擁有大量可成為發達國家的潛能，並且在信息技術、航天、核武器和導彈等重要領域方面已經取得值得“感到驕傲”的成就。他同一天又說了另外一番話：正如 20世紀屬於西方一樣，印度正致力於確保21世紀屬於印度，“這既非花言巧語，也不是自我想像，印度能在未來20年內證明這一點”。[124]

　　中國一直是維護南亞穩定的重要力量，中國為制止印度霸權主義，西聯巴基斯坦，東合緬甸，對保證這一地區國家的建設與人民的正常生活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這個地區的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由於蘇聯的瓦解，這些不穩定因素變得更加複雜。中國與巴基斯坦長期合作，中巴國際公路大大增強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有效控制區的能力，抑止印度大規模犯巴的能力，印度視中巴合作為其“霸業”的唯一障礙，必破壞之方後快。

　　印度自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就將中國列入印未來作戰的假想敵。印度已故總理尼赫魯曾聲稱：“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衝突是根本性的，不論是否以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則公開稱：“中國是印度的頭號威脅。”而印軍前陸軍副參謀長辛哈中將在闡述印軍的作戰思想時講得更加直接和露骨，他說印軍“沒有在必要時攻入西藏的進攻能力，就不能從根本上保證印度的安全”，所以，他主張印軍應在需要時“打進西藏，切斷阿克賽欽地區和整個西藏同中國內地聯繫的戰略出路，擾亂其後方”，以保證印軍取得勝利。[125]

　　美國與印度在印度洋上的矛盾很多，但在對抗中國上兩國到有不少類似的噪音，早在20世紀50、 60年代，美國為插手中國西藏，與印度、英國狼狽為奸，美國在本土的洛基山某地訓練達賴喇嘛的“自由鬥士”，用彼等來潛入西藏，製造恐怖事件；70、80 年代，美國與中國合作抗蘇，在南亞沒有大動作，蘇聯瓦解後，美國氣焰囂張，欲進取中亞，可是沒有基地，難與俄羅斯抗衡，在南亞，又生出聯印度、制中國的念頭，同時又製造謠言，離間、限止中、巴兩國合作，削弱巴基斯坦，使之屈服於美國的要脅，只要在巴基斯坦有了落腳點，美國在中亞就不愁不能與俄羅斯平分秋色了。

　　長期以來，印度給所謂“西藏流亡政府”以庇護，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正式給予噶瑪巴難民地位並取消了對他自由活動的限制。印堅決反對將克什米爾問題國際化，但在“西藏問題”國際化上，印卻願樂觀其成。[126]

　　印度一下青藏高原就是平原，無險可守，中國因為占據着整個青藏高原，防守起來當然遊刃有餘，相反，如果讓中國的機械化部隊出現在印度恆河平原上，那就是印度的噩夢──它很可能因此而分崩離析，分裂成許多個國家。即使中國不從軍事方面着手，從印度內部的宗教對立和族群分裂來看，印度也是更容易遭受打擊的一方（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有着上千年的冤讎，歷史上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爆發過無數次流血衝突，死傷人員和毀壞的財物無法用數字來計量。印巴分治期間，出現了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流血衝突，50多萬人慘遭殺戮，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主張教派團結和“非暴力”原則的聖雄甘地也被狂熱的印度教教派分子殺害）。由於中國所處的地緣戰略地位，它可能在克什米爾、北方邦邊界、錫金和阿薩姆邦給印度造成巨大的麻煩。如果印度鼓勵西藏獨立，難道中國不能鼓勵克什米爾、阿薩姆人、那加人和旁遮普人搞分裂嗎？對印度來說，這些問題連同巴基斯坦會產生乘數效應。

　　尼泊爾久在印度的傲慢無禮之下，對印度十分不滿，印度吞併錫金、控制不丹，已使尼國自身感到巨大威脅，所以急欲與中國合作以抵抗印度的擴張，但現在中國西部的經濟還不發達，對尼國的影響還不明顯，但兩國的合作將來必是大有可為。斯里蘭卡、孟加拉在印度的淫威下無能為力，但是它們與印度在資源利用上的矛盾也可對印度產生牽制。[127]

　　對印度遏制的重點是與巴基斯坦保持長期、可持繼的戰略夥伴關係，並積極團結印度洋周圍的其他友好國家。在東部加強和密切同孟加拉國和緬甸的關係，支持兩國的經濟發展和建設，並提供一定的軍事援助，利用兩國歷史上同印度的民族矛盾在東部築起一道屏障；在西部加深同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友好國家的友誼，利用他們同是伊斯蘭國家的共同點，為巴提供戰略縱深的政治環境；團結尼泊爾、斯利蘭卡、錫金等印度周邊小國，予以一定的利益和威懾，使其在關健時刻，保持應有的中立。[128]

　　對印度現階段應加強交往，減少正面衝突：印度要“北上”的話，要向它發出嚴厲的警告，但其他方面則要避免衝突。目前，印度國內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非常猖獗，國內其它問題與矛盾重重，印度政客一直想用外部矛盾來轉移內部注意力，和緩的中、印關係可使印度政客的陰謀落空。

　　中、巴兩國的合作乃本地區和平穩定的關鍵，對美、印妄圖離間中、巴兩國，製造地區不穩，進一步混水模魚的陰謀中國要有清醒的認識。無論是對付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還是鉗制印度，都需要一個強大穩定的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崩潰，或徹底背離我國，那對我們的西線地緣政治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中國必須加強中、巴合作，使印度“北進”無門、轉而南下印度洋，這樣，印度、美國的矛盾就尖銳起來，美國很怕印度洋的航道被截斷，澳大利亞也會因為印度南下而感到不安，印度大置海軍，美、澳必與印度有一場不平凡的“對話”。[129]

　　南亞是中國的全方位戰略重要的一環，中國的國力雖然現在還不能在南亞建立明顯的影響力，但現在巧妙地與南亞諸國交往能為將來打下良好的基礎，加強與南亞諸國的交往，可使中國在開拓南亞市場中得到好處，給中國的西部戰略、乃至中國的整個戰略形勢帶來正面的影響。

　　東南亞各國是古代中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對於當代中國來說，重提中國的勢力範圍有意識形態上的禁忌和與霸權國家產生衝突的現實危險。而且就現實外交的原則來說，不謀求勢力範圍就意味着沒有力量牽制和必須履行的義務，可以保持國家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這是韜光養晦，光榮孤立政策的一個依據。不過，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不是一個小國，是一個有着明確政治義務和政治理想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中立國，是一個地緣政治環境複雜的大陸半封閉國家，而不是一個孤島或者單獨一片大陸的地緣政治環境簡單的國家。因此，自我孤立或者這樣宣傳都是沒有道理的，至少不能使中國的外交競爭對手放棄對中國的警惕與排斥。如果僅僅是為了表白自己的絕對善意而花費許多的精力和資源，還不如把這些精力與資源放在均勢外交鬥爭領域內，至少可以加強中國的實力和破除某種廉價和平主義的幻想。

　　東南亞各國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外交力量，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經濟較發達，並且已經建立了區域性的合作組織。這一些都不允許中國採取置身事外的政策。東南亞各國離其他世界大國都比較遠，離中國最近，也最有利於中國力量的發揮和投送。中法合作、中印合作甚至中俄合作尤其是中美對抗的外交戲劇都可以在東盟各國這塊大舞台上演出。中國如果不打算在東南亞地區起主導作用，那麼總會有其他大國試圖起主導作用的。中國必須正視東盟的外交走向問題，即東南亞各國是在美國的主導下成為反華前線，還是在中國的主導下成為中國倡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試驗田。作為一個大國，任由其他國家在中國的戰略邊疆地區為所欲為，把外交鬥爭的主動權都交給對手，被動地承受未知的命運，這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需要一個勢力範圍。東南亞各國是最自然和最合理的選擇，因為中國在拉丁美洲尋求勢力範圍，是染指美國的禁臠，在非洲大陸尋求勢力範圍，是染指歐洲尤其是法國的禁臠，這都不利於中美和中法關係。在中亞尋求勢力範圍，牽涉到了與俄國的力量對比以及兩國間的戰略合作問題，中國在中亞過分深入有利於美國徹底削弱俄國的戰略圖謀，不利於中俄兩國保持力量平衡和戰略合作關係。中國在中亞發揮作用一定要與俄國主動配合，避免採取使俄國猜忌的單邊行動。至於西亞以及東南歐一帶，中國鞭長莫及，除了波斯灣的石油，中國在西亞地區沒有任何利益。中美對抗的最關鍵和最直接的地方是在東南亞各國中，在中國目前的實力無法把美國趕出東南亞的前提下，中國必須積極參與東盟國家的合作。為了抗衡美國在東南亞的存在，中國可以選擇的方案是與日本、法國（歐洲）以及俄國全面合作，共同在東南亞地區形成力量均勢，防止美國在其中占據主導地位。[130]

　　2002年4月1日中國主持了有關建立東盟和中國自由貿易區的第一次會議。會議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就自由貿易區開始談判；二是考慮特別措施，擴大東盟和中國之間的經濟和貿易合作。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盟各國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是中國的近鄰，同屬發展中國家，地緣相鄰，文化相通，自古以來就有密切交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將意味着中國同東盟國家間的經濟政治關係進一步發展，相互間的信任程度將進一步加深，中國的周邊環境將更加安全與穩定。

　　東南亞的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從馬六甲海峽到巴士海峽，從菲律賓到新加坡，東南亞控制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聯繫，任何在這兩洋之間的海運和海軍活動都必須經過東南亞海域。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的狹窄海峽上，流動着從中東到東亞的戰略石油供應。

　　東南亞座落着世界上最興旺的海外華人經濟。據估計，海外華人控制着兩三萬億美元的資產，其中相當一部份在東南亞。東南亞國家上市公司中華人的比例從菲律賓的50％到泰國的80％不等，平均計算東南亞經濟對華人的依賴高達70％左右。東南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裡是亞洲制海權的要衝，東南亞新興的經濟決定了這裡廣泛的經濟利益，而東南亞華人深厚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中國向東南亞擴展勢力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不要以為別人沒有把眼睛盯上東南亞。日本右翼頭面人物石原慎太郎就曾經講過：“ 今後的問題是，日本如何能在積極的意義上，把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同為東南亞計劃一種政治戰略——並為之制訂細節——結合起來。這樣，日本在幫助亞洲發展的同時便能夠和亞洲共處”。日本的對外援助預算就沒有什麼地方比東南亞更為“ 慷慨大方”。而美國海軍的戰艦就更是經常出沒於東南亞的碼頭和航道。遠在北方的蘇聯都曾經不遠萬里把艦隊放到金蘭灣。面臨大陸強大壓力的台灣更是把東南亞作為“ 務實外交” 的重點。

　　從長遠來看，南中國海問題一定要在推動中國的東南亞的戰略利益的框架下解決。

　　東南亞的地理環境是一個越南在西菲律賓在東，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在南的半圓形。如果在東南亞國家沒有親華勢力，中國就是控制了南海也照樣是處於被包圍的環境，守衛南海諸島會困難重重，更不要說通過南海前出大洋了。東南亞當地土著對華人的嫉妒和仇視也是公開的事實，尤其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問題相當嚴重。如果中國的行為刺激他們的排華情緒卻又沒有給他們以足夠的威攝，就會給當地華僑帶來一場滅頂之災。不給予東南亞國家的形勢發展以高度的注意力，而只把眼睛盯在南海里的那些珊瑚礁上，就會犯葬送歷史性機會的戰略性錯誤，甚至把那些旅居南洋的炎黃子孫的身家性命賠進去！[131]

　　東盟樂於見到的局面是一個各個大國的力量能大體保持平衡，因而無法左右地區事務的局面。這樣的一個局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其它各個大國的利益。

　　在東盟內，有三個國家對東盟的未來起着關鍵作用：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對東盟的重要性無需多論，而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個印度支那半島國家加入東盟意味着越南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也在一夜間變大了。緬甸的在東南亞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也是顯而易見的：緬甸不僅橫亙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也是東南亞南北兩部分的結合地。

　　因此，在加強和所有東盟國家關係的基礎上，中國必須加強和印尼、越南和緬甸的關係。長期以來，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導致中國和印尼的關係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使印尼的對華政策長期以來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種敵視和不信任的立場上。中國有必要加強和印度尼西亞的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關係。

　　越南是中國在東南亞各國中發揮主導作用的一個關鍵。越南是東南亞地區諸多矛盾和關係的交匯點。越南是法國的前殖民地，在中國的大力援助下獲得了獨立與統一，在蘇聯的指使下成為反華先鋒，同時又與美國甚至可能與日台勾結，試圖利用中美矛盾在南沙問題上占據有利地位。中國已經在陸地邊疆上對越南做出了讓步，在南沙問題上要迫使越南讓步作為對等的補償。

　　越南已經越來越意識到其它大國可以來了又去，而中國卻註定是越南的鄰邦(當然，這不意味着越南不再對中國持有戒備心理)。在這樣的戰略理解基礎上，中越關係還可以向前邁進許多。[132]

　　中越之間的合作是緊迫、必要和有效的。被美國人占得先機，導致美國對越南加以扶植，刻意挑起中越矛盾爆發，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美國現在的東南亞對華戰略實際上就是，極力扶植任何願意向中國挑戰或者持敵對態度的國家，以在關鍵的時候——中國舉辦奧運會或者以武力組織台灣獨立——牽制中國的力量。象菲律賓這樣的小國，在南海捕魚問題上敢於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是與美國的極力支持分不開的。因此中國必須採取有效的反制措施，與越南締結實質性的同盟，利用越南對付美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忠實走狗。[133]

　　中、緬合作對中國現在建立對東南亞、將來建立對南亞的影響力至關重要，中國應加強援助緬甸。從長遠看，若能將滇緬鐵路築成則幾乎等於獲得了一個西南出海口，一旦東部起戰事，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亦可充當印度與中國的緩衝。另外，緬甸與雲南為鄰，如果能夠在緬甸鋪設輸油管道，將中東的石油海運到緬甸的港口卸下後，再通過輸油管道，輸送至我國西南，則可以避開繁忙的馬六甲海峽。這樣，對中國的石油安全無疑多了一份保險。

　　因此，在和東盟國家業已存在的經濟合作的基礎上，中國應該推動瀾滄江－湄公河次地區經濟合作(包括中國的雲南、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泰國)。這種次地區經濟合作的意義在於能在這些國家和中國之間建立“相互依存”關係，使各個國家的利益更加緊密的聯繫在一起，配合中國的西部大開發帶動中國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更有利於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改善。

　　在未來，中國勢必將成為東南亞國家的重要市場和技術/資金來源，這些都為發展次地區經濟合作提供了現實的必要性。

　　中國必須廣泛參與東盟的各種協商和機制化的進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無論東盟如何發展，中國都能有效地和東盟建立廣泛的關係，並保持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東盟各國對各大國的態度從相對友好到相對懷疑應有盡有，這也就決定了只要中國不採取過激的政策，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對華政策將是相對溫和的，而這不僅附合中國的戰略利益，更有利於整個地區的安全。[134]

　　東面維護與朝鮮的唇齒關係，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是現實的需要。

　　朝鮮位於我國東北邊境，它把中國和韓國隔開，成為中國在東北地區的一道屏障。從地緣政治角度上看，朝鮮半島正好位於中、俄、日、美四大國外圍的邊緣，是各國努力爭取的緩衝區，也是各國利益的衝突區。從軍事上看，朝鮮雖然不是中國的防禦縱深，但它卻是在中韓之間的一條緩衝帶。如果沒有這條緩衝帶，那麼站在中國邊防部隊對面的就可能是美國大兵了。到那時，正象彭德懷所說的：“老虎要吃人，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中國的東北就不得安寧。五十年代是唇亡齒寒，今天依然是唇亡齒寒。朝鮮，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亞太地緣政治舞台上，朝鮮屬於一個戰略要衝，構成太平洋列強登上中國大陸的一塊結實的跳板。在近、現代歷史上，無論日本、美國或者別的什麼國家，入侵朝鮮都不過是繼續擴張的序曲。19世紀後期，日、俄兩強就在這裡揭開了爭奪東亞霸權的序幕，日本從仁川登陸後，不等拿下整個朝鮮便直取遼東半島的俄軍。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所以人們常說，朝鮮與我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無論從國際、國家哪一個安全角度來看，朝鮮半島的命運都有牽動全局的戰略潛能。

　　朝鮮半島的局勢充滿了變數。雖然2000年6月南北方的首腦會晤明顯帶有排除大國干預，爭取自主邁向和平統一的色彩，但周邊四大國（中俄日美）以及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在未來相當時期內對於南北方各自的內政外交仍將產生重要影響。維持半島現狀、穩住朝鮮事關我國重大的安全利益。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美和解、中韓建交和中國積極在半島安全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引起朝鮮極大的不滿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國的戰略環境日趨不利的情況下，中國沒有及時採取補償措施，並果斷抓住蘇聯勢力退出朝鮮的良機，盡力緊緊拉住朝鮮，卻懼於89年事件和蘇東巨變對內政的壓力，眼光向內、埋頭經濟，外交上則“不打旗幟”，以退為進，在聯合國出兵伊拉克等問題上與美國全力合作，以換取美國等西方國家早日解除經濟制裁，對朝鮮日益增強的離心傾向漠不關心、不聞不問。但是，一旦朝鮮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將徹底喪失。近來朝鮮外交新局面的開啟已預示了這一前景。

　　中國在朝韓邁去統一的過程中，要防止西德合併東德模式在朝韓間出現，即南韓合併朝鮮。這在朝鮮嚴重的饑荒和經濟困難下，難保不會發生的。

　　朝鮮已迫使中國於80年代對朝鮮在黃海（朝鮮稱西海）經濟區做出了讓步。當時朝鮮宣布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範圍從鴨綠口的薪島起直接向西南，至遼寧省大連市的海洋島，然後向南與朝鮮的200 海里領海線相切。朝鮮已經宣稱白頭山是他們的領土，是金正日降生的“龍興之地”，已經將白頭山畫入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徽。朝鮮和韓國的歷史教科書在一點上是認同的，那就是東北地區，自遼河、鐵嶺以東，包括唐朝渤海國的疆域（他們認為渤海國是高麗遺民建立的）自古以來就是高句麗、高麗和朝鮮的領土。此外南韓和中國在黃海經濟區已存在衝突，統一後可能會對此提出領土和黃海經濟區的要求。

　　九十年代中，韓日兩國私訂協議，劃分海洋專屬經濟區，將專屬區中與我國相向部分大肆劃入各自的管轄範圍。韓日專屬經濟區也有較大面積的重疊、相向，但兩韓與日本陸地面積相當，劃分專屬區的界限相對要容易得多。兩國均為單一民族國家，國內民族主義力量都很強大，與美國都保持着戰略同盟關係。歷史原因造成的韓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國主導的美日韓軍事同盟體制的制約，韓日關係自然服從於美國在遠東地區的總體戰略。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韓日兩國的地緣政治目標並不一致。韓國為實現國家統一必須爭取中國的合作，日本則是千方百計要遏制中國。但韓日在與我爭奪海洋資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籌碼。日本更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故意態度不一，籠絡韓國，漠視中國，以分化二者，其實質是集中力量對付中國。[135]

　　若南韓合併朝鮮，中國的東邊將崛起一個民族主義的中等強國，統一的朝鮮將成為美國在東亞遏制中國、俄羅斯的半月形包圍圈中的一員（即使金正日也曾經表示美國駐軍朝鮮對朝鮮有利）。美日韓勢力集團陳兵鴨綠江，直指東三省和京、津、魯平原地區，與台灣南北呼應，互成犄角之勢，這種場面在地圖上看頗有幾分戲劇性：中國大陸酷似一隻金雞，南北夾擊的“攻勢”酷似一把雙股叉，其中駐遠東美軍的大本營日本有如粗大結實的叉身，朝鮮半島和台灣兩大前進基地有如兩根叉頭，同時對準金雞的頭部和胸部。我們則不得不拉長戰線，兩面防禦，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為國力所不及。從吉林一直到廣東，東北、華東和華南的漫長邊境基本暴露，其中防務最薄弱的東北反而首當其衝。[136]

　　朝鮮失守，則中國東北地緣政治徹底惡化，當年中國參與韓戰所付出的慘重代價所換取的東北邊界安全都化為烏有，試問中國以後可有底氣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中一較長短？

　　此外，統一朝鮮後中韓之間馬上就會凸顯領土爭端，這方面越南統一後給中國造成的禍害太慘痛了。

　　70年代剛打下南越的北越，以微不足道的海軍接收前南越的侵略果實，南沙的21個島礁（雖然南沙和釣魚島皆是台灣當局的責任守備區），中國基於所謂“ 中越友誼”的名義，沒有對此吭聲。當越南軍人拿着中國援越的武器衝上南沙各島礁，中國政府還致電祝賀越南統一。此後越南得寸進尺，在中越邊境不斷騷擾滋生事端，導至1979年的所謂懲越自衛反擊戰。打完後中國又照例無條件全線撤退回邊界，但越南侵占南沙的21個島礁沒有要求其退出。

　　70年代後期，越南充當蘇聯擴張主義的工具，對東南亞地區安全與穩定構成挑戰。越南在1978年入侵柬埔寨並同蘇聯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試圖在印度支那建立自己的霸權，並且將金蘭灣提供給蘇聯，使蘇聯在東南亞地區有了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海空軍基地。

　　中國花了30億美金支援越南，甚至派防空部隊，掃雷艦隊到越南助戰，死了幾千，結果卻換來如此的報應。這段慘痛的歷史只不過再次證明了國際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一真理。

　　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統一後的朝鮮半島有可能在日、美、中、俄之間左右逢源，甚至訛詐中國要求東北領土和黃海上的讓步。如果朝韓統一後變成東北邊境的重大威脅，則會使中國東南西北皆遭牽制，軍力真不知要如何部署，況且東北又是中國的重工業中心，要對擁有核武、導彈的朝鮮半島發動一次懲朝自衛反擊戰可能嗎？

　　朝鮮半島的統一雖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總不能在台灣問題還未解決前，又多一個統一後的強大朝鮮來牽制，50年前中國為了搶救金日成，已錯失一次解放台灣的良機。所以朝鮮半島的統一，對中國的邊境安全影響深遠，進而可能打亂了原先的整個戰略布局，中國在朝鮮半島的統一過程中，必須謹慎處理。[137]

　　從中國現階段發展綜合國力，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出發，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那麼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前題是什麼呢？是平衡。

　　現在半島南北雙方的力量，無論經濟、政治、軍事，還是文化、科技，都是南強北弱。如果這種不平衡狀況發展下去，是非常危險的。拋開朝鮮是中國的傳統盟友，還有過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朝中是唇亡齒寒等等利害關係不談，單從國際戰略的遊戲規則來看，中國就應該扶弱抑強－－支持朝鮮。

　　朝鮮是一個有獨立個性的，反覆無常，不按規則出牌的國家。有它自己敏感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是不會輕易成為大國遊戲者手中的牌的。但中國必須抓住這張牌，打好這張牌。中國要利用朝鮮目前經濟困難，政治孤立的機會，在向朝鮮提供經濟援助的同時，也提供一些防禦性的軍事援助。這樣朝鮮得到實惠，也向外界顯示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進一步掌握區域外交的主導權。

　　為此，中國要爭取主動，多做工作，要知道，幫助朝鮮就是幫助自己。政治上有一定親力，經濟上有一定活力，軍事上有一定實力的朝鮮對中國是有利的。

　　讓國家最大限度地獲取最大利益是外交的準則。

　　美國在處理外部關係上的技巧上，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亞洲，它與兩個敵對國韓國、日本同時保持發展良好夥伴關係，既讓他們競爭又讓他們互相制衡。在中東，它與以色列及其對手如埃及、沙特等保持良好的關係，同樣既讓他們競爭又讓他們互相制衡。美國坐收漁翁之利。

　　中國同樣可以與印度、巴基斯坦建立保持發展夥伴關係，讓他們競爭又讓他們互相牽制，而不是目前的一邊倒態勢。為了限制和制衡中國和緬甸，美國目前正積極拉攏印度。但印度的利益和目標在印度洋上，它一直大力發展海軍，隨着印度的擴張，必然觸及美國的利益。印度所說的“中國威脅論”，不過是為自己擴充軍備找藉口罷了。

　　另外，中國可以加強與緬甸的關係，緬甸既可以牽制印度，又可以為牽制美國出力，過去我們因為美國的緣故，對緬甸忽略得太久了。

　　對日本和韓國，我們同樣可以如此。而且，為了中國的市場，日本、韓國一直都有意願和中國建立共同的經濟市場。近年來，韓國國內都有逐步上升的反美傾向，尤其是布什總統上任後，布什總統盲目的驕橫政策，引來了韓國更多的不滿。比如布什總統否定了韓國總統金大中的“陽光政策”，韓國就拒絕加入美國所倡導的導彈防禦系統。

　　日本、韓國、東盟及澳大利亞是美國遏制干涉中國的“橋頭堡”，沒有他們的支持，美國軍事干涉中國無落腳之處，這些國家有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想得罪美國，另一方面又怕中國報復，畢竟中國太大，打不跨中國，有這麼一個仇視的近鄰不是件好事，如果中國倒了，大家絕對會去“火上澆油”，象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馬其頓等對待南聯盟一樣，如果中國沒有被打倒，他們又會討好示愛，因此對待周邊這些國家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恐懼，要給予強大的軍事外交壓力，而且不惜大打出手，得罪一個，其他就有所顧忌，要大捧加胡蘿蔔，以大捧為主。[138]

　　中國在海外有5000萬華僑，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極其寶貴的巨額財富（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的外資絕大部分源自華僑），積極團結海外華人，利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提高全球華人的凝聚力，是我們必然的選擇，同時，作為海外華人的故鄉和精神家圓，中國要設法保護海外非本國藉華人的切身利益，必要時不惜武力干涉 “別國內政”，這本身也是增加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重要方式，但願98年印尼排華事件的悲慘一幕不再上演。

　　1998年5 月印尼發生排華騷亂，約有1000多名印尼華人被屠殺、100 多名華人婦女被強暴，這些暴行都是在印尼軍方的縱容和唆使下進行的。從電視中可以看到，一群人在殺害華人，而一排防暴警察站在一旁熟視無睹。當全世界都為此震驚而憤怒時，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只是表示“關注”而已。事後，有美國鷹派戰略家讚揚了中國政府的理性和耐心。

　　這是中國的恥辱，這證明中國在外交領域存在着嚴重的道德缺陷。如果我們連自己的親人都不能保護，鼓吹全世界炎黃子孫血脈相連會有誰相信？在親人遭受危難時任人宰割置之不理，除了軍備不張的原因，是否還有恪守“不干涉內政”的可笑陳腐的思想和官僚主義慘無人性的麻木在作怪。外交要追求國家的生存，更要維護國家的尊嚴。

　　台灣一部分民眾產生鬧獨立的想法，就有大陸缺乏親和力的因素在起作用，有國民黨2.28大屠殺的先例，有大陸對海外僑胞無力保護和不加保護的後例，他們產生思想和人性的變異扭曲，並非特別意外。

　　外交的兩個基點是實力和實利，中國政府應該象當年“光榮孤立”的英國統治集團一樣，堅決以自我為中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勢力；以十九世紀德國偉大的戰略家俾斯麥的外交方略作為指針，對任何意識形態都持一種絕對的免疫的態度，與其它國家結成複雜的聯盟關係，防止其它國家聯合起來損害中國的利益。

　　當今社會一體化步伐越來越快，區域聯盟的合作、協調越來越重要，中國過時的不結盟、不搞集團的政策一直使中國比較孤立。沒有一個集團或聯盟做依靠，一方面缺少聯盟的協調與配合，缺少威懾力，進而影響了中國在國際關係和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影響自身經濟的發展或說自身經濟的發展受到制約。

　　如果甘心當“政治個體戶”，中國將面臨更大的孤立，政治上的孤立會削弱我們的影響，而經濟上的孤立則會阻礙我們經濟的發展運行，近年來我們不斷遭到美國、日本、韓國、歐盟的反傾銷調查……就是明顯的例子。歐盟各國如果沒有整體的合作和協調，歐洲各國就不可能在經濟上與美日強國相抗衡，也就不可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

　　與傳統的以軍事、政治為主要方式的國際鬥爭不同，美國在冷戰後，特別是蘇聯解體後，以維護人權為意識形態武器取得了國際道義制高點，同時以貿易和投資為誘餌使對手形成很強的經濟依附性，從而有效地對潛在的敵對同盟實施分化瓦解。這使得中國的實行集團或聯盟難度加大，然而，不使用聯盟外交的手段又該如何捍衛國家利益。

　　沒有這些在國際上聯盟的技巧，中國就不可能巧妙地利用多邊安排來達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或者像美國在1991年海灣戰爭所做的那樣組織成功配合默契的大規模國際行動。中國可能在一些小規模的外交衝突中獲勝，但它難以建立長期的戰略聯盟。

　　在所有的海外行動中，美國總是力求爭取最多的追隨者，以防自己變成形單影隻的孤家寡人。1991年，在對付伊拉克的整個過程中，它上下其手，縱橫捭闔，幾乎讓聯合國內的所有國家都支持它的行動，使這個全球第一國際組織做出了令它師出有名的決議，並把30多個國家拉進了討伊聯軍，更絕的是海灣戰爭的總花費為610億美元，但其中的540億美元最後是由海灣國家、日本和德國支付的，美國在海灣戰爭中撈了個便宜。戰後，又成功地組織了對伊拉克長達11年的經濟封鎖，並利用武器核查，對伊保持持續的政治軍事壓力，使之長期處於政治孤立、經濟困頓的狀態中。

　　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不是一個強國，中國如果有一個聯盟作後盾，不僅中國的影響力會增大，而且經濟發展會有更多更好的機會。區域經濟集團化、一體化進而走向全球化是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中東、北非、拉美地區、美南方共同市場、地中海南岸一些國家將在2010年建成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國際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連弱小的國家都知道以聯盟的方式抵擋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巨大挑戰和威脅。

　　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還要藉助於各種政治經濟軍事聯盟，而況中國乎。中國如果不願意結成傳統意義上的聯盟，以消滅某一國的霸權為宗旨，是不可能爭取到真正的盟友的。

　　以圓滑的外交手段建立一個反美的廣泛聯盟，至少也可以在外交上跟其它國家聯合採取行動，讓美國人顧此失彼。現在我國跟其它任何國家都缺乏戰略合作，這種良好的態勢是不會自動來臨的。

　　世界一體化是從區域間的聯盟與合作開始的，中國可以與一些有着相同利益的國家結成經濟聯盟，又可以與另一些國家結成軍事聯盟（與弱者結盟的好處就在於不會被對手所制約），勇敢地走入世界一體化的潮流裡面。[139]

　　國際政治這門學問，講的是國家現實利益，一廂情願的“價值判斷”迎來的結果一般都是悲慘的。在外交鬥爭中，一切以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為主，選擇盟友要以利益為驅使，不要講太多感情因素。國際社會波譎雲詭，任何國家只要與我國有共同的利益，即有可能為潛在的盟友，一些小國可能綜合國力不夠，但 2001年聯合國人權選舉中美國失掉了議席，小國功不可沒。

　　只有堅決的鬥爭才能夠捍衛國家利益。歷史經驗證明，在國家利益上進行堅決激烈的鬥爭既是針對敵人與對手，也是針對潛在的盟友的。首先堅決的態度與強硬的手段使得心懷惡意的對手有所畏懼和忌憚，不敢撕破臉皮，把壞事做絕。其次，捍衛自己利益的不屈不撓的作風使得願意幫助的潛在的盟友認為與之合作是有價值的，在關鍵時刻是可以幫得上忙的。[140]

　　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強制推行自由貿易體制，試圖摧毀民族國家對本國經濟尤其是本國人民的組織和保護能力，接受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權力結構就意味着中國的經濟趕超戰略永遠無法實行。因此中國必須始終高舉南南合作和建立公正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旗幟，爭取到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以改善本國的外交地位和在世界貿易組織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爭取到優惠條件。[141]

　　美國“反恐”戰爭為中國提供了新的“韜晦”戰略空間，但是這一時間之窗並非無限，而且這一迴旋餘地會一去不返。

　　九一一事件為布什提供了一個明火執仗、武力解決對手的機會。而美國的政策也已由克林頓時期的“人權高於主權”，發展成了現在的“先發制人”。而恐怖主義更是一個天賜的標籤，貼到誰身上誰就是靶子。

　　恐怖主義經過美國的九一一事件，其危害性已是有目共睹。而霸權主義卻利用經濟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權的美麗外衣，正打着反恐怖主義的旗幟，以達到稱雄世界的野心。

　　現在小布什正在磨刀霍霍準備推翻薩達姆，伊拉克一旦落入美國手中，中國在戰略上將更加被動。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以前是從東面圍堵為主，而今打着反恐的幌子，直接在中國後院埋下地雷。現在又要直接出兵直搗中東，控制世界油庫，以後就可在能源上輕而易舉地卡中國的脖子。

　　必須指出，“處置”激進伊斯蘭勢力，目前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當務之急。但是這決不是說布什班子忘記了美國基督教右派的傳統敵手——共產主義，而中國現政府作為原“共產世界”中碩果僅存的代表，絕對列於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黑名單。九一一之前的中美關係，明確顯示了這一事實。

　　英國《衛報》2002年9月13日便評論說，布什政府一旦順利解決了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下一個目標便是伊朗和中國的“大規模殺傷武器”。

　　《衛報》指出，布什班子的右翼干將沃爾福威茨、賴斯女博士、珀爾等人，“對於上升的中國採取先發制人的政治軍事策略均無異議”。《衛報》並引用與共和黨右翼淵源極深的前國防部及國會官員大衛司密斯的話，“美國從來沒有接受與中國‘互相確保核毀滅’的遏制關係”，美國會“採取行動以制止中國獲得這一能力”。[142]

　　美國攻打伊拉克，中國的形勢是最危險的，它對中東石油的需求越來越大，美國若控制了石油，隨時就可以卡中國的脖子。現在有兩伊牽制一下美國，中國與美交往時，手上等於多了兩張好牌。可以預見，美國在打下伊拉克之後，就會再給伊朗加個罪名，以便“先發制人”。美國既然視中國為第一對手，那麼，一旦美國從回教世界騰出手來，台灣肯定是下一個目標，中國“韜光養晦”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中國外交最關鍵的問題並不是缺乏實力，而是缺乏運用這些實力的國家意志。中國要在外交牌局中去積極抓牌，而不是坐等其他的國家將好牌送到中國的手中。中國不欠其他國家的人情，同理，其他國家也不欠中國的。本國的國家利益只能依靠本國的力量和聯盟體系來保衛，在這個利己殺人和鮮廉寡恥的世界裡，到哪裡去尋找公道？中國人對國家利益的理解與西方人的標準有較大差異，導致自己不按理出牌，別的國家也就裝瘋賣傻，趁勢邀利。實際上，外交鬥爭既不是互相關照，也不是互相鬥氣，而是為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進行縱橫捭闔。外交鬥爭無關個人或者民族感情，完全是為了國家利益，什麼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宣傳，完全是白費力氣。在那些強盜流氓國家的外交詞典里，是找不到“感情”這個詞的。安撫霸權國家與其建立良好關係的計策根本就不適用於外交鬥爭的領域，在歷史上就找不到成功的例子。一個在心理上依賴於他人的國家，其實本身的國家意志已經瀕於死亡了。英美之間是同文同種的關係，但這並不妨礙美國人利用歐洲的內訌將英法德三國各個擊破，在大戰後極力拆散大英帝國。丘吉爾當年使勁了渾身解數，對羅斯福百依百順，曲意奉承，都不能使羅斯福改變摧毀大英帝國的決心。這樣看來，中國也休想使得美國放棄對中國的圍堵分割的政策，中國的下場一定是比英國還不如。

　　中國既然不能改變不利的地緣政治環境（須知，除了美國，各大國在地緣政治環境方面未必比中國更好，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做到光榮孤立，獨善其身，那麼從人性、利害關係和權力結構的角度出發，借鑑歷史經驗來推行均勢外交和締造聯盟體系就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從保持國家的多種戰略選擇自由的角度出發，中國可以做到不出頭反美，甚至可以大力宣傳中美合作和友好，但是在爭取國家統一和削弱美國的霸權這一底線上絕不能後退。在中國的對美外交活動中，有的人磕頭作揖，有的人折衝尊俎；有的人笑臉相迎，有的人磨刀霍霍，這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這種多樣性和複雜性既是世界的本來狀態，也符合外交鬥爭戰略欺騙和戰略掩護的要求。各種政策和表演多管齊下，並行不悖，互相促進，互相掩護，這樣必將最大限度地促進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143]